2004/04/13
對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有一個過程的。向家弘先生對於野百合學運(世代)的理解有一個什麼樣的過程,我不知道,但我的理解過程嚴格說來,是從1991年秋天我到大學教書開始的;彼時野百合學運已經結束,而那個浪漫象徵野百合精神的巨大鋼雕,也很魔幻寫實地流落於無何有之鄉。從中正紀念堂解甲歸校的學運份子都還虎頭虎腦地在發著「實踐」熱──他們無法不在三分鐘的談話裡,不談到那碼子事兒。基本上,能在眼巴巴的學弟妹前暢談廣場遺事的,就叫做「大老」。由於專業興趣與政治傾向,我因此和有些學運大老有了一些互動,也有了一些看法(或偏見)。
大老真的很老。這是我那時最強烈的感覺。他們年紀小我一個年級(用現在流行的紀元方式),二十出頭,但說起話來老氣橫秋、善於察言觀色、老於政治識別、精於謀術策略、好作政治分析。在公眾場合上,很能聲嘶力竭地使用道德詞彙,退下來,則是一群政治周星馳;虛無的很!策略的很!比他們大十歲的我,經常覺得他們比我還老,但老對他們來說又是好事,代表策略性與鬥爭性的成熟,代表與真實政治奕局的接近。1991年底,縣市長選舉,在地的大老們提議組成「選舉觀察團」,直到好幾年後,我才知道那時大概只有我,還認真地以為真有人要作什麼「超越藍綠」的客觀觀察呢?然而那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他們今天有多老,我不知道。
14年過了,野百合學運(及其大老)是否該被檢驗?我想他們不比今天被人要求揭起口罩的廣場上的學生一樣,有更高的豁免權。口罩或許不該戴,但難道面具就可以嗎?今天,大老們以一種他們「美好的仗役已經打過了」、「美好的名聲已經確立了」的冷酷面容倨傲姿態,要求檢驗小他們兩個年級(!)的青年人的血統、背景、立場、主體性、與方向。鄭文燦先生不乏自豪地說野百合改變了很多人血液中的基因。這個感性溢流的自我證詞,竟被強調要「檢驗」廣場學生的向先生無條件地正面肯定。這公平嗎?我們認為,若要公正的論述野百合運動的歷史與象徵意義,我們必須,順著鄭先生的基因說與向先生的檢驗論,一起來檢驗野百合運動的基因吧。但我們其實無法真地動手檢驗,除非先提出一些合理的檢驗標準。本文暫且提出以下四點,等待公眾批評。必須說明的是,其中有很多標準也是向先生自己所提出的。
一、野百合學運有沒有蒸餾出具有社會解放意涵的花露,能為今天的諸種困局提供思考的養分?野百合象徵來自民間,但這個運動在歷史上除了有利於某一政治運動外,它在什麼意義上回饋了「民間」?野百合如何理解「民間」?用向先生的話,它「對其他社會議題的持續關注」何在?
二、它是否形成了一種具有社會與歷史基礎的批判性自我意識?也就是說,這個運動對於它自我的形成、過程、以及後果,除了自恭自賀之外,有沒有深入的、誠懇的反思?如果連這個面對自己歷史的功夫都作不到,那就還不用急著提什麼向先生所高舉的「對大學功能以及學生在校園所處位置的反思與批判」。社會難道需要一個不會自我反省的力量來對它說三道四?
三、野百合學運的歷史意識是什麼?它怎麼理解它和這一百年來全世界的左翼/反帝/進步學生運動,例如,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以及(現在幾乎是被完全遺忘的──僅僅因為「是中國的」!)五四運動,的關係?如果沒有對這些兄弟姊妹運動進行論述交會、情感交流,那這個運動本身是否只有陷入當下政治鬥爭格局的可能而已?但,如果這些運動不是你們的兄弟,那和你們同屬一家的運動是什麼?
四、野百合學運是否有助於在地進步運動的傳承,在校園裡、在工會裡、在社區裡,形成堅實的、有信念的,針對當權者、針對各種不公不義勢力的反對運動?還是,你們只是一個接班梯隊,以「大老」為層峰,進行政治單細胞生殖?你們的「組織與思想工作」(用向先生的話)難道僅止於此嗎?你們對於廣場的「野百合重現」同學的憤怒,到底是由於和他們太不像?還是太像?
向先生完全沒有歷史地、理論地面對14年前野百合運動的功與過,卻急於將它用一種虛渺的筆法,什麼「學運是一個動態過程」、什麼「它的能量已經轉化到很多人的心中與社會的角落」,隨手將之太廟尚饗,並且急躁地、怕人繼續談下去似地、且尷尬地自我否定地,下結論說:「這時談腐不腐,一點意義都沒有」。和您相反,我則要說,此其時矣!該是好好的談談「野百合」這三個字的象徵意涵了。在「百合既腐,寧當蕪草」一文裡,我用了莎翁名言「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私心之一不過是要促成此一歷史論述。如果這樣的辯論能夠開展,進而有人跳出來,以誠懇面對歷史的態度,說:「慢著!我所理解的野百合,恰恰是有社會解放意涵的、有批判的自我意識的、有深刻歷史感的,並對進步的運動傳承是有功勞的,因為…」,那我的高興將遠勝於見到一片的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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