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奉為人類文明的終極價值，並引為一切問題的解決利器，刻已演為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不獨台灣，普世皆然。
在這裡，親歷公投綁大選、槍擊嗆投票，以迄於軍購倒戈公投等一連串事故，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怎不生出疑情來！放眼先進的西方，歐盟廿五國舉行首次議員選舉，投票率不及四成五，新加盟的捷克還低到二成五，民主云乎哉？而美國廿年間先後選出雷根、小布希那種傖俗寡人，又如何叫人相信希特勒之流不會乘勢再來？
須知，現代民主以民族國家為施行範圍，因而分區推選代表，又薈集代表於京城議政或執政，以致不能隨時換人，只好定期改選。這一套機制前置了三項設定：一、地域乃人民利害異同的首要分野；二、區域人民授予代表權力，一次有效數年；三、代表始終反映民意。
然而，這些設定都不合理，經驗證明，代表往往變成替代，主人反被惡僕欺，而流水不居般的民意可予截流、定格嗎？更與實際脫節的是，現代社會不同於傳統共同體之處，就在隔空交往，開出林林總總的功能性關係，而非聚落於特定空間。這些不合理的設定延續到今日微電子時代，尤其顯得不合時宜。
試看股票市場，正是股民分分秒秒遂行公決，每一項價格都是萬千意志的即時合成，鋪衍成一條行情線，為何在政治上一逕抱殘守闕地分區選人、定期改選呢？甚且以公民投票為石破天驚之舉，未免古怪、可笑之至。眾所週知，數位化技術壓縮了時間與空間，或說是造出一個時空無間的世界，我們完全可以回復古希臘的直接民主，並擴及兆庶，怎麼電子化政府喊得震天響，迄仍侷限在行政細務，而不及於決策？網路民主會比線上交易難嗎？
說穿了，民主工具滯後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身任民意中介的政黨與政客。豈不見到，他們目下汲汲營營於選舉規則的改變，而非選舉工具的改造，即如縮小選區一例，據稱係防止大選區冒出極端主義來，然則，所謂極端不是政治的創新、社會的多元嗎？怎可縮小包抄圈而扼殺之？12年前勸退老立委的民主化高潮時，竟不聲不響廢除職業團體代表，改為政黨比例代表，無異是把人民緊緊捆住地界，阻絕實質的社經關係進入政治過程，使得公眾（public）變為散眾（mass），任由煽動政客再造為盲從的群眾（crowd），完成「咱做民，伊做主」的形式民主。
而形式民主更深一層的設定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也不脫二百年前資本主義初萌時的眼界，一味把人抽象肯定，也就是具體否定掉了，如何光數人頭，而不問頭腦裡的知能呢？這樣塑造民主必然日趨低俗，熾熱者流為暴民政治，冷漠者落入表演政治，而在低俗化的另一極，也就出現菁英政治、專家政治的反制，要皆悖離民主正軌。
在這方面，英美法系所通行的陪審制足資啟發，丹麥率將之從法院移至公共政策的決定，稱為公民會議（citizen comference），就是依全人口的特質比例，諸如性別、年齡、收入、住址、政黨、宗教等，隨機抽樣十二至廿位尋常百姓，施予議題的教育，在充分知情下做出公決，補強了人民作主的能力，切中時弊。此一民主新工具近來也引入台灣試驗，對於這一個撕裂了的社會許諾著復原的可能，值得大試特試，現今6108 億元軍購案颳起風暴，何不透過公民會議來探查真正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