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媒體人大多拍別人，很少拍自己，如果拍自己，也多僅是同業的緋聞八掛，很少深切的反省自身的工作，以及在媒體勞動中遭遇到的困境。廖德明導演的「那一年，我丟了飯碗」卻是媒體人自己透過鏡頭訴說出自己的經歷與不平。
故事要從1995年說起，那年4月，中國時報為了搶佔中南部市場，在新聞上求取南北平衡，於是以在地化為號召，分別在高雄及台中成立中、南部編輯中心。
不過，總體經營不如預期，於是傳出中時報系打算節省成本裁撤中、南編輯部的聲音，當時的總經理余建新為防事態擴大、安撫人心，親自南下親口保証不會裁撤中、南編。
資本家的話語有時就像政客的承諾一樣說變就變，2001年6月1日，中南編的員工一如往常照常上班，沒想到晚上九點，總社人事副總南下宣布「裁撤中、南編輯部，1995年由北部南下協助擴編人員可暫回台北總社工作，中南部在地招考人員則全部就地裁撤。」雖然並不算是晴天霹靂，員工們心裡早就有譜，但就像影片裡的受訪者一樣，他們相信自己為公司盡心盡力、自我充實，就算裁員也不會裁到自己，然而，有時許多結構性的壓力與暴力和自己付上多少努力並沒有太的關係。
遭資譴的員工在影片裡告訴我們，中國時報並非沒錢支付資譴費，只是錢拿去投資別的事業，然而，轉投資美味尚未嚐到，失敗的惡果卻已由這群員工承擔。事實上，全球媒體產業不斷的整併與擴充，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前導下，朝向多角經營與利潤極大化的方向發展，其經營形態從文人辦報轉換為資本家擁有，而中時中南編的裁撤正反應了此種轉變的後果。
傳統以才情、專業、風骨作為人員選用的標準的媒體，在資本化與商業化的媒體環境裡，赤裸與錙銖必較的市場能力反而成了老闆用人的關鍵，因此，媒體工作者除了可以把傳統為民喉舌、專業主義、創作自由視為理想外，更應該清楚認知媒體勞工和媒體老闆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勞資關係，媒體工作者是個徹徹底底的勞工，除了專業能外，更要有勞動意識。
事實上，媒體工作是個有趣的雙重身份 —「創意」「勞動」者，一方面必須向自己的作品負責，例如，作品是否能發揮創意、是否能盡到公共與社會責任；但另方面，所有的作品又必須向自己的老闆負責，因為工作權握在資方手中。然而，在以利潤為導向的今日，兩種身份充滿著緊張與矛盾，使得媒體工作者經常必須在收視率與良心；飯碗與理想中作選擇，但缺乏勞動意識與行動支持的媒體人總是敗陣下來，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想要實踐創意與理想，工作權的保障似乎是一個不能不關心的重要前提。
影片中最令人動容的並不是中南編自救會的抗爭過程，因為相對於其它勞工抗爭也一點都不悲壯，但最讓人感動的是，這群朋友在抗爭過程中對勞動意識與能量的體認，以及在轉換跑道後，更能貼近其它的勞動者實際生活，感同身受的了社會大眾的一般處境，這是以往往高高在上的新聞工作人員所沒有的寶貴經驗與反思。
這部影片勢必會在媒體實務與傳播學界引起迴響，因為它碰觸到以往媒體及媒體人忽略或迴避的重要議題，影片裡不僅說出許多媒體勞動者不敢說出的話，對有志於媒體工作的朋友作出最殘酷與最真實的提醒，也讓傳播教師有重新反省傳播教育的機會。
記得有次和德明導演問我一個問題：告訴學生這些現實與殘酷會不會澆息他們對媒體工作的熱情？我停了一下說：我想，如果不告訴大家實況，會對不起對媒體工作懷有憧憬的學生。我和德明微笑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