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森巴──巴西自主工運與工人黨的奮鬥歷程

2002/11/12

「我認為,魯勒,這位前巴西鋼鐵工會理事長的高票當選,對長期受到脫韁的全球化宰制的南半球來說,就像注入了一股芬芳的新鮮空氣一樣。」

──羅倫斯˙邁布雷提,美洲鋼鐵工聯(USWA)加拿大主席,2002/10

「我並不想成為真理的擁有者,我要把我的想法投入在辯論當中,如此一來,這個社會與工人階級可以來決定他們要的是什麼。」 

──魯勒訪問稿,1985年

「我從來不支持過去在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所以對於他們的垮台,我沒什麼好扼腕,或者好認錯的。事實上,現在我更覺得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如果你能接受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上,而另外80%的人民只能去分剩下的20%財富,那你就去支持資本主義吧,但我是絕對不幹的。」

──魯勒訪問稿,1994年

  一個來自東北角窮鄉僻壤,曾當過擦鞋童的小孩,現在成為巴西──就面積來說是世界第五大國,就人口是全世界排名第六的國家──的新任總統,他的名字叫Luís Inácio Lula da Silva,一長串的名字讓外國人很難記得起來,幸好巴西人暱稱他為「魯勒」(Lula)──一個為國際工運以及反全球化運動所熟悉的名字。魯勒在2002年10月28日,在巴西工人黨創黨二十二年之後,在他個人經過三次總統選舉失敗之後,以61%的得票率大勝保守派聯盟的荷西˙席拉(Jose Serra)。

  出身貧困的總統並不罕見,但是堅持其出身的階級立場者就不多見了。魯勒的特殊在於,他將是巴西四十年來以來第一個工人出身的左翼總統,也是繼70年代智利阿葉得政權、80年代尼加拉瓜桑定政權之後,又一個在被美國視為自家後院的拉丁美洲高舉反美旗幟的政權。不只如此,魯勒以及巴西工人黨(PT,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過去二十幾年的奮鬥歷程,也經常被全世界對抗資本全球化陣營拿來討論與學習的對象。

  魯勒的個人生命經驗其實反映了許多巴西人民的生活歷程。家境貧困,十歲才開始上學,年輕時代就舉家離開故鄉,長途遷徙到南方尋找新生活。魯勒在聖保羅附近的鋼鐵廠找到一份工作,在一次工業意外中失去左手的小指頭。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1969年魯勒開始投身工會運動,並且在1975年成為擁有十萬名會員的鋼鐵工會理事長。他把原本與政府親近的工會成功地轉型成自主工運,並且投身民主化運動,挑戰當時的獨裁政權。

  將近30年之後,盧勒以及他所屬的巴西工人黨(PT)贏得總統選舉。當然,這個過程沒有什麼天縱英明或不勞而獲之類的傳奇故事,有的只是對於堅定不一的理念、開放民主的組織原則、以及不斷從失敗中汲取經驗的能力。故事要從70年代巴西威權政體開始轉型之時開始講起。

1970年代:巴西自主工運的崛起

  巴西,從葡萄牙殖民統治獨立以來,跟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長期陷在混亂政局與軍事獨裁統制之中。1964年軍事政變以來,到1979年政黨解禁為止,巴西只存在兩個政黨,一個是執政的「全國重建聯盟」(Aliança de Renovaça Nacional, ARENA),另一個是溫和的在野黨「巴西民主運動聯盟」(Movemento Democrãtico Brasileiro, MDB)。雖然是兩黨制,也有國會以及各級政府定期的改選,但是透過憲法以及戒嚴法的規定,真正的政權是掌握在軍方的手裡。一直要到1970年代中期,威權政體才開始瓦解。

  巴西內部地域發展相當懸殊,以聖保羅與里約熱內盧為核心的東南部是主要的工商業發展地區,都市化程度比較高;相對地東北各州是農業地區,貧困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移動到東南區域找工作。而西部地區與亞馬遜河流域人口密度很低,礦業與農業在此區的不平等發展造就了一批農礦資本家與農礦工人,同時也使得原住民的生活環境遭受破壞。不意外地,巴西的貧富差距相當大,根據1990年的統計,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49.7%的財富,最貧窮那端的10%人口只擁有全國0.8%的財富;如果把人口分為兩半,富有的一半擁有88.8%的財富,剩下的11.2%由另外一半人口所擁有。

  跟台灣一樣,巴西的左翼力量在長期的獨裁統治下委靡不振,1964年軍事政變之後,共產黨以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一直是非法組織,工會也多控制在執政當局的手中,只有跟執政當局或者資方友好的人才有可能當上工會幹部。

  進入1970年代中期,這樣的專制政體開始受到人民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反抗來自工人階級。高度工業化地區的勞工開始要求進一步的民主化,也同時爭取更合理的工作條件。這些勞工抗爭密度最高的地區主要是在聖保羅市周邊的的四個區域,這些地名的第一個字母排列起來剛好是ABCD,所以一般就簡稱為ABCD地區。

  根據魯勒的回憶,當時要把工會由閹雞轉變成自主,的確花了一番心力。他們最常幹的,就是下班時在工廠大門或者到酒吧去發傳單,或者藉由足球賽開踢前五分鐘發表演講,透過這些行動成功地把會員的意識慢慢凝聚起來。他說:「透過這些,工人慢慢會覺得工會是屬於他的,是一個可以保障他權利的機構。舉例來說,我們把那些惡質的主管名字公佈在工會會刊上,大家都爽死了。我們花了整整三年幹這些事,才慢慢把整個工會扭轉過來。」。

   1978年五月,聖保羅州一家鋼鐵廠的工人拒絕新的調薪方案,群集在工廠前靜坐。魯勒的鋼鐵工會以及ABCD地區的汽車工會隨即做成罷工的決議,呼籲工人拒絕政府所提出來的調薪方案。最後他們贏得了24.5%的調薪,遠比政府當初提的6%要多。這個成功的經驗讓ABCD地區的工會贏得了更多會員的支持,因為會員開始覺得工會跟過去御用工會有所差別。1979年三月,ABCD地區的工會再次發起罷工,這次除了要求調薪之外,也要求政府不該再插手控制調薪,同時也爭取改善其他的勞動條件。這次的罷工延燒全巴西各地,估計有超過三百萬名的勞工放下手邊工作,而魯勒以及其他幾位工會領導人巡迴各地進行串聯,成了全國許多工會的諮詢顧問。

  經過1978與1979年兩次的大罷工,巴西的自主工運站穩了腳步。進入80年代,工會持續向威權政體以及資方進行鬥爭,一連串成功的罷工逼迫資方必須與自主工會進行協商有關調薪以及其他勞動條件,成功地把過去由資方、政府與資方工會秘密協商的調薪模式,一舉攤在陽光底下。這時,活躍的自主工會也不只限於鋼鐵等重工業,包括其他產業勞工也投身在工運的行列當中。舉例來說,工人黨的另一個發起要角:澳利維歐(Olívio Dutra)就是銀行員工會的理事長。其他像公共部門、紡織業、礦業、銀行業、建築業、石油業,甚至是教師,都加入了79年以及80年初期的罷工行列。而自主工運的影響範圍也超過了ABCD地區,魯勒成為全國性知名人物。

   有趣的是,巴西自主工運幹部並不滿足於這些成功的經驗。反而從這些經驗中察覺到,即便是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覺醒,但是在抗爭期間來自政治人物的支持卻是少的可憐。他們理解到,這兩次罷工的成果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支持來給予制度化,長期來說,這些傳統的政治菁英終將會把成果要回去,這些眼前的勝利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目標。因此,巴西的自主工運開始嚴肅去思考組織一個新的政黨的可能性。

巴西工人黨(PT,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的創立

  事實上,組織一個新政黨的討論從19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許多人對於「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這個主要的反對黨感到不滿。因此,在許多左翼政治工作者、政治流亡者、左翼學者以及社會運動者之間,從1970年中期就展開組織新黨的辯論。辯論的主題環繞在下列這些問題:巴西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反對黨?是如西歐的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還是以工人階級為主的社會主義政黨?是要進入「巴西民主運動黨」去改造它,還是要在它外面創一個新政黨?這些辯論,不只在知識份子以及政治工作者中進行,也在許多基層工會以及社運組織中進行。

  當時,許多人不相信一個強調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能夠在巴西存活,因此主張將「巴西民主運動黨」改造成一個溫和的社會民主政黨,藉以吸引中產階級以及檯面上的政治菁英。這些人包括了著名的左翼社會學家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z Cardoso)──他後來選擇加入保守派陣營,並且在1994與1998兩次總統大選擊敗魯勒,成為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擁抱者。

  以ABCD地區為主的工會幹部則認為應該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認為,像MDB,除了選舉的時候會談到勞工議題,平時根本漠不關心。魯勒說:「光光是黨綱講到工人權益是不夠的。每個黨都說要照顧勞工,到現在我可沒看到哪個黨採取行動來保護勞工。工人階級受夠了這些政黨了,我們現在要幹的是工人自己來保障自己,來關心自己最關心的事。換句話說,工人自己要來領導政黨。」

   1979年1月,魯勒領導的聖保羅州鋼鐵工聯代表大會正式做成決議,呼籲「全巴西工人透過組織一個內部民主的政黨,一起來改變工人階級的社會邊緣位置。我們需要一個新政黨,它可以真正了解巴西社會中工人的重要性,並且成為一個我們的獨立政治基地。」隨後,這樣的決議傳遍了巴西各自主工會,並且獲得積極的支持。5月勞動節,二十萬幾份組黨原則草案在全國各地的遊行隊伍中散發。6月,魯勒宣佈,黨綱草案將散發到全國各工會與基層組織讓群眾討論,在這份草案中,號召的黨員不再只是工會會員,包括了工會以外的社區組織。在隨後的幾個月中,許多討論會與辯論在工會幹部、知識份子、政治工作者之間進行。不只獲得工會會員的青睞,工人黨的概念也逐漸獲得左翼政治團體、知識份子、學生以及部分國會議員的支持。10月,巴西工人黨(PT)全國委員會宣佈成立,黨的重要發起人,包括了鋼鐵工人、銀行員、石油工人、皮革製造工人、藝術工作者等工會幹部,以及學者、左翼政治人物等。

巴西工人黨:草根組織、參與式民主與社會主義

  政治學者瑪格麗特˙凱克指出,巴西工人黨之所以可以順利成立,具有下列四個重要因素:第一、堅實的群眾基礎。這裡指的是自主工會、天主教社區組織、人權組織與學生運動組織的強壯以及這些組織之間的緊密合作,這為1978年與1979年的罷工奠下了穩固的基礎。第二、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領袖,這裡當然是指魯勒、澳利維歐以及其他幾位工會領導人。第三、左翼團體的緊密合作。除了巴西共產黨之外,幾乎所有的工運團體、扥洛斯基派、激進學生組織都積極催生工人黨的誕生,並且貢獻許多心力在黨的理論與路線發展上。第四、現有政治人物的加入。在工人黨形成初期,有幾位來自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加入,不僅帶來一些實際上的資源,更重要的是協助工人黨在一些工運低度發展的地區爭取選民支持。

  在巴西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政黨都是由統治菁英所發起的。相對於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方式,工人黨的特殊性在於大量倚賴基層草根組織的經營,這也使它得以跟那些傳統政黨相抗衡。在這種情形下,「民主」與「參與」成為工人黨創黨發展的兩大支柱。這個以受薪者(all wage earners)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政黨,拒斥了傳統共產黨將工會視為黨工具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不願去拷貝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政黨一體」的模式。基於在組黨過程中的長期辯論所形成的共識,幾乎所有自主工會幹部都加入了黨的發起行列。另一方面,工人黨組黨初期就有一個共識:向所有左翼團體開放,所以包括部分共產黨員、扥洛斯基派、社會民主派、基進游擊隊等等均投身工人黨行列中。當然,許多團體加入的原因是為了取得主導權,因此成立以來,內部派系的爭鬥與辯論此起彼落。其中最大的派系是包含魯勒在內的113名工會幹部、知識份子以及社會運動幹部所組成的「結合113」(articulacao 113),他們強調黨對於不同派系的包容性以及與各類基層人民運動必須保持緊密的關係。就是這兩個原則讓工人黨沒有走上分裂之途或者越走越狹隘。

  前面提過,巴西工人黨的組織設計採取民主及參與兩大原則。舉例來說,在每年定期黨代表大會之前,在地方以及州的層級就分別大量召開各式各樣的「會前會」(pre-convention),好讓基層成員的意見有機會獲得討論,並且匯集到黨代表大會上成為討論主題。另外一個例子,黨的最基層組織叫做「核心小組」(nucleus),透過這種核心小組的各項活動,黨員或支持者可以討論關心的事情,介入基層黨務發展。這種核心小組遍佈各地,存在於最基層的鄉里社區、工作場所或者社運組織裡面。工人黨在許多縣市都是透過這種「核心小組」的建立才取得執政權。有趣的是,工人黨因為各地的基層組織相當活躍,所以有幾百種基層的刊物在各地流通,但黨中央卻沒有一份像樣的刊物,兩份由中央發行的雜誌訂戶都不到兩萬。

  勞工當然是工人黨黨員主要的構成部分,但是其黨員與支持者包括了無土地的小農、農業工人、婦女團體、少數民族、同性戀團體等等。工人黨得以持續向社會弱勢或者少數團體採取開放態度,一個很重要原因是來自內部幹部的自我批判傳統,舉例來說,即便工人黨女性政治人物的比例已經是巴西政黨中最高者,但是,來自黨內幹部的批判之聲仍不絕於耳。

新工會意識與巴西勞工總會CUT(Central Única dos Trabalhadores)

  巴西工人黨某種程度相當服膺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論,認為必須在各個社會面向建立起反擊資本主義霸權的機構。因此,工人黨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在工人群眾中建立「反霸權」的機構,包括魯勒在內的黨領導人沒有忘記一個新的自主總工會的必要性。事實上,這樣的想法也是從1970年代中期就開始萌發,在1979年左右進入比較實質的辯論:巴西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總工會組織?

  包括魯勒在內的一派自主工會幹部,從70年代以來就不喜歡過去巴西舊系統中的各級總工會模式,他們認為那根本不是民主的工會,而是官僚的工會。更重要的是,他們這批從基層工作場所(shop floor)鬥爭中成長的工會幹部,傾向將勞資問題定義為一種結構性的問題,解決之道就是要翻轉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

   另一派的自主工會幹部則認為,巴西的勞資問題的癥結在於社會與政治制度之中,工人應該想辦法在這套遊戲規則中取得比較公平的機會。基本上,他們比較傾向跟既有政黨進行合作以取得勞資鬥爭中的有利位置,另外,他們也不相信巴西的工運力量足夠支撐起一個比較中央集權的總工會。

  這兩派人馬從1970年末期就開始聚會討論,期間在諸如工資議題上雖然不乏合作,但是最後還是走上不同道路。以魯勒為主的這群幹部,決議於1983年八月成立「巴西勞工總會」(CUT),第一次代表大會共有5,059名代表出席,分別代表665個工會與247個勞工組織,會員數據估計約有四百五十萬左右。另一派則於同年11月組成了一個會員數比較多的鬆散聯盟:「全國工人階級協調會報」(CONCLAT, Coordenacao Nacional da Classe Trabalhadora),成立大會有4,254名代表出席,來自1,258個基層工會、聯合會或者總工會。

  「巴西勞工總會」強調的是工會的草根經營,這並不是說他們反對工會聯合組織的出現,而是認為,如果沒有堅強的基層實力,那這些聯合組織就不可能有力量。「巴西勞工總會」的工會幹部與基層會員之間緊密關係,讓1984與1985年裡的罷工成功率都相當高。同時,也讓另一個「全國工人階級協調會報」的會員人數開始萎縮,據估計,1985年底,「巴西勞工總會」會員人數已經達到一千五百萬左右,而據巴西勞工部統計,當年參與罷工人數約六百一十二萬人次,其中60%直接受到CUT的援助,另外剩下40%中的大多數,也曾間接受到來自CUT的援助。從這裡看得出來,「巴西勞工總會」的確投入許多力量在基層勞工上頭。

   再者,因為工人黨的創黨過程相當強調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串聯,所以新成立的巴西勞工總聯盟同樣強調工人運動必須是寬廣的。首先,各種組織與鬥爭當然從各種不同的工作地點出發,但是不能只侷限在個別公司、廠區的員工利益,鬥爭的場域也要跨越個別的廠區與辦公室。簡單說,巴西勞工總會做的是,把個別零散的工人團結起來,跨越不同工廠或行業勞工的利益,並且將這些勞工議題提上政治的日程表。其次,工人階級不只是藍領或者白領勞工,所以也必須投入心力在婦女、無土地者、少數民族、失業者、移住勞工、貧民等等議題,因此勞工總聯盟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人權份子以及宗教組織投入其中。

  一般來說,「巴西勞工總會」在運動路線上可以觀察到下列三項特色:第一、拒絕接受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組織模型;但同時也拒斥蘇聯東歐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第二、對於廠場工會的組織型態、國家對於勞資關係的介入、各級總工會的官僚化採取批判的觀點。第三、非常強調草根組織與工作現場的組織經營,並且強調動員工人群眾參與工會各項行動的必要性。

  簡單說,強調草根經營、跨越廠區與行業的隔離、挑戰資本主義體制、行動擴及社區運動,是巴西自主工運自1970年以來所展現出來的新工會意識。至2000年為止,「巴西勞工總會CUT」共有一千八百萬名會員,加盟工會2600餘個,成為美洲地區非常重要的工運堡壘。

巴西工人黨的成長歷程

   1982年,工人黨首次參與選舉。成果並不盡理想:魯勒本人參選聖保羅州州長,只得到10%的選票,排名第四。整個勞工黨總得票數一百五十萬,佔全國總票數3.3%。雖然在聯邦議員、州議員以及縣市長上面小有斬獲,但是70%的得票來自於聖保羅ABCD地區。聖保羅一家保守派報紙在大選完之後,迫不及待地宣佈:「在打完第一仗之後,工人黨也將隨之結束」。

  但是,工人黨並沒有倒下去。1983年開始,工人黨開始推動1985年的總統直選,並在全國各地發起許多遊行示威,結果並沒有成功,85年大選仍由國會議員組成的選舉人團來間接選舉總統。在當時,多數的國會議員決定暗中支持一位正直的老國會議員,以求把軍事政權支持的另一個候選人做掉。但是工人黨作成決議,不准其國會議員參與投票,因為這種菁英之間的幕後決策以及這種間接投票方式,違反了工人黨一向主張的民主原則。這項決定在當時引起許多反對陣營的不滿,認為工人黨相當自私,沒有把讓獨裁者下臺視為最先目標。但是許多厭倦了菁英之間秘密交易的人民卻支持這項決定,許多人開始認為,工人黨才是唯一有勇氣堅持民主原則的政黨。

   1986年國會議員大選,魯拉選上國會議員,獲得六十五萬票,是全國最高票。雖然如此,整個結果算是另一次失望,勞工黨在全國570席的國會議員席次中只拿下8席。不過,隨後在1988年的縣市長選舉中,工人黨拿下全國36席的市長(不要太驚訝,全巴西有五千多個縣市長),但是這其中包括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一個來自北方的女性黑人露易莎當選市長。同年,銀行員工會理事長澳利維歐也當選了波多阿雷格雷市(Porto Alegre)市長──這是南方里約格蘭得州(Rio Grande do Sul)的首府(澳利維歐在1998年當選該州州長)。十四年後,這個仍是由工人黨主政的都市,舉辦了2002年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成為國際社會運動注目的焦點。

  1989年,巴西歷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保守派聯盟的科羅爾(Fernando Collor)與魯勒對決。第二輪投票前,科羅爾陣營以重金挖出魯勒前女友以及他們的女兒,在唯一的全國電視網Globo TV上控訴魯勒不負責任,並且在新聞以及黃金時段不斷重播不利魯勒的報導,這使得魯勒選情大受影響。開票結果,魯勒以三千一百萬票輸給科羅爾的三千五百萬票。

  魯勒敗選之後,決定放棄連任國會議員。面對黨內勸阻之聲,他只說:「我們要重組黨的基層,我們要回到工廠、回到校園、回到社區。……要這樣做就意味著我們要把全國徹底跑個一趟。」於是,接下來的四年,魯勒與工人黨的幹部巡迴全國各地,他們用船或者吉普車跋涉了超過四萬公里,不只到了東北窮鄉僻壤,也深入亞馬遜河流域。魯拉以及PT領導人透過一場場的村落座談與演講,實際接觸了巴西的底層社會。「這次『長征(Caravanas)』的經驗說明了,作為政治人物,我們必須要改變我們的行為:不要老是只會一直說,我們應該試著去傾聽。」盧勒如是說。

   1994年五月,第二次民選總統,魯勒民調始終有超過40%的支持率。許多人看好魯勒這次的選情,結果,執政的自由陣線黨決定結合社會民主黨,甚至願意支持社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卡多索。巴西的保守勢力形成了反魯勒陣線,連政府機構與媒體也一起加入。另外,卡多索抄襲了工人黨的許多政綱,諸如創造八百萬工作、扶持小企業、進行土地改革等等。最終,卡多索以54%對27%贏走了總統寶座,也展開了他八年的新自由主義統治。1998年,魯勒第三次挑戰總統大選,結果在保守派再度聯合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威脅恫嚇下,再次敗給卡多索。

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雖然,總統選舉一直受挫,實際上工人黨的力量始終在巴西各地茁壯。重要的是,它不只是政治版圖的擴張,而是包括了許多政治理想的實踐。限於篇幅的關係,我只能在這裡舉幾個例子,說明工人黨是如何在實踐他們在2002年波多阿雷格雷市的世界社會論壇所喊出的口號:「另一種世界是可行的!」

◎國會議員與社會動員

   1986年,巴西國會草擬新的憲法,除了國會議員之外,人民也有權提出修正案,也就是只要有跨越三個選區並超過三萬名的選民連署,就可以在國會裡面成案。結果,工人黨的基層組織、巴西勞工總會(CUT)以及其他社運團體,總共提出了122條修正案,總共動員了超過兩千兩百萬名的選民參與這些連署!即便知道這些修正案進了國會多是石沉大海,但是工人黨仍然積極地把這次修憲與草根組織連結起來,因為,政治並不是政治菁英的專利。

◎地方執政與參與式民主

  在工人黨執政的城市,多半採用一種叫做:「參與式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的執政模式,超越了一般習以為常的僵化代議民主政治。工人黨在執政之後,在預算的編列與執行過程中,除了原有的政治機關之外,通常會大量引進基層草根組織(如社區組織、NGOs、社運團體、工會等等)的力量參與決策。特別是有關經濟、運輸、農業、教育、文化、環境等方面的議題,人民比過去有更多機會參與決策,並且也能監督執行成效。這個意義是雙重的,英國「紅辣椒」雜誌總編輯希拉蕊˙溫萊特說:「在巴西,工人黨的重心並不只放在發展政治結構上頭,它也同時想要建立一種文化,人民可以從中獲得自信以及團結感,並且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去參與政治。」

◎市政府發動罷工?

  1988年,工人黨的一個傑出女性幹部蒂兒瑪(Telma de Souza),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當選了桑多斯港(Santos)的市長。她上任之後,首先致力於公共運輸與公共衛生的改善,唯一的私營運輸公司不願意降低票價以及改善服務,蒂兒瑪不惜與之對簿公堂,最後逼迫這家公司關閉,另外成立了一家市立巴士公司,提供較低票價與偏遠路線的服務。1991年,總統科羅爾推動私有化,要將桑多思港私有化,一夜之間超過5,300名碼頭工人宣佈被解僱,碼頭工會立刻宣佈罷工。蒂兒瑪市長不顧中央政府的警告,也鼓吹全市勞工隨後進行二十四小時同情性罷工。最後,蒂兒瑪成功地逼迫總統收回成命,重新與碼頭工會進行協商。

2002年的總統大選

  魯勒驚人的政治韌性與廣受各派系接受的政治智慧、工人黨在各地草根紮實的執政經驗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如無土地者運動MST)的支持,讓他可以在2002年再次捲土重來並且終於高票當選。這次的選舉,有幾個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1994年卡多索上台後,便大力推動私有化政策,讓國際資本得以直搗巴西國內市場;同時,大幅解除巴西金融管制,以便利國際金融資本進出。換來的卻是失業率從4.2%一路攀升到9%,財富分配也日益不均。而政府負債情形更為嚴重,卡多索上台時,政府負債尚不及GDP的三分之一,之後卻一路攀升到2000年的49%,到今年九月負債佔GDP的64%。更重要的,連巴西國內製造業都開始不滿,因為卡多索的寬鬆的金融政策有利於熱錢進出,對國際金融資本的好處更甚於國內工業資本。魯勒此次的競選口號之一就是:「以生產向投機者宣戰!」

  當然,選前魯勒高居不下的民調著實讓國際市場緊張不已。選前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打算重新複製98年的選舉招數,配合保守派候選人評擊魯勒沒有能力執政,暗示如果魯勒當選,會讓這個全球第八大經濟體走向崩潰。華爾街兩大金融機構:摩根史坦利與美林銀行在八月宣佈調降巴西信用等級,當場引發巴西貨幣(里耳)貶值40%左右,股市狂洩不止。只是,這次,巴西人民不再上當了:

  「這些銀行已經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幟,在我們國家撈了許多好處。現在,他們竟然試圖恐嚇人民,想要影響我們的政治秩序,好為他們自身狹隘的利益而服務!」

──雷那多˙剛查維多,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研究員

  國際的工會團體也都群起聲援。舉例來說,國際工會網(UNI)的秘書長菲力浦˙傑寧斯(Philip Jennings)在八月份UNI的美洲執行委員會中就對國際金融市場發出警告,要這些金融組織閉嘴:「這些不民主的力量根本沒有資格對於這場選舉發言。」國際金屬工聯(IMF)與國際化學勞聯(ICEM)也都發表聲明支持魯勒。連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也都認為這些銀行做錯了,應該要去正面承認魯勒會當選這件事,而且從工人黨過去在地方執政的經驗來看,國際市場並不需要將之視為牛鬼蛇神。魯勒的競選陣營就乾脆稱這些國際金融組織叫做:「經濟恐怖主義(economic terrorism)」。

◎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

  反對美國在中南美洲的勢力擴張,是魯勒以及巴西工人黨的一向主張,因此他們始終反對美國極力倡導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魯勒明白地對美國的媒體說:「美國有關美洲自由貿易區的主張並不是一種整合,而是要把拉丁美洲併吞到美國的經濟之中。」

  工人黨也一向反對美國介入拉丁美洲國家的內政以及內戰,工人黨與古巴的卡斯楚政權以及委內瑞拉的查維玆政權關係一向良好──後兩者也都是美國的眼中釘。委內瑞拉總統查維玆說得更明白:「我相信,魯勒會結合我們這些左派,形成一個拉丁美洲的『善良軸心』(an axis of good)」。

  這當然讓美國政府恨得牙癢癢的,當然了,白宮還是要發表諸如:「我們必定會與總統當選人繼續合作與溝通」之類的道賀場面話。不過,美國政府自己很清楚,所謂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受到的質疑不只來自巴西,其餘多數中南美洲國家其實並不支持美國的這項「南進計劃」。

◎未來的問題

  當然,未來魯勒以及工人黨要面對的問題是相當多的。首先,巴西並沒有脫離國際市場,來自國際市場以及美英為首的國際霸權仍會持續向巴西施加壓力。事實上,這樣的壓力並沒有停過,舉例來說,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便暗示,巴西還不出210億美元的外債是遲早的事,問題只剩下到底巴西會不會變得像阿根廷那麼慘而已。而英國BBC記者則乾脆就把帳先算在魯勒頭上,說:「魯勒的當選部分地導致了到目前為止的危機。」如何一邊要跟國際市場力量周旋,還要一邊維持一定的自主性來解決國內問題,這的確考驗著魯勒與工人黨的智慧。面對這些難題,大選前的魯勒已經開始用比較和緩的修辭來談國際貨幣基金(IMF)了:「我們還是要跟它打交道的。就像去看牙醫一樣,沒有人喜歡,但有時還是得去。」

  其次,如何去面對保守派仍然過半的國會也是另一個問題。雖說魯勒一向以溝通協調能力見長,但是否能在當上總統後發揮作用,尚難有定論。其實,魯勒似乎已經預見了國會未過半這個問題,因此在副總統人選上採取了結盟的做法。但是這也引發這次總統選舉過程中,工人黨內部最嚴重的辯論。辯論的原因倒不在於權力之爭,而是競選策略上的考慮──魯勒打算找現任執政聯盟中自由黨的一位國會議員搭檔競選。當然,這位荷西˙阿倫卡是那種所謂的進步資本家,所屬工廠的工會相當活躍,工作條件皆在標準以上。但是,找資本家合作?當然在工人黨內引起一片嘩然。最後,在擔心重演過去三屆選舉保守派大反撲的情形下,魯勒說服黨內異見,形成工人階級、弱勢團體與進步國內製造資本的聯盟,共同對抗地主、政治保守派、金融資產階級與背後的國際投機資本。現在過了總統這關,未來國會運作是否能見效,則有待觀察。

  第三,在魯勒的當選感言中,他說希望在他四年任滿的時候,可以消滅貧窮問題,巴西全國能夠家家三餐溫飽。他很清楚投票給他的人民要的是什麼:更多的工作、更穩定的生活、更多的教育、更少的街頭犯罪。但是,這些顯非易事。作為巴西四十年來第一位左翼總統,魯勒身上背負的期待遠較他人更多更大。巴西活躍的民間草根團體幾乎都一致支持魯勒,不過一但當落差出現,反彈之大可想而知。事實上,在當選幾天後,一位重要的工人黨強硬派國會議員就提前發出警告了:「我期待大家上街頭──如果魯勒向IMF讓步的話。」

結語

  從一個擦鞋童,到一個工會理事長,然後成為工人黨黨主席,最後歷經三次失敗,終於當上總統,這個看似圓滿的結局,其實故事尚在卷首。這不是什麼勵志故事,這是巴西自主工運與民間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豐沛活力與精采蛻變,是巴西人民在歷經資本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席捲之後,另尋出路的一種努力。巴西在全球化浪潮下所處的位置,其實多數國家皆甚類似,但是其大步向前的工運與又深又廣的草根組織卻是別人遠遠不及的,這些將是支持與鞭策魯勒與工人黨前進的主要力量。閱讀巴西,深深覺得這種夢想與努力不應該被放棄:「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

一些有關巴西自主工運、工人黨以及魯勒的書及文章

Beynon H. and J. Ramalho (2001)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lass Struggle in Brazil’, in Socilaist Register 2001, pp.219-238. Monthly Review: London.

Burbach R. (2002) ‘Aonther World is Possible’, in Red Pepper Aug. 2002 p.18-20, London.

Bradford S. and B. Kucinski (1995) ‘Braizil: Carnival of the Oppressed: Lula and the Brazilian Workers’ Party’, Latin America Bureau: London.

Keck, E. Margaret (1987) ‘Democratization and Dissen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15,1(1986-7), pp67-94.

Keck, E. Margaret (1992) ‘The Workers’ Par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Yale Uni. Press.

Sadar, E and Ken Silverstein (1991) ‘Without Fear of Being Happy’, Verso.

Wainwright, Hilary (2002) ‘Wanted: New Forms of Political Power’, 發表於高雄市新勞動文化協會主辦「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2002年9月11-12日,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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