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南先生於昨日（三月十三日）所發表的「政治、專業與公民的角色--從李遠哲的政治選擇說起」（以下簡稱陳文）一文中，以肯定李遠哲先生的政治選擇做為開端，試圖從所謂的「中立」之說中討論知識份子的公民角色。在李遠哲先生進行政治選擇因而造成了選舉板塊的移動以及引發知識份子與政治之間關係為何的話題之後，這一個問題的確是必須要進一步被討論的。
在陳文中所揭櫫的一個重要主張是，知識份子同樣也具有公民的身份，同時認為，「『政治』從來就不應該是一種『專業』」，因此，「出身於各行各業的菁英都應關心與介入政治….只有盡了公民的義務之後，我們的專業者，包括知識份子和學者才能是一個完整的人，否則他就只是半個人。」有趣的是，在十年前（民國七十九年）的六月廿九日，同樣是在中國時報上，陳其南先生發表了一篇名為「自由派學者的撤退與政治轉型」的文章，在那裡，陳其南先生卻主張政治運動只是「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專業範圍」、「實質立場的宣揚是政黨候選人的責任，不是獨立的知識份子份內的事。」同樣的陳其南先生，在十年前後卻有如此主張與立場上的差異，究竟是何因使然？當然，我們不必追隨政界所慣見像是用以質疑宋楚瑜的「昨非今是」、卻「說不清、講不明」的廉價邏輯，而因此否定陳先生的立論，我們大可以依據陳文之所言，好好的來進行一番檢視與討論，就某個重要角度而言，這也是貫徹一個「公民」的責任。
首先，我們應該探究的是，何謂公民？在陳文中，公民此一身份似乎是已經存在在那個地方，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積極地去承載這樣一種身份，例如陳文中所言「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也是一個『公民』。」然而，公民此一身份是否真的「已經」存在在那兒而僅僅等待人的承載與據之而行動呢？恐怕不然。公民雖然是一種身份，但是更重要的，公民的出現有賴於某種「質素」（capability）的後天養成，缺乏了這項質素，公民就只能是「身份公民」、半個公民，而不是完全的公民。
公民質素的養成，最重要的一個方式即是透過在公共領域中進行公共論述，經由彼此充分的論辯、質疑、溝通與相互豐富，公民的這個「公」字方能具有「公共」的意涵，否則便僅僅只是一個個個別的「具有某種政治認識與政治偏好的私己的個人」的組成，公民的「公」完全不具有實質意義。在這個角度下，我們可以檢視，李遠哲先生的政治選擇是否真的是具有「公民」的意涵。在李先生顯現出明確的政治選擇之後，對於外界的批評，李先生一律以「不予回應」加以面對，李夫人更說「李遠哲自己做的事，自己很清楚，他不會管別人的批評。」這種「自己清楚自己做的事」、「不回應外界批評」的態度與作法，正是公民實質意涵的對立面，對於公民質素與文化的養成更是一極端負面的教材。
陳文中提到「當這個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發展已經演變成黑金掛帥，選戰中已經發現黑道和金權人士站到候選人身邊…還能夠以知識份子或學術中立之名保持沈默，不介入政治嗎？」這段話題卻點出了目前政治中的重大問題，然而，我們更可以說，這種政治文化的形成，也正是實質公民的不存在所造成，因為實質公民的不存在，使得每一個「人民」都只能停留在私己的領域中，因此不但無法透過公共論述的過程而提昇人民的政治認識進而成為公民，更因為公共參與與公共行動的不存在，一般人民在他們的生活中經常是處於「被決定」的無力與無能狀態。
在平時，這種狀態使得，一般人由於無力解決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於是只能訴求體制外的解決方式（這正是所謂「黑道」在本鄉本土受到一些人民支持的原因之一），或是只能依賴於特定政治人物特有的權力--誰「有辦法」就支持誰；而在選舉時，這種無能無力的壓抑感就被收編集中至特定政治人物的身上，透過集體歇斯底里的非理性支持，而得以抒解生活中的壓抑--這就是「壓抑性的反昇華」。
非理性政治的形成因此是公民質素的缺乏所造成，而知識份子若要試圖改變這種劣境，所應該著力的便是力求創造一個得以產生公共論述的領域，同時將其所具備的能力、知識下放到這個領域之中，俾以提升論述的水平、拓展具有創造性的論述能力，進而在相互討論的過程中提升人們的認識與行動能力，方能透過此一質素的養成而產生出實質之公民。當然，知識份子可以進行政治選擇，但是更應該謹慎面對的問題是，當一個由於社會期望投射而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知識份子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時，所產生的效果將會是更加地促進了對於特定政治人物的狂熱支持，並同時更壓制了具有自我認識與行動能力的公民的出現的可能性；至於，以公民責任為由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但對於任何批評卻以「不予回應」來加以面對的態度，就更是念茲在茲於公民此一話題者所不可取的錯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