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起了風波

2007/08/03

DWNEWS.COM-- 2007年8月3日10:19:27(京港臺時間) --

《新世紀》周刊/  一本雜志要換主編﹐竟然引發知識界的大討論﹐成為有關“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公共話題。給《讀書》的老作者陳四益打電話聯系採訪﹐“《讀書》最近這麼火﹗”電話那頭的陳四益順口說道。陳四益從1989年起﹐就開始為《讀書》寫稿﹐為丁聰的漫畫配文﹐應該算是丁聰之外﹐《讀書》最穩固的作者了﹐經歷了沈昌文和汪暉﹑黃平兩個時代。陳四益說﹕“一本雜志主編的更替本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現在卻不知怎麼鬧得沸沸揚揚。”(chinesenewsnet.com)

  換帥﹐一波三折(chinesenewsnet.com)

  6月21日﹐北京某報刊登了“《讀書》雜志醞釀換帥”的消息﹐拉開了《讀書》換帥風波的序幕。此消息引發了人們的各種猜測﹐一時之間各方反應不一。加上《讀書》雜志的一位編輯站出來質疑此消息的准確性﹐換不換帥﹐變得更加扑朔迷離。(chinesenewsnet.com)

  在換帥消息傳出的一個多月前﹐即5月份﹐《讀書》推出了六卷的《〈讀書〉精選1996─2005》。1996年﹐學者汪暉入主《讀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黃平共同擔任雜志主編。《〈讀書〉精選1996─2005》正是汪暉與黃平職掌《讀書》十年的成績單。在換帥風波依然扑朔迷離﹑真假難辨之時﹐汪暉﹑黃平帶領編輯部在上海圖書館召開了“《讀書》10年文選座談會”﹐王曉明﹑戴錦華等一些學界知識分子參加了座談。在會上﹐近年來不絕如縷的《讀書》“學術化”﹑“不好讀”的老話題再次被提出。(chinesenewsnet.com)

  幾日之後﹐《中華讀書報》刊出《讀書》確定更換主編的消息﹐換帥消息終于塵埃落定──汪暉與黃平將不再擔任《讀書》主編﹐改由三聯副總經理潘振平擔任主編﹐《讀書》資深編輯吳彬任執行主編。但是風波並未平息﹐隨後又有《讀書》大多數編輯抵制人事變動的消息傳出。風波在更大范圍繼續擴散﹐波及整個知識界﹐成為了一個公共話題。(chinesenewsnet.com)

  時代之變﹐主義之爭(chinesenewsnet.com)

  從1979年創刊起﹐《讀書》歷時近三十年。作為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雜志”﹐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影響不可小覷。在近三十年來﹐從來沒有哪一本刊物﹐像《讀書》那樣﹐能讓知識分子對它保持長期的關注﹐也沒有哪一本刊物能在大批知識分子心中形成“情結”。(chinesenewsnet.com)

  有一句在80年代流傳的口號可以證明當年《讀書》在知識界的地位﹕“可以不讀書﹐但是不能不讀《讀書》。”(chinesenewsnet.com)

  但最近十年﹐關于《讀書》的爭議日漸激烈。其大背景則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後學界有關“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當“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暉﹑黃平入主《讀書》後﹐《讀書》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場“主義之爭”。(chinesenewsnet.com)

  在《讀書》十五周年﹐即1994年時﹐學者劉小楓曾說﹕“從《讀書》月刊十五年的歷程中﹐可以辨識出諸多中國當代知識界的狀況﹐當然﹐主要是知識界中思想文化者群體的狀況。”這話顯然在今天也依然適用。(chinesenewsnet.com)

  由《讀書》換帥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關注和激烈爭論﹐即可見《讀書》的分量﹐也可見《讀書》所存在的爭議之大。“在這十年間﹐中國知識界處于一個分化組合的過程之中﹐觀點紛紜﹑立場各異﹑各種爭論紛至沓來﹐像80年代那樣的﹑一種以改革開放為基本尺度的‘共識時代’已經消失。”汪暉和黃平在《〈讀書〉精選1996-2005》的序言中這樣寫道。(chinesenewsnet.com)

  即將30歲的《讀書》將走向何方﹖老作者陳四益說﹕“《讀書》不可能回到過去﹐只能向前看。”(chinesenewsnet.com)

  《讀書》誕生記(chinesenewsnet.com)

  1979年4月創刊的《讀書》在大時代背景下﹐立即引起知識界的關注﹐成為80年代的思想旗幟(chinesenewsnet.com)

  “文革”期間﹐原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和原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原商務印書館社長陳原被送往干校勞動﹐他們被稱為“陳范集團”。在干校裡﹐“陳范集團”開始醞釀一本讀書刊物。(chinesenewsnet.com)

  “大概在1970年前後﹐我跟陳翰伯在湖北咸寧干校談起辦刊物的事情﹐我們商定一旦有條件了﹐還是要辦讀書刊物﹐當時陳翰伯提議﹐雜志的名字就叫《讀書》﹐簡潔明快。”已83歲高齡的范用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當時﹐幾乎無書可讀﹐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書都被扣上‘封資修’的帽子。”這可把搞了半輩子出版工作﹑嗜書如命的三人難受壞了。(chinesenewsnet.com)

  1978年12月﹐“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剛剛開過﹐陳原﹑陳翰伯﹑范用等人就開始實踐湖北干校時期的設想﹐策劃出版《讀書》──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雜志。(chinesenewsnet.com)

  1979年4月﹐《讀書》創刊﹐創刊號就惹了麻煩。李洪林的一篇《讀書無禁區》引起了震動。文章標題原本是《打破讀書禁區》﹐但在發稿時范用把它改成了《讀書無禁區》。“雜志出來後﹐主管出版的機關找我談話﹐批評《讀書無禁區》不妥。有人說我們這不是在提倡看不好的書嗎。我這人有一個癖好﹐好書﹑壞書都看﹐聽說有什麼不好的書﹐我就要找來看看。我相信﹐人們有自己的辨別能力。”范用回憶說。(chinesenewsnet.com)

  創刊號的《讀書》在《編者的話》中這樣寫道﹕“我們主張改進文風﹐反對穿靴戴帽﹐反對空話套話﹐反對八股腔調﹐提倡實事求是﹐言之有物。”范用找出一本厚厚的《讀書》合訂本﹐指出這些字句。“《讀書》的宗旨﹑定位﹑風格都在這裡面了。”這也成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讀書》的編輯原則。(chinesenewsnet.com)

  “每個月﹐我們和編輯一起開一次討論會﹐研究下期雜志的內容。我所負的最重要的責任是﹐閱讀每期雜志的清樣﹐然後簽字﹐才能付印。這樣的情況一直到我退休。”1986年﹐范用和陳原離開《讀書》﹐范用的老部下沈昌文接任了《讀書》主編和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職位。(chinesenewsnet.com)

  如今﹐陳翰伯和陳原已相繼去世。83歲高齡的范用依然精神矍鑠﹐范用家中的每間屋子都放滿了書﹐其中有他編輯的《傅雷家書》﹑巴金《隨想錄》等﹐當然也少不了《讀書》雜志﹐一套套《讀書》合訂本被高高擺放在書架上。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范用依然在關注著《讀書》。(chinesenewsnet.com)

  “沈昌文時期的《讀書》和之前的《讀書》沒有什麼改變﹐基本上是延續。而汪暉時期的《讀書》﹐我讀起來﹐感覺不對頭﹐文章越來越深﹐越來越長。不少文章我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南京開座談會﹐很多人跟我提看不懂《讀書》了。這個時期的《讀書》拔高了﹐學術化了。”(chinesenewsnet.com)

  新上任的《讀書》雜志執行主編吳彬是吳祖光的侄女﹐曾在范用手下工作多年。范用對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吳彬從第一期開始﹐就已經在編《讀書》了﹐一直工作到現在﹐非常有經驗﹐完全可以勝任﹐我相信她能把《讀書》辦好。《讀書》不是學術刊物﹐希望能回到以前的辦刊思路﹐不要拔高了﹐要辦給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看﹐給喜歡讀書的人看。”(chinesenewsnet.com)

  爭議十一年(chinesenewsnet.com)

  汪暉入主《讀書》之後﹐它不可避免地被牽扯進那場曠日持久的學界之爭(chinesenewsnet.com)

  “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是汪暉和黃平為今年5月出版的《〈讀書〉精選1996-2005》撰寫的序言標題。而所謂“重構”﹐恰好是這十年引發《讀書》爭議的緣起。(chinesenewsnet.com)

  1996年5月之前﹐《讀書》一直是出版家辦刊。之後﹐三聯書店請來學者汪暉和黃平來主編《讀書》﹐《讀書》開始了學者辦刊的時代。此後﹐《讀書》已經堅持了十七年的“非學術性”和“可讀性”傳統風格﹐發生了改變。(chinesenewsnet.com)

  有關汪暉﹑黃平主持《讀書》十一年間的爭論集中在兩方面﹕《讀書》是否已成為“新左派”的陣地﹔《讀書》是否淪為學術刊物﹐文章是否學術化﹑晦澀難懂。(chinesenewsnet.com)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有關“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稱都來自于西方學界。“新左派”是20世紀60年代前後﹐首先出現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歷史等人文科學研究領域的一種理論流派和思潮﹐主張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觀點﹑方法去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諸問題﹔而“自由主義”則是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少數人的權利。(chinesenewsnet.com)

  但中國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並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國內“新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暉﹑崔之元﹑甘陽等人﹐而“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李慎之﹑朱學勤﹑劉軍寧﹑徐友漁等人。雙方對于中國當前的社會病症開出不同的藥方﹐對中國未來發展走向提出不同意見。新左派認為﹐中國已全面進入了自由主義主導的時代﹑進入了權貴資本主義與跨國資本主義相勾結的時代﹐因此已應該著力提防市場的副作用以及外資的副作用。而自由主義派則認為﹐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新左派所指責的那樣一個時代﹐中國要繼續深化改革﹐建立起一個徹底的﹑完善的市場體制。他們指責新左派是把外國的問題當成了中國的問題﹐在中國的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完成的時候就在這裡大談克服現代性的弊端。(chinesenewsnet.com)

  當汪暉入主《讀書》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刊物《讀書》不可避免地被牽扯進這場曠日持久的學界之爭﹔而汪暉的“新左派”身份無疑成為《讀書》爭議的焦點所在。(chinesenewsnet.com)

  “讓我驚訝的是有關《讀書》的說法就兩句話﹕一是說不好讀﹐二是說‘新左派’。假定《讀書》上的都是‘新左派’的文章的話﹐那麼﹐中國知識界的圖景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思想自由並不等同于每個刊物應該毫無自己的取向。中國這麼多刊物﹐反對者為什麼不去發展自己的空間﹐卻要反復地攻擊《讀書》﹖這真是奇怪。﹖﹖為什麼《讀書》會引發這麼多的爭議和攻擊﹖我認為與它實質地觸及了現實及其利害關系有關﹐也與它願意向‘常識’提出挑戰有關。”不久前﹐汪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說道。(chinesenewsnet.com)

  “在《讀書》雜志中﹐真正讀不懂的文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們也希望更好讀﹐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把理論性的和探討社會問題的文章排除出去呢﹖因為那樣只會造成新的單一性﹐這是很危險的。我很歡迎人們對《讀書》提出的問題進行爭論﹐對雜志進行批評﹐但十多年來總是說什麼‘不好讀’之類的話﹐這算是對思想討論的批評嗎﹖”顯然﹐汪暉對外界針對《讀書》的兩方面指責﹐都無法認同。(chinesenewsnet.com)

  在汪暉看來﹐為人詬病的《讀書》風格之變是基于時代之變所做出的選擇。“從90年代的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到進入21世紀之後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中國在所有領域都經歷了也正在經歷著一個深刻而劇烈的‘大轉變’。在這個背景下﹐知識界再也不能像80年代或90年代初期那樣將市場化﹑私有化當作理所當然的尺度來衡量社會變遷﹐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流行的術語﹐如改革與保守﹑現代與傳統﹑開放與封閉等等范疇﹐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圖景了。﹖﹖正是在這樣一個完全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社會和文化氛圍中﹐《讀書》以批判性的思考為取向﹐兼顧多重立場﹐自覺地介入90年代至今的‘大轉變’﹐在若干問題上成為觸發重要論爭的思想論壇。”(引自《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chinesenewsnet.com)

  在這十一年中﹐《讀書》探討了大眾民主與憲法問題﹑全球化與亞洲問題﹑金融危機﹑三農危機﹑醫療改革與社會保障體制的困境﹑恐怖主義﹑新左翼與新自由主義之爭﹑法律與民主﹑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國企改革與產權問題﹑生態危機等問題。(chinesenewsnet.com)

  汪暉和黃平也曾對80年代和90年代的《讀書》進行了一番比較﹕“如果比較這一時期的《讀書》和先前的《讀書》﹐這份雜志的風格至少包含了兩個主要的變化﹕第一﹐雜志中有關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的討論和來自社會科學各領域的作者明顯地增多了﹔第二﹐雜志仍以中國大陸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學者)為主﹐但韓國﹑日本﹑歐洲﹑美國﹑東南亞﹑印度﹑拉丁美洲以及臺灣﹑香港地區的學者也成為《讀書》的作者。”(chinesenewsnet.com)

  而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讀書》這十一年來對中國現實的關注和討論﹐並沒有切中時弊﹐甚至和中國現實發生了錯位﹐一些理論在西方語境下更有意義。並且﹐“自由主義”還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何《讀書》的主要作者都是“新左派”﹐而之前廣受讀者喜愛的一些“自由主義”學者的聲音則在《讀書》上消失﹖(chinesenewsnet.com)

 沈昌文(chinesenewsnet.com)

  普及精英文化(chinesenewsnet.com)

  沈昌文﹐人稱“沈公”﹐從事出版50年。沈公雖已76歲﹐卻每天背個雙肩包﹐隨身攜帶筆記本電腦﹐泡在咖啡館﹐三更半夜在網上潛水﹐瀏覽名人博客。1980年﹐他到三聯書店工作﹐開始參與編輯《讀書》。1986年﹐成為《讀書》主編和三聯書店總經理﹐直到1996年退休。(chinesenewsnet.com)

  對于吵得沸沸揚揚的《讀書》風波﹐沈昌文不置可否。“聽說我還被卷進去了﹐我早退休了﹐現在的事兒我都不管。如果你覺得有意思的話﹐我們就聊聊以前的事。”(chinesenewsnet.com)

  為什麼《讀書》在誕生之後能迅速成為一面旗幟﹐成為知識界的風向標﹖(chinesenewsnet.com)

  首先﹐《讀書》出現的時機非常合適。《讀書》在1978年底開始策劃和籌備﹐那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剛剛開過。當時的主編和策劃陳原﹑策劃陳翰伯他們把它定位為“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雜志”﹐這對于尋求“思想解放”的氛圍來說﹐非常及時和必要。從建國以後到文革﹐很多書籍都是禁止的。讀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讀書》的出現則顯得意義非凡。這可謂是天時。(chinesenewsnet.com)

  《讀書》創辦時﹐是屬于國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機構則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義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讀書》的主編﹑策劃和出版團隊都是一些非常有經驗的出版家﹐陳原先生﹑陳翰伯先生﹑范用先生﹑史枚先生﹐他們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有辦刊經歷了﹐精于出版事業﹐他們為《讀書》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應該是人和。(chinesenewsnet.com)

  在知識界﹐有人認為《讀書》形成了自己的文體﹐即“讀書文體”﹐您怎麼看《讀書》的文章風格﹖(chinesenewsnet.com)

  《讀書》的文體可以說是一種“厚積薄發”的風格。既具有思想性﹐但又不晦澀難懂﹐而是深入淺出﹐具有可讀性。這需要作者具有很強的寫作功力。比如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就是“厚積薄發”的典范。金先生是個大學問家﹐學貫中西﹐但是他寫的文章卻是深入淺出﹐容易閱讀。(chinesenewsnet.com)

  當年﹐您提出《讀書》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閑刊物﹐可供他們“臥讀”﹐特別強調文章的可讀性﹐為什麼﹖(chinesenewsnet.com)

  事實上﹐這也不是我提出來的﹐在《讀書》創辦之時﹐陳原﹑陳翰伯他們就已經強調《讀書》文章的“可讀性”了﹐我不過是延續了這種風格。他們都是老一輩的出版家﹐對于出版業非常有經驗﹐清楚可讀性對于一本刊物的重要性。事實上﹐他們早已確立了《讀書》的定位﹐它不是一本學術刊物﹐而是思想評論刊物﹐而當時的一些老學者﹑老知識分子也特別認同文章的可讀性。呂叔湘就曾經說過﹐編《讀書》這樣的刊物﹐要腦子裡有一個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讀者”有點詞不達意﹐應是“有相當文化修養的一般讀者”)﹐不拿十億人的共同語言開玩笑﹐否則就會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讀書》不發表學術論文﹐因為它面對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知識分子。比如說“人的太陽必將升起”這樣的標題﹐用的是一種詩意的語言﹐而《讀書》不會用“論人道主義”這樣學術化的語言。(chinesenewsnet.com)

  《讀書》的讀者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也分大中小不同層次﹐《讀書》的目標讀者是哪個層次的知識分子﹖(chinesenewsnet.com)

  我們心目中的讀者應該是中層知識分子﹐但結果我們卻發現除了一些中層和高層知識分子在看《讀書》外﹐還有一些小知識分子也在看。我們收到過很多讀者來信﹐當時﹐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從收發室直接把信件拿走看。其中有西部縣城中學老師寄來的信﹐這樣的讀者不在少數﹐他們應該算是小知識分子了﹐這對我觸動很大。事實上﹐我們希望做的是﹐讓《讀書》起到一種橋梁作用﹐通過通俗易懂的文字把精英文化介紹給普通的知識分子。就像余秋雨﹑于丹所起的作用一樣﹐把精英文化普及化﹐我很欣賞他們。(chinesenewsnet.com)

  離開《讀書》後﹐您還閱讀這本雜志嗎﹖(chinesenewsnet.com)

  不怎麼閱讀了﹐因為我現在熱衷在網上“潛水”﹐在飯館研究餐飲﹐在咖啡館閑聊﹐在舊書店尋找廉價書刊﹐外加身體也不好﹐嚴肅的東西實在看不過來了。(chinesenewsnet.com)

  您怎麼評價您離開之後的《讀書》﹖(chinesenewsnet.com)

  我已經離開《讀書》很多年了﹐和《讀書》已經沒什麼關系了﹐我也基本退出了出版業﹐只是偶爾還幫忙介紹一些臺灣書籍在大陸出版而已。所以﹐我無法做評價。(chinesenewsnet.com)

  陳四益(chinesenewsnet.com)

  在60前和80後中間溝通思想(chinesenewsnet.com)

  除期期為《讀書》畫漫畫的丁聰之外﹐陳四益應該是這本雜志最穩固的作者之一。陳四益在1981年開始看《讀書》﹐1989年﹐他成了《讀書》的作者──丁聰畫漫畫﹐陳四益配文。此後翻開每一期雜志﹐都能看到他們珠聯璧合的杰作。1996年﹐沈昌文退休﹐離開《讀書》﹐汪暉和黃平接替主編之位﹐《讀書》的風格發生了轉變﹐但是陳四益與丁聰合作的“詩畫話”卻一直延續下來。“從沈昌文任主編時起﹐這個專欄除了原先放在封三﹐後來換到封二外﹐沒有任何變化。”2007年3月﹐九十高齡的丁聰引退﹐陳四益又同黃永厚合作﹐繼續在《讀書》的封二開談“畫說”與“說畫”。(chinesenewsnet.com)

  這次《讀書》換帥﹐引起的風波不小。(chinesenewsnet.com)

  一本刊物的主編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就鬧得沸沸揚揚了。我看還是不要動不動就弄成什麼“派別之爭”。文革時期斗爭哲學的影響太深了﹐思維方式也不容易改變。不同的主編辦刊物﹐當然會有不同的理念﹐這是學術觀點的不同﹐可以爭論﹑討論﹐但不要非加上“左”呀﹑“右”呀什麼的。《讀書》換不換主編﹐說到底﹐是三聯書店領導層考慮的事情。(chinesenewsnet.com)

  您在《讀書》經歷了兩任主編﹐對于《讀書》的兩個階段有什麼不同的感受﹖(chinesenewsnet.com)

  我只是作者﹐和主編直接打交道的機會也不多﹐兩個時期﹐我和丁聰合作的版面一直穩定﹐沒有什麼變化。可以說兩個時期﹐我和《讀書》都合作得挺愉快。(chinesenewsnet.com)

  沈昌文是一門心思編雜志﹐雖然文章寫得很灑脫﹐但心無旁騖。他總是注意聯絡老作者﹑發現新作者﹐所以手裡作者資源特別豐富﹐人緣也好﹐這對于編好《讀書》這樣一本雜志來說﹐是很重要的。比如那時經常舉辦的“讀者服務日”﹐就搞得很有氣氛﹑很活躍。汪暉是學者﹐學者的學養﹑工作習慣﹑文字偏好﹐自然會影響到刊物的風格。後來的文章太學術化﹐有些文字過于艱澀難懂﹐恐怕同主編的喜好多少有點關系。(chinesenewsnet.com)

  對于文章的學術化和難懂﹐您給雜志提過意見嗎﹖(chinesenewsnet.com)

  也跟編輯提過。我個人喜歡清新簡易的文風﹐可能是受五四時期學者文章的影響。那時的文章﹐即使是在介紹海外玄奧的理論﹐也還說的是“中國話”﹐因為作者是經過消化之後才講述出來的﹐比較易懂。後來《讀書》上的一些文章﹐感覺好像沒有經過消化就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論術語搬過來了。范用說看不懂﹐沈昌文也說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當然﹐只是一部分文章﹐當然﹐這樣的文章也不只是《讀書》上才有。幾個老頭兒說看不懂還不打緊﹐要緊的是大多數讀者是否認可。(chinesenewsnet.com)

您覺得《讀書》這些年的定位有發生變化嗎﹖(chinesenewsnet.com)

  他們是說沒有變化﹐但是如果內容﹑風格有變﹐讀者自然也會有變﹐那是情理之中的事。(chinesenewsnet.com)

  這些年來﹐《讀書》的訂閱量是在下降嗎﹖(chinesenewsnet.com)

  我一直弄不清楚﹐問過﹐但人家未必講真話﹐所以後來也就不問了。你知道一本刊物的發行量在今天的中國﹐也算是商業機密﹐是個敏感的問題。前一陣好像說過訂數下降﹐但是後來又說是上升。搞不清的事就讓它糊涂些也好。(chinesenewsnet.com)

  一些人懷念80年代的《讀書》。(chinesenewsnet.com)

  《讀書》不可能回到哪一個時段去。80年代有那時的環境。那時人們感興趣的問題現在這一代未必感興趣。譬如我這樣歲數的人﹐也就是80年代《讀書》的讀者﹐經歷了那麼多的折騰﹐深知如何不再折騰是中國的要務。所以對那些造成反復折騰的理論﹑體制﹑思維習慣﹐一直不肯放過。但沒有經歷過這些的年輕人﹐就覺得﹐何必老是嘮叨這些陳年舊賬呢﹖所以﹐怎麼在60前和80後中間溝通思想﹐實在比空談回到什麼時段重要得多。(chinesenewsnet.com)

  那您認為《讀書》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chinesenewsnet.com)

  要搞清楚是辦給誰看的。我認為不應該只是辦給學者看﹐就是學者﹐也不能只是辦給老的或年輕的看。讀者范圍要更廣﹐文章不要艱澀難讀。《讀書》畢竟是供各種讀者工作之余﹑研究之暇看的一本刊物。要找一些共同的興趣﹑共同的需要﹐辦得豐富一些﹑活潑一些﹐也深入淺出一些。(chinesenewsnet.com)

  《讀書》應在哪些方面求變呢﹖(chinesenewsnet.com)

  現在雜志刊物有很多﹐讀書類的也不少﹐比如《書屋》﹑《書城》﹑《萬象》﹑《博覽群書》。《讀書》要辦出個性和特色﹐事非容易。不要一下子期望過高﹐給編者一些時間﹐讓他們試一試。過去《讀書》的長處﹐不管是1996年前的還是1997後的﹐都要承繼。承先才能啟後。(chinesenewsnet.com)

  徐友漁(chinesenewsnet.com)

  這十年﹐它沒有切中時弊(chinesenewsnet.com)

  出生于1947年的徐友漁﹐現為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執著于討論中國的自由主義﹑憲政﹑共和等問題。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語言與哲學》(合著)﹑《精神生成語言》﹑《告別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造反》等。他曾是《讀書》雜志的讀者兼作者。(chinesenewsnet.com)

  您從什麼時候開始看《讀書》﹖為《讀書》寫文章多嗎﹖(chinesenewsnet.com)

  我從80年代中期以後才看《讀書》的﹐後來又出國了﹐有好幾年沒看。為《讀書》寫文章那也是後來的事情﹐寫得也很少﹐像朱學勤﹑雷頤他們以前寫得多。最近8年都沒在《讀書》發文章了。(chinesenewsnet.com)

  《讀書》緣何能一創刊就廣受知識分子歡迎呢﹖(chinesenewsnet.com)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還處于思想解放階段﹐大家都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讀書》的出現符合當時的思想潮流﹐自然很受歡迎。(chinesenewsnet.com)

  有一種說法是﹐80年代的文化熱成就了《讀書》﹐您怎麼看﹖(chinesenewsnet.com)

  80年代的《讀書》熱和80年代的文化熱在趨勢上是一致的﹐《讀書》肯定受到了文化熱的有利影響。但是《讀書》熱不同于文化熱﹐把《讀書》在80年代的成就歸功于80年代的文化熱﹐是不正確的。《讀書》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具體的東西包含在內﹐比如它的話題﹑文體﹑風格。而且80年代的《讀書》並不回避尖銳的社會問題﹐它把人們一直想說﹑又壓抑得很久的話痛快地說了出來﹐尖銳﹑潑辣又具有生動性﹐所以它在知識界的中心﹐人氣很旺。(chinesenewsnet.com)

  有評論說﹐80年代的《讀書》比較重文學性﹐而缺少對現實的關注﹖(chinesenewsnet.com)

  80年代的思想界是常談一些抽象的問題﹐比如人道主義﹑弗洛伊德主義﹐講一些“大道理”﹔但並不是說﹐這就不現實了﹐事實上﹐這是當時非常現實的問題。在經歷過長時間的思想壓制之後﹐那些“大道理”的啟蒙顯得非常重要﹐確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chinesenewsnet.com)

  您怎麼看這十年《讀書》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討論﹖(chinesenewsnet.com)

  汪暉﹑黃平主編的《讀書》﹐很多文章是關于現代化﹑全球化﹑“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這些理論都是可以討論研究的﹐但是這對于中國的現實來說是不是有錯位的地方﹖中國主要是應該追求和建設現代化﹐還是應該批判﹑否定現代化﹖他們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實際上是對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撥亂反正”。另外﹐“新左派”對西方理論的照搬﹐也讓人懷疑他們對中國現實的了解。其實這些年的《讀書》對中國最尖銳的問題是回避的﹐沒有切中時弊﹐批判全球化﹑跨國公司﹐這些理論顯然在西方語境下更有意義。我倒是認為90年代後期的《東方》﹑《現代與傳統》對現實問題更具批判性。(chinesenewsnet.com)

  這十年的《讀書》似乎爭議很大﹐其中聽到比較多的是《讀書》學術化﹑不好讀。(chinesenewsnet.com)

  有人對《讀書》的學術性強﹑文章不好懂提出質疑﹐我個人對學術性﹑理論性的文章不反感﹐這是個人閱讀喜好問題。不過﹐作為一本公共刊物﹐如果很多人認為“不好懂”﹑“學術化”﹐那《讀書》是應該注意的。(chinesenewsnet.com)

  這些年《讀書》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chinesenewsnet.com)

  最近十年《讀書》最大的問題是﹐失去了之前的“兼容並包”精神。《讀書》早期的文章﹐不是統一成一種聲音﹐它容許了多種聲音的存在﹐有時也會登一些讀上去很討厭的文章的﹐都不要緊﹐這就是《讀書》的兼容並包。但後來的《讀書》喪失了這非常可貴的一點﹐這是極大的退步。但是﹐他們不承認這一點﹐對此進行辯解﹐說什麼作者名單擴大了。但是為什麼後來曾經廣受喜愛的一些作者卻從《讀書》上消失了呢﹖比如李慎之﹑朱學勤﹑資中筠等人。(chinesenewsnet.com)

  您認為之後的《讀書》應該怎麼調整﹖(chinesenewsnet.com)

  《讀書》應該探討思想性的﹑嚴肅的問題﹐注重品位的高雅﹐為知識界內部的大眾服務。(chinesenewsnet.com)

  劉蘇裡(chinesenewsnet.com)

  與《讀書》一起成長為公民(chinesenewsnet.com)

  《讀書》創刊那年﹐19歲的劉蘇裡從黑龍江的一個邊疆小鎮來到北京上大學。從第一期《讀書》開始﹐他就是忠實的讀者。“當時﹐還年輕﹐什麼都不懂﹐看起《讀書》如飢似渴﹐從頭到尾﹐連那些邊角縫﹑補白的文字也不會錯過。”(chinesenewsnet.com)

  劉蘇裡學的雖然是國際共運史專業﹐但卻對文學情有獨衷﹐看《讀書》的同時﹐也一直在看《收獲》﹑《當代》等文學刊物。而《讀書》上黎澍﹑唐振常﹑金克木﹑陳原﹑王蒙﹑馮亦代﹑董鼎山和董樂山兄弟﹑李澤厚﹑梁治平﹑甘陽﹑劉小楓﹑蘇國勛﹑汪丁丁﹑陳平原﹑李零等人的文章﹐都是劉蘇裡的所愛。(chinesenewsnet.com)

  從創刊號開始﹐劉蘇裡期期閱讀《讀書》。《讀書》所提出和推動的新思潮在他的腦中依然記憶鮮明﹐說起來如數家珍。“80年代中期關于‘憲政’的討論﹐劉軍寧﹑汪丁丁等學者寫了不少文章﹔1989年﹐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發起了關于‘五四’的討論﹔1994年﹑1995年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這都是社會轉型期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還有1996年關于文革的討論。《讀書》始終站在問題和思想的前沿﹐說出了你想說卻沒想明白﹐或沒想透徹的一些東西。”(chinesenewsnet.com)

  長期閱讀《讀書》﹐並從《讀書》那得到啟蒙的劉蘇裡對《讀書》充滿了景仰。“那時﹐我就覺得《讀書》編輯部很神秘﹐也很遙遠﹐雖然它就在北京。但那時不像現在﹐打個電話就能找到誰了﹐我也不像你們現在這麼大膽。所以雖然看了《讀書》十幾年了﹐但也從來沒想過去拜訪編輯部﹐它對我而言始終有一種神秘感。”(chinesenewsnet.com)

  直到1993年﹐劉蘇裡才闖入了那個神秘的《讀書》世界。1993年10月﹐劉蘇裡創辦的萬聖書園在北京開業。而一向愛書的《讀書》主編沈昌文來到了萬聖書園﹐編者和讀者在此相遇。那年冬天﹐劉蘇裡拜訪了《讀書》編輯部。“我從沒有想到是那樣一間小屋子﹐很破舊﹐堆滿了書﹐好像都沒處落腳似的。”很快﹐他和編輯們熟悉起來﹐“一起喝咖啡﹑吃紅燒肉後﹐就跟朋友一樣了﹐開始神侃”。(chinesenewsnet.com)

  “長久以來﹐我看《讀書》不是因其文本和文字有多美﹐通常是帶著問題去看﹐《讀書》總是能提供一些新思潮﹑新理論﹑新概念﹐以及新的解釋框架。可以說它一直伴隨著我的心智成長。我們15歲時心智需要成長﹐45歲時心智也仍然需要成長。”後來﹐劉蘇裡這樣來總結《讀書》對自己的影響﹕“它影響我從非公民成長為公民。《讀書》對中國轉型期公民社會建設具有非同尋常的貢獻。”(chinesenewsnet.com)

  直到現在﹐劉蘇裡仍然每期都買《讀書》﹐但是1999年之後﹐他卻不再細讀了。“最近這八年來﹐我基本上就是翻一翻﹐看看標題﹑看看作者﹐有感興趣的或有欣賞的作者才細讀﹐比如李零﹑劉小楓等人的文章。甘陽好玩﹐我也愛看他如何吹牛。偶爾有我朋友的文章﹐無論傾向﹐我都讀﹐比如汀陽的。”在劉蘇裡看來﹐這種閱讀變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讀書》自身的原因﹐也有自身成長的因素﹐還與社會更開放﹑信息更豐富有關。(chinesenewsnet.com)

  在2005年時﹐萬聖書園與萬科北京公司曾舉辦一場“啟蒙時代的《讀書》”的活動﹐李洪林﹑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王蒙﹑馮亦代﹑趙一凡等人為《讀書》所寫的文章手稿被展出﹐還請來了趙一凡﹑陳平原﹑資中筠﹑陳樂民﹑劉德海等《讀書》作者﹑讀者開座談會。那是一個自發的民間活動﹐也是那些年為數稀少的﹑關于《讀書》的活動。劉蘇裡對《讀書》的感情可見一斑。(chinesenewsnet.com)

  對于《讀書》風波的“派系之爭”﹐劉蘇裡這樣評價﹕“我並不否認一份雜志可以有自己的立場﹐誰見過沒有立場的雜志﹖具體到《讀書》﹐那我要問1996年之前《讀書》的立場是什麼﹖它有著怎樣兼容並包的傳統﹖後來堅持這一傳統了麼﹖《讀書》不是1996年才誕生的﹐之前它已有17年的優良傳統﹐它是難得的知識界與知識大眾交流的公共平臺﹑是社會公器﹐它不是某一學術思想流派的同人刊物﹑不代表任何一派﹐只要言之成理﹐左中右老中青都可以發言。李陀﹑陳燕谷先生辦的以書代刊《視界》這樣的‘新左派’刊物﹐沒有人指責它的立場和傾向﹐因為它從誕生起就是‘新左派’刊物﹐是學術刊物﹐面對的也不是知識大眾。汪暉先生也參與創辦過一份跨國刊物﹐名字我忘了﹐新左派立場﹐人們也不會對它說三道四。但《讀書》就不同啦﹐《讀書》有它的傳統﹐有它的關切和立場﹐應該得到尊重。如果調整﹐是不是也應該在原來基礎上進行呢﹖”(chinesenewsnet.com)

  “以後的《讀書》﹐應該對前28年的傳統做一總結﹐不僅要總結前17年﹐最近11年也要做總結﹐這11年也有它的傳統﹐也有值得繼承和發揚的方面。《讀書》要永遠擯棄門戶之見﹐在繼承其傳統價值立場和問題關切基礎上尋求與時代共呼吸的節奏。”劉蘇裡說。(chinesenewsnet.com)

  王曉漁(chinesenewsnet.com)

  恢復《讀書》的公共性(chinesenewsnet.com)

  《讀書》創刊時﹐王曉漁才剛剛出生不久。對于《讀書》來說﹐他應該算是第二代年輕讀者。在上大學之前﹐出生于安徽城鎮的王曉漁從來沒有聽說過《讀書》。而1995年上大學後﹐卻總是聽到歷史﹑哲學﹑文學等不同學科的老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本雜志。于是他跑到書店購買了第一本《讀書》﹐開始了與《讀書》的緣分﹐那是1995年第十期的《讀書》。“我當時從到尾都看了﹐當時才剛上大學﹐看不太懂﹐斷斷續續看了好多天﹐一知半解。”後來重新再回看那期雜志﹐王曉漁才發現﹐其中有好幾篇文章影響很大﹐比如李零的《漢奸發生學》﹑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chinesenewsnet.com)

  從1996年起﹐王曉漁開始固定購買《讀書》。因為學的是中文專業﹐所以王曉漁把《讀書》當作成專業之外的知識和信息來源﹐對歷史的﹑哲學的﹑思想的﹑社會學的文章非常關注。“我還記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閱讀《讀書》的場景﹐讀得很吃力﹐卻又覺得很有收獲﹐從此每期都要買上一本。可以說﹐我當時的很多社科哲學的知識都是來源于《讀書》﹐它是一種思想中介。它的文章和話題往往都具有前瞻性﹐它把一些新的思想理論介紹給你﹐引導你去發現更多更新的東西。感覺它總是在你前面引領你。而且﹐你從《讀書》那就能比較完整地了解到當下學術思想界正在進行的研究地圖﹐和當下的現實緊密相關。”(chinesenewsnet.com)

  此後幾年﹐王曉漁閱讀《讀書》的習慣從通讀轉變為看目錄重點閱讀﹐到了2000年之後﹐他基本只是在書店翻翻而已﹐幾乎不再閱讀了。“後來﹐我發現再也無法從《讀書》那了解到相對完整的當下學術思想界正在進行的研究地圖了﹐這份地圖變得殘缺不全﹑派別傾向明顯。對于整本雜志來說﹐常常陷入邏輯簡單重復的境地﹐這不是指單篇文章﹐而是感覺大多文章都是在互相印證﹐邏輯重復﹐失去了多樣性。”(chinesenewsnet.com)

  “也許這些年《讀書》的發行量真的沒有下降﹐但是發行量不等同于影響力﹐我感覺《讀書》的影響力卻是在下降的。以前圍繞《讀書》文章所展開的討論經常發生﹔但後來﹐《讀書》在知識分子之中不再那麼舉足輕重了﹐不再是隨便閑逛的茶館﹐而是某戶人家的客廳──閑人莫入。然而出于品牌的慣性﹐人們仍然對它保持關注。”(chinesenewsnet.com)

  對于換帥之後的《讀書》﹐王曉漁保留了一份期待﹐打算從8月起重新購買《讀書》。“換帥之後的《讀書》﹐最重要的是恢復公共性地位﹐重建可供公共討論的平臺。”(chinesenewsnet.com)

  ■本刊記者/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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