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紫主張(二) 放下對立、族群和解

2004/01/12

  「民族」、「族群」做為一種符碼象徵,一種具有「高低、正反」差別意義的社會分類,影響人們的思考與行事方式,從沒有停止盤旋在台灣的上空;只是有時候不為人所覺察,或者以為終將消失,而有時候卻又附影隨行,惡之、揮之而不去。

  進入21世紀,台灣在民主政治的進程、基本人權的保障方向上,獲得了相當的進步,雖然眼前一些政客與政黨的反覆貪婪與聳動表演,仍令人感覺厭惡,雖然實況距離「實質民主」、「實踐公平正義」的理想仍然遙遠,但是因此將數十年「民主轉型」批判為無意義的成就,或者試圖將當前的政局形容為另外一種「威權統治」的形式,並不能看清整個台灣社會所做的集體面貌的改變,以及,在此一過程中所,應該特別值得珍惜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普通人民因為民主化而更發揮的自我反省、自治結社、志願服務、多元尊重、及各種拓展「公共性」的各種作為。而這些集體努力獲得的資產、社會的進步,如果沒有經過提醒,人們不知道自覺,或者人們不知珍惜,很容易揮霍而去,並讓我們在一次一次的族群動員以及語彙中,重蹈過去的衝突錯誤,陷入恐懼不安,甚至相互戕害的歷史悲劇。

  這裡所說的是社會生活中,關於作為一個人的多元認同與尊嚴,族群身份背景與情感,一個人的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的公民平等參與,以及,整體社會生活中的基本信賴,在一個激烈衝突與競爭的政治過程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仍然受到足夠的看重的問題;以及,如何在族群衝突的惡性循環發生之前,我們可以預阻問題發生的問題。

  我們鑑於以往各次選舉的族群對立經驗,要求各候選人以及政黨不要故意去挑動族群神經以及煽動對立情緒。現在面臨即將展開政黨輪替後的第一次總統大選,一場比喻為準備肉搏、割喉的激烈的選戰,一場在「一國」之內所要進行的「兩國」人民的大選與政治對抗,已經展開;而在這場選舉中,人民不只是選黨、選候選人,也不只是選「公共政策」、「統治能力」的歧異,而是同時也要選擇「族群認同」、「國家認同」;這一切政治動員的過程與大動作,更迫使我們感覺到問題的急迫性。

  這裡,我們呼籲社會大眾,各黨派與政治人物,要能認真思考政治動員、族群對立的危險性,保衛冷靜、理性、多元的基本文化價值與公民權利,推動族群和平,並保衛社會的進步空間。

我們的基本看法如下:

一、持續有社會基礎的族群和解,必須有社會正義為基礎。

  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圖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致力後殖民的新南非的建立,主張「和解」必須建立於真相、道歉與原諒的過程中。

  (1)真相追求:在對於[歷史]發生過的災難、[當前]社會不平等的認識與反省。這是不能逃避的過程。

  (2)尊重並承認不同的情感經驗與物質利益的基礎,不能單純地「自以為絕對」、或者「自我中心」。必須能為對方設想,並且能「自我約束」。

  (3)多方(以個人為基礎)同時進行的「道歉」與「原諒」。加害者的認錯,受害者的原諒,雙方相互「同時」進行的過程。

  和解必定包括了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部分,包括了自己對於別人所造成的可能傷害的認識,有進行道歉的勇氣,同時,也包括了對於過去傷害自我的對手,有原諒的胸襟。在複雜的歷史過程中,大多數人,有可能是自覺會不自覺的壓迫者也是受害者。

  衝突的單方面是不能「要求」別人要與自己「和解」的。因為「和解」既不可能是一種「權利」(或者「權力」)、更不可能是一種「政治主張」,而是一種:

  不能置身事外的「積極溝通與作為」與「自我要求」。

  這樣的積極進行的溝通與作為,必須以能不斷生產出「持續的互信」為目標。而衝突中的雙方,能因為相互信任的不斷累加,得以進行相互協調,進而進行共同目標的追求,而逐漸走向真正和解的過程。

  將「和解」的要求,變成一種可主張的權力,或者權利,或者簡單的政治主張,會傾向「自我中心」,而疏忽了別人的情感與利益,無疑會與和解的精神相衝突,也會與和解衝突。

  政治領導人物的和解是社會和解的樣版,但是它不可能取代社會中分裂的群體的各自的和解,也不能取代人與人之間的和解。

二、而台灣「和解工程」,有如下的重大問題,所有自認為社會進步的民間力量,必須相互藉力提醒:

  (1)台灣整個社會對於「歷史真相」,缺乏認識的氣度與與勇氣一方面,「台灣人」習慣用「族群壓迫」的符碼,「濃縮」複雜的社會與歷史過程;這因為不必費力找出真正「元兇」,所以可以輕易歸咎於「普遍的」所謂「外來統治者」,這對於建立新而獨立的民族國家有利。至於「外省人」則很容易被自己的民族情感、故鄉情懷所包裹,因為反對台灣獨立而強烈自我防衛,因此抗拒承認,也不承擔任何平反過去的社會不公義的責任。因為拒絕「尊重承認」,而無法進行和解。

  (2)定期的選舉動員、政黨競爭、監督制衡的反覆進行的副作用:由於所有政治玩家均要努力獲得權力與資源的最大化,這使得「劃界」動員的重要性,更甚於「和解、共善」的經營。這樣的不斷進行的政治競爭與衝突與社會過程,和「尊重對方」,「承認對方的情感結構與利益」,有根本的矛盾。

  (3)而受政權輪替、選舉結果左右的公共政策與資源分配,無意間在社會結構上,更加深了族群間不平等的相互觀感。如:過去的萬年國會,加深了人民對於外省人的優勢的觀感,而過去對大陸地區選出中央民意代表的優裕退職問題,晚近眷村改建時有些繼承的資格過於寬鬆。又如,先前國民黨的語言政策、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農民、勞工相對於榮民退撫制度等,社會不均衡發展,都曾經「順勢」造成當下有族群背景的社會不對等關係問題。而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對於龐大的公營事業以及相關基金會,所不遺餘力推動綠化輪替,族群象徵與政黨結合,政黨與偏袒的經濟利益流向結合,形成整體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體系。

  (4)台灣有不斷道歉的官員,但是沒有為自己過去的政治錯誤而道歉的政治人物;威權時代發跡的政治人物,過去受威權庇佑的政治人物,至今仍然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過去醜化「美麗島」雜誌與人士的媒體與人物,至今也一樣,仍能假借新聞生產、新聞評論、民粹監督的方式,進行政治上的日常鬥爭。而一些曾經在威權時期緘默、頭偏向一旁而獲得利益的政治人物,現在也越藉由操作族群與國家象徵,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5)台灣也有從不認錯、道歉的媒體;少數過去在威權時代的言論共犯,仍然掌握台灣的重要傳媒。媒體開放、電波與電信的市場化,也沒有讓過去偏向一方的言論空間,得到均衡發展。反而,順勢生產一群「評論界」的名人,台灣的天空,至今仍然充滿政治八卦與黨派偏頗的言論,他們日以繼夜用新聞自由、民意監督的名義,實際上進行的是符合特定政治價值觀的mis-information工作。

  (6)台灣有激烈的民族主義團體與政客,他們人數並不多,但是他們等待機會,期待並製造衝突。他們沒有進步的社會價值也沒有任何理想,只充滿仇恨與憤怒激情。而部分低質的媒體,不但不能過濾這些偏頗的社會價值,反而給予超過比率的篇幅放大報導,缺乏自律、省察的能力。

  (7)政黨輪替後,激烈的政治杯葛與衝突,使得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幾乎完全挫敗。台灣缺乏一個值得對立群體放下成見,獲得雙方信賴,以及可能共事的政黨或者政治人物。

高標達不到,低標不能免

  即使政治沒有信賴、但是也要有「反種族主義」、反「台灣式麥卡錫主義」的必要。即使社會族群間缺乏真正符合正義的和解、但是也要有「反仇恨」選舉言論的標準。

  第一、暗示別人的「出生地」、「族群背景」有問題,不夠純正,只有自己才是純正,是類似「種族主義」的作法。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時批評台灣人因為和祖國隔離太久,缺乏正當的「國家民族意識」,又藉口台灣人「被奴化」太久,缺乏「純正」的國族意識,故其可以對台灣人進行整體族群的「再教育」與政治壓制,其所造成的歷史悲劇,當代人必須牢記,不要再犯類似錯誤。

  第二、沒有證據,不能做出「賣國的」、「賣台的」泛泛指控。國家元首,為國家最高權力執行者與代表人,更不適宜在群眾集會中,自己輕易的,或者任由他人任意的,做這樣的暗示、明示,進而鼓躁人民群體間的不信任與相互詆毀。

  台灣不需要重蹈德國納粹黨對於反猶、反吉普賽人的輿論與群眾運動。也不需要將當年「台獨即等於共產黨」的莒光日「愛國抹紅」教育,再重覆用群眾動員、耳語的方式進行一遍。「新中間路線」顯然已在刻意檢討特定黨派人世的「忠誠問題」時,「易去難回」。

  第三、這是因為,在選舉的街頭造勢活動中,不會生產出「新中間路線」所標榜的「最大公約數」,只會生產出「黨派與政治人物」相互更多扭曲、更多信賴傷害而已。和「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應該在「日常政治中」努力尋求社會最大公約數,這是台灣各政黨,平常就應該相互配合進行,不能迴避的責任,而不是像最近以來這樣,任由民粹(假挾持民意之名)的方式,無時無刻都在進行對立杯葛,不但拒絕協商,還不斷彼此醜化。在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政治菁英必須「先行」建立起碼的溝通與信賴,進而試圖在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建立更大的聯結與共識。

  如果平常台灣的各黨各派菁英,彼此不相互約束,幾乎完全拒絕合作可能,並且藉中共對我國的各種影響力,在島內進行相互批鬥,其結局必定兩敗俱傷,而「國家安全問題」將被丟給街頭群眾集會,丟給人民的情感好惡、偏見與恐懼來決定,這將開啟更大的集體災難。

  第四、國家認同問題需要公開討論,但是對不同群體之間具有滑潤作用的共同體意識,需要「長的」相互「說服」與「信賴關係」的過程,其過程是集體建構的,其結果是開放的(如公民投票)。而包括菁英在廣大群眾前,日常所表現的相互尊重、「自我約束」與「和解」努力,其重要性與意義,遠甚於定期的選舉「動員」。在定期的選舉動員,政治人物對於國家認同議題的操弄,屢見不爽,而政權勝負的迫切感,徒然破壞社會信賴感,完全是建立共同體的「反向操作」。民主政治不能沒有選舉,但是選舉制度應該改良,政治人物也必須以身作則。

  第五、反對超過比例原則以及過當的反應、指控。政治人物或者會有超出一般容忍規範的言行,或者無意流露出缺乏敏感度的地方,而各黨派陣營,也都還有各自的極端主義者,他們幾乎一定會透過各種偏見言論,製造各種機會,進行挾持媒體聚光燈的伎倆。對於政治人物的過失,對於極端主義者的正當反擊,也必須考慮「適當比率」原則進行。這是政治智慧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過度的反擊,適得其反,如果將別人、少數個人的偶見偏見過失,刻意藉題誇大為整體政黨、整個族群、甚至整個民族的問題,屬於過當的自保與過激反應,一樣類同於「種族主義」與「麥卡錫主義」的行為。

  第六、台灣的媒體與新聞評論人,除應該能更公平的報導所有的政治過程,包括選舉動員在內,要更能認識到族群關係的高度敏感性,如同對於其他的社會人權議題一樣,必須考慮社會集體反應,特殊群體的人權,要更小心戒慎,當必須報導極端主義的突出言行時,也必須考慮其在整體社會中「應該」佔有的比例份量,避免煽動出更大的族群衝突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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