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韓國‧國際團結運動訪問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鄧燕娥

2006/03/05
香港職工會聯盟幹事、香港民間監察世貿聯盟行動及動員小組召集人

hkpa

  由反世貿周到反世貿月,整整一個月的抗議運動,將挑戰世貿企業全球化運動推向高峰。與此同時,世貿周(月)也將香港民間組織的國際團結運動推向最高點。如何把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新國際主義團結運動及自上而下的全球運動等……由理論變為實踐,反世貿周(月)成為一個意外的試驗場,並迫使民間組織去思考如何建立及延續以國際南方、亞洲、東亞為基礎的國際團結運動。

  我們希望透過訪問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鄧燕娥 ─ 世貿周前後聯系著整個世界各國民間組織網絡的主要人物 ─ 從反世貿周的種種,找出期間的各項限制及困境,並為香港/亞洲/國際團結運動找出引發思考的端倪。

  鄧燕娥同時為職工盟總幹事。

賢:譚駿賢(上圖左一)

娥:鄧燕娥(上圖右一)

賢:世貿周前與外國團體的合作主要在那一方面?

娥: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在處理與外國團體合作事宜上,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包括1. 一些具體的行政流程(logistics)的工作,特別是住宿及三場示威的安排;及2. 跟進一些具體的世貿協議的談判及進展等。

  關於第一點方面,重點是協助外國朋友的住宿安排,特別是南韓方面有千多人到港,要集中安置他們於一兩個地點本身已經是相當艱巨的工作。另外,2005年1月舉辦了國際網絡會議,預早為各個方面的合作做好準備,打好基礎。此外,過去一年不斷到各國出席會議及走訪,建立起緊密的聯絡網絡,更親自到南韓參與反對 APEC的鬥爭,了解南韓抗爭手法之餘,亦藉機與當地團體溝通,向他們解釋香港的基本情況及抗爭文化等。

  至於第二方面的工作,主要與跨國網絡組織「我們的世界不拍賣」(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OWINFS)進行聯系。並在過去一年透過電話會議討論及跟進世貿協議的談判進展例如「服務業貿易總協訂」、「農業協訂」等,這對增強本地團體認識方面相當重要,因為這方面一向是我們較弱的一環。

賢:在國際合作層面上,妳認為今次反世貿運動有那方面較過往幾年反對剝削性全球化運動迴異,有那些方面較以前做得更特出,及那一方面顯出今次運動的不足?

娥:相較西雅圖及坎昆兩次反世貿部抗議,今次香港會議中民間團體的行動其實顯得更有系統、更有計劃的。西雅圖那次抗議主要以美國團體為首,但工會與其他民間團體都各自為政。行動中外國團體往往被忽略、被邊緣化,亦缺乏行動的統籌;坎昆那次則因墨西哥民間組織內部分成兩大陣營,外地團體為免得失其中一方而兩邊的行動都參與,結果弄至疲於奔命,亦找不到抗爭的共通點。

  比較之下,今次香港行動顯得更為有系統。我覺得情況有點像參與World Social Forum(世界社會論壇)。大會安排儘量做到不同團體各取所需,參與者亦能選取自己關注的重點而投入不同的行動、工作坊及研討會等。

  然而,香港行動亦如世界社會論壇般顯示出她的局限。例如來自各國五湖四海的團體,政治光譜亦紛雜,即使在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卻始終未能達成對世貿的一致的、團結的立場,會議場裡場外缺乏協調,使行動的效果減弱了 ─ 連草擬一份聯合抗議聲明都因種種原因最後也都做不到。

  不過,總體上而言,今次香港行動確實顯示了她獨特的一面,就是在行動中不同的團體是希望更為Convergence(合流)的、更有系統地進行抗爭--雖然要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始終認為要挑戰像世貿、世銀/國基會等國際機構,必需要更有組織去做教育、動員及街頭行動才成。而且,這些工作是經年累月地去做,而不是等人家開會時才做。

賢:本地團體要更有效地透過國際合作去挑戰剝削性全球化,應該要加強那方面的工作,要做好那方面的準備,方能長期有效地介入運動中,而不是一次部長級會議就完了。

娥:我不懂評論其他團體如何做,但從職工盟的國際參與經驗中總結,我認為首先最重是清楚自己團體的政治需要,再嘗試發展Strategic Partners(策略性伙怑)。若自己的組織視野只需限於本土,則根本不用考慮國際聯系的問題。但像職工盟這種工會聯合組織,不同的屬會本身已經需要國際上的合作伙伴,既要加強鬥爭的實力,亦要對外尋找支持與資源。特別在資本全球化的年代,這種需要更為迫切。

  另外,國際團結合作是長期的工作,不能以issue-based(事件式)的視野去考慮,因為關係是長遠發展的,不是用完即棄的。像今次香港反世貿行動中,ICFTU(國際自由勞聯)動員人們參與活動及行動,較以任何一次部長級會議都要多,我認這是她與職工盟建立了長期伙伴及合作關係而促成的。

  可是,縱觀香港的民間團體,在國際參與的一環中,暴露了很多的弱點。首先,本地團體先天不足,群眾基礎薄弱,資源相應短缺,顧及一些技術及行政工作後,既有人手已經無暇進行教育及動員工作了,結果白白錯過了與國際民間團體交流合作的機會。這反映了本地社運團體的長期不足,積弱甚深。

  此外,我覺得職工盟承擔了不少是國外民間組織聯繫的工作,且有擔子越來越重的感覺。雖然,相對而言,不論本地及亞洲區內不同政治光譜的團體都樂意與職工盟合作,且希望建立長遠的伙伴關係,並期望職工盟可在亞洲區的民間運動中可扮演一定的角色。或許,這是對職工盟國際團結工作的多少肯定吧。但職工盟亦要想想我們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及資源去承擔這項工作,去達成這種期望,能否長期如世貿周期間般撐下去?

賢:南韓的組織又如何?他們應有足夠的能力、人手及資源去承擔起這角色的。妳如何評價南韓的團體在世貿周的表現,對他們日後在國際層面合作上又有甚麼期望呢?

娥:說到韓國團體今次反世貿行動的感受,我只可說百感交雜。一方面,他們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抗爭的力度及決心都使人讚嘆,這些都無需我多說了。但另一方面,他們有些手法實在十分惱人的。

  正如民主勞總的梁璟圭所坦白承認,韓國團體今次的香港行動,其實是欠缺統一的指揮的,結果很多行動部署事前都先爭辯一番,先解決了不同團體間的內部分歧,待到幾乎到最後一刻才通知HKPA(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其他團體甚至盟友卻根本無從介入,要協助也相當困難。像「三步一叩」跪拜行動,他們其實於之前一晚的零晨十二點半才最後「拍板」做的。你還得當晚零晨一點我才找你明天要做這做那、預備這樣那樣的「慘況」吧﹗像12月17日的行動,他們原本的一些計劃,最後也因個別團體改變主意而導致意外的變化。這都帶給我們這些盟友不少困難。

  我覺得韓國團體過於自我韓國中心了,若未能跳出這個框框,實在談不上進一步的國際合作。事實上,其他外國團體在世貿周期間的聲音都被完全蓋過了,結果香港人以至全世界都以為世貿只是韓農受苦的問題。其他關鍵的範疇如GATS (服務業貿易總協訂) 的影響、漁民及婦女等問題都未能有效提出。其至連農民之路(La Via Campensina)中其他國家的農民團體都抱恕難以發聲。

賢:我想,這也是韓國人驚人的地方。縱使團體內部一團糟,但給外界的印象卻始終是團結一致,在鬥爭的最前線始終是不離不棄的戰友;即使大家暗裡分歧如此之大,但運動中卻始終一條心,不會互相指責,絕不讓人找到分化的尾巴。但到事後認真檢討時,卻又坦白提出批評。

娥:這的確是各國民間運動要認真學習的方面。在這一點上,韓國人實在值得尊重。但我想指出,若韓國團體要走向更緊密的國際合作,先必需要走出韓國中心的陰霾,方能邁進更廣闊的團結空間。

  我記得在兩年前到南韓參與抗議世界經濟論壇行動中,在討論草擬聯合聲明的內容時,有團結指出要譴責當時的泰國政府侵犯勞權,我則即時指出若要譴責泰國,則同時要譴責中國 ─ 它是亞洲中最侵犯勞權的國家。但當時任主席的韓國人即時要我Shut-up(收聲)。我當時想,或者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是抗衡美國最重要的國家吧,所以譴責不得。我認為他們太過以當地的歷史背景、地緣政治的角度衡量其他國家的朋友,這樣必有礙日後合作的。

  要知道,在國際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戰場上,韓國是一支無可爭議的強大力量;在亞洲,他們更是最有條件、最有能力及最有基礎去領導其他國家人民去進行鬥爭的。若他們未能跳出框框,將來亞洲人民團結運動將很難走下去,這亦是國際團結運動的一大損失。國際聯結是一項相當長遠的工作,不是某時某刻突然發現後才擁抱它的,韓國團體實在需要有這種視野。

賢:談了很多韓國的事情,可否說說歐美民間組織的參與。他們在今次抗議運動中好像十分低調。

娥:歐洲的情況我知道得很少。至於美國方面,我想除了因地理環境相差太遠不便參與外,另外美國勞聯產聯(AFL-CIO)內部組織出現問題,也導致未能動員更多人參與行動周。剩下的如跨國網絡組織「我們的世界不拍賣」(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 OWINFS)以歐美成員會居多,並是一個以研究為主的團體,多在世貿談判協議內容給予支援,如分析利害等,對整個運動發揮很大的作用。但他們都較集中於會場內的談判,而不是以動員人民參與行動為主要目的。

賢:可否總結一下今次世貿行動周本地及國際團體間的合作?

娥:總的來說,世貿周期間來自世界各國的民間團體對世貿的分析及立場已經越來越趨同了。大家都明白到由Corporate-driven globalization(財團推動的全球化)對第三世界、窮國人民及公共服務的嚴重打擊。好像樂施會最終都採取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無協議好過訂下壞的協議)的看法。分歧只剩下到Language (語言表達) 和抗爭策略上。但最遺憾的是各國團體未能對世貿「香港宣言」發表一致的聯合抗議聲明。

  另外,本地團體若有心擴展國際合作的空間,必要將國際的議題連結到本地的議題中去,並尋找合適的策略性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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