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為實踐「實質民主」上街

2006/09/15

  近年來台灣上下各方政事的敗壞與民生的困頓無疑是形式主義的「選票民主」積重難返的必然結果,但它也已經驅使或逼使廣大的民間不由而然、也不約而同地在不同的案例、不同的抗爭在地(多聲道、多層次地)邁出了社會監督、社會審計、社會預警與社會訴訟的第一步,方興未艾,卻小有斬獲、不可限量。這一系列的社會自體防護操作和文化政治的踐行,是台灣抗爭現實下的獨立發生「實質民主」新創事物,有它一定的台灣特色。但是它們在世界範圍的實施也不是絕無僅有、沒有先例的。

  實質民主,並非等待被給予或施捨,它是具體的人群在每日生活中從權勢者手中爭來、搶來的;它總在社會組織/社會互動/日常生活踐行中,進行社會性運動性質的自衛與防護,經由「自主公民」(Self-Constituted Public)進行連結,協同攜進、藉由人民資訊的生產/發布/交流,在生產/消費/流通的領域,在環境/生計/社會聯繫的層面自立防護;並透過社會審計的機制,來分析社會成本與社會風險,發出預警和為公眾利益訴訟,以長期的考慮打破短視近利的投機。它當然涉及了組織/教育/監督/訴訟/審計/論說/立法抗爭/公民抗命等等尋找另類出路/建立社會防護的再生機制,也包括了文化政治的抗爭、和政治經濟的批判。因此,社會自衛性防護的運動者必須具有政治經濟分析力,能解構社會文化的理脈,讓運動抗爭有沉殿、有累積地成為人群自存的歷史性抗爭運動。

  社會監督(social monitor)早已行之有年,以監督為職責的非政權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也不在少數,各有專司:如世貿監察、勞工監察、社群監察、移民監察等不一而足。它們定位於監察與分析各種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趨勢和態度;以文字和其他的紀錄、傳播方式針對經濟社會學、勞工經濟學、社經政策、選舉行為和各種社會、經濟、政治意理及成因進行考察、解釋分析與批評。在歐西資本向新自由/新保守退縮的所謂「危機處理」潮中;它們針對「私利化」(privatization)產業與勞務,提出了批判,為勞動人民及低收入者的公義與正誼發聲。它們更透過切入政權欲放猶收的資訊自由缺口,提供另類信息。藉嚴謹的分析和文獻化,促進社會整體的公民參予與公眾辯論,成績斐然。可以參考的案例,日有所增。

  「社會審計」(social auditing)這個領域的拓展,恰是在社會監督的基礎上,拮用公眾會計(public accounting)的精神與原理,向政府與企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與公眾利益的相關事物進行社會公益的社會性審計(public interest auditing)。例如「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監察」,它在針對企業的社會問責性(social accountability)進行監察的同時,更表列了各利益集團間的勾結與關連,為一步一腳印的社會審計提供了進階的基本素材。務必達到強化公民社會影響公共財配置的能耐,將公共資源的流向、回饋加以透明化,為公民的社會權益嗆聲。近年來,在BOT弊案層出不窮之餘,民間力量已負起了將不義不公向全民予以公開數字化的操作。雖然「社會審計」的大纛尚未現身,這些踐行已開始為民眾利益把關,為公共財貨的為人民所用大聲疾呼了!

  當然,「社會預警」(social early-warning)更加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二次大戰後,真正產生全球性社會變革之主力、可說無一不是「非政權組織」(NGO)--「反戰」、人權、反核、環保、婦幼保障、原住民權制、居住與空間權益--在社會預警的先期踐行中、把運動在全球範圍內帶動起來的。所有這些預警不但警告了各地政權、剋制其囂張跋扈、阻止其胡作非為;它們更為國際跨境民間連線打下了協同共進的基礎;此外,在國際的層次上,它們不斷召集對抗性的全球進步人士大會,將議題全球化、對全球各地的惡政懲前毖後,防阻世界大災難發生;年度性或定期的世界社會論壇及環保政壇都是有力的例子。

  至於「社會訴訟」(social litigation)的事例則多是在各「國家」範圍內的在地法律抗爭;從憲法公民權的保衛、到細微的侵權具體個案,它們結合了各種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和抗議行動;建立了一個個啟迪性的案例,更在公民法理的層面伸張了正義。例如在印度,多年來已累積了成千上萬個公眾利益訴訟(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的重要判例;即令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ACLU)和有色人群促進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也都每天都和聯邦與各級政府打官司;藉由最實際的訴訟勝利爭奪民權、抵制了兩黨政制/形式民主的交易政治與換湯不換藥;他們在日日實踐實質民主的同時,給予了美國人民民主生活以更新的內涵;防止了專權與操控。不是它們這不斷的實踐、美國的所謂「民主」和「人權」早已經是不可聞問的東西了。

  以上的幾個類目雖然可分割為不同的範疇予以討論,但是它們在實踐上是重疊的和彼此滲透的;在社會防護的抗爭實施上更是互為表裡,相互支撐的。

  這一系列任務也絕不是一畢其功,死活立判的「決鬥」。它們的實踐必須日日進行,不斷累積。須知在變動不居的統治技術千奇百怪的幻化巫術下,百姓的權利是無日不受到新樣式的戕害的;抗爭的成果可在政客復辟後毀於一旦;更隨時得面對得而後失的危險。是故、在人民民主無法如官僚體系一樣的、成為日理百機的常設機構的情勢下,要堅持運動的展開與維持,抗爭主體的更新與有生力量的推陳出新就是最終成效的關鍵了。不管是待業、在職或已退休的人士,也毋論是什麼行業或專精,每一個有心的人都是有待自我開發的新生力量。

  因此,在凱達格蘭大道和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遊走的熱情身軀,絕不只是「反貪腐」這粗糙概念所能含括;更應看到隱身其中各種弱勢群體,藉著把社會監察/審計/訴訟/預警等「實質民主」的社會防護力量,鑲嵌在這個集體訴求下,來進行文化政治的抵抗!他們或為六年來一萬六千名自殺冤魂弔祭,或為具體生靈(如樂生院民、反高學費學子、原住民、農民、殘障者、同性戀、性工作者、老幼婦孺、大地生態……)請命;他們不為奪取政權,卻為捍衛生存權利和生活尊嚴而鬥爭。

  所有具各式各樣經歷及社會良知的生計者,只要願意、必定都可以成為執行實質民主的「自主公民」,他們必能、也必須投身在各式各樣的自我保護機制中,為大地請命,為兒孫積福。只有在每日民主生活實踐,天天做應做的小事積累下,我們社會的實質民主才能得以確立,社會防護機能才能得以鞏固,自主公民的能耐才得以沉澱、累積;在回饋下增能、成長!

  九月,自主公民己為「實質民主」走上街頭;儘管我們依舊隱身在無名的大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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