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來，近百位堅持捍衛自主居住權的年邁院民，由學生及社運組織者陪伴著走遍了所有相關的政府機關，聲援樂生院的團體與個人跨及全台各個領域與階層，支持行動的人次亦有萬人之譜，讓「全區保留樂生院」的議題賦予台北街頭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個過程從本質上來看，牽涉七十餘年來數千位「漢生病友」名譽恢復的人權議題，但它更是涉及歷史反省的文化事件，需要我們重新思索種種「想當然爾」，一群手腳殘缺的老人，上街到底為了什麼？
群眾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高舉「原地保留」的標語與警方起了衝突，院民們一個個激動的在政府機關前陳述「捍衛家園」的訴求、台灣的進步學者在公聽會與街頭戰車上高聲疾呼「古蹟保存」，這些試圖重寫空間意義的動作，表徵了樂生院正於文化保存的議題上對政府進行高目標的挑戰，也代表了一段不斷賦予都市保存運動新意義的歷史過程。然而為什麼是「保留運動」或「保存」？為何是「文化」？這樣的運動蘊含了什麼意義？
從近年的歷史來看，保留運動一方面接續了台北的弱勢社區運動，從1997年「康樂里」放火強拆事件，到2002年「寶藏巖」由台北市文化局指定為歷史建築，從中我們看見，都市社會運動從判都市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供應之不均與不足、政府以城市美化之藉口抬升土地價格圖利財團、要求給予足夠的搬遷緩衝時間與補償費用，以及爭取政府於適當地點提供相仿的居住條件，轉向了賦予弱勢社區正面的歷史意義，並以社會分析的觀點指出弱勢人民的所受之壓迫。都市保存運動的進展不僅從空間結構指出社會結構的矛盾，並替違建區擺脫「都市之瘤」的污名，替「非正式建築聚落」中的人民擺脫違法、貪利之污名。樂生院在都市社會運動走向文化訴求，以及從空間使用者的角度重新書寫城市空間之當下，搭上了捍衛市民「接近城市之權利」的列車。
而另方面，從目前警察、院方人員對待院民方式的粗暴程度，擅自闖入院民家常場合與私人居住空間的行徑，我們不難想像「漢生病友」在強制隔離年代所受之嚴重壓迫必定更甚！當然我們無法實際看見早年的軍事監禁、人體實驗，或者無法親身經歷1970年代解除隔離後，院民居在院區中的各種活動、進出仍須接受輔導員控管的歷史。然而，宛若隔世的樹蔭老屋、殖民建築與院前花圃，或者屋內各種合於其肢體狀態以使用的器具，不單呈現了宛如凝結般的時空氛圍，再現歷史，從院民對空間的使用，更十足地驗證了「樂生院」經過數十年的隔絕，已然形成特殊的日常文化。在強制隔離年代所建造的物理空間中，院民以抵抗之姿將歧視性的空間意義予以轉化，透過日常生活營造適居的空間，也就是說，「漢生病友的文化」正在形塑。因此，保留樂生的特殊文化，就是尊重歷史並且讓社會有機會自我反省，更是重視人權的具體實踐。
從這兩個理由來看，捍衛樂生院的人與建築，就是歷史反省的教育，更是尊重與保護這些曾受迫害之人未曾享有的生存權利。反拆遷是抵抗都市工程以公共利益的名義迫遷弱勢社群，捍衛城市空間之使用者的權益，以及尊重城市中的不同文化；也是要求正視漢生病友的文化與歷史、環境，重視歷史性地形成的特殊文化。綜合這兩方面，就是樂生保存運動之「文化」意義所蘊含的「反迫遷、捍衛自主選擇的居住權」，並且拒絕讓捷運所象徵的現代化及地價高漲，再次將弱勢者逐出長年深耕的土地。透過樂生保留運動，城市空間的政治實踐藉由樂生院院民以其受損的肢體，進行重寫。
樂生的運動實際上也使得政府的官僚機制露出馬腳，「全區保留樂生院」的人權訴求在由樂生保留自救會所引領的三年多中，跑遍了全台不同層級與權屬的政府機關。但是我們清楚看見，交通與捷運單位將責任推給文化單位，文化單位等候工程抉擇，地方層級將問題推給中央，衛生單位推說非其職權，甚至好幾場行動前往行政院要求組織跨部會的協調會也遭敷衍，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豐盛說「我以為我要下台了」所以在游錫堃下台前一天，跳過官民的協商結論，發公文要求捷運開工。國家的官僚體制利用分工的方式分散了政治壓力，同時又將所為的歹事自我合理化，不斷將社會運動導向「最簡單的解決方式」。
另外，每次行動要求官員出面，則必定在官員發表完事先擬定的推諉稿之後，由警察發動推擠，製造群眾鬧事的衝撞印象，這就是抽象的「國家機器」如何透過模糊焦點、擾亂視聽的具體手段。在應付社會運動的同時，強化政府「理性、公正」的象徵，他們以驅逐作亂者的媒體形象，行銷縣政府的公共利益論述，將市民製造為不同對立群體。
2005年11月樂生曾有過「總統府前靜坐行動」，主要是要求陳水扁出面為他2004年2月至院區發放的「抗賴鬥士金牌」做出解釋，然而卻被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五位學生作為收場。很弔詭的，2004年陳水扁「表揚」的動作被政府以「不回應」取消了意義。歸還金牌的動作失敗後，群眾並未因此退卻，反在2006年6月發起另一波近700人的遊行，其中包含了五十餘位群眾以跪拜方式在市區「苦行」數公里，以身體實際體會院民數十年來所受的折磨，但台灣政府依然沒有任何善意回應。
再一個月後，台北縣政府卻強烈的透過媒體表示「要以警察介入強制拆除樂生院」，使得支持者不得不在2006年7月11日前往縣府抗議。雖然交通局長曾在電話中對學生表示「報紙錯誤報導」，然而北縣府交通局副局長卻在當天再度於現場公開表示「不排除以警察力量將院民搬走」，隨後台北縣海山分局立即動用60、70名警察驅離現場靜坐的學生與十餘個社會團體的聲援者，敲頭挑釁、警棍毆打，逮捕近二十人起訴兩人。這一切，都有影帶為證。台北縣市政府的行徑比起十年前，過之無不及，政客無論是陳水扁、馬英九、呂秀蓮、周錫瑋，毫無差別。
樂生保留運動從頭到尾只有固定的幾項訴求：反迫遷、爭人權、定古蹟、緩工程。這是保留完整院民生活史的運動，也是保留文化的運動。走上街，只是因為政府不願意在「民主過程」中對人民的所求做出回應，甚至當專業者已分別認定古蹟價值、確認存在其他更佳工程方案、警醒漢生人權的時候，政府仍不願意放棄以警察武力強制介入。官僚不僅自我合理化各種制度性的機制，或彼此推卸政治責任以擺脫壓力，官僚機器更會適時地將其內部的聲音彼此對立起來，既讓單一部門的在壓力上門的當下將政治壓力解除，也再次透過部門間的表面對立製造了矛盾的表象。因此官僚機構如何運作，其實端賴於背後利益之所在，以順暢推行政策為依歸。
這是受壓迫者的故事，正挑戰著台灣的社會，或許你看著影片、相片，認為院民們炒菜種田比起常人並無特殊，然而你必須應該親身到訪，更仔細的觀察他們的生活才能體會院民們為何白髮蒼蒼努力揮舞一雙雙萎縮、彎曲、截肢的手腳，為何在漢生病友的一輩子已經接近盡頭時，仍要堅定的捍衛權益，堅持保留一個可以繼續居住的院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