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脅、智可辱當「院士」被當成了「院仕」、「院侍」的時候

2006/07/13

李遠哲就要下台了,在近月他一連串的失言風波的沸沸揚揚中;人們覺得他作為台灣最高學術機構首腦的(缺乏)社會責任與(沒有)政治見識始作俑自六年前的突兀挺扁;似乎忘卻了他任內十二年台灣學風的持續敗壞,知識人尊嚴每下愈況、敗壞塗地這現象,及其責任最終誰屬這個問題。無意於描繪每二年上演一次所謂「院士」爭奪戰的黑幕與醜聞;更不齒於分析一場場假知識之名行惡靈般狗鬥征逐的細微末節—狗仔隊們的扒糞已夠臭不可聞—本文只願點出12年(或更早)以來行政官僚操弄學術研究;學術官僚操弄行政人事下、讀書人士氣淪喪、學風掃地這個事實,是為他日人民春秋之筆,據以月旦今日吾學院之輩的一個小小註腳。

「讀書人」的「無機化」

中國歷史的言說傳統中,曾有一種叫「讀書人」的社會力;指涉的是一些獨立思考,以知識自任、以節氣自許的操行人和踐行者。他們關懷民疾,甚至冒死「牧民」,以辭官歸里為抗爭的手段;他們不但拒為權勢所器用,甚至遊走六藝、成為了廣大民間小傳統的承繼者與創發人。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說是中文語境意義上的「有機知識者」(organic intellectual)。他們的抗爭與犧牲—從屈原到杜甫… ─ 不但一向是民間傳頌者為生民請命的指標,更是「改朝換代」、革命新民的轉折點。

相對於這個「理想型」(ideal type);今天台灣在以「知識」為逐利奪權的權謀工具「大氣候」下,讀書人是徹底地被「無機化」了。

當然,「無機化」是經理主義日益猖獗的威迫利誘下被逼就範、模壓成型而生的產物。

讀書人知識的主體性、獨立性,其藝匠與尊嚴,在經理主義的操控下蕩然無存;知識主體如工廠裝配帶上的「眼手工」;被肢解為心、手、腦分離的盲動者。而作為知識經理人的學術官僚則連「品管」驗收的基本判斷力都從缺。身為對「產能」效忠的工頭、監班同時,他們成為了官僚「績效」的打手;慌亂且情急地群起「量化」,以數值與表列進行「報銷」,應付對納稅人必要的交代。這些工頭、監班,雖表面上是產能的監控員,實為權威與學閥、乃至於惡政的穩定力量。

從經理、監班直至於「眼手工」的無機化,是手、腦、心分離的結果,也是它們生活實踐上和任何有機的、人民性生計、生存、生產、生長脫離關係的必然報應。自外於有機生活、有機生產…乃至於「有機農業」;還能有「有機知識份子」嗎?

知識生產者的「超機化」

知識的主體,變成了知識的「份子」不打緊,它們被冊封為一種叫「倚立」(ELITE)的東西;標示了他們「倚權勢而立」的存在狀態;卻被自詡和誤讀為社會的「菁英」!?

當李遠哲對國衛院的「歸國學人」們感喟「台灣還是個不錯的地方,我仍勸你回來,只要不在城市、不閱報章、不看電視…」時,講的是誰?聽的又是什麼呢?

古有言「小難隱於市,大難蹢於鄉」;李遠哲是否認為台灣已大難臨頭了呢?難道這些個「學人」們一個個都免不了是今日國衛院逋逃藪中的苟活族;他日亡命海外的準逃脫犯嗎?

這樣的駝鳥政策,當然讓自己欠缺歷史感,更乏預見;然而避免「捲入」政治的「清高超然」卻是歷史地、也是可預見地是矯情和枉然的!

以李遠哲這些年的行事軌跡而論,是他自己「捲入」政治,抑或是被他所謂的「政治」所捲入呢?

更嚴重的是,這樣矯情中的雙重標準:假為生民請命捲入政爭;在政爭的沉浮中挫折;爾後在這樣的政爭挫折中拒斥「政治」;至於在無視民怨、自干「倚立」之餘,慰己欺人;竟至於對一個從未學會自我省視的貪腐者、勸他止謗,促他自修!?大人先生,那不是個人的謗、而是萬民的禍;止這樣的禍惟有主事者的自肅(甚至於自裁),不是什麼修身養性那回事!

知識界的「假性無辜」與「自我殖民」

尤其教人汗顏的是:六年來的瘸政,誰迄今仍是它的產標代言人,愚民粉飾家呢?倘若政治那麼莫測、那麼可怕、那麼令人不堪;究竟是政治撥弄了它的廣告代言人,還是廣告代言人奉上了一生的毀譽,一次次的涉身其中,不知自拔呢?

我教幼稚園三十年的太太,在李遠哲這樣的諉稱聲中,驚叫道:「這簡直和我那些每做錯事就哭鬧賴地、尖叫跺地的小孩一樣,不斷重複:『這些都是你們叫我做的…!』」

是不是呢?細想一下,這真是侮辱了那些個幼稚生了!

教育心理學家,心理分析大師羅洛‧梅(Rollo May)在「權力與無辜/赤子之心」(POWER AND INNOCENCE )一書中;首先痛批了「假性的無辜」(pseudo-innocence);無情的揭露了人們利用它試圖在罪惡的情境中和加害者共事,從中獲取「第二手的利得」情事。繼而、他雄辯地首肯了「真切的赤字之心」(authentic innocence);認為它包括了兒童脆弱性的赤子之心,但它知道自己和醜惡產生「共謀性」的危險,直覺地和罪衍畫清界線。印度學者南地更直言,正是這種「真切的赤子之心」,印度文化最終擊敗了內部和外部的殖民主義!

正如南地一再指出,殖民之能成事端在於被殖民者中既得利益者們的協力,透過他們的自我殖民方盡畢其功;揆之台灣近二十年來(自李登輝以留美博士之姿,貴為總統始):學界的自我殖民,瑩瑩大者有四:

(一)作為台灣政治建制的國家機器,其肥腫與蹣跚不見稍減;而其反智傾向與惟選票是逐的政客主義卻有增無已;相對於此,「民間的」、「自主的」以「認知」(intellectual)為鵠的思考與研究,其瓶頸與限制日顯。

(二)人文科學的被國族政治挾持,其結果,學者自耽而為政黨的工具,選票民主的尾巴;一方面是功利、短視與非政治化的次帝國黃袍加身;另一方面則是在追求「國際」性認可的艷稱下,極力推展將鄉土進行觀光化、商品化包裝的次東方主義操作。

(三)文化工業、金融財團等既得利益在以「資本全球化」為障眼術的新一輪對積累危機解套的反制策略下,汲汲於為這個國族/資本兩合公司建構新的統制意識型態;最顯目和露骨地為這目的服務的就是傳媒、財團合謀共舉的「國家級」智庫以及「政權格蘭幹校」的正式亮開門面;未在這浪潮下被收編,或拒絕跳上這政經號列車的學術與研究,其空間受到了進一步的壓縮。

(四)在正式的國家級建制中的高級研究機構與教學機構也紛紛應徵去為資本與國族短線利益籌謀與操兵之際,它們的內部又開始再一次被早經破產了的經理主義迷思操弄牽制;在「管理主義」掛帥的行政干預下,研究一再被政策訴求束縛,研究主題急速官僚化與學究化;研究想像進一步鄉愿化,喪盡了僅有的想像力與創發性。

在台灣,恰恰是「用畢」知識份子與「待沽」準知識份子中,氾濫流行的「自我殖民」和「假性無辜」掛帥這個定位,使得中研院的鴻儒們一字排開,齊齊站在首席扈從卓榮泰的座後;留下有歷史意義的合照!他日供上神龕,恐怕免不了成為讓後人堪以玩味的象徵了吧?

這一刻國家最高榮譽職銜的認受人,欣然集會、相互道喜,額手於從知識的買辦、受封,轉化成了自我殖民的權力「宰辦」!它宣告了「士可脅、智可辱」時代的來臨;因為我們的「院士」已被當成了「院仕」或「院侍」;沒人抗議、無人辭退;更由不得我輩凡夫俗子呼籲他們愛惜羽毛了吧!?

迴聲

近二十多年來,在不同的場合我每每與泰西的西奴學(sinology)學者爭辯,特別是從知識社會學與政治思想史的觀點指責他們的隔靴搔癢;指出他們的無能與無力瞭解中國社會,之所以如此、不知、不懂中國社會有個叫「士」的東西,不能體會它的知識心情與生命情調,是故對中國社會的分析與理解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今天,面對台灣的這個知識侍/仕化的「進化」;我是否應向他們道歉、認錯呢?是否就任他們以他們商界、學界操控下的「爬梯主義者」(careerists)邏輯來看我們的社會呢?上面的論說很可能就給了他們這樣的口實吧!

然而,可也不盡然;作為台灣社會的一員,我和心有戚戚焉的讀者,只要大家能發聲、不也可以為所有默默地不肯投降者作出一個個小小的聲稱嗎?兹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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