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工資集體協商立法：官商進攻與工人利益

責任主編：樓乃潔

按：截止本文收稿，本預計在2010年年底出台的兩個關於工資集體協商的條例——《深圳經濟特區集體協商條例》（以下簡稱《集體協商》）和《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民主管理》）——至今難產(註1)。難產的背後，是有組織的老闆(註2)、國家和主流學界各方的討價還價，但工人的聲音始終沒有發出來。本文是對嶺南集體談判立法過程的簡述與分析，以求澄清本過程中的工人利益所在。

立法背景

八二修憲刪除“罷工自由”後，國家對罷工權長期缺乏明文規定。然而工人在利益嚴重受損時，難免聯合起來拒絕勞動，逼迫資本家讓步。在境外，相關法律普遍設置一堆框框，有嚴格的申請程式，並限制申請資格，規範人數、場地與方式。相反，當代中國的罷工行動頗為隨意，隨時、隨地、用任何方式（不勞動、廠內集會、上訪遊行、逛街）都可能掀起罷工。中國工人的集體鬥爭雖屢見不鮮，但有零散、無組織、不持續的特點，國際工人運動將這種自發鬥爭稱為“野貓罷工”。

隨著國內工人集體抗爭數量的增多，工人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經驗，也逐漸意識到組織的必要性。2010年春夏之交發生了引人矚目的連鎖工潮，5月中旬到6月初的本田罷工中，甚至提出“重組工會”的要求。官方意識到工潮擾亂工商秩序，影響投資者信心，更擔心工人行動失控給資本帶來長遠損害。反觀國家暴力和行政機關對勞資糾紛的總體處理能力，不但難以有效“維穩”，反而時常激化矛盾。中央決心改革工會，使它勝任調解勞資矛盾的任務，嘗試將工人抗爭強行拉上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勞資糾紛中的工人不得有“過激行為”，要“有話好好說”，以便老闆繼續平靜賺錢。

工人角度看立法

具體怎樣做呢？10年8月份，先後公佈了《集體協商》（草案），和《民主管理》（草案），向全社會徵集意見。

前者對集體協商的原則、內容、代表產生和協商程式做了詳細規定，重點推工資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除了相關職能部門外，它給工會規定了廣泛職責：指導和幫助開展集體協商，培訓勞方協商代表、監督集體合同的簽訂和履行等。

如果說該條例還是一定程度的改良，客觀上有助於工人利用集體協商進行鬥爭，後者則是對工人的赤裸裸進攻。該法規定，企業1/5以上職工向工會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工會應向企業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8月26日出來的草案又將1/5改成了1/3）。另外，兩個“條例”都規定工會代表勞動者參與談判；並對談判過程“過激行為”(註3)進行限制性規定。政府努力以法律限定工人抗爭的管道和方式——工人被侵權，或希望提高待遇，只能通過工會、職代會運用集體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在集體協商過程中工人不得採用停工、怠工等過激行為。

說白一點，就是不准工人有積極的集體行動。過去工人面臨侵權時採取的罷工、堵路、堵廠門以及到政府門口抗議等手段，將被明確認定非法。關於這一點，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解釋說：“這項規定不是說不讓職工停工，而是職工方必須事先提出理性的、正當的訴求，把勞資雙方的利益衝突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來解決”。(註4)禁止工人“採取過激行為”的同時，對老闆破壞談判卻幾乎沒有任何約束。

可是在勞資談判中，工人憑什麼讓資方妥協，讓自己的“理性的、正當的訴求”得到滿足？代表們談判時，作為後盾的工人坐在車間一邊罵娘一邊幹活，是否有助於逼迫資方讓步？

有人說，如果老闆不讓步，我就用腳投票——走人。可是再到另一個廠，工資還是這麼低，勞動條件還是沒變，走不走不都一樣嗎？資本生產的本質是要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要求控制成本。生產成本哪一方面最好控制？讓客戶出高價？壓低原料價格？降低土地租金及設備成本？可能性不大。因為老闆想達到上述目的，直接打交道的是另一群資本家。他們談判能力相當，所以成本一般不會有顯著變化。但是用工成本呢？面對單個工人，老闆掌握著生殺大權：聘不聘用，給多少錢，老闆幾乎處於絕對支配地位。這還不夠，一個工人進廠後的各方面生產生活，所有時間都給資本嚴格控制了。

怎麼辦？工人手中有什麼武器？是的，我們掌握著整個社會的生產，一兩個人停工或者離廠，對老闆利益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所有工人一起拒絕低薪和無保障的工作，生產將停滯，老闆要跳腳，不得不考慮向工人暫時屈服。所以集體行動的權利，是協商成功的前提。而兩個“條例”雖規定了工人有集體協商的權利，但同時又禁止工人在提出要求之前或者談判過程中罷工，事實上是剝奪了真正實現它的可能性。

為什麼說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的建立，是官商的聯合進攻？

2009年爆發了世界金融危機，國內沒有上調最低工資標準。2010年四、五月份，廣東省大肆宣傳最低工資漲幅超兩成，深圳市卻一直沒表態。國內經濟復蘇，工廠利潤劇增，加薪空間擴大。兩年沒漲工資的工人眼睜睜看著老闆的腰包越來越鼓，也普遍有著較高的加薪期待，多半期望最低工資在1200-1500元/月這一區間(註5)。有的人大代表也提出，深圳市的相關標準應在每月1448元到1963元之間。(註6)各地五一紛紛上調最低工資的大氣候下，深圳市6月10日才公佈了1100元/月(註7)的新標準，且推遲到7月1日執行。這個數字大大低於普遍預期，也不合常理：深圳最低工資在國內多年領先，而此次的調整，卻落後於上海，並與廣州、杭州、寧波等市持平。

為何深圳市調薪緩慢？一心維護老闆昏了頭？威嚇工人少做白日夢？沒那麼簡單，國家的心思比單個老闆深遠得多。低標準出台，有多種原因。首先，剛走出危機的老闆們既爭搶訂單，又觀望市場走向。他們更希望壓縮用工成本，而不急於提高工人待遇。其次，預留足夠的加薪緩衝空間，可讓掌握談判的全總系統更方便做幾場漂亮的維權秀，確立群眾基礎；工人抗爭“贏得較大讓步”後，迅速產生滿足感，從而更加安於現狀。第三，中央既定的企業內遷大方向，要求沿海地區工資標準不可定得太高，影響內遷進程。

老闆以及國家為何允許工人有集體談判的機會？

近年來，主流學界與“公僕”們的改良調子越來越高。他們並非忽然找到了早已喪盡的天良，而是憚於有組織工人的反抗力量，主動出擊抑制不穩因素。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並不總是赤裸裸和血淋淋的；階級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無產反抗與財富積累達到某個高度，上層便著手推出一整套欺詐術。系統的欺詐術標誌著國家上層的統治技巧日益純熟：不再單純依靠暴力鎮壓異己，而設法把所有的反抗納入“和諧”可控的框架。

但是國家和老闆不怕工人借機團結起來，天下大亂？這種可能性早已考慮在內：目前包括工廠工人在內的勞苦大眾，至今還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工人缺乏自我組織，尚未積累足夠的自衛經驗，也就談不上真正的團結；覺悟偏低，不能看清勞資對立的根本矛盾，鬥爭目標不易深化；經驗匱乏使罷工欠缺周密安排，以工人代表制度為核心的基層組織遲遲不到位。這就造成了許多罷工難以持久。

相比之下，國家和老闆有錢有槍有傳媒，更有世界第二大工業國的物質基礎。國家的盤算，是以專職工會幹部和談判專家取代自發產生的罷工代表進行談判，給工人一點甜頭換取對方的感激和安心。廣深兩個條例的反復修改，重點之一是阻止工人輕易組織起來啟動談判，全總更是一再強調“以上代下”的談判模式(註8)。身處眾多“專業人士”的身心包圍，即便確實代表民意的職工代表也難免淪為配角。從鉗制工人的角度說，上層最希望看到工人習慣於依賴、等待和自我安慰，而不是直接戰鬥。

工人如何利用集體協商?

正因為中國工人一盤散沙，集體協商起碼能讓工人有可能公開討論並表達意見，並真正坐在同一個桌子上跟老闆或其代理人進行談判。

工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集體協商？不能孤立地看待集體談判，不能專注於條例的字眼修改，而遺忘工人集體的頭號自衛傢伙：對生產的影響和控制。條例固然力求關閉罷工的大門，但工人大可利用“職工帶薪開會權”的機會，達到停產的目的。一句話：讓老闆肉痛，是工人進行任何勞資談判的最佳保障。

除了利用“帶薪開會權”促成事實停工，工人還有向資方施壓的其他手段。集體談判期間的工人討論與代表選舉，客觀上形成一定的工人輿論。設法傳達談判集體的聲音，澄清資方動作、工會表現與國家手腳，既有助於提高工人自衛意識，也能幫助其他談判集體警覺老闆的騙局。

註釋：

1. 深圳工資集體談判新規難產 http://danbao.alijiedai.com/14083_101.html

2. 港商強烈抗議 深圳工資集體協商條例被迫縮水 http://shop.sz.soufun.com/2010-10-26/3951968.htm 深圳新條例助工人加薪 港商將聯合聲明“不接受”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3/cnpol100915.shtml

3. 《深圳市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第二十四條 ……（五）集體協商正常進行期間，協商雙方不得有煽動或者採取停工、怠工、閉廠等爭議行動； 《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第五十條 職工方未依法提出工資集體協商要求的，或者工資集體協商期間，職工應當維護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不得採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過激行為。 職工有前款規定行為，符合《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情形的，企業可以依法解除勞動合同。

4. 《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有望下月底出台 修改稿更加強調勞資三方平等權利，既維護職工權益也促進企業發展 http://gd.people.com.cn/GB/123937/123963/12351232.html

5. 深圳最低工資新標準有望7月起實施 http://nf.nfdaily.cn/nfrb/content/2010-03/19/content_10246964.htm

6. 深圳市人大代表：特區最低工資應至少1448元 http://news.hexun.com/2010-06-02/123870216.html

7. 深圳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最低1100元/月 http://news.hexun.com/2010-06-09/123940328.html

8. 《深圳市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的集體協商，是指工會組織勞動者一方，與用人單位就調整勞動關係、確定與勞動相關的權利和義務，進行平等協商的活動。 本條例所稱的集體合同，是指工會代表勞動者一方與用人單位就勞動關係有關事項，通過集體協商簽訂的書面協議。 第十三條 用人單位工會代表本單位勞動者一方進行集體協商…… 第十四條 勞動者一方的首席協商代表由用人單位工會主席擔任…… 《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第六條 企業工會是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作機構…… 第三十九條……職工方協商代表由工會確定，首席代表由企業工會主席或者工會主席書面委託的代表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