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記者陳思豪、陳宛茜】
問：整個中國似乎都處於焦躁的狀態，這種情緒、氛圍是怎麼來的？
許：過去幾年，大陸的多數需求都受到阻礙。大部分人無法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卻蒙受房價、物價高漲、塞車等各種生活壓力。加上現代城市瓦解小社群、割裂人與人的關係，連找個女朋友都很累。為什麼豆瓣（網路社群）可以這麼發達？因為他們可以給你情感的慰藉。各方面的需求都被壓抑了，人們因此感到巨大的憤怒與受挫感。
張：社會結構的崩潰，需要一股巨大的能力來整頓，這股力量不是政治領袖就是宗教領袖。
問：大陸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嗎？中產階級往往會帶來公民社會，兩位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了嗎？
許：中國的中產階級出現了，但公民社會弱得可笑。
張：如果以經濟學家的數據來說，中國大陸現在的中產階級比台灣中產階級崛起的1970年代還多。但我們必須先打破一個迷思，民主和中產階級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民主出現不一定需要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出現也不一定會帶來民主。
以台灣來說，中產階級之所以比較反體制，是因為他們跟體制的關係比較少。但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同，他們在經濟上受益的部分，並不會轉換為對政治體制的反抗，反而轉為支持，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穩定體制來賺錢。
公民社會指的是讓公民參與政治、公共論述發展比較健全的社會。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未必會有一個好的公民社會，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私利的中產階級。
我認為中國大陸的公民意識出現了。2004年，時評在中國開始了，這是公共領域裡的一小塊。
許：時評在中國的產生是源於政權交接產生的政治鬆動。這是一個小循環。中國有一波波的小循環，知識分子的風潮在1989（天安門事件）被壓抑了，98年出來一次，被稱為小的「北京之春」，兩千年又被打壓了，但能量還沒消失。
2003年後，中國社會問題變複雜了，加上互聯網的火紅，讓公共參與討論更加熱烈。這時大家都很迷惘，需要小的意見領袖引領大家思考。
問：怎麼看劉曉波在大陸公共社會扮演的角色？
許：在諾貝爾得獎前，他被遺忘了，只有一小撮人知道他。他的得獎讓中國的反叛黨找到精神領袖，但半年過去，大家又不這麼想了，是吧。他的影響力被徹底的割裂。
張：當時有北京朋友告訴我，劉曉波的得獎是大陸反對運動的開始。但時間實在太短了，現在還看不出來。
許：大陸的反對運動無法形成勢力，因為大陸各個階層的分離太嚴重了，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分離。中國的革命往往乍看力量強大，卻是快速到來、快速消失，這不就是新一代網路的特徵─迅速集結、迅速消散。
【2011/05/23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