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主義能限制埃及的革命嗎？

責任主編：陳韋綸

譯者：宋治德

譯按：本文譯自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月刊《社會主義者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1年9月期號。作者菲爾．馬福利特(Phil Marfleet)，2009年與Rabab El Mahdi編輯出版論文集《埃及﹕改變的時刻》(Egypt: The Moment of Change)。作者文中某些英譯阿拉伯人名及組織名，不同在新聞媒體所見，為方便讀者查閱，譯者改用較常見的英文譯名。

7月底埃及首都開羅塔利爾廣場(Tahrir Square)首度出現伊斯蘭主義者的大型集會。歐洲與美國媒體的預期反應﹕伊斯蘭主義活躍份子「劫持」了革命；他們很快會壓倒非宗教的活躍份子；以及證明在一個穆斯林佔主導的社會，任何激烈的改變都不可能。這些專家們帶著幸災樂禍的口吻告訴我們，伊斯蘭主義者的動員及其對非宗教活躍份子的影響。《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形容這是個「令人驚恐的場面」；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塔利爾廣場的集會是個「令人震驚的力量展示，令到自由派作先鋒的埃及革命蹣跚而行」。

美國的保守智庫組織Hudson Institute，說這是完全不可避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薩拉菲(Salafis)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支持者，已經取代當初在臉書(Facebook)上發起反穆巴拉克(Mubarak)革命的人們……埃及轉變為與伊朗、哈馬斯(Hamas)、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結盟的伊斯蘭共和國，只是時間問題。」這種觀點認為，革命已經走向完結﹕「一個伊斯蘭的政權……它與民主、現代化與實用主義不能共存。」

這種對7月29日塔利爾廣場集會的評估，只是重覆阿拉伯/穆斯林的「特殊主義」。這種觀點的潛台詞就是中東的文化不能順應進步的轉變，而這個地區最好留給君主、伊斯蘭的宗教統治者埃米爾(Emir)及其他專制土酋控制，繼續讓他們與西方進行交易。埃及革命正因為有廣大的民眾反抗、罷工及要求民主改革，深深動搖這種反動信條。所以塔利爾廣場出現伊斯蘭主義者的集會，正好令西方的智庫機構與大部份主流媒體感到欣喜。

分散的埃及伊斯蘭組織

這個事件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參與的是甚麼樣的伊斯蘭主義者？他們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怎樣？他們的出現會如何影響推翻穆巴拉克的激進份子？

7．29示威的規模是有一定意義。塔利爾廣場佈滿了乘坐巴士、來自整個尼羅河三角洲的伊斯蘭團體的支持者。他們的口號不是1．25革命者的口號：社會公義、清洗舊政權、工作職位與最低工資等；他們叫喊「沒有上帝，只有真主」以及「埃及是伊斯蘭國度」，呼籲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集會講者讚揚統治集團「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的將軍們，呼籲國家團結以及儘快大選。伊斯蘭團體期望在大約1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贏得大多數議席。

一些活躍份子對這種發展感到驚訝。但其他的則不然，指出伊斯蘭組織在埃及有長遠歷史以及地位穩固。真正要驚訝的反而是它們的反應為何如此之慢？要等到穆巴拉克下台6個月後才採取全國動員，出現在公眾場合。這裡亦清楚是7．29的示威，代表不同的伊斯蘭團體，它們彼此有相互競爭的議題。它們其實是個不穩固的伊斯蘭團體聯盟，多於是個已準備好將埃及建成「伊斯蘭共和國」的統一集團，內部的不同團體亦受到大規模革命運動的深刻影響。

邊陲的伊斯蘭勢力

7月在塔利爾廣場的參與者，很多是來自遠離革命中心的偏遠鄉村及小城鎮；當日伊斯蘭勢力的示威，除開羅以外的全國動員規模不大。自1月以來成為革命活動焦點的工業城市，如蘇伊士(Suez)、大邁哈萊(El-mahalla El-Kubra)、希賓庫姆(Shibin El Kom)及伊斯梅利亞(Ismaïlia)，哪裡伊斯蘭的集會人數則微不足道。伊斯蘭重鎮亞歷山卓(Alexandria)，在7．29的示威人數有1萬人，只佔該市自革命開始以來多次動員人數的小部份。

有三大伊斯蘭勢力參與7月的集會，原教旨主義組織薩拉菲(Salafis)、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Jihadis)以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它們因意識型態、人脈與組織層面因素而有所連繫。但它們不同之處是各自有其政治議題，它們經常為贏得伊斯蘭活躍份子的支持而相互競爭。

這次示威原本由薩拉菲網絡發起，它們是謹守教規的穆斯林團體，直到最近強調虔敬以及個人行為等事情。而埃及聖戰組織其後加入，它們是嚴密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組織，在穆巴拉克政權下被禁制，最近幾個月才重新出現及活動。穆斯林兄弟會是在最後時刻才參與集會，儘管它有群眾基礎及政治參與的長遠歷史，但穆斯林兄弟會領導層在這次集會前的數週內一直搖擺不定，在集會前幾天才決定正式參加。穆斯林兄弟會的猶豫揭示埃及伊斯蘭運動的不穩定性以及革命對其活躍份子所產生的作用。

伊斯蘭主義者在今年1月革命爆發前的鬥爭浪潮當中，並無領導角色。由2000年開始一連串有效挑戰政權的運動，包括聲援巴勒斯坦的團結運動，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入侵伊拉克，民主改革，工人權利及改善工作條件等，這些運動都是非宗教活躍份子佔壓倒性的領導。

即使這一連串的運動成功打開新的抗爭空間，伊斯蘭主義者也鮮有出現公開場合。埃及聖戰組織因為已受到鎮壓，致使其在獄中的領導人公開認錯，並告知其信眾放棄挑戰政權。穆斯林兄弟會則斷斷續續有參與反戰及民主運動，以及選舉活動(作為一個非法組織派出「獨立」候選人參選)。但隨著民眾抗議增加，穆斯林兄弟會反而逐漸退卻；到了2010年，經過激烈的內部爭論，領導層宣佈採取更為低調的姿態。埃及媒體的一個評估認為「穆斯林兄弟會的整個政治事業正面臨危機」。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新的薩拉菲勢力開始上升。虔誠的穆斯林一直聚集在特別是主持教儀和講授經典的阿訇(Imams)、清真寺以及伊斯蘭基金會周圍，他們首要關注是學習《古蘭經》，在禮儀以及個人行為方面仿傚先知。薩拉菲的興旺是因為得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持，以及有穆巴拉克政權的鼓勵而可以自由活動。在2006年當局開始發予它們電視頻道執照，播放祈禱、傳道人宣讀《古蘭經》及講道的節目。內容普遍都是對伊斯蘭文本的保守解讀(清教徒式的)以及完全不提政治——其實是對政權的一種默示的支持。到2009年有12個這類電視頻道。埃及小說作家Alaa Al-Aswany評論薩拉菲是「給獨裁者的一份聖誕禮物，這樣他們的統治能以軍隊與宗教雙管齊下。」

埃及革命的力量是來自街頭與工作場所的民眾動員。而其領導主要是非宗教的活躍份子，他們都是在過去十年的抗爭裡扮演主要的角色。革命青年聯盟(Coalitions of revolutionary youth)慶祝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聯合，以及明確拒絕宗教勢力介入。伊斯蘭主義者在今次革命裡不是明顯的勢力。

今年1月開始的運動，穆斯林兄弟會拒絕給予支持。只有當運動規模擴大以及旗下信徒都參與時，其領導才對運動採取模稜兩可的支持立場。當革命繼續發展，數以千計會員及信徒參與示威與工業行動，加劇其組織內部的矛盾。最近一大部份青年活躍份子分裂出來，另組名為埃及潮流黨(Egyptian Current Party)，他們說創立此政黨是要「表達革命的精神」。這政黨的一些主要領導在成立新組織後被開除出穆斯林兄弟會。Abdel Moneim Aboul Fotouh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歷史性領導人物，在他宣佈會參與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後，亦被逐出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兄弟會的困境在7．29的塔利爾廣場集會後又再次突現出來。這是因為薩拉菲緣故，它突然從過去政治上的「清靜無為」急轉彎，變成積極的政治參與，成立了好幾個新政黨，其中最重要是Al-Nour，薩拉菲正逐步佔據穆斯林兄弟會傳統的政治空間。同樣的情況還有埃及聖戰組織，在3月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下令釋放Abbud al-Znmar以及他堂弟Tarek al-Zumar，兩人因曾參與暗殺前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在1984年起被監禁。另一個重要屬於聖戰組織的團體Al-Gama’a al-Islamiyya也開始重新出現，在開羅市中心組織了數次小規模的示威。

軍政府面對的壓力

7．29塔利爾廣場的集會令到這些相互競爭的宗教勢力混雜一起，雖然證明伊斯蘭勢力的存在，但也揭示出它的問題與矛盾。伊斯蘭主義者緩慢地去回應這場革命。一般的民眾運動與他們所要改變的願景是不相投的，特別是穆斯林兄弟會一直吃力地去理解這場運動。領導這場革命的是街頭抗爭者與具戰鬥力的工人，他們沒有被要求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的「原教旨主義份子」所取代；實際上，工業行動鬥爭的步伐再次加快以及公審穆巴拉克，巨大鼓舞了發動今年1月革命的民眾。

這次伊斯蘭主義者集會對將軍們可以起到慰藉作用。因為他們現正遭受巨大的革命壓力，聽到從街上傳來友善的口號，當然會感到寬慰。當選舉臨近，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可能會給予伊斯蘭主義者再多些空間，希望他們可以對激進力量起到制衡，以及保證在國會贏得大多數議席。但是伊斯蘭主義者並非將軍們的忠實盟友，尤其是將軍們過去花了一輩子時間都是在攻擊穆斯林兄弟會與聖戰組織的成員。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仍是尖銳的，就是在街頭與工作場所的革命仍在繼續。

原文網址：http://www.socialistreview.org.uk/article.php?articlenumber=1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