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蓋的檔案 掩蔽的真相

2011年 12月12日 上周六世界人權日，政府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總算回應民間團體兩個長期的訴求。一是在馬總統宣布，檔案局清查未返還私人文書的結果，共找出177份受難者的遺書或家書資料。二是在民間連署要求下，成立下轄景美、綠島兩個白色恐怖遺址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終於掛牌。台灣踏出保存歷史記憶與回復歷史正義的一小步。

政府對於民間建議的從善如流值得肯定，可是許多關鍵的政治案件檔案，至今仍被深鎖在檔案局中。只有硬體、缺乏軟體的博物館，不知道能展出什麼內容？只有遮掩、沒有真相的檔案，距離總統所謂深刻反省不義歷史，恐怕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造成我們研究戒嚴歷史的最主要障礙，來自國家檔案的嚴格管理與限制使用。以當年造成孫立人將軍被軟禁數十年的「郭廷亮匪諜案」為例，究竟如馬總統所說，是孫立人遭部屬匪諜案牽連，或部屬僅是孫氏與國府鬥爭的代罪羔羊？這不僅事涉歷史真相，對這些曾為中華民國出生入死的涉案軍人來說，更是攸關名譽清白的千秋大事。

可惜當家屬想從歷史檔案尋找蛛絲馬跡時，除了直系親屬的檔案外，所有同案被告的筆錄與自白書等重要資料，在檔案局以《檔案法》第18條「保障第三人權益」為由的限制下，只能與歷史真相一同被隔絕於高牆內。一般研究者也遭遇重重阻礙，影響研究案情至鉅的筆錄、自白、檢舉資料與政治偵防文件，在「未獲得當事人或家屬授權的情況下」，全部無法取得，這使深入研究白色恐怖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但若仔細檢視《檔案法》，當可發現，檔案局目前對法條的解釋過於保守。《檔案法》將檔案使用公開分為30年以下「被動公開」或「申請利用」（17-21條），與30年以上「主動公開」（22條）兩類。已經有數位法律學者指出，解釋上第22條並不受第18條「保障第三人權益」除外限制，否則第22條將形同虛設，且對第22條之限制僅能由國會為之。絕大多數政治案件檔案早已超過30年，應屬政府主動、全面開放之類型。

徹底清查還原真相

轉型正義的相關檔案，因為記載政府對公權力的不當、違法甚至違憲使用，威權國家往往傾向封鎖、限制乃至銷毀檔案。檔案局應當留意，對法律過於保守的解釋與應用，若在實務上，造成與威權獨裁國家同樣限制人民「知情權」的效果，恐怕並非台灣社會所樂見。尤其馬總統每提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總是強調「面對歷史，實事求是；面對家屬，將心比心」，但若沒有檔案為基礎、史實研究該如何進行？若家屬對案情一無所知，要怎麼療癒創傷、邁向和解？

因此，檔案局應該重新思考「第三人個資是否完全等於個人隱私？對個人隱私的保障，又是否應絕對凌駕於集體公益之上」之問題。當個人私益與社會對歷史真相的追求、歷史正義之還原產生緊張關係時，公務部門實應跳脫保守與自我限縮心態，否則，其雖號稱藏有超過數百萬頁的政治案件檔案，但若大多數關鍵史料僅能塵封在檔案櫃中不見天日，顯然失去國家檔案典藏的根本意義。

台灣已解嚴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但我們對戒嚴歷史的了解仍然流於片段、零散，甚至誤解。積極、系統性且全面整理與研究，是民主政府面對黑暗歷史時，不可逃避的責任與義務。現行檔案管理機制，不該成為這項民主轉型基本工作的絆腳石。而在檔案局現存檔案外，盼總統能要求國安情治軍警機關，徹底清查轉移所轄之政治案件檔案，好將歷史正義還給受難者與家屬，將歷史真相還給下一代的台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