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學生在校慶及校務會議，為紹興社區弱勢的居民發聲，要求學校與居民協商並且透明化其協商過程。學校往往透過極少數成員的小組為名，符合教育部的基本規範，卻暗地裡實行不公開、反民主的行徑，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夕，顯得格外諷刺。
反民主的幽靈覆蓋在校園上空，台灣師範大學也不例外。以校園規劃小組為名，試圖要迅速拆除古蹟、新建一棟四層樓建築、並將透過特許圖利資本家開設診所。這一切要趕在今年七月前完工。但校園中絕大都數師生都不知情。
樂群堂位於師大路上，台灣師範大學校本部紅色圍牆內，是一九五○年代的美援校園建築，是「自由中國第一座學生活動中心」，更是保釣八百位學生留下血書的場所。
諸多台灣歷史在這裡交織，樂群堂當充分地擁有古蹟建築的價值，因為根據《文資法》古蹟的定義乃在於透過歷史事件來界定。就台師大本部的建築史，脫離日本殖民後的現代化建築的轉捩地標，是台北、也是台灣現代建築史不可或缺的一頁。
樂群堂隱身在古蹟文薈廳後方，前後為老茄苳樹所覆。就美學角度，無論怎麼看樂群堂都是非常高明的建築設計：灰色洗石子的外牆，簡捷的線條勾縫，完美黃金比例的分割線，巧思的開窗位置，微凸窗框在牆面上留下動態的影子，隨著陽光訴說著歷史；大分割線退縮一、二層樓的入口，二樓留下倚望的小陽台，大門口前則有一定緩衝空間，讓使用空間的人可以等待、集結、與轉換心情；常春藤自行尋找陽光，爬在牆上，勾勒歷史軌跡。
校方在關閉近一年之後，逕自宣布樂群堂是一棟沒有建照、建築結構有問題的建築物，必須拆除，換上一棟由台電聯合診所捐資興建的大樓，與旁邊一級古蹟文薈廳景觀相符的建築。
我參加校園規劃小組，直接找上建築師報告建築設計。新的建築物（四層樓）與文薈廳（一層樓）的景觀完全不符、不相容。建築師在簡報中自我矛盾與錯亂；一開始強調延續師大建築的古典之美，但是在屋頂突出物（設置屋頂水箱、電梯機房、及機械房）用大半圓形金屬覆蓋的天際線，這根本不存在師大的建築脈絡之中，何來與文薈廳古蹟相容？建築師馬上改口，這棟建築物是為了創造師大未來的建築語彙。
想像一下在師大本部鄰近的二層樓建築及文薈廳中，突兀地蓋一棟四層樓的金屬屋頂及粉紅色牆身的建築，從南、北立面看來極不對稱，又會毀損師大路上的茄苳樹所構之天際線，加上師大本部已經沒有空間延續這些語彙，更何況這些造形，免了吧！
背後的推動力量是資本家，師大學生的活動空間成了覬覦的對象。加上學校的配合，透過一種反民主、不公開的方式，像幽靈般覆蓋校園。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正假捐資之名，行特許之實，加上正當租賃的規避與遮掩，掠奪資本利益。這個過程中剷古蹟、蓋墳場，以及埋葬師生校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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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學生黨工」與「青年顧問」之高下
試問「學生黨工」與「青年顧問」之高下
2014/07/10 聯合報 社論
行政院最近成立「青年顧問團」，並以人選出色、難以割捨為由臨時增加了錄取名額。雖其中並無外傳的學運要角參與，「太陽花學運」成員仍紛表不屑：陳為廷批青年顧問團只是「自慰會議」，其他成員則稱這是政府「摸頭、打高空」。足見：同是年輕世代，太陽花成員對青年顧問團頗不以為然。
然而，就在行政院為青年顧問團招兵買馬之際，甫出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重組黨中央人事，卻一舉拔擢多位學、社運要角接任黨的高層幹部。諸如：律師黃帝穎出任黨中央發言人，「捍衛苗栗青年聯盟」的清大博士生傅偉哲擔任青年部主任，太陽花學運幹部黃曼婷擔任副主任，「基進側翼青年政團」成員陳子瑜出任社運部副主任，其中數人仍是在學學生。同樣是進入政治體制，太陽花成員未對進入民進黨擔任幹部的同志冷嘲熱諷，卻一味批判青年顧問團；如此雙重標準，豈非十分耐人尋味？
近一年來的青年社會運動，率皆打著「公民覺醒」的旗號。既號稱代表「公民」，當然要超脫黨派立場，也要超越政治對立；因此，對於成員選擇「走進體制」，理應抱持一致的邏輯。在此一前提下，對於朝野政黨競相籠絡年輕世代參與政治，不論是從「政治消費學運」、「政客利用青年」的切入點批判，或是由「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改變政策」的積極觀點給予期許，都是可以討論的事，且應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
但是，眼下的情況卻非如此。年輕人加入青年顧問團，可以有更便捷的管道提供政府的施政諮詢；但如果這被一舉抹煞為「摸頭」，或者說成是青年向當權者「輸誠」，那麼，學運/社運幹部變成特定政黨的「專職黨工」，難道不是把學/社運變成通往政治的「敲門磚」或「終南捷徑」，甚至自甘成為政黨的「棋子」？無論如何，若對加入執政陣營的就一面倒地痛批，對於加入民進黨的卻一面倒地讚揚，絕對是雙重標準。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在青年參與政治，而在：所謂「公民覺醒」或「超越政黨」，是不是被政黨操弄及利用了？
太陽花學運落幕至今已一段時日，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淘洗，應有助於外界更瞭解這場運動的全部面貌；儘管參與者想法未必完全相同，然發起者立場一致，這方面已無需贅言。於今看來，這場學/社運領袖大致分成兩類發展：其一，是成為民進黨政治甄補的對象，進入政治體制內；其二，是繼續街頭運動路線，在不同抗爭場合衝鋒陷陣。而這兩條路線之分，究竟是選擇不同，或者只是「分進合擊」的手段，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從占領國會開始，民進黨似乎刻意與學運保持距離，以求學運的清純面貌與純粹性可為街頭帶來參與能量；事後來看，包括「蘇下蔡上」的發展，都顯示這是一種「分進合擊」的精明手段，蔡英文人馬與學運的關係亦躍然紙上。及至張志軍來台，此一手段運用得更為巧妙：黨中央在公開立場上保持最大的理性，「樂見兩岸交流」；然而，在街頭如影隨形的隊伍中，卻仍是太陽花那批相同的面孔在帶頭。可以說：不論學運青年選擇進入政黨體制、或持續街頭抗爭，都仍是基於相同的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
從政黨的角度看，無論是透過青年顧問團擢才以汲取新世代意見，或者透過學/社運的鍛鍊來甄補政黨幹部，其實都是政黨發展更新的一環，無可厚非。從青年學生的立場看，選擇走入政黨充當幹部，或選擇走入政府體制協助提供諮詢，都不失為改變現狀、實現理想的必要手段；畢竟，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問題是：如果民進黨一方面高舉「政治退出校園」的大旗，一方面卻大肆透過學/社運來培養、汲取黨的校園幹部，就不免有失磊落；而學生若擺出一副「公民代表」的姿態，實際上只是為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那麼就無關青年理想，而只是玩弄政治騙術或淪為政治棋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