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勞委會連勞動檢查人力都外包派遣,於是我們目睹了勞動基準的崩壞。打個比方,如果有一天政府把警察都改成派遣人力,誰會期待黑道大哥們能夠安分守己呢?
無論是官方或者勞工團體的資料,都指出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工資停滯、青年貧窮等現象,已是台灣社會不可忽略的問題。很遺憾的,正值白熱化的總統選舉中,藍綠陣營對這些問題的回應,主要在於加強對於弱勢勞工的救濟措施;對於造成這些現象的扭曲勞資政關係結構,我們看不到有扭轉改正的企圖。
對於日益增多的非典型雇用,藍綠陣營最大的共識就是凍結政府部門的勞動派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無異宣示允許民間繼續使用勞動派遣。顯然政治人物並不了解這種雇用形態對於勞工身心與生活的影響,他們不曉得領著低工資、沒有年休、沒有升遷希望、得罪主管就捲鋪蓋、工作契約每六到十一個月就到期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一位工會朋友曾經開玩笑,或許只有當政治人物改成領基本工資,然後每半年改選一次,他們才會懂那對勞工的傷害有多大。
中產階級將逐漸淪陷
目前勞動派遣加上部分工時受雇者已達總受雇者的八%,而月薪低於兩萬五千元的勞工已超過二一○萬人。在職場中,這些非典型雇用不只讓資方省下勞動成本,對正職勞工也會產生分化與威脅的作用,進而抑制了勞工可能有的挑戰。這就是工資停滯的祕密了:底層勞工薪資往下跑,中間階層則喪失工資議價的能力。
光是公務部門停用派遣是不夠的,政府應該宣示禁用勞動派遣。《勞動基準法》已經有足夠空間讓企業聘用各種季節性、短期性的契約人員;實務運作經驗告訴我們,企業並非透過勞動派遣來雇用在正常管道難以聘到的人,而是讓社會中一個個原本穩定的工作,轉變成不穩定的就業。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近來勞動派遣有由低薪低技術往較高薪的技術人員蔓延的趨勢,諸如電子業工程師、醫院從業人員等也出現派遣現象。繼低技術受雇者之後,我們要開始擔心中產階級的淪陷。
為什麼執政者允許這樣的現象持續下去呢?顯然,他們以為這是有助於提升競爭力的。問題是,這是誰的競爭力呢?南部知名的優派人力派遣公司在其網頁公開回答了這個問題,聲明該公司的經營理念是「替企業客戶節省非核心性的人力作業流程,進而掌握企業永續經營的條件:『利潤』。」至於企業利潤是否等同於國家利益,是否等同勞工利益,在舉國上下追求「競爭力」的同時,主流政治人物看起來是不太關心這些問題。
落實《勞基法》才是正途
很少人知道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國家競爭力報告包含了「解雇勞工成本」這項指標。也就是說,愈容易解雇勞工,該國的得分愈高。這解釋了為什麼政府要賦予「勞動基準」無比的彈性,對於勞動派遣、無薪假、責任制等採取默許的態度。馬總統宣稱要立法保障派遣工、無薪假、建教生等,在勞工的眼中,這不是保障,而是會帶來「非典型雇用合法化與常態化」。真要談保障,請從徹底執行《勞基法》開始,政府必須建立勞動檢查的快速反應部隊。而過去十年,勞委會連勞動檢查人力都外包派遣,於是我們目睹了勞動基準的崩壞。打個比方,如果有一天政府把警察都改成派遣人力,誰會期待黑道大哥們能夠安分守己呢?
或有論者會說,跟韓國比,台灣的非典型雇用並沒有那麼嚴重。但別忘了,即使是飽受衝擊,韓國工會的談判與議價能力遠超過我們。在威權統治的制度遺產下,台灣的工會非常低度發展:扣除作為勞工保險代辦機構的職業工會,以企業為組織範疇的工會會員從解嚴初期的七十萬降到目前的五十二萬,組織率只有六‧二%(與OECD國家比較只贏過土耳其);五人以上企業中,只有○‧三七%存有工會,而這二十四萬家企業單位中,竟然只有四十一家有團體協約!
我們期待的總統政策是:宣示禁絕勞動派遣,並嚴格執行《勞動基準法》,告訴企業界:侵害勞動人權的經營策略不再是選項;同時,政府要把就業與產業政策聯繫起來。過去,就業政策是拿來短線操作的,不是把「就業機會」拿來對抗反對土地被徵收開發的農漁民,不然就是拿全民稅金補貼各種美化帳面的短期就業。我們需要執政者誠實地告訴社會,新的產業方向會帶來多少穩定永續的就業機會。
我常形容藍綠陣營的勞工政策是放任勞工被飽以老拳之後,再好心地說政府會如何來幫忙貼膏藥。要改正這樣的思維,真正動力還是要來自民間。作為受雇大眾,我們必須把握新工會法施行後可以籌組行業別工會的契機,盡速在各行業以及工作場所中團結組織。過去二十幾年,「各行業有工會」是韓國、南非、香港等地民主化歷程中的重要口號,台灣如果不迎頭趕上,我們只能繼續忍受經濟上的無感復甦,以及總統選舉中療傷式的勞工政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