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淪為極權化妝師的蔡大亨說不(黃國昌、瞿海源)

2012/01/30
黃國昌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澄社社長;瞿海源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澄社社員

2012年 01月30日

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接受普立茲獎得主Andrew Higgins專訪,對於任何在台灣的媒體老闆而言,都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然而,《華郵》在1月21日刊出對旺旺中時集團主席蔡衍明的訪問報導「Tycoon prods Taiwan closer to China」,卻未見諸絕大多數的台灣媒體,甚至由蔡大亨所領導的三中集團亦隻字未提,讓人著實納悶,不知是同業相妒,還是三中太謙。不過,讀者只要自行閱讀《華郵》的報導全文,即會頓時明瞭,沒有報導,其實是對蔡大亨的禮遇與保護。這個現象,也透露了台灣民主自由所正面臨日益險峻的危機。

蔡大亨在那篇報導中坦率地承認,之所以「開除」將陳雲林描述為一個中國C咖政治人物的《中時》編輯,是因為「他冒犯了許多人而傷害到我」,蔡大亨更意有所指的表示:「記者雖然有批評的自由,但是下筆前必須考慮後果。」同樣令人震驚而錯愕的是,蔡大亨不僅表示「中國在許多地方是很民主的」,更公開企圖為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暴行掩飾辯護,聲稱「關於屠殺的報導不是真的,我認知到死的人不可能真的那麼多」!蔡大亨近乎淪為中共傳聲筒的言論,迫使Higgins必須立即在報導中補充陳述「的確有數百人於1989年6月3-4日在北京遭到軍隊殺害」,以免讀者遭到誤導。

看完蔡大亨顛倒黑白的言論,所有人應不難理解,為何中國民運人士王丹會憤怒地隨即在其「臉書」宣布:本人即日起拒買《中國時報》!或許將令這位昔日六四學運領袖更加痛苦而無奈的是,蔡大亨根本不會在意他(甚至不會在意任何人)是否拒買《中時》,掌控媒體影響台灣公共輿論、政經發展的無形、但卻更深更遠的收益,才是蔡大亨真正關心的事情。誠如蔡大亨在報導中所言:「旺旺需要的是吃飯的嘴,台灣只有2300萬人,中國卻有10億以上的人口……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國的市場太大了!」這個表白,也充分解釋了,為什麼《中時》及《旺報》在台灣是到處用「送」的,銷售量根本不是重點。

異化台灣民主自由

純粹由經濟學的觀點,蔡大亨的確是一位「理性的生意人」,他只問「利潤」,他不必去思考,為何是在他所輕視的台灣小島上,儘管絕大多數的住民反對與中國統一,但卻願意絕對地保障他主張台灣應盡速與中國統一的言論自由;相反地,他所極力吹捧的中國,卻嚴厲而殘酷地打壓異己,不容任何反對中共的言論,迄今仍悍然地禁錮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讓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出現有史以來的第一張空位子!

對於絕大多數生長在台灣的我們而言,不僅沒有蔡大亨的Gulfstream 200私人噴射機,更沒有蔡大亨的地位與餘裕不去認真地思考,我們到底要留給自己及後代子孫什麼樣的人文社會與生長環境?我們如果不能有智慧地捍衛在這塊土地上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又何能侈言台灣的經驗必將引領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們如果不能勇敢地向類如蔡大亨這種甘心為個人利益而淪為極權化妝師的人說不,又怎麼能避免讓自己沉浸在民主的幻覺之中,卻一步步將自己的命運交由少數兩岸權貴決定的未來!

追求統一是蔡大亨個人的政治信仰自由,我們雖不贊同,但願極力捍衛。不過,蔡大亨挾其掌控的龐大傳媒為中國鎮壓民主、踐踏人權的政權擦脂抹粉,不僅不惜扭曲事實,更企圖異化台灣的民主自由,則是我們必須共同積極對抗的大事。

黃國昌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澄社社長;瞿海源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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