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工樂隊與金曲獎

2000/04/27

大地震之後,前香港黑鳥樂團的主唱郭達年,便很想到台灣來,看看可以用音樂來作些什麼。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出乎本性的關懷,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望,一種非作不可;同時,他的日本友團「靈魂之花」,在阪神地震之後就不斷巡迴弱勢災區,以音樂來協助募款以及心靈與生活重建的工作長達數年。如果可能的話,他願意和這些同樣熱切地想投入災區志工工作的日本樂手立即飛來台灣。

我們幾個朋友著手幫他們募機票錢,尋求補助,希望讓他們順利把十來位日英港澳樂手的關懷、阪神賑災的經驗,以及他們美好的音樂帶過來。不過,郭達年提出了一個屬於他個人的前提:這補助不得有一絲一毫來自政府,而必須是完全來自民間。我的朋友們聽到這前提,都傻了。在台灣,申請並接受政府的補助幾幾乎已經變成是一種文化習慣,甚至反射動作了;而事實上,除了政府相關單位以及附屬的基金會之外,又有什麼「民間單位」會去補助這些不但是名不見經傳、沒有票房保證、沒有被認可的「藝術」地位,而且是充滿批判色彩的搖滾團體?

而且,在這次地震當中,災區的工作團隊,又有哪些不是直接間接、或多或少申請政府的補助或尋求政府的協助?說起來,自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喊出一片天以來,如果沒有政府可以被要求或被依靠,不知會有多少文化與社區工作者流離失所,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如此,郭達年的前提是什麼意思呢?我知道黑鳥在香港,從70年代末成軍以來,就堅守著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拒絕跟其他不管主流、非主流的藝文團體一樣,向政府申請各項補助;同時也拒絕向文化工業靠攏。他們堅持自己的音樂,從創作、發表、巡迴、錄音到銷售傳播等等,所必須用到的資源,每一分都來自於自己日常的勞動,或是民間的交工贊助或協力支持;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文化創造與生活模式,延續了20年,建立起文化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聯帶,證明了文化獨立於政治與文化霸權之外的可能性,以及民間協力網絡的潛力。

這樣的立場與態度在台灣是看不到的。雖然我期待有朝一日,台灣也能培養出在地的無政府主義土壤,但是,在此我並無意以黑鳥來論斷此地藝文團體(包括我們幾個朋友)的是與非,也不是要挾洋以自重。只不過,當最近交工樂隊因為主動報名且入圍金曲獎,而引來一些若隱若現的非議時,我想,透過黑鳥的反照,是否可以進一步來討論這些非議的本質是什麼呢?而透過這樣的討論,我們是否可以對台灣的文化創造生態提出多一點點的想像與實踐路線呢?同時,同樣重要的是,經由這些討論,是否可以讓潛在的「交工之友」以及所有關心這類音樂的樂迷,能夠浮顯出更清晰的社群面容與線條,為這類音樂建構更具體實在的社會與意識型態基礎?

在此,我想點出的是,這個爭議的核心,其實並不僅僅是意識型態的問題。當初交工樂隊製作「我等就來唱山歌」,它的製作美學,根據鍾永豐對我所說,部份就已鎖定了台灣的中產階級品味。其背後目的至為清楚:透過這張專輯的對外發行來爭取美濃以外地區,特別是都會民眾對反水庫運動的同情,乃至支持。比方說,在母帶製作過程中,特別要注意如何在頂級音響的播放中可以充分表現出樂器清晰定位的混音效果,並獲得發燒友的頷首認可;因此首先是要能夠掌握種種不同音樂品味的初步需求,才有可能進一步傳達,或者偷渡專輯本身所要說的實質內容。

要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在錄音空間、錄音與混音器材,以及實際的錄音工作上,都必須投注相當大量的心力與物力;簡單的說,就是要花時間、花錢,而這些,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就我所知,已成為交工樂隊本身不小的負擔。

我們要如何來評估這其中的利弊得失呢?我並沒有答案。但是,就產品投資製作、傳布與回報的過程來看,如何從其中取得相當的資源來減輕樂隊的負擔,並有利於進行再生產,恐怕是目前相當重要的考量。如此,如果說因為入圍金曲獎而使得這張專輯的曝光率與銷售量增加,並且被廣泛討論,那何樂而不為呢?而這樣的作法,跟藝文與社區團體申請政府補助以及參與政府相關單位主辦的種種觀摩、展覽、競賽比起來,又有什麼太大的不同?進一步想,「交工之友」們是否可以各自主動地進佔各種大小媒體,從錄音美學、詞曲、生態、族群文化、民眾音樂、主流/非主流等等不同層面展開討論,甚且辯論,主動出擊而不是消極迴避;而不要讓已經被馬不停蹄的創作、錄音與演出搞得累得要死的交工團員們要花太多心思在這些宣傳與行政的工作上?

但是,話又說回來,黑鳥的影子還是縈繞在我心。談到美學原則及其後的物質基礎,對黑鳥來說,他們基本上是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絕不會因為要達到某種被主流認可的標準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工作與理念。他們並不在乎有多好的錄音、多完美的演奏技巧、多順暢的詞曲創作,他們在乎的是,是不是忠於自己的原則,以及會不會因為一些主流的價值觀而牽絆了既定的計畫。因此,他們可以不理會發燒友、不理會年輕人批評他們唱得不好聽國語咬字不標準、不理會同好批評他們作的英文歌比廣東歌還多、拒絕向其他藝文團體看齊、拒絕被唱片工業收編以換取更多的練團時間和更好的錄音與演出效果….

那麼,這就是更深層的比較了。理論上來說,這是無政府主義與左翼之間最大的不同;一個是以個人為核心原點的文化想像與社會實踐,另一個是以社群的集體利益為核心原點的文化想像與社會實踐;我們要如何去看待、衡量呢?

一個民間自主、交工協力的網絡是否正在茁壯?「交工之友」或者其他類似音樂的支持者是否正在有意識地集結起來,進行串聯、對話以及自主的資源累積與再生產?如果我們不是唯道德論者,那麼,在這些個過程還沒有辦法被好好地經驗過之前,我想,大概很難具體有效地去碰觸並討論這個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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