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台-慈善家與開放媒體平台

2012/02/13
專欄作家

政治與市場是左右台灣新聞媒體發展的兩大勢力。一九九○年代之前,政治力量居主導地位;之後市場為王,但政治爪掌並未遠離。壹傳媒集團是市場為王的代表,而四年多年來公廣集團的癱瘓,是政治鬼魅驅之不散的例證。在兩股力量夾擊下,正如新聞學者羅世宏所言,台灣「只有假裝自己自由的『自由報業』,實存的卻是『不自由報業』(unfree press)。」

進入二十一世紀,新聞媒體又面臨一個外部挑戰:全球化。「全球化」對台灣媒體一個重要的內涵是「中國化」。中國挾其政經力量直接、間接影響台灣媒體。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國台辦轉投資一家通訊社專門報導評論兩岸事務,這家通訊社的稿件不時出現在台灣網路媒體上。中國因素對台灣媒體的影響是政治與經濟邏輯的結合。廣大中國市場,讓台灣媒體覬覦不已。業者擔心中國網路「長城」的封鎖,會影響網路點擊率(有點擊才有廣告收入),乾脆自我審查,不讓民運、法輪功等敏感新聞出現在網站首頁。

在內外交加的政經力量夾擊下,新聞媒體如何維繫獨立自主空間?一談及此,很多人會陷入「文人辦報」的憧憬,緬懷威權時代曾力抗政治壓力的「報人」,期待夙昔典範再現。這種鄉愁思維並無助於解決今日台灣媒體困境。更積極的想法是,如何創造進步、專業新聞環境,讓更多「報人」出現。

近年以來美國奈特基金會支助許多地方性媒體,而富豪桑德(Sandler)夫婦每年捐一千萬美金支助成立從事調查採訪的新聞網站ProPublica,網站去年才以華爾街金融家自肥的調查報導獲普立茲獎。「新聞做為慈善事業」是建構獨立、進步媒體的可能出路。當然,目前成功案例多為小型媒體。

大型媒體還是需要市場養分,資本主義市場容得下獨立主自的媒體空間嗎?網路是一條可能出路,英國的《衛報》(Gaurdian)就是走這條路的先鋒之一,《衛報》背後有一個家族信託基金Scott Trust做為財務支持,但仍不足以維持營運。當傳統報紙營收大幅衰退之際,《衛報》找到新的商業模式─數位化。網路才可能接觸到更多讀者,也才有無限商機。數位化不只是把紙本轉譯為網路版,而是一切「數位優先」,讓內容得以各種「跨媒介」形式呈現;也讓閱聽人參與內容建構,讓內容不斷衍生。沛優(Pew Center)研究所數位新聞部門主任貝爾(Bell)形容,《衛報》不只是「上網」而是「生於網路」(of the web, not just on the web)。

不數位化,傳統媒體沒有出路;要數位化,就必須讓平台開放,讓閱聽者參與內容建構。報老板、總編輯對內容不再有絕對控制權,愈想控制只會讓媒體愈萎縮。專業編輯像展演空間規畫策展人,專業記者、公民記者與一般讀者是作品的共同製作者。只有「媒體2.0」才能吸引讀者的眼球、耳朵與認同。報業內部產業民主以及閱聽大眾的規範是媒體進步的兩大動力,而網路就是展現大眾規範力的場域。

我們需要「做為慈善事業的新聞」,也需要開放的媒體平台。網路無國界(中國築起的「長城」除外),也不可能排拒中國傳媒訊息,但與其封閉,讓政商勢力得以上下其手,不如讓媒體平台開放,這是傳統媒體的生機,也是新聞自由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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