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2010年，處於「連環跳」陰影中的富士康，非但沒有如其所言有可能關閉國內工廠向外轉移，反而加快了其向內地擴張的步伐。2010年7月，成都富士康項目開工建設，兩個多月後的10月份，首個生產性項目投產；2010年9月，富士康鄭州科技園開工建設，2011年底已有員工逾10萬人；2010年底，重慶富士康投產，翌年上半年用工規模已達3萬人。
富士康在內地的急速擴張，既是為滿足其生產擴大之需，亦是降低生產成本之舉。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這樣的巨無霸型企業落地所帶來的巨額投資、GDP增長和就業規模，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GDP至上的發展模式下，招商引資成為各地方政府所採取的主要發展路徑，在此背景下，親資本的政策導向也就成為發展的題中之義，這種親資本的導向不僅體現在土地、廠房、稅收、海關等方面的優惠上，在制造型企業用工荒的背景下，亦體現在地方政府不遺餘力地為富士康招募工人上。
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充足的、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是富士康成功的關鍵。調研組在重慶、成都的富士康廠區看到，儘管廠區內還雜訊轟鳴、施工機械往來穿梭，但成批的年輕工人已經被一車車地送到廠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屬於政府代招，或者由各市、縣的職業學校組織進廠。由於產線尚未完全投產，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入職程式後被送往昆山、深圳的老廠區，或者在長時間的的軍訓、打掃衛生等無聊的工作中來打發時光。
為了能夠吸引富士康到本地落戶，地方政府不惜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為富士康提供招工服務。在河南，省政府將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為招工指標層層分解，下達給各級政府成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並且在財政上給予大量補貼。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題為《河南省扶貧辦關於富士康科技集團在我省貧困地區招聘培訓員工工作的通知》（註1）的檔，以扶貧的名義將為富士康招工的任務下達給各地方政府，該檔顯示當年的9、10兩個月內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數2萬人，招募對象主要為職業學校在校的實習生以及貧困地區剩餘勞動力。為了招工任務，該檔還規定了招工的獎勵措施，其中職業介紹補貼為每人200元發放給職業介紹機構，就業人員每人給予600元生活補貼，同時省政府還對於組織到富士康工作和實習的單位給予獎勵，僅前兩項補貼合計就高達1600萬元。
以河南內黃縣為例。上級下發給該縣的招工任務是1000人，在《內黃縣人民政府關於做好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在我縣招聘培訓員工工作的通知》的檔中，該縣提出要將「在我縣招聘培訓員工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抓」，成立了「內黃縣富士康科技集團招聘員工工作協調小組」，常務副縣長親自任組長，其組成人員涵蓋了人社局、教育局、公安局、財政局、農業局、民政局、交通局、廣電局、公路局、衛生局、扶貧辦等部門，可謂是「全民總動員」，從宣佈、組織、招募、培訓、體檢到社保、運輸，提供「一條龍服務」，甚至連交通運輸部門都被要求保障富士康員工運輸車輛暢通無阻。該檔明確規定，「實習學員實習期不低於三個月，三個月後向相關培訓機構發放培訓補貼」，明文規定將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納入到富士康的勞動力供應之中。
同樣的做法並非特例，而已成為地方政府的慣例，比如在新鄉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富士康科技集團在豫招聘培訓員工新鄉招聘工作的通知》中亦將職業學校納入到重點的招聘管道中，並明文規定「每日加班不超過3小時，每週至少休息1天」，與國家關於實習生「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不得加班、不得從事夜班勞動」的規定明顯相違背。
在南寧富士康，同樣的招工戰也在上演。在一份2011年12月30日《隆安縣進一步做好富士康科技集團勞動用工服務工作方案》的檔中，我們看到了幾乎同樣的情況。為了「幫助富士康南寧專案緩解勞動用工緊張的問題」，該縣成立了副縣長牽頭、包括人社局、宣傳部、教育局、經信局、財政局、總工會、團委、婦聯、各鄉鎮政府組成的「隆安縣促進富士康南寧專案勞動用工專案勞動用工工作領導小組」。為完成上級所分配420人的招工任務，該縣將重點放在「校企合作」上，要求「引導學校積極開展短期培訓，及早制定招生、培訓計畫，與企業對接」，並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9月份學校開學期間，組織學生到企業實習就業，」並指定隆安縣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為責任單位。
在重慶、成都等富士康新建廠區，調研組也都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地方政府以促進就業、實習、扶貧等名義，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其目的不過是配合招商引資，為富士康的投資落戶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應。這種政府直接出面大張旗鼓的招工行為，造成了三方面的嚴重後果。
其一，公共資源被濫用，為一家企業服務，不僅損害了納稅人的權利，也不利於用人單位之間的公平競爭。各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作為公共資源，本應用於向全體民眾提供公共服務；招工本應為企業之責，地方政府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為企業提供免費的招工服務。然而從上述的調查案例中可以發現，這些原本屬於富士康企業的責任和投入，如今在招商引資的壓力之下被轉嫁到了地方政府和納稅人的頭上。僅上述河南省2萬人招工計畫一項，政府直接的財政補貼就達1600萬，還不包括人力成本等方面的投入；不難想像，要滿足富士康在該地高達十數萬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為此投入的公共資源還遠不止於此，這實際上是在用納稅人的錢為富士康這家資本巨頭賺取利潤服務，資本與權力的結盟，無過於此。
其二，政府將企業招工這一經濟行為政治化，助推了職業學校的商品化，使之淪為富士康等代工企業的職業仲介。在用工荒的背景下，無論是富士康還是地方政府，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職業學校，因為那裡有數量可觀、年輕廉價的學生勞動力。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職業學校隸屬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統，更加有利於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將招工指標下達至學校並要求其完成。對於職業學校來說，他們一方面通過向富士康輸送學生工而獲得不菲的財政補貼和獎勵，同時也完成了就業指標、兌現了就業承諾。而作為職業學校的學生，他們則基本上必須服從學校的安排，因為他們是以「實習」的名義被送進工廠的，而實習則是教學內容的法定組成部分，儘管這裡所謂的實習與他們所學專業經常毫無關係，也無益於他們提高自身的職業技能。於是，在政府的推動下，職業學校更加徹底地淪為富士康們的勞動仲介機構，職業技能的提升則無從談起。
其三，政府的強力推動，阻礙了勞動者權益的提升。按照經濟規律，勞動力供應緊張，會導致工資的上漲，對於普通工人來說，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機。然而地方政府的強力介入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這一進程的發生，尤其是大量的學生工強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產體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緩解了用工荒的壓力，進而喪失了通過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勞動力的動力。納稅人的稅款和本屬工人的收入，就這樣被制度性地用來為資本逐利服務。
不僅如此，在重慶、成都和鄭州的調研發現，富士康的迅猛擴張還造成了徵地帶來的嚴重問題。在重慶，由徵地拆遷所造成的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補償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在成都，本來是給被徵地農民建設的安置房卻被臨時徵用作為富士康的員工宿舍；在鄭州的航空港區，徵地農民由於補償問題屢次與有關部門發生糾紛；在湖南衡陽，當地政府更是開出包括零地價、代建廠房、提供住房、稅收返還一半在內的優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戶，可謂不惜血本、不計代價。
有地方政府開出如此的優惠條件，富士康當然樂享其成，其擴張成本可謂是極其低廉。而廉價的學生工、失地農民和納稅人，則成為公共權力助推下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下圖為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佈局圖：
| 提要：富士康，你改過自新了嗎？ |
| 一：富士康擴張過程中的權力與資本 |
| 二：實習之痛：生產線上的學生工 |
| 三：「代工帝國」的管理文化和工人的困境 |
| 四：出賣勞動，還要出賣血肉？富士康的工傷處理機制 |
| 五：看得見拿不著？富士康漲薪背後的故事 |
| 六：工人的抗爭 |
| 七：蘋果：隱藏在富士康背後 |
| 結語：新時代的血汗工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