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合謀記

現下，台灣南北兩大城市政黨傾向上的差異終於殊途同歸了。濁水溪喪失了分隔意義。奪取式積累（regime of accumulation）成為南北共識，其號角可以是「現代」、「公眾利益」、「都市再生」；也是「停車場」，「休憩空間」。資本主義為了解決自身停滯，透過哈維（David Harvey）所謂的空間修補（spacial fix）來達成。

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實是資本再生產之方案。建築營造一直是支撐台灣經濟GDP的主要產業，在資本停滯通膨之際，最好的方式是跳過馬克思（Karl Marx）的「原始積累」，將房屋、土地、私有財產制（以及連帶的家或地方感）視為「生產資料」，透過都更計畫變更轉化成商品。此為奪取式積累的最快方案（也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資本存活與擴張的必要條件。由之，士林王家的故事的爭議當然不是建商於報紙廣編上反覆重申的「公眾利益」，而是「利益增長」由誰獲得，如何分配。按照「台北市政府府都新字第09830575300號核定版權利變換計畫書」的內容，士林王家的更新案，土地更新後價值約19億，地主實際分配權利價值為8億多（扣掉王家共有36戶），本案執行者樂揚建設審定成本約8億，管理費2億（姑且認定是誠實估計），樂揚建設約可獲利5億6千多萬。樂揚自可從銀行貸款，預售屋也有現金挹注，建商穩賺不賠是都更的通則。乍看之下，參與都更者的房子變得更新更有價值了，但如果他們不賣，除了多繳土地與房屋稅沒有交換價值，其他市民共享的則是被更高的房價逼出市外。即使門外漢都知道，更新之後超賣的權利價值不全因建商的「投資」，而是區位、捷運與公共建設和全民生活網路所致，還有政府保證的法律程序與銀行融資。如果此高明的借貸遊戲可以讓建商獲利5億多，家家翻新增值，那王家有何理由拒絕？除非，王家並不將自己的房子視為商品，他們看穿這是造福建商無利於真正住在此地居民的投機遊戲，是政府作莊，百姓買單的建商一贏的棋局。

濁水溪以南的高雄，版本變得有點滑稽。努力從工業廢氣突圍用盡LED燈裝飾全身的城市，經過幾年的重劃或城市美化運動仍然無法帶動整體房市。沒有台北充裕的資金，以及各種藝企合作案的資源來增加房產價值與容積炒作，房產只能靠北部的投資客與陸資。世運那年，政府拆了年產值約2億的五金街，說為了迎合世運到來需要公園，現今空曠的公園不見休憩人群不見起飛的房產投資。左營眷村的許多房舍、眷村中的創世紀詩社，鹽埕的大舞台、自由之家等二戰前後的建物一棟棟拆毀，卻不一定能翻新重建。活生生的文化消逝，值此衛武營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與大東文化園區卻熱烈準備開幕。最近，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又公告了「鼓山廣三開闢工程」，預計拆毀的區塊將提供周邊地區的休憩空間。休憩空間？高雄是台灣舉債最多的直轄市、失業率最高、生育率最低，唯一值得驕傲的就是休憩空間最充裕。此案包含了至少有12棟躲過二戰期間美軍轟炸的6、70年的建物將全數拆除，從大正時期風格到戰後第一代的民居、商家與街鋪都有。說滑稽，是因為以抗拒台北價值自稱（無論是政黨傾向還是地域情感）的城市，卻模仿台北建設自己。幾乎現在就可確定會重蹈之前五金街公園開闢後預期落空的覆轍。這非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只是顯示了區域間財富的移轉會加速，將使高雄越來越糟。

北市的奪取式積累非常明顯，將城市當成企業體經營，歡迎買得起股份的市民進駐，拿不到股份請外縣市自謀生活，目標是提供企業最好的投資環境進行資本累積，換言之，資產階級才是都市政權。而高雄，則被不均衡地理發展所綑綁，雖強烈想要脫離中央（台北）在戰後所指派的空間生產角色，規劃與文化專業卻苦無方法，除了抄襲（想想「台北好好看」與陳菊的「幸福城市」的相同）和複製展覽（台北出了名的展覽或表演可以原封不動的移植到高雄）外，只能遵循奪取式積累的策略，鬧劇一場終究翻不了身。高雄與台北成了怨懟的愛人。

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城市推出的資產階級復辟劇碼，中心城市變成超級城市，二縣城市鄉鎮化，邊緣地區從地球消失。這齣戲，我們正在其中，我們要嘛就是無產階級，要嘛逐漸變成無產階級中。

（刊於今藝術四月號，2020。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