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工」──是工人,還是被職業學校遺棄的孩子?

2012/05/08

記者:桂杰

18歲的小慧是位於貴州大方縣的匯靈職業學校的學生,她的專業是酒店管理,但在去年,和班上的其他30多名同學一起,由老師帶隊進入江蘇常州的一家電子廠,從事擰螺絲之類的機械操作,幹了4個月後每個人領到了2000元工錢。

今年上半年,小慧以為能夠回學校上課了,但沒料到又被拉來進了重慶的富士康工廠,說是要實習半年,完成之後回到學校參加考試就算是畢業了。貴州的老師把他們帶到重慶,告訴他們總校(校方聲稱匯靈職業學校的總部在重慶)會有人來照應他們,但在他們交了200元路費到達重慶之後,還沒等到分宿舍,貴州的老師就走了,而傳說中的重慶總校的老師卻始終沒有出現。

在工廠裡,小慧他們與社會上招聘來的打工者吃住在一起,他們的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與社會招聘來的工人無異。惟一的區別是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按照學校要求拿出一筆錢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

「小慧是典型的『學生工』,像她那樣的『學生工』現象非常嚴重。」日前,北大清華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調查組在北京發布了「富士康內遷調查報告」。據調查組負責人之一、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介紹,在深圳、重慶、成都和鄭州等地,一些中職學校學生以實習名義被放逐到流水線上成為「學生工」的比例很高,調查報告提供的數字表明,在深圳富士康「學生工」的比例高達30%。

「學生工」工作環境沒有保證

這裡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廠區內到處堆放著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廠入口處,簡陋地臨時墊上幾塊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闢出行人通道。

數以萬計的工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入工廠工作的,有的廠房還沒有完全竣工,到處堆放著諸如鋼筋、水泥之類的建築材料。建築施工產生的灰塵使天空看起來都是灰濛蒙的,「不久前下了一場小雨,我摔了一跤,還好沒有摔傷。」一名「學生工」這樣說。

「學生工」們穿著和其他工人一樣的製服,走在雜亂的工廠裡,趕著點去吃一樣的飯菜。幾個月的時間裡,沒有老師也沒有領隊,更沒有人提醒他們在工作中註意自身安全,進行必要的安全防護,「學生工」們有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

「塵土飛揚,鋁屑飛揚,天晴一片灰濛蒙,下雨泥濘遍地。」「學生工」小麗對生產環境這樣描述道。她說,由於電子產品的外殼是鋁製的,在打磨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鋁屑灰塵。在車間內,鋁屑常常漫天飛舞,隨手便可觸摸到銀灰色的鋁屑。廠方雖然也發放了口罩等勞保用品,但工人們表示口罩並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塵的作用。工友小冠說:「戴著口罩很不舒服,就算戴了,也經常吸入粉塵。」由於經常戴著口罩會感覺很悶熱,不舒服,因此有的工人就自作主張取下口罩,將自己暴露在高濃度鋁屑的環境中。

由於不適應工作環境,小春一來到車間,雙腳、雙手、臉上,出現了皮膚過敏的狀況,又紅又癢,很難受。儘管如此,小春也沒有時間去看醫生,「就在宿舍樓下的超市買了一瓶白酒,倒入紙杯,用兩根牙籤夾著棉花蘸上白酒,塗抹雙腳。到了下班的時候,腳又會癢起來。」

「我們這些學生工和工廠從社會上招聘來的工人沒有什麼兩樣,沒有真正學到什麼技術,也沒有人理睬,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誰訴說。」小春說。

北京義聯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黃樂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這種工作環境無疑會危害到工人的健康,學生工在實習之前學校就應該仔細了解學生的工作環境,對於學生在工作期間有可能受到的職業病危害進行告知,並普及相關的知識,在學生實習的過程中,教師也不應該缺位。」

「學生工」工資待遇偏低

今年4月前,「學生工」小麗試用期的基本工資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補貼、240元的餐補,加起來的基本收入為1240元。小麗算了一筆賬,實際上240元的餐補根本不夠吃。餐補的計算標準是:標準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週5天,每個月22天,僅此合計每個月就要242元;而實際餐費還不止於此。

調查報告中稱,很多工友反映,工廠食堂所供應的標準餐非常難吃,由於工作壓力比較大,要保持充沛的體力,很多工友都會選擇自助餐,就是在標準餐之外額外加一些自己喜歡的菜,這樣每頓飯基本上要多花一到兩塊錢左右,每個月下來僅此一項就要多開支幾十元。此外,週末的時候也要自己吃飯,因此餐補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不夠的。

實際上,「學生工」不僅工資偏低,而且試用期還過長。很多實習生要實習滿一年之後,才可以轉為正式員工,之後還要經歷3個月的考核,而這段時間的工資他們會低於正式員工。然而,其中很多剛入學就來實習的學生工,不少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

正如標語中所說的,工人們的「出身無法選擇」,但進入了企業並不意味著工人們就有了新的選擇,就可以在企業為他們提供的「大舞台」上翱翔。

參與該項目調查的梁淑美很同情「學生工」的遭遇,她說,「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並不足以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質量,因為節節攀升的物價和不斷高漲的生活成本讓工資不斷縮水。每天在漫長、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後,青年工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去思考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通過學習來提升自己。」

嚴苛的生產管理讓學生不堪重負

「學生工」們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沒有任何區別,每天至少要有10個小時的時間處於緊張的站立工作狀態。小蕾說她進入廠區之後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實際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時間還不止10個小時。如果是上白班,工人們每天7點鐘之前就要起床,然後擠上巴士,到廠區後打卡還要集合,領導訓話。然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間只有吃飯時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點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擠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後一般都在晚上9點以後了。

長時間的工作讓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苦的「學生工」們疲憊不堪。女生小玉說:「在工作時,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別困,總是紅紅的,大家都以為我哭了。有空的時候,我哪裡都不想去,只想睡覺。在我的那條線上,一些新進來的員工因為受不了長時間地站立工作,常常會哭起來。我還親眼見到新員工乾著乾著就暈倒了。」

而讓很多學生不能接受的是廠裡「訓話」的管理方式。小玉說,他們每天上班前要經過面無表情的保安的嚴格檢查。這些保安往往在企業內部擁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經常趾高氣揚,言語粗暴。她感覺,似乎工人們的工作永遠都不能讓管理層滿意,他們總是被訓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線長就曾經這樣警告他們:「以後你們如果不認真幹活兒的話,把我惹毛了,你們每天都要挨罵。」

作為「學生工」,小蕾等對工作感覺疲憊不堪,「感覺從夢中醒來就要幹活兒,幹完活兒後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倒頭就睡,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

正是這種嚴苛的管理讓很多「學生工」在工廠上了十幾天班之後覺得無聊、辛苦,就跑掉了。對於這些跑掉的學生,學校會以不發畢業證來要挾。梁淑美說:「為了防止學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廠還和一些中職學校簽署了協議,要求學校保證學生的流失率不能高於多少,否則就不給學校繳納『用工費』。」

是職業學校,還是中介機構

記者從公開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團已經與國內多家職業院校簽署了實習約定。2009年,重慶市119家職業學校與富士康集團共同簽訂了實習員工管理協議書。協議規定學生實習有「2+1」或「1+1+1」兩種方案,「2+1」即前兩年在校園學習,第三年實習就業;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學習,第二年在工廠頂崗實習6~9個月,第三年實習就業。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則下文要求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動員並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急著把這些對職業教育曾經充滿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業變成「學生工」,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大規模地退學,家長對掏錢把孩子送去讀職高產生恐懼感。

這些以實習的名義進入企業的「學生工」,雖然其身份依然是學生,但同時卻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為實習,但對於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卻在實質上意味著他們學生時代的結束,而成為屬於企業勞動力大軍中的一員。

記者了解到,有些「學生工」跑回學校要求換其他的實習崗位,學校一般會承諾安排,但安排的最後結果有可能是跟著下一屆的學生一起再赴企業。

這些在企業實習的「學生工」可以選擇在實習結束後回到學校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但許多人並不會作此選擇,來企業實習對於很多「學生工」來說就意味著已經和學校脫離了關係,成為「企業的人」了。

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學生工」現像已經有兩年的潘毅教授說:「現在實際上這些職業學校已經成為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勞動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綁架。他們一方面收取學費並獲得國家的財政撥款;另一方面他們卻未能履行教書育人的職責。」潘毅說,「打著'工學結合'旗號的實習,既做不到專業對口,也談不上促進學業,更沒有因為他們'學生工'的身份而為其提供合法的勞動保護和保障,這種學習經歷對於他們的職業發展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幫助。」

兩名「學生工」自述親身經歷:我們學校變成了勞務派遣公司

記者:桂杰/實習生:紀繪

「我們期待著能掌握一門技術,便於找工作。但學校讓我們這些人備受打擊,把我們變成了『學生工』。」日前,在「富士康內遷報告」發布會現場,來自貴州的小羅和小李現場講述了他倆變成「學生工」的親身經歷。

小羅和小李是貴州省貴陽市一所職業技術學校07級的學生。

2008年之前,他們學校的校名是「貴陽市國防學校」,自稱為貴州省國防軍事學校的分校,2008年之後,相關部門不允許以「國防」名義辦校,加上學生流失,學校更名為長征職業學校。之後不到3個月,學校又改名為「華海職業技術學校」。現在由於只能招到100多個學生,華海職業技術學校又再次被改為華海勞務派遣有限公司,學生一年四季都可以入學,只要交學費就行,有些學生在校時間竟然長達4年之久。

2007年,他倆抱著對「國防」二字的憧憬,選擇了「貴陽市國防學校」。畢業之後,小羅拿著學校落章為「「貴陽市國防學校」和「長征職業學校」的畢業證書去用人單位應聘,卻發現人家根本就不認同。

小李沒有拿到畢業證。去年他要跟同學一起去當兵,就到學校詢問了畢業證的事情。學校老師告訴他,他有畢業證,但學費沒交夠,要再交6800多元。另外,小李沒有在學校指定安排的工廠上班,學校拿不到錢。所以,不能給小李發畢業證。「我在學校讀了兩年,學不到東西,只能常年在外打工。」小李說。

這所在4年內更名4次的學校,留給他們最多的回憶不是在校園內求學的時光,而是被學校四處「倒賣」當「學生工」、不堪回首的日子。

「入學後,學校說要有一個月的軍訓。但是在軍訓中,學校會和某個公司簽訂多少人,等學生人數湊齊了,學校就再把這批人送到公司,然後頂崗上班。」小羅說。

「在學校根本學不到東西。」小羅學的是市場營銷專業,2007年7月入校,在學校只待了5天,他就被安排到深圳的一家公司實習。直到2008年2月才回到學校。在學校上了兩三個月的課之後,他再次被送到外面當沒有人指導、實習內容完全不對口的「學生工」。小羅說:「每次勤工儉學回去後,都會有一個星期的假期,學校就會給我們很多招生簡章,並下達任務,回家要招多少學生,如果招不夠回來的話,我們的教官就會被罰錢。如果幫他們招一個學生的話,就給600元獎金。實際上,這筆獎金不是學校支付,而是在所招到學生的實習工資裡扣除。」

在小羅和小李眼中,學校打著「勤工儉學」的牌子,實際上是利用他們這些「學生工」來賺錢。

小羅和小李對學校的收費情況做了個統計:首先,學雜費3年共繳納18000元;另外,為了防止學生中途離校,學校要求他們繳納入學保證金850元(畢業之後也沒退還);其間發放了4套校服(都是些舊軍裝),共收取裝備費1200元;辦理畢業證和職業資格證,花費260元;打電話聯繫實習工廠的外聯費400元;沒看到保險合同,但是被扣取了保險費180元。除了850元入學保證金,其他費用校方稱全在工廠的工資裡扣除了。

按照法律規定,實習期間的勞動報酬應該發到實習生手裡。但據他們介紹,3年來,小羅及他們同學的所有工資都直接打入學校賬戶。此外,學校還一直在剋扣他們的勞動報酬,每小時工資低於法定標準。如2010年6月實習期間,當地的法定小時工資為6.29元,學校給他們統一為工價每小時5.5元,平時和周末加班都一樣。學校吃掉了中間的差價。此外,學生們的工資也不一樣,有5元/小時的,4元/小時的,3元/小時的,甚至還有更低的。

為了賺錢,學校要求未滿16周歲的同學也上生產線頂崗工作。而且工作時間很長,加班加點相當普遍。

此外,學校幫他們每個人都申請了國家補助金,兩年共計每人3000元,小羅這級共有1801人。他們至今不知道這些錢長啥樣子。「第一年,當我們還在工廠實習的時候,老師讓我們簽一張單,說之後錢會打到學生賬戶上,可後來沒有。回到學校,老師又說到時會發到學生手上,可等了一兩個月都沒有。後來學校又讓同學簽一張單子,說學校統一代收國家補助金,同時又給了同學一張收據,說這個補助金用來支付學生在校的生活費。」小羅說,「有些同學中途就退學了,我們教官就把那些中途退學學生的名單給我們中隊每人一份,讓我們冒名頂替,給他簽名,然後學校繼續代領國家補助金。」

今年5月初,小羅和小李等學生找到貴陽市教育局,當面舉報學校違法安排實習、亂收費、剋扣工資和冒領國家補助金的事情。貴陽市教育局負責接待他們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如果是他們自願的學校就沒有問題。「你們已經畢業了,畢業前才可以處理。」「如果想拿回錢,自己跟學校交涉,跟教育局沒有關係。」

小羅和小李對記者說,他們之所以願意勇敢地站出來,就是希望通過他們的事情,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學生工」的狀況,別讓職業教育變味兒,不要讓比他們年歲小的學弟學妹再重蹈他們的不幸。

中職教育發展要自律更要自主

作者:王壽斌(系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宣傳部長)

從虛假宣傳到買賣哄搶生源,從春季招生到濫發錄取通知書,中職教育一直飽受社會詬病。如今,中職學校在安排學生「頂崗實習」中的校企互動「潛規則」再被曝光揭秘,中職教育的聲譽必然會進一步受挫。人們不禁要問,中職層次的教育究竟有無存在必要?

道理明擺著,以一個初中畢業就「輟學」,自己進企業打工的學生,與一個上了職校然後由學校「安排」去企業「頂崗實習」的學生相比,「工作內容、工作強度、工作時間、加班時間,以及和工廠所籤的用工合同,沒有任何區別」,惟一的區別只在於,自找工作者可以領到全額工資,而實習生們則需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實為「被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實習管理費」給學校。如此現實,讓人不得不對中職教育心存芥蒂。

平心而論,每年花掉幾千塊錢上學,到頭來卻只能換取一張看似「有用」,但卻一文不值的畢業證書,學生入讀中職學校根本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這樣的學校是否值得去讀、有無存在必要也就不言自明。

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普通老百姓的表達最為直接,他們喜歡用「投票權」和選擇權說話。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國職業高中、技工學校發展迅猛,「出口」通暢,「進口」火爆,家長熱捧,用人單位歡迎;如今,中職教育即使拆了「門檻」,免了學費,甚至送教上門,仍然沒有吸引力,很多職校門可羅雀,甚至有不少縣城以下的中職學校紛紛關門大吉。

於是,有許多專家、學者在旁徵博引、高談闊論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和校企合作必要性的同時,不惜將中職發展不暢的責任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向職業學校,指責學校搞「生源大戰」壞了職教「門風」,指責職校教學質量低劣影響了就業,指責就業質量不高影響了職教聲譽和招生「進口」。

眾所周知,上述這些都是事實。媒體每年也都要欣喜若狂地公佈政府部門「統計」的中職就業率,連續N年都達95%以上,大敗專科,穩超本科,然而卻始終無法提升中職教育的吸引力。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前不久,筆者因課題調研曾與一所中職學校的校長攀談,提及眼下老百姓對中職學校招生簡章的真實性普遍缺乏信任。這位校長坦言,學校「美化」招生簡章,無疑是為了增強吸引力,但一份完美的招生簡章的編制,往往蘊含著校領導的辦學智慧,體現著學校管理者的育人思路,凝聚著學校教育教學的理想和目標,「我們很想按照招生簡章的設想辦學,但很多無法避免的難題與障礙卻常常使理想與現實相差甚遠」。

在這位校長列舉的種種難題中,學校缺乏自主生存空間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很多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中職學校已然成為政府發展政績經濟的重要抓手。」去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下文,要求省內職業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的員工隊伍」,從行文中的「務必完成」和「嚴格落實一把手責任」不難看出,學校已經完全被行政壓力綁架。同樣的事情在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如出一轍地上演。綜合2009年重慶市119家職業學校與富士康集團共同簽訂實習員工管理協議的情況看,中職學校在實習問題上缺乏自主空間顯然並非空穴來風。

據報導,一位從事中職教育多年的教學副校長,曾試圖以「打亂了教學計劃」為由,抵制「整建制」派送學生在學期中途突然停課去市教育局指定的企業實習,結果卻在「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文件面前啞口無言,甚至差點兒被教育局扣上「不熟悉政策」、「不懂教育規律」的帽子。事實表明,在很多地方的很多學校,中職學校上什麼課、怎麼上、何時上、要不要上,到哪裡「實習」、「實習」多長時間、專業要不要對口,已經全然由不得學校「自作主張」。

由此,筆者想到,要想破解中職教育缺乏吸引力的難題,我們決不能將「板子」全部打在學校身上。面對亂象,學校固然需要自查自糾,而政府部門更應反思有沒有掠奪學校自主發展的權利。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讓職教成為經濟發展的推手,這是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重要職責,發展職教不能違背教育規律,政府決不能為了政績而殺雞取卵,更不能因為行政干預而使職教陷入惡性循環。無論何時,我們都應該清楚,頂崗實習、工學結合是職教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和必要手段,而決不應該成為政府乾擾正常教學的藉口。頂崗實習工作走得再遠,我們也別忘了為什麼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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