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米羅 特約撰稿：許輝 實習生：范承剛
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他們多數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強度、加班時間等，與社會招聘的工人無異。惟一的區別是：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錢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這樣的「學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產線，約佔30％，在重慶富士康，甚至更高。
「學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個初中生在培訓幾小時後就可勝任的簡單勞動。 「這些職業教育學校已經成為了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馴服的勞動力的中介公司。」學者潘毅說，「國家每年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那麼多錢，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這類沒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如果知識能改變命運，那麼，黃夏讀技校之後，改變的是什麼呢？
有兩個初中畢業生。甲畢業後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則讀了技校（或者職業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學費學習酒店管理的中等專業技能，一年後，學校組織實習，兩個16歲的少年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相遇了。他們加同樣的班，拿同樣的工資。
黃夏便是這個「乙」。他幾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從技校畢業以後的每一步：進入一家工廠，從事著和專業無關的工作，拿著一份和自己「學歷」無關的薪水。讀或者不讀技校，於他，區別僅在於花沒花這一萬多塊錢的學費。
黃夏被稱作「學生工」。 「學生工」是這樣一批少年：自覺讀大學無望，又不甘接受「農民工」的命運，於是進入技校或者職業高中學習，企圖習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後，便幾乎毫無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們的迷惘在於：現代科技下的生產線，已經盡可能地簡化了工人所需的生產技能。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每一個初中畢業生經過幾個小時的培訓都可以勝任。於是，讀技校或者職業高中，幾乎變成了一次「奢華旅行」。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了解，目前，黃夏這樣一批年齡在16到18歲之間的學生工，已經是很多企業的主要勞動力。去年，由兩岸三地多所高校實施的關於富士康的一項調查報告稱，根據問卷抽樣，深圳富士康很多生產線上的學生工比例大約佔了30％。今年，北京大學富士康調研小組對重慶、成都的富士康學生工也進行了調查，認為學生工比例遠超深圳。
學校成了中介公司
黃夏，1994年出生於重慶江津區白馬鎮。父親是建築工人，常年流動在重慶的建築工地，只是在農忙的時候才回家。媽媽身體不好，在家休養，張羅三畝多山地，田間的一些重活經常由黃夏來做。
2009年，黃夏讀初三下學期的時候，重慶江南職業學校來學校招生。他覺得自己成績不好，考不上高中，於是在中考前一個月進入職校。黃夏的專業是信息技術，後來學校併入重慶工商職業學校，他也從信息專業轉到電子專業。
學校合併對他們影響不大，唯一的變化就是換了校長，而且是一學期換一個，他覺得經常換校長的原因是之前的幾任校長在學校管理上不嚴格，每天都有學生翻牆出去玩。
在職校讀書，每年要交4000塊錢的學費，這筆錢對家裡來說還不算太大的負擔，爸爸的收入能夠支持他讀到畢業。剛入學的時候班裡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後，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說那些中途退學的人可能覺得在學校太枯燥了，學不到東西。而且老師管理也很隨便，他的班主任也換了好幾個，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著複習公務員考試，根本不管他們，後來考上了公務員就離開了學校。
來自貴州一所技校的16歲的劉欣，則聲稱自己當初是被「騙」進學校的。高年級的老鄉暑假回鄉，給她描繪了學校良好的教育氛圍和就業出路。但到學校之後，她才知道，教育氛圍、就業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級的老鄉之所以勸她去，是因為學校規定，誰招一個學生，學校「獎勵」500塊錢。
這是盛行內地的「潛規則」。近年來，初三班主任「倒賣」學生到技校或中等職業學校，賺取回扣的新聞經常見於報端。
中國的近代職業教育，始於民國。先驅黃炎培先生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在於為個人謀生和服務社會作準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作準備。近幾年來國家加大職業教育投入，重視職業教育價值，溫家寶總理曾指出，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進社會就業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必然要求。 「現在實際上這些職業教育學校已經成為了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馴服的勞動力的中介公司。」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學生工」現像已經兩年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副主任、教授潘毅說。
2011年3月新學期開始時，學校通知說要出去實習，期限為6個月，可以自由選擇實習單位，但他們對實習單位的情況不了解，班委拿了一張富士康的宣傳單問有沒有人要去，他們不清楚富士康是做什麼的，班委就把全班的人都登記為到富士康實習，結果學校向每個人收了150元的安置費，用大巴把他們送到了位於重慶西永微電園的富士康廠區，在參加完一個星期的軍訓後他們就上流水線工作。
另一些學生，幾乎已經成了「職業實習生」。
小惠今年才18，是貴州大方縣匯靈職業中學的學生。她學的是酒店管理。去年學校便組織他們去江蘇常州一家電子廠打工「實習」。 4個月後，每個人才給了2000塊錢，最後他們三十幾個人走得就只剩下十幾個了。 「在常州的工作，學校裡說是教學實習，其實去的學生中有學計算機的、學旅遊的、學酒店管理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教學，不過就是在生產線上擰螺絲釘罷了。」小惠說。
今年上半年，小惠他們去學校報到，本以為開始上課了，誰料到又被拉來了富士康，說是實習半年，半年後回學校參加畢業考試，畢業後願意的話還可以繼續留在富士康。在富士康軍訓了幾天，現在說要送小惠他們去崑山。
職業實習生
來富士康，是黃夏的第一次正式實習，之前他只是在暑假的時候，跟爸爸在建築工地上乾了兩個月的活。
他們學校離富士康廠區有半天的車程，學校老師把他們送過來之後就回去了，沒有駐廠，他來這邊上班一個多月沒找過老師。
黃夏跟他的同學被打亂分配到各個部門，他去了組裝生產線，他們那條線上有三四十人，全都是學生。有幾個人跟他是一個學校的，在校時並不認識，在生產線上卻成了好朋友。他的工作是打螺絲，每天拿著螺絲槍，一塊板要打四顆，標準的作業時間是12秒，剛開始的時候，沒有做熟練，動作慢，他們那條線的產量不高，經常被線長、組長罵，他們就當耳旁風，不理睬，後來熟練了就越做越快。 「每天都這樣的話，覺得很枯燥，學不到什麼東西，而且好幾斤重的螺絲槍拿在手上12小時，手臂很累，晚上睡覺都會酸痛。」黃夏說。
3月8日進廠，這個月份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塊錢，全都寄回家給媽媽，自己靠學校發的補助生活。也就在一個月後，黃夏開始琢磨自己當初讀技校的選擇：「我所從事的工種，和富士康通過社會招聘進來的工人一模一樣，收入也一模一樣。」
一些同學在廠裡上了十幾天班，覺得實習無聊、辛苦，就跑回家了。像這種私自跑掉的，學校也不怎麼管，只要畢業的時候回學校拿畢業證就可以了。如果想換其他的實習崗位，學校也會幫安排，不過可能是跟下一屆的學生一起再赴富士康。
王秀是重慶彭水人，1993年出生，2009年進入重慶工業管理職業學校學習電子專業，每年學費5000。按學校的教程，學期三年，第一年是上公共課（好多課文還是初中學過的），第二年是上專業課，學電工和電子技術等，第三年是實習。
但她是二年級下半學期，也就是2010年3月便進入富士康實習。在深圳富士康，一直做到12月。她不想留在深圳，就跟一些同學回來了，今年又進入重慶富士康實習。什麼時候實習結束，尚不清楚。
「深圳那邊的干部不把員工當人看，」她解釋自己回重慶原因，「比如坐在凳子上，屁股所佔的面積不超過三分之一，超過了線長會罵，在車間裡絕對禁止講話，不能把任何東西掉在地上，衣服上不能有帶鐵的東西，包括皮帶，一點都不人性化。」
南方周末調查了解到，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工作強度、工作時間、加班時間，以及和工廠所籤的用工合同，與社會招工的工人，無任何區別。惟一的區別也許在於：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費用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並且，他們不少人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
這筆費用各學校不同。比如王秀每月必須拿260元給學校；而黃夏則只是一次性拿了150元給學校。來自綦江南方學校（職業高中）的劉勝則告訴記者，他們學校沒有找他們收一分錢的「實習管理費」。
在每一個晚上9點左右，西永微電園外的「西永天街」一帶，都彷彿是中學校園一樣。那些年輕的臉在夏日重慶燠熱的空氣裡徘徊。他們每天的時間表是：早晨7時40分開早會，8時上崗，11時開始吃午飯，一人只有半個小時，下午四點半開始吃晚飯，同樣是半小時，晚上8時下班，總共是12小時。
這裡每一棟宿舍樓，都穿上了「裙子」——張開的鐵絲網。這是2010年富士康13連跳後工人宿舍樓必備的設施。 「裙子」裡生活的「學生工」們的境況，則太大變化：每天早晨要六點多起床，洗漱，吃早餐，走到廠區，晚上走回宿舍，吃宵夜，洗澡等，這些要花去至少3小時，為了恢復體力，要留有8小時的睡眠時間，因此晚上十點多就要開始關燈睡覺，剩下的一小時分配給必要的諸如上網、購物、朋友交往等活動。 「給人的感覺是從睡夢中醒來就要幹活，幹完活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倒床就睡，醒著幹，累著睡，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讓人有一種不想醒來，一直都睡下去的念頭。」黃夏說。
週末或調休的時候，黃夏會跟同學出去玩，自己買一些衣服，或者陪同學買手機。離廠區最近的商業街是沙坪壩區的三峽廣場，他們去過那里三四次了，可每次再去都還會迷路。
在學生工們「實習」的廠區，總有大量保安在巡邏（南方周末記者王軼庶/圖）
被行政壓力綁架的職技校
「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綁架。」潘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家每年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那麼多錢，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沒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富士康的合格工人。」
但至少目前看來，工廠、政府、學生工，三方都從目前的模式下「獲益」了。工廠解決了用工短缺，政府解決了引資項目，學生「補貼了家用」。
各地政府顯然樂見於目前的現狀：早在2009年，富士康集團便與重慶119所職業院校共同簽訂實習員工管理協議，協議規定學生實習有「2＋1」或「1＋1＋1」兩種方案，「2＋1」即前2年在校園學習，第3年實習就業；「1＋1＋1」即指第1年在校學習，第2年在工廠頂崗實習6-9個月，第3年實習就業。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則下文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要求各學校動員、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從文件措辭裡能看到地方政府對於富士康「用工」的支持，該文件要求（2010年）9月6日起，河南全省的職業學校，要每天將組織報名情況上報教育廳，9月10日前「務必」完成下達的一半任務量，9月20日之前完成全部任務，「要嚴格落實一把手責任」。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技能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根據現有的明文規定，學酒店管理的小惠，是不該來富士康的。 2010年出台的《教育部辦公廳關於應對企業技工荒進一步做好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的通知》規定：不得安排學生在「非本專業對口行業」實習。但有學生工告訴記者，學校每學期要保證給富士康送一定數量的實習生，「如果不夠的話，教育局會扣住補貼給學校的經費，比如說是獎學金和貧困生助學金之類，學校為確保這個人數指標，即使專業不對口，也要保證人數。」
於是，各种红頭文件下，黃夏、小惠、王秀他們的細小命運，便被忽略了。學生大規模的退學、實習期大面積的缺席，已經從學生的角度折射出他們對此種模式的失望。
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解不開一個困惑。 「如果就是為了來富士康工作，我當初為什麼要讀技校？」王秀說。
看不到的未來
黃夏五一休假沒有加班，他回家幫媽媽種秧苗去了，之前家裡收水稻、打穀子，都是他跟媽媽做的。 「以後打工了，就不能幫媽媽插秧了。」他希望過幾年攢點錢給家裡蓋一座新房子。但打心底里，他不知道讀技校會給自己的賺錢計劃提供什麼幫助。 「只能先在廠裡做著，實在熬不下去，就出去跟朋友在社會上闖蕩幾年，積累社會經驗。」
而小惠這幾天很開心，爸爸答應在她生日的時候給她一筆錢。她打算用這些錢去洗牙齒。小惠說，她有同學就洗了牙齒，洗了牙肯定更好看，說著就不好意思地笑起來。至於更遠的將來，小惠便沒再去想過，「回家打工吧？！」她說。
她說即使再累，也會在富士康待到年底，因為今年奶奶要做壽，姐姐剛生了孩子，自己要存錢給老人和小孩買禮物，每個月再節省點的話，還可以給自己買一台電腦。
她仍然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命運。 「我想讀個大專，可是要六千的學費，今年沒那麼多錢，所以讀書的念頭只能先放在心裡，等有足夠的學費再說。」小惠說。
實際上，他們的技校（中等職業學校）經歷，已經結束了。他們可以選擇在實習結束之後回到學校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但許多人並不會做此選擇，反正拿到畢業證，也是打這麼一份工。他們發現，兩年或者只有一年甚至半年的學校教育，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學費，只不過換回了一份幾乎不需要任何學識技術的富士康普工工作。
在重慶西永微電園，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能看到有大巴車載著一兩百學生過來，直接入住富士康的宿舍，參加軍訓，分配部門車間，上線乾活。整個流程簡單快捷，這些的勞動力就好像是提前預定的。他們是完美生產線上，完美的一部分。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