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陳沖曾經用「蔣三快」來形容教育部長蔣偉寧：動作快、講話快、思想快。（圖片來源：許育愷）
的確，蔣偉寧就連要不要接下這個他人生中最燙手的工作，他也「只」猶豫兩天，就果斷答應了。
這位和師範體系素無淵源的教育部長，要扛下台灣四十幾年來最重要的教育變革擔子。
「九年國教發生的問題，十二年國教一樣都不會少，甚至更多，」前教育部長黃榮村細數，教育國力是否下降、城鄉差距、公私立高中職資源分配、明星高中，以及與高教銜接等問題，都會讓執行者頭皮發麻。
難怪，台中市長胡志強會比喻，教育部是「人肉烤箱」。因為，要讓大家都不看好的十二年國教順利上路，簡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蔣偉寧自認是勇氣「破表」的樂觀派。他說，做為一個工程師，面對教育這個大型工程建設，必須務實地去看各個環節，他一定要「讓impossible的工程變成possible。」
二月六日上任至今，蔣偉寧幾乎跑遍各縣市，三月份連跑四場座談會，第一線面對過去他不熟悉的國高中家長、老師和學生。「要全部跑一遍，才能了解整個picture（樣貌），」蔣偉寧體會。
五十五歲的蔣偉寧，學術職涯只待過中央大學一個地方，從基層教授一路做到校長。今年初，他原要接著做第二任，卻意外轉彎入閣。
說自己的故事拉近距離
「投入和用心，是他的專長，」中央大學校長劉振榮和蔣偉寧共事七、八年，形容他是拚勁十足、行動快速、積極任事的領導者。
蔣偉寧在校園裡，永遠充滿活力，吃便當只要五分鐘，講話速度就像連珠砲，連走在校園也是健步如飛。
外界原本預期他無法適應官場，但蔣偉寧三個月來的表現，卻一點也不像政壇菜鳥。
不管是在砲聲隆隆的立法院，或是在面對教師、家長的座談會，蔣偉寧總是心平氣和地回答每個問題，口條反應一流，即使回答不出來，也能謙虛真誠面對，身段柔軟，給人留下好印象。
「他還沒有沾染官僚習氣，」全國教師會秘書長吳忠泰說，承接前人規劃的政策時，總得概括承受所有缺失，但教育的意識型態光譜，從極左到極右都有，想面面俱到，十個部長都不夠用。吳忠泰觀察，蔣偉寧的「抗壓性極好。」
為了和師生、家長拉近距離，蔣偉寧常常說自己的故事。
例如，他想解開社會的名校情結，就以自己當年讀的，是排名第六、第七的台北市復興高中，最後仍考上台大，說明讀什麼學校，並不影響孩子的未來。
要讓學生真正愛上學習
蔣偉寧還率先保證，現讀小學四年級的小兒子，將來會建議他讀中壢市的社區高中，向家長展現他的同理心。
在當部長之前，蔣偉寧對台灣，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就有深刻地反省。
他始終難忘在史丹福大學的留學經驗。他和其他台灣學生，因為缺乏團隊合作的習慣，小組報告每次都輸給美國同學。他想藉著這次大改革，徹底翻轉扭曲的教學模式，讓下一代學生能夠真正的愛上學習。
蔣偉寧走入官場這一遭，會落得什麼評價，必定和他能不能順利執行十二年國教有關。
陪蔣偉寧「跳火坑」的教育部主任秘書王作台，是蔣偉寧在中央大學時期的左右手，兩人在中研院士劉兆漢擔任中大校長期間，緊密合作各種計劃，他稱讚蔣偉寧「是少見執行力強的學者。」
中大校長劉振榮也說，蔣偉寧做事，會在訂定制度與原則後，再積極溝通，包括「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劃；中央大學和清華、交通與陽明大學組織「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等，都看得出蔣偉寧的執行力。
不過，校務的執行力，並不必然等於政務的執行力。教育封閉的高牆並不容易打破，「教改遇到的反撲勢力，多半和資源分配有關，」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分析，教育部必須觀察教改的反彈原因何在，才能有智慧地處理因應。
三個月只能說是蜜月期，即使多有磨合，也還沒有真正地磨出火花，現在只是「山雨欲來前的寧靜」。
「制度是全國一致，但是教學現場，卻是因地制宜，」台北市教育局長丁亞雯指出十二年國教未來將面對的關鍵問題。
「地方對中央施政缺乏信任，」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楊益風直言，中央小看基層反彈聲浪，「全國性組織的意見和各縣市不見得一致，施政應該深入基層進行溝通。」
快步向前的蔣偉寧，如何不讓教改在執行面扭曲變形，將是他未來這一兩年最大的考驗。
以下是蔣偉寧接受《天下》專訪摘要：
問：十二年國教是四十幾年來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改革要成功，要做對哪些事情？
答：十二年國教有兩大願景，第一是提升中小學品質，讓國中不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目前小學教育很活，小學生還能快樂、主動認真地學習。但到了國高中有很大改變，補習很嚴重，從週一補到週日，成績不好去補、成績好也去補，學生其實蠻疲乏的，進了大學以後，對學習根本沒有興趣，沒有考試反而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念書。
就好像跑八百公尺，即使前面六百公尺跑得比人家快，但最後兩百公尺疲乏了，就被人家追過去。
第二個願景是，成就每個小孩。不再用學科的尺來度量學生，而是要多元看待，激發每個人的專長能力。
必須做的三件事
十二年國教要成功，必須做對三件事情。
第一，國中教學現場一定要改變。教育部已經有四百個宣導團到國中，跟老師談未來改變，我希望看到很多教學典範，讓學生有興趣學習，真正獲得能力，不只是會解答考卷上的問題。這是革命性的作為，教學若不能徹底改變，十二年國教就容易失敗。 第二，高中職均質化、優質化。這兩件事情若能促成，十二年國教問題就不大。
最後，是改變家長的心態。
我們都希望每個小孩有成就，但若只用學科來看小孩的成就，小孩不會快樂。家長的觀念要改變，因為不會所有的小孩學科表現都好。
問：每次教改都希望家長改變心態，但成效有限，家長還是拚命送小孩去補習、擠進明星學校。如果家長觀念沒變，十二年國教是不是注定失敗？
答：的確很困難，但我們可以做的，是至少先讓高中職均質化，不要差太多。當然，優質比均質重要，均質是要讓大家知道，每個學校的師資、設備，軟硬體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現在會造成各校差異，是在於學生，好學生到哪裡都是好學生，學生可以讓這個學校變好，家長不能再有迷思「非要進到那一個學校去」。
我們做了很多分析，以ＰＲ值來看，學科成績相近的學生，有的念明星高中，有的選擇社區高中。他們進大學後，留在社區高中的，並沒有比較差，甚至還比較好。
責任壓力在哪裡？不在家長，而在我們，我們有責任讓高中職都變好。高中職沒有變好，過幾年大家就知道這是喊假的。我現在找大學幫忙，大學有很多學習資源，可以開放給高中職使用，比如實驗室、圖書資源、學生輔導等，讓高中生學習更多元。透過大學的協助，把比較弱的高中拉上來。慢慢地，家長就會有信心。
學費合理化
問：有人質疑，教改最大的受害者，是社會上的弱勢家庭，十二年國教將更加深貧富差距、城鄉落差，你有什麼方法解決？
答：Ｍ型化社會是存在的，未來資源會重新分配，包括大學學費怎麼收，都要全面檢討。
現在就讀國立大學的小孩，社經背景平均比較好，卻繳比較少的學費，但是私立大學的小孩，社經背景平均比較低，卻要繳比較多的學雜費。演變成弱勢的小孩要繳比較多的學費，享受到的資源卻相對較少，這個現象存在很久，教育部有一個小組，正在研究適當的學費政策，來回應這個問題。
就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十二年國教普遍免學費，至少讓弱勢的家庭不必再擔心。
十二年國教的目標，至少三項要做到：普及、菁英、扶弱。扶弱這部份，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教育部的八項施政主軸裡，這也是其中的一項目標，一年三百億元的預算投入扶弱，包含原住民、中低收入、低收入戶等。
問：許多明星高中反彈，認為十二年國教會消滅菁英教育，造成齊頭式平等，還要上街遊行抗議。台灣真的不需要菁英教育？
答：如果社會是一個金字塔，我們必須把整個金字塔往上提升，不是把這個金字塔拉平。而且，這個金字塔不會只有一個塔頂，而是像梯形，或多元塔頂，我們不是把塔頂菁英拉下來。
不能只顧自己好
明星學校擔心的是，過去用考試取才，可以篩選到學科能力比較強的學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是明星學校不能只顧自己好，應該有更大的社會責任。
過去是眾星拱月，因為月亮很少，但未來應該是群星爭輝的時代，每個學校都有優秀的學生。
問：你要怎麼衡量十二年國教的成果，怎麼樣才算成功？
答：除了會考成績、國際指標、奧林匹亞競賽表現外，更要看學生實際的學習狀況。
最關鍵的是，教學現場一定要改變，老師不能讓學生只有考試能力，而是要讓學生有興趣去學習，進了大學後是不是還有學習動力。
十二年國教若成功，在大學端就能看到改變。教育是連動的，國教成功可以解決普遍認為「大學生不好用」的情況。
問：你覺得自己的歷史任務是什麼？
答：為台灣培育人才。台灣什麼都沒有，只有把人才培育好才有競爭力，現在我們在吃人才老本，未來如何奠定人才基礎、資源分配與制度建立，是我的歷史任務。
我已經邀請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劉兆漢，一同研擬「人才培育白皮書」，徹底調查到底台灣人才培育有哪些問題？要怎麼解決？讓未來十年、二十年人才培育有方向。
現在的隱憂是，台灣留在國際上的人才非常少，未來我們要尋求海外協助時，將會出現人才斷層。
去年我去加州柏克萊、史丹福等八所大學，發現台灣院士級教授非常多，表示有一大批的人才，但六、七十歲的人才會凋零。目前台灣留學生畢業後留下來教書的人很少，四、五十歲的教授還有幾個，但是更年輕的，三十五到四十歲、正值學術黃金期的教授卻很少，顯示海外人才庫空了。這也是我們要盡快解決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