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15年前,東菱電子、聯福製衣、福昌紡織與東洋針織等工人,因為資方的惡性關廠而被積欠資欠費與退休金;在經歷當時一連串的激烈抗爭後,迫使勞委會在1997年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先行償還。今年6月,勞委會發函催繳欠款;繼稍早聯福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要求停止追討後(相關報導),7月4日下午開始,當年關廠失業的工人,陸續集結勞委會前,開始埋鍋造飯、並邀請主委王如玄「共進晚餐」,協商解決的方案。經歷一晚的夜宿、卻仍等不到勞委會的回應後,5日上午,群眾先後轉進行政院與監察院,最後來到凱達格蘭大道前,由10名代表進入總統府內,遞交陳情書。不過,2天的奔波下來,不論哪個政府部門,對於這筆由資方積欠、勞工應得的錢,不是缺乏具體承諾的虛應,就是擺明賴帳的姿態;另一方面,為避免遭到強制執行,工人則將在下周集體向法院遞交異議狀。
4日晚間,關廠工人邀請王如玄一同大鍋飯晚餐,卻空留了一晚的座位,而隔天一早的陳情行動,勞委會的官員,對於「停止追討」的訴求,也沒有任何回應。中午,關廠工人轉向更高層級的行政院前,先是將準備好的牛糞,擲向「政府誠信之墓」,象徵當年勞委會「不會向工人要錢」的承諾盡失;接著,由當年不同工廠自救會的代表,一同進入行政院內協商。
協商過程中,勞委會官員對於這筆錢,始終認定是「借貸」,並且否認「代位求償」的承諾;另一方面,關廠工人則表示,雖然這筆錢是貸款,然而當年勞委會確實說過「不會向勞工討這筆錢」。在雙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下,行政院也只是要求勞委會「確認」當年協商的歷史資料,而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隨後,關廠工人轉向至監察院。兩年前監察院對勞委會提出糾正,認為自當年就業安定基金撥用做借貸的這筆款項,「回收率不足」,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飛表示,監察院不了解當年這筆錢的來由歷史,「今天我們要解釋給他們聽!」不過,在得知監察院陳情,還需領取號碼牌等待時,現場群眾痛批「要掛急診,卻要我們排普通門診!」在不得其門而入後,最後,頂著炎炎日頭,從4日晚間開始埋鍋造飯、夜宿、陳情的工人們,仍以徒步的方式,從監察院走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並由代表進入總統府遞交陳情書後,結束兩天來的行動。
勞委會:是貸款,還款與否由法院認定
非典型勞動工作坊的林子文表示,台灣進入80年代末期後,一方面是都會地區土地價格上漲,一方面政府政策鼓勵製造業南進,企業紛紛變賣土地求利,並將生產設備移往中南部或是東南亞國家。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1990年代開始出現惡性關廠風潮;1996年,聯福、福昌、東洋與東菱等關廠自救會,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以相互支援、集體行動的方式,進行一波波臥軌、絕食,甚至阻擋大學聯考等激烈的抗爭,而引起社會民眾的關注。他回億,1997年5月15日,東菱自救會於勞委會前發起絕食行動,要求政府「代位求償」,迫使彼時勞委會主委許介圭宣佈將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貸款額度比照個別員工的資遣費與退休金。林子文指出,雖然當時沒有白紙黑字,然而無論是當時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或是後來勞委會主委陳菊,都曾向工會幹部承諾:「不會向工人追討這筆錢」。他說,這是當時談判,政府與工人之間的「默契」。
對於這筆貸款的性質,勞委會曾經表示「是貸款、不是社會補助,也沒有所謂的代位求償。」職訓局就業服務組組長黃孟儒再度出面回應時,又一次重申上述說法。他指出,當時借貸的1105戶中,已有480戶償還完畢,目前仍有625戶、積欠貸款共2億3876萬。他說,現在勞委會的作法,就是由承辦的華南銀行,委託律師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勞工收到支付命令後,可以在20日內提出異議,接著再進入和解程序」,他表示,和解期間,如經確認沒有還款能力,例如65歲以上或是中低收入戶,勞委會取得債權憑證後,將依法「結案」,這樣的人,大概有200多個。相反地,如果法院認定仍有還款能力,就會要求他們提出償還計畫,「仍然會要求他們盡力還款。」
林子文批評,勞委會的作法根本是逃避責任。他指出,如果當時勞委會確實要求企業依法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也不會發生勞工被積欠資遣費或退休金的問題。此外,他也認為,從關廠工人抗爭的歷史,可以看見這個國家,基本上不敢挑戰資本家,一方面給予各種租稅減免,當勞工生計出問題時,「握有公權力與工具的政府,卻又無能向資方追討!」
對於勞委會企圖以司法途徑,以個案方式解決,吳永毅表示不允許「各個擊破」,工人將委託律師、以集體遞異議狀的方式回應。
停止追討 將工人債權列為優先清償債權
5日上午的勞委會前,關廠工人除了要求將這筆欠款列入呆帳、停止追討外,也呼籲透過修法,將勞工工資、資遣費和退休金等債權,列為「優先清償債權」。不過勞委會起先派出科長出面,但被群眾「請回」,最後又派出勞委會職訓局副局長郭振昌出面接下陳情,但對於勞團所提出的訴求,也沒有任何回應。
現年68歲的前聯福女工李小姐說,她從26歲在聯福製衣工作,一直做到工廠倒閉,工作25年後,卻沒有退休金可以拿。她感嘆當初被資方欠債,如今還要被勞委會連本帶利追討30萬,喪夫喪子的她說,自己還有2個不滿10歲的孫子要養,根本無力償還這筆欠款,「難道是要逼我去搶銀行!」
目前,勞委會工資墊償基金呆帳高達28億,這些都是勞委會無力向資方追討的證明。不過,既然願意將代償工資列為呆帳,那麼,為什麼對於這群如今大多已達退休年齡的工人,勞委會仍執意「追討到底」?
吳永毅表示,這筆債務是15年前的政治決定,是當年政府為弭平抗爭,而以「貸款形式」推出的「代位求償」,歷屆勞委會官員都承諾不向工人討債。他說,這個逾期貸款,並不是像勞委會現在所說的:只是工人與銀行間的「民事糾紛」,政府理所當然應該「代位求償」,因此「貸款者」即使名下資產尚有能力償還,國家也不能用這個理由逼迫他們要還。
勞委會主委,人呢?
4日下午,關廠工人陸續來到勞委會前;傍晚接近晚餐時間,工人們搭起帳篷、埋鍋造飯,雖已在下午邀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和工人吃大鍋飯,不過直至晚會結束,勞委會依舊沒有代表出現,徒剩空椅兀自等待。
晚會一開始,黑手那卡西先以「福氣個屁」喚起當年關廠抗爭記憶,再次唱出工人心聲;成員陳柏偉說,黑手那卡西是在1996年關廠抗爭之際成立,這首歌曲是和工人、工會一同討論、改編而來,反諷周潤發「福氣啦」的廣告台詞。東菱自救會成員在現場也合唱了抗爭歌曲,唱到激動處,陷入關廠抗爭回憶中,心酸忍不住湧上鼻頭。
勞委會睡覺等工廠外移 制度保障:工人爭出來的!
當台灣經濟發展至高峰時,熱錢不斷湧入、房地產價格上漲,不少老闆拋棄原有本業,改投資土地賺錢,使得爆發1996年關廠抗爭的預兆早就出現。
1988年,新光紡織士林廠遭資方以機器老舊、經營虧損為由關閉,並改建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989年,資本開始外移,高雄加工出口區「安強」、「十全美」製鞋廠宣布關廠,兩家共650名員工的薪資、退休金與資遣費,隨著老闆關廠外逃而無從討起。1992年,板橋嘉隆成衣廠移資印尼、宣佈關廠,老闆朱英龍同時是台灣大學教授,卻不願支付資遣費,引發130多名女工鎖廠抗爭。1993年,新生報檢排廠因自動化、技術升級面臨關廠命運,開始有工人因電腦而失業。1995年,正大尼龍新店廠關廠,工會察覺資方有關廠跡象,在還沒正式宣布關廠前,就立即發動罷工行動要求資遣費,長達兩百多天。
「這段期間勞委會都在睡覺,等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中小企業開始外移,小廠關完後輪到大廠一兩百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吳永毅指出,1996年開始的大型關廠抗爭,資方要變賣廠房、土地換錢的機會都沒有,幾乎都是惡性倒閉。政府面對預兆卻不積極修法,才會演變成現今這般情景。
當年聯福、福昌、東洋、東菱等關廠自救會組成「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各自展開抗爭行動,福昌自救會軟禁老闆超過30小時、聯福自救會臥軌抗議,還有1997年5月15日,東菱自救會在勞委會樓下展開絕食行動,要求政府「代位求償」。當時的勞委會主委許介圭在5月20日由立委王拓主辦的公聽會上,除宣布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同時承諾推動「失業給付」以及「退休金改制」。
吳永毅提及,當年爆發一連串關廠風波時,並沒有任何制度可供保障,所以工人的處境更加險惡;現在不少法條,例如失業給付,都是當年關廠工人抗爭出來的。
「失業給付」先在1999年成為《勞工保險法》的附加業務,在2003年單獨立法為《就業保險法》;而勞工退休金則在2005年改制為個人帳戶,相較舊制由資方管理的退休準備金,常因沒有足額提撥,導致帳戶沒有錢可支付員工資遣費、退休金,起碼新制的個人帳戶所有權在勞工手上。 「必須讓勞工領得到!」吳永毅說,修法進程可以看出歷史的延續性,是因為政府失職才逼迫勞工走上街頭、爭取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