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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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2/15

本文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4-5日)的基調論文,經全體編委討論定稿,並決議以編委會名義發表。

威權時代據說已經終結了,但是,這個終結是一個什麼樣的新時代的開端,則似乎混沌莫名。我們於是像一群封閉劇場中的觀眾,只能確定好個一場苦蠢之劇終於結束,但從沒人見過下一場的劇碼單子。除魘後的短暫釋然感被對下一場戲的無盡等待寸寸蝕盡,於是焦灼、慌亂、怨恨、無力,乃至於懷念起舊戲碼的情緒,都接踵而來。儘管新上任的劇場經理們一再許諾我們一個美好的、令人興奮的未來,但這個對未來許諾的姿態也許本身竟就是未來,預告興許竟是正片。

二000年三月之後,民粹威權強人退位、政黨初次輪替,台灣社會正式進入到一個符合政黨政治理論勾畫的圖境中,有人稱之為民主化的完成,有人強調本土化的勝利,有人則歌頌這個過程的「寧靜」。的確,如果使用典型化西方自由民主的語彙來描述這個轉變的話,沒人能找到適切的語言對它做出原則性的批判。這曾是歷史給台灣新政權的禮物──透過選舉而來的支配正當性,但之後的歷程證明台灣並無福消受這個禮物,沒有辦法消受的禮物反過來支配了它的主人。這是一只潘朵拉盒,飛出來的是一種叫做選舉的鬼魅,它的邏輯與精神即是毫無節制的權力爭奪(而非政策方向的公開政治鬥爭!),滲透到幾乎是台灣社會的各個領域,選舉與非選舉時期皆然。選舉,是策略、是目標,是過渡、是終點,是媒介、是訊息;是一切。或者可以換個比方:現時期的政治狀態其實是身穿藍綠球衣的作為美式足球球員的政治人物對失控的權力之球搶成一團,背景則是因過度興奮而被愚蠢化的媒體與觀眾。這廂是亢奮不休、毫無原則、小動作出盡的權力搶奪,對照著那廂是焦慮的、旁觀的、欲振乏力的大眾,定義了我們這個後威權時代的核心雙元格局。對於藍綠學者與媒體將此一時代定義為泛藍和泛綠對立的雙元格局,從而遮蔽這兩造明罵街、暗與謀的共生關係,我們要挑戰這個「時代幻覺」。同樣,對於政權、媒體與知識份子輕佻便給地將這一時代等同於民主時代,我們要挑戰這個等號。

建立在公眾褪蝕之上的政治,就定義而言,必然是一種私政治,而流行話語所謂的「公」,經常不過是「私」的內衣外穿,這種政治所召喚的從不是公民的思辯行動,而是國族/民粹/省籍身份的認同氣鼓;同時,兩岸之間的對立態勢又不停地被權者駕馭,作為動員民氣、正當化民粹私政治的前言。在這種(非)政治的架構下,中下階級一般大眾對他(她)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真實痛苦與煩惱,例如,二000年以來台灣社會各種重要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不公的惡化,有苦難言。同時,凶兵危戰始終是台灣人民不論統獨(但尤其是在各方面首當其衝的中下階級)心頭揮之不去的一片烏雲,從「蔣公」到「阿扁」凡五十餘年矣,邇來益發沈黑!長期以來,這些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兩岸關係的所有新舊巨大問題,既都無法論述言詮,也都無法抒情表意,以至唯有持續沈鬱積愁,而這又和台灣社會原本疲弱的社會力形成一惡性循環。

一個弔詭到令人不勝欷歔的現象因此就是:在這個後威權時代,人們不但不是更昂揚有力,反而普遍感受更無力、更無助、更沒有希望、更沒有安全感、更犬儒。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弔詭,值得我們上下求索出路,超越克服後威權泥淖。這個超克後威權的計畫揚棄各種形式的私政治,並進而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兩岸關係等重大議題的公共化(即,廣大公眾的持續且深入的論述干預);它至少涵蓋四個目標:政治公共化、社會正義、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承認、以及兩岸和平。這四個目標既是我們的分析架構,也是規範尺度,合而構成我們民主左派計畫的核心內容。

有兩道關於這個後威權時代的提問:

一、 我們獲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民主」?在此同時,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什麼價值或什麼人群被犧牲?

二、 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或,至少,我們該發展出什麼樣的論述指出這是困局?

問題化我們這個後威權時代,當然不是替威權時代散發回營通知書。做為民主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我們棄絕各種保守或反動威權的誘惑,相信並支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為政治主體的能力與制度。做為左派,我們拒絕一切形式的剝削、壓迫與歧視,挑戰市場神學、形式民主與各種文化霸權,追求社會正義、個性解放與開創歷史。不論此時此地是多麼的令人不堪與氣餒,我們的希望只在今天、只在這裡──這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同仁十五年來一貫的共同信念。於二00三年十月四日、五日,台社同仁將從包括社會正義、經濟發展、殖民主義、政治思想、都市研究、城鄉發展、跨國工運、性別政治、媒體產權、心理分析、文學批評...各個批判角度出發,殊途而同歸,為台灣社會的現狀與出路提出分析,期望繼續為奠立更深厚的、在地的批判論述傳統做出貢獻,並真切希望這也同時是一個面向時代的學習與自我批判的努力。任何的左派或激進派,如果不能透過與時俱進的學習與反省,和所處的社會情境結合的話,那終將與社會無關,為歷史所淘汰,徒留「批判的」傲慢姿態。

我們願意相信,這個後威權時代,縱然有各種令人鬱卒無力的特質,但也同時充滿著希望──這恰恰是因為它的沒有方向和內容等待著人們給它方向和內容,亦即,邀請人們創造歷史。的確,強人已逝,民主豈遠?觀劇者必須成為參與者、演出者、與鬥爭者。

一、後威權之前的三個威權時期

發展到今天這個後威權的雜亂虛空與實質不公的局面,曾經走過三個階段,分別是古典威權、改革威權、與民粹威權。由於我們相信任何對現今處境的理解都必須包含一種歷史的知識,因此我們嘗試在下面的討論中,對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做一簡單的分期勾勒。不容諱言,我們並不是在進行一個所謂「客觀的」歷史敘述,而是企圖凸顯我們所深切關心的幾個向度:政治公共化、分配正義、多元承認、兩岸人民關係、知識份子角色、文化再現、經濟生產體制、國家自主性,以及,社會運動。

1. 古典威權時期

在全球冷戰架構與美國支持下,蔣介石主政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與社會秩序完全是威權地由上而下貫徹,根本不允許任何社會自主空間的存在,粗暴壓縮士人清議,遑論容忍政治反對運動。它的威權性格純粹建立在國家對政治正當性、暴力、知識/訊息的壟斷,以及對經濟的絕對優勢指導位置上。政治正當性的核心內容是反共與中國法統,皆被統治者絕對化,不允許任何挑戰。歷史地看,這個威權統治並不僅僅來自「橫向移植」更是來自「縱向繼承」。承繼日本殖民政權的軍警鎮壓與威權編制,這個時期的二二八事變、戒嚴體制的建立、以及五0年代株連極廣的「清鄉」白色恐怖,在在摧殘了台灣社會生活中既存的自主政治意識與社會組織。承繼日本殖民政權的「國語政策」與「文藝政策」,這個時期的政權也由上而下,透過它所幾乎完全操控的教育與媒體,貫徹國族語文教育和「反共文學」,後者要求各類文藝生產領域要顧及國府的反共處境,不要涉入實質政治題材,專心「文藝創作」。同樣的,這個政權對歷史書寫也設立層層禁忌,截斷五四以來的各種進步論述,查封民眾的政治意識存貨,填之以官史黨學。不言而喻的是,這些都為的是把民眾的殘存政治性格割除乾淨,以利順民打造。雖遺憾猶須指出的是,這個以國族打造、反共、和除政治化為三角支點的支配架構至今大體未敗。

但是,在鎮壓的同時,政權也記取在大陸慘敗的經驗,著手土地改革與包括公共衛生與國民教育的基礎社會政策,企圖在物質基礎上奠立統治正當性,並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五0年代,國民黨政權就開始為國家雇用人員(軍公教與部分國營事業勞工)進行社會保險。就其原始企圖而言,當然可說這都是為鞏固國家機器而設,但就其對社會平等的維繫效果而言,似乎還有待更歷史化與除意識型態化的細緻分析,例如二戰後、冷戰下,盛行於歐美的福利國家制度這個「國家左手」的歷史負債與資產問題。

這一時期經濟的主要任務是去殖民化,開始出現簡單的消費品製造業,取代進口。儘管少數工業(例如紡織、肥料與水泥)已經開始迅速擴張,但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手工製造業。至少在一九五0年代中期,繼承日本殖民資本的國營企業的產值還大約佔全體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二,並佔據了上游工業位置,構成了國家對私人資本部門的優勢位置。或許由於國府記取大陸時期官僚資本的失敗教訓,國家在推動工業化的開始,就展開了對私人資本的扶植,但策略上為公營保留上游位置,開放中下游空間給中小企業。儘管在一九六0年代之後,出口導向經濟體開始成長,經濟發展迅速,但由於私人企業體質主要屬於中小企業,政權仍然維持對經濟發展的高度主導性,限制私人企業,例如台塑(在一九六0年末它已成為台灣第一大企業集團),進入某些策略性產業位置(例如輕油裂解廠),更不允許私人企業集團登堂入室襄贊決策。

在冷戰結構與反共大論述下,非常微弱、零散的知識份子政治反對運動者,在客觀上也僅能以親美與反共作為前提,反抗威權統治,爭取基本人權。古典自由主義幾乎是唯一可用的論述資源,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比附於一種以美國為核心意象的現代性,批判傳統文化與威權統治,而又經常視二者為一體之兩面。這樣一種現代對立傳統的想像,忽視了國民黨政權所走的其實是一種俾斯麥式的現代化路徑:壓抑多元身份認同,打造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對社會部門進行前置性統合並編隊化;抑制私人資本,對市場經濟進行規約;國家提供公共衛生與基礎教育等再生產資源,等等。因為此時期的自由主義現代化思想只能從一個過度簡化了的「傳統與現代」以及「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架構進行論述,這些不同的現代化內容(例如,國家對市場的規約、社會福利體制)無法被納入一個更大的架構中思索。事後論之,這個自由主義的權利論述儘管有其侷限,但它的確是在社會主義傳統斷絕以及第三世界論述闕如的歷史條件下,知識份子所能夠實際進行的最激進的反對想像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私天下政治觀,以及國民黨所經營的(相對於「社會主義新中國」)國族主義文化正朔。

成立一個西式的反對黨於是成為了一個早夭的企圖,之後的政治鬥爭僅能依賴少數異議刊物的薪傳與少數特立獨行知識份子的絕地吶喊。整個社會部門,從知識份子、資本到地方社群,皆一律臣服於威權主及其耳目牙爪。

2. 改革威權時期

在蔣經國開始主政的一九七0年代初,台灣已成功地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一部份,以勞力密集為基礎、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經濟體已經形成;相較於前,公營事業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一九七0年已降到低於三成,新誕生的中小企業主以及白領專業人士成為新興社會實力群體。同時期,廣大的農村人口也加速無產階級化、城鄉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開始有了新的面貌。文學上的鄉土文學運動即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脈絡下,人們開始反省到諸多新興問題時出現的。此時,私人企業集團雖然日漸壯大,但直到一九八0年代中,強人蔣經國老病之前,並不足以直接干預政權。因此,至少在改革威權體制的晚期之前,政權對資本部門都還佔有支配位置,在政府主導產業發展政策、國營企業擔負火車頭發展重任、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相互配合,等各方面,都和前一時期有比較顯著的連續性。在此一時期,威權政體以其獨立的政治邏輯與正當性考量,甚至在一九八四年公布「施行」了具有相對進步性的勞動基準法;而之後的十多年中,它在資本壓力下屢遭退步性修法。台灣生態環境的急速惡化也始於這個時期,在發展主義掛帥下,整個一九七0年代的台灣社會幾乎沒有環境論述的聲音。

七0年代初,種種國際情勢的重大變化使國府統治的正當性日漸風雨飄搖,蔣經國為了鞏固政權,不得不對地方傳統勢力以及新興群體玩起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棒子當然是警總,蘿蔔則包括了日益開放的各類選舉市場、黨政要職、以及地方利益。對一般市民大眾,改革威權的正當性支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七0年代初喧騰一時的鎮壓性宣傳品〈小市民的心聲〉,即是一方面柔性地對一般民眾歌頌發展/穩定,旋而變臉警告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甚至是行動的愛國主義等於「為匪張目」。

在政治壓迫實質未減的情境中,此時期有一個漸進但重要的改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質變。由殷海光與雷震所象徵的賡續五四傳統的啟蒙自由主義,慢慢地在七0年代中期轉變為一種知識/政治風格的鬆散集聚,一般稱之為「自由派學人」。古典威權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是體制外的堅定反對者,但是這個風骨典型卻沒有在七0年代的歷史中擲下長長的身影。在改革威權時期,留美歸國的自由派學人雖然大致承襲了自由主義語粹與反威權姿態,但選擇站在體制內進行「革新保台」的事業。這群人在政治價值上以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型態為依歸,美學品味上則以美式現代主義為圭臬。在古典威權時期,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者還曾經是當權的「反共文學」的委婉批判者,但現在則被權者成功收編,搖身而為文學藝術生產領域上的驕子,自衿形式至上、艱深無罪、晦澀有理。自由派既不再是既定國家體制的反對者,而是國家體制的修護者,那麼所掛念者唯如何替政權在新的國際與國內情勢中建立新的正當性,這在台灣的情境中,即是政權本土化,開放有限的權力給某些既存權力團體,包括地方派系與自由派學人。然而,這個「改革」或「開放」並不意味政治的公共化。留在黨內的「侍從」地方派系當然仍然是以「家奴」的身份進入到政治體制,這無關政治的公共化,但就算是初試啼聲的「黨外」也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走上了與政治公共化背離的路徑。

關鍵在於實際構成「黨外」的這些權力團體的社會性質。如果這些權力團體能上接殷、雷的啟蒙自由主義,形成以自由主義現代性為意識型態根底的反對黨,或能和同時期的那個受保釣運動啟發、富於社會主義理想、站在第三世界立場,的作為文化運動的鄉土文學運動結合的話,那麼台灣社會以後的政治構成應該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殊為可惜的是,「黨外」權力團體的省籍身份和國民黨政權統治者的省籍身份的差異,在新興選舉政治的邏輯與機制下被催化,從而,理想上以公民為主體的自由主義政黨政治路線被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非自由主義的、以省籍身份為主要動員槓桿的選舉政治。這樣的政治反對運動選擇了一條輕便的、訴諸身份認同、歷史記憶、與情感神經的路徑,有其特定成就,也必然有其特定代價。事後觀之,在七0年代中期,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運動踏上了一條以省籍身份(而非公民身份)為主體的「省籍路徑民主化」;這是台灣戰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雖然台灣社會的省籍形構與省籍之間的緊張是歷史給定的(這包括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美蘇在全球範圍的冷戰、國共鬥爭、以及二二八事變),而「本省人」群體在「外省人」國民黨政權的黨軍警情治的壓迫下,以及在國民黨的語言和文化政策的傲慢下,所產生的受害者意識也是極為真實的,需要被理解,也的確需要找到抒發路徑,但這些都並不必然會導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以省籍為軸線的選舉動員是歷史的唯一邏輯。韋伯所謂的理念作為歷史軌道的轉掣手的比喻,讓我們對於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有深厚傳統的反對論述,卻將就社會現實,便宜轉換自由主義,仍然感到遺憾。當既存政權的威權秩序是以一種排他性的、單一性的國族身份為主要支點時,向其挑戰的新政治力量其實是因循這個舊邏輯前進,將自身建立在舊社會的集體意識/知識存貨的基礎上,並沒有顯著改變此一存貨的性質。權利論述因此存其形,失其神,被暗中轉化為單一承認政治,而後者並沒有按照自由主義現代性所賴以為前提的價值多元主義,亦即,允諾社會不同群體間平等的相互承認,反而是繼續追求以單一族群(國族)主體之名的國族政治計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是失職,如果不是共犯的話。

前面提到的鄉土文學運動可在此進一步申論它的進步意涵,或許能幫助說明為何我們的立場不是反對「本土」或「人民」或「自主」,而是反對它們被傳統化、自然化、與偏狹化。七0年代出現的鄉土文學運動,做為一種知識份子的反對運動,要求人們反省美式現代化理論與現代主義的形式主義空洞,以及偽普遍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裡,指出被美式現代主義所支配的文化再現已經喪失了用生活中的語言去描述與反省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並決心站在在地立場揭露與批判真實社會的不公與壓迫。這個文化運動要求平等的人間世,於其中,各種身份,儘管多卑微,都能被承認,各種壓迫,不管多精緻,都可被反抗。這些都可說是進步的、反抗壓迫的、爭取社會自主的動力,但被視為「工農兵文學」或「狼來了」,而遭到鎮壓。鄉土文學裡的「土地」、「人民」或「自主」和它們之後在黨外、民進黨、乃至於民粹威權時期的對等詞有巨大差異,前者並不預設「特殊身份」或「特殊文化」作為定義要件,後者則堅持其為必要乃至充分條件。這個作為「文化黨外」的鄉土文學運動和政治「黨外」從七0年代以來一直若即實離的關係,在八0年代中期正式決裂──「省籍路徑民主化」必須要找到它自己的文化再現。此後,台灣的主流文化生產走上了「鄉土之後的本土」。台灣社會為這個文化轉折所付出的歷史代價,恐怕必須要擺在一個更長遠的政治社會歷程,才能充分理解。

一九八七年七月,政治解嚴,兩岸也結束了四十年來因國共內戰而帶來的敵對封鎖狀態,一時之間,兩岸間將發展出一種和平的、對話的關係成為了可能。雖然這個往和平對話的趨勢,被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所阻斷,但這兩年間兩岸關係的和平演變的確是改革威權時期的歷史成就,突破了冷戰格局下的劃地為牢,有望開啟不只是台灣,甚至東亞的和平演進局面。

改革威權時期大約在一九八七年中的解嚴劃上了一個休止符,之後到一九九三年可說是從改革威權時期接榫到威權民粹時期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還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解嚴到一九八九年中期,蓬勃一時的社會運動黃金二年,後期則是一九八九年中後期開始直到一九九三年民粹強人正式開啟民粹威權機器前為止。

針對在戒嚴時期所承受的壓迫以及發展掛帥下所受到的剝奪,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與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其中,環保運動還一度迫使高污染的石化業資本決定外移。這是改革威權後期政權與經濟逐步自由化、資本逐步進入到政權決策核心的時期,社會力所進行的自衛性反撲。但就勞工運動而言,反而是社會力藉助並未落實的國家進步立法(即,勞基法),向資本提出訴求。這些矛盾性的力量叢結展現了一個事實:這兩年是台灣戰後僅有的一個階段,於其中,國家、資本、與社會三者形成了一種少有的對峙平衡。這意味社會部門相對於龐大的國家機器和資本力量,開始展現出些許自主性的規約力量,同時國家機器也比較可能接受社會的壓力與監督,不至於完全「自主」或完全向資本傾斜。簡言之,一個具有社會性質的國家機器初現歷史契機。但之後,由於社會運動被國族主義吸納、兩岸關係回冷、資本國際化等因素,使得國家在短暫的擺盪中,在重新團結起來的資本的威脅下(例如台塑在一九八九年宣布停止一切在台灣的投資),重新擺向資本的一邊,而且矯枉過正,開始了至今猶未停止的對資本的傾斜。一九九0年初新任行政院長郝柏村一上台就宣示「取締社運流氓」,更使社會運動雪上加霜。同年底,台塑宣布「根留台灣」;翌年,政院宣布台塑麥寮六輕計畫。

社會運動之所以快速沈潛,除了資本與國家關係的重組外,還有其他並不見得次要的原因。在八0年代末,除了少數運動(例如消費者運動)之外,絕大多數的重要社會運動部門(例如勞工、婦女、與環保)都在兩三年內,從普遍權利論述與多元承認政治的主調(雖未必有理論自覺)撤退,轉而以國族認同(統獨)的政治正確問題為首要關心。社會運動本來可以有機會開展出來的平等與價值多元社會的生機,被從古典威權以來不停改變外皮但恆存其骨的單一國族主義認同政治所截斷。多元的身份與利益政治所可能構成的公共領域對話空間於是讓道給被統獨所挾持的「人民」。民粹或國族認同有這麼巨大的召喚能量委實驚人,但也的確因此反照出,社會運動本身缺乏公共文化與批判論述的肌理根器,易藉勢而暴起,但也因為沒有歷史與文化厚積,也易因勢而暴落。黃金二年的社會運動為何沒能捍衛其社會性初衷,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可以交代的重大問題,但我們認為包括我們在內的批判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形成一個原則性的論述支持灌溉這個新萌發的社會力量,也不得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彼時的流行批判話語(例如「民間社會」、「市民社會」、「東方專制主義」...)其實都富於民粹話語和意象,縱有心但無力於平等的、價值多元的社會觀的肇建。

3. 民粹威權時期

嚴格說來,民粹威權政治始於一九九三年,這時李登輝已經完成了他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掌握黨政軍於一身,與反對黨相互奧援,成為台灣政治地景上的唯一政治強人。表面的民粹話語風格之外,這個強人和之前的靜穆威權強人的更重要差異,在於其政治操作的空間已經迥異於往昔:他可以直接訴諸「他的人民」。這是由於十多年來,後美麗島的台灣社會已經逐步走向以省籍身份為軸線,透過選舉達成的民主化。這個充滿台灣特色的省籍路徑民主化,繞開了繁複的、可以作為公民的政治啟蒙過程的身份與利益鬥爭過程,所達到的快鍋民主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開放它自己給民粹煽動家。做為本省籍政治人物,在給定的權力邏輯下,李登輝積極地本土化國民黨機器,但和前期的「招安」不同,這次的本土化是全面與深入的,不只政權要本土化,文化更要本土化。在價值多元主義傳統早夭的台灣,這個本土化過程藉助於對「中國」的妒恨政治,企圖藉由簡單的、立即的對「中國」作為文化他異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體性。這個妒恨文化機器的開動(例如,一九九三年的千島湖事件)快速壓縮了解嚴後兩岸關係中初萌的和平對話空間。表面觀之,這個從「中國」到「台灣」的國族認同政治的改變是巨大的,但究其內裡,這仍是先前古典威權時期的中國正朔觀的變造,儘管現在的計畫雖非「漢賊不兩立」,而是以「現代化」的台灣正朔對立「傳統的、封建的、土匪的」中國,但都企圖透過單一性的國族認同政治,由上而下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動員。不同的不是原則,而是不同的動員效力,以及對國家權力所產生的效果。在這個新階段,政治強人可以繞過體制,直接向人民發話,然後回過頭來挾持、擴充政權機器。「人民」誠然在口頭上被褒揚了,但效果卻是民氣被妒恨地動員、導引與控制,以達成去體制化的政治鬥爭。政治仍然不是公共性的,無從期待公民在公共領域進行慎思明辨之政策辯論。如果說,古典與改革威權時期的「政治」是國民黨的私天下,那麼這個新階段的政治仍然是私化的,但弔詭地以人民之名且以人民之意行之。幽靈般的人民的真實「代理」其實是資本(「民營化」!)、地方派系、與黑道。資本或其代理人進出國家機器形成政策,已是改革威權後期以來的不改趨勢,而沸沸揚揚的地方派系與黑道則是民粹政治下,直接向「人民」訴求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階段,人們可以聽到很多令人不安的準法西斯詞彙話語,例如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台灣優先,雖然其應用未必是自覺的法西斯。這是民粹威權體制的肇立。看到了這個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在一九九五年對這個眾人皆謂民主化的過程提出批判,發表了宣言式論文〈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指出這個過程的民粹威權現象。

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民粹威權時期的政權和前期的重要差異是它越來越無法帶領經濟發展,甚至無法像改革威權和民粹威權間的過渡期政權(八0年代末期到一九九三年為止)一般,對發展中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做出合理的反應,而出現了民粹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發生明顯矛盾的現象。民粹強人因為要遂行他的政治意志,有利於資本家大打「大陸牌」之局面,從而迫使政權大幅提高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這帶來以下的後果:一、在以往的威權時期也有政策補貼,但都是追隨經濟邏輯,此時則否,完全依從政治鬥爭的潮汐而漂流;這造成了政權表面上喧囂但實質上對資本逐漸喪失相對自主,以至於唯有靠揮霍黨產維繫殘存自主性;二、政權的民粹意識型態掛帥一方面使它無法做出有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的決策(例如喧騰一時默然而亡的「南向」與「亞太營運中心」),但另一方面,意識型態與經濟邏輯的矛盾也並沒有使國家成功地保護作為勞動者的「人民」。一九九0年後,資本外流、關廠、與廉價勞動力的跨國引進,造成了台灣勞動情境的惡化,失業率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顯著攀升,從前一年的1.79%跳升到2.60%,漲幅達四成五!儘管貧富不均的指數(如僅以當年所得分配比做保守估算,還不包括股票、房地產等大宗固定財富)也在此一時期年年攀高,政權並沒有調整它已經過份往資本傾斜的租稅結構,反而大力在租稅上對投資減免,在各種稅目上對富人寬減。財團資本家成為了民粹威權時期真正受益的「人民」,而真正的一般人民卻日益受到盤剝。

民粹威權時期的社會政策幾乎是這一時期的唯一正面成就,特別是就全民健保而言。雖然論者(包括本社在一九九五年的立場)以民粹政治的企圖作為動機解釋(誠然成立),或以西方福利國家的失敗經驗為鑑指出不可行(確實有所本),或者指出台灣國家機器的顢頇僵化只有創造出一個新爛攤子(今天似乎也有此跡象),但我們認為也不可不指出一個事實:全民健保是絕大多數民眾所期盼與支持的。國民應有健康人權。雖然全民健保在設計上打一開始就不是以健康作為基本人權的公醫制,但至少是個起步,我們應該支持這個起步並經營論述支持健康的社會化,對全民健保中健康商品化的趨勢進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分析,特別是在二000年之後,我們看到這個制度越來越往個人保險的方向退化,以及財團利益在其中的高度纏繞。

在越來越需要激進的、與現實產生關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時,這個時期(以迄於今)的知識與文化生產卻在大規模量產一種非歷史、非社會、非階級的民粹感受與「知識」。在以政治美學化為務的「本土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工業中,一個各方面都越來越不平等的現實社會反而都被無情遮蔽住。部分知識界「合時宜地」配合這個遮蔽,洋洋自得於一種「後一九六八政略」,在漲滿表演意味的語言遊戲以及哪兒也到不了的「敏感」中,實際上把問題意識完全移轉到了對「微小差異的自戀」。在台灣,主流的「後現代主義」其實是之前「現代主義」的單細胞繁衍─這可以透過歷史與社會分析確認。同樣也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文化本土派」、「現代主義」、與「反共文學」其實都是互不相認的近親──這是因為,縱然時代殊異,它們都不約而同地對現實社會矛盾與不義掉頭轉背。

二、後威權時期

1、與前期之斷裂

後威權時期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政治地景中不再有威權強人,是這個特徵,似乎也唯有這個特徵,能清楚地把二000年三月「政黨輪替」後的政治地景和前期區別開來。但我們將要指出:在這個表面斷裂之下,仍然伏流著與過去的重大連續。因此,關於後威權,我們要特別記住的是:後威權不是反威權,也不是非威權,更不必然等同於民主。我們認為流行的將政黨輪替後以「阿扁」取代「李總統登輝先生」的後威權狀態等同於民主,是一個錯誤的等式。我們認為批判的論述應該首先定性這個時期的核心特徵,而這又必須是一歷史化的工作。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分析現階段社會與政治發展的歷史資產與負債。首先我們要討論這個時期和前期的斷裂。

在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政權的自主性甚高,這是雙面刃,一方面,國家機器揮灑幾乎無限制的暴力與意志,但另一方面,它也絕緣於社會優勢階級的穿透,這樣一個拒絕穿透的國家機器或強人意志在改革威權時期的前至中期都非常明顯。資本堂而皇之進入政權成為決策伙伴,發軔於改革威權晚期,於民粹威權時期形成常態,更在後威權時期達到高峰。與威權民粹時期一樣,此時期的民粹政治目標依然優先於經濟目標,繼續因「戒急用忍」而來的對資本的補貼與傾斜,但因為不比先一階段的政權還有黨產可以操作,所以對資本只有加倍籠絡,這不僅使得國家的社會政策與發展政策被資本裹脅,無法形成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政策過程,更是盤剝了受薪大眾的基本利益。各種各項的對資本釋放利多、獎勵投資、優惠開發、賤售國有資產的政策源源不絕(例如「知識經濟發展方案」、 「八一00台灣啟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條例」...)。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政權又以各種名目轉嫁賦稅負擔到受薪階級,舉其犖犖者,一九九三年的促進產業條例、一九九八年廢除企業所有者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美其名曰兩稅合一)、一九九九年調降金融營業稅、二00一年的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的修政、二00二年減半徵收土地增值稅為期兩年圖利土地業主、二00三年立法院一讀通過調降遺產與贈與稅...。這樣的「後威權」其實是國家責任政治的無限退位,放由私人企業集團在無任何公共監督下,在幕後操縱獲利,卻不必負任何責任。我們不必退回強人政治,那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唯一的選項,我們應當向前要求政治的透明性與公共責任歸屬,並支持國家的社會性「左手」。

國家機器被資本裹脅已經產生出幾個顯著後果。首先、過去台灣在發展過程中一向自詡的相對平等主義的分配政治現已有瀕臨崩潰的危機。貧富差距的拉大雖已成為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不需要統計數字的佐證,但我們還是不妨徵召一組數字來徵驗現實,一九九二年,台灣前百分之十的家戶所得分配比是後百分之十的19.41倍,今天則達61.33倍。另外,失業率持續走高,從二000年之前不超過3%到二00二年的5.17%,成長了七成二,這些失業人口中的多數中壯年失業人口幾乎無法再就業。付不起健保的偏遠地區民眾(很多是我們政治上不吝施予口惠的原住民)和沒法繳交營養午餐的學童,已不再是偶而令人同情的個案,而是規模化的集體現象了。這還不談在WTO之下,進口農產品威脅之下,廣大的台灣農業與農民的未來問題。這些極重要的政治問題在目前的政商為奸的架構下,都被排在議程之外。伴隨日益分配不均而來的就是先前威權時期準俾斯麥式的公共投資的凋零,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古典威權與改革威權時期的三大成就:平等主義的國民教育、社區化的公共衛生、以及相對進步的勞動基準法。其中,勞基法與公共衛生在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受到重大侵蝕;勞基法遭到退步修法,公共衛生被財團化與商品化的醫療體系所架空。在後威權時期,這個惡化趨勢繼續升高,並且還延伸到教育領域,企圖對教育去管制化並推動高學費政策,使作為公共投資的教育變成個人投資理財。為達成民粹選舉政治目的在一九九五年開辦的全民健保,是台灣在民粹威權時期的唯一一項重大社會政策(這似乎是民粹政治給台灣民眾唯一的禮物「或賄賂?」),現在也面臨巨大的赤字問題,而解決的方案則是朝向提高保費,赤字由國家(亦即一般納稅人)負擔,而獲利由巨型私人醫療財團瓜分。健保保費沒有採取更平等主義的累進制度,反而使底層民眾負擔更高的保費費率,以及以自負額增加來解決健保「虧損」,同時圖利國內醫療集團與跨國藥廠,似乎是後威權時期反分配政治的一貫特色。

因此,就政權相對於資本的自主性,以及政權在社會政策上維持其正當性這一面向而言,後威權時期承襲了民粹威權時期就已經堂而皇之的向資本的傾斜,甚至更嚴重;這在所謂的「教育改革」與「健保改革」上都看得很清楚。簡而言之,後威權時期在分配正義、以及照顧到基本需求的社會政策上,並沒有選擇性地承襲古典與改革威權體制下的正面成就,甚至連民粹威權時期僅有的醫療政策成就都要緊縮。相對於顯性的斷裂──政黨輪替與威權強人的謝幕,這是後威權時期和之前威權時期的隱性斷裂,但更值得我們注意它的社會意涵與可能後果。

顯性的斷裂往往具有意識型態遮蔽的效用,使論述誇大地集中在某一明顯但並不重要的改變上,從而虛假地肯定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並得以做出一種告別的姿態。這其中有兩種愚昧效用,其一是把前期歷史中的進步面向也一起掃入歷史灰燼中,其二是與前期歷史中的反動面向不著聲色地繼續沿襲。下面我們將要討論後威權時期和先前諸威權時期的連續性。

2、與前期之連續

換過不同名字,召喚過不同主體,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幽靈自戰後以來,已經在台灣上空徘徊了將近半個世紀,從古典威權時期節節薪傳至後威權時期,且勢猶未戢。在古典威權時期,這個幽靈的偈語是漢賊不兩立,以中華文化正朔自居做出反共(即,反假中國人)姿態。在改革威權時期,強調的則是現代化中華民國(其意識型態內容為秩序/穩定、市場自由、現代化西方世界成員身份)與封建傳統共黨政權(其內容為極權專制、社會主義、落後的第三世界一份子)的對立。七0年代初,曾有短暫的學生運動反抗過這個初露頭角的改革威權體制的核心架構(亦即,親美、反中、反第三世界、反社會正義),但只留下歷史的空谷足音。之後的歷史,除了八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的社運黃金二年曾短暫地出現驅逐魔咒的努力外,似乎看到的只是一個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往而不返的歷程。

改革威權時期以現代化中國對立傳統中國的文化想像,在民粹威權時期被掉換為現代民主台灣對立於落後極權中國。也是在這個時期,國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動員達到顛峰,古早已前的「漢賊不兩立」,借屍還魂到同樣高度敵對性、互斥性的「台中不兩立」,而且是以一種妒恨邏輯進行演繹;台灣為真善美各種價值的弱勢承載者,而對方則是否定這些價值的惡棍強梁。在過去,威權政體使用國族或民粹邏輯,為的是消極地正當化自身與「容蓄」不同省籍之民眾,但在威權民粹時期,這個邏輯則更是積極地扮演政治動員的槓桿,並藉由省籍或本土等區分符碼進行「排除」。這個特定的動員/排除政治肇端於改革威權後期那已經除自由主義化、除社會主義化的「黨外」,接到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進黨,再接到李登輝掌權下的本土化國民黨政權。如果說,從黨外,到「本土化的國民黨政權」,到「政黨輪替」後的新政權,是一民主化過程的話,這個民主化所主要依賴的是省籍─國族身份的動員路徑。

在後威權時期,國族認同政治的政治正確幽靈仍然低壓籠罩,干擾或妨礙了幾乎所有領域的公共論述與現實分析的開展。政黨輪替後的新政權因為政治強人的不再,以及反對黨的抵制,無法施展李登輝式的民粹威權,但民粹作為政治操作模式與意識型態,仍然還是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所擁有的唯一選項。民粹作為一種社會認識論,也仍然還是媒體與藍綠「學者」的基本認知框架,扶乩他們的反現實敘事。同樣,在主流文化生產領域上,「文化本土派」仍然還是當權派,儘管比起九0年代的民粹狂飆期來已見收勢。這固然是因為強人不再,但更是因為如前所述,台灣社會的階級矛盾已然圖窮匕現。這個「物質基礎」使民粹操作面臨巨大難題:如何能解釋「財團的台灣人」與「統治的台灣人」在剝削「一般的台灣人」?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本土派」(以及小它好幾號的對立者「文化(後)現代派」)仍遺憾地對社會矛盾沒有體認,也缺乏對社會正義的問題意識。這一方面反映了和前一威權時期的深度連續性,但同時也反映了它已經落後於這個時代。在廣泛的文化/美學生產領域上,如何找到新的語言和象徵,直接面對這個新時代及其挑戰,是一重要課題。

如果一種單一性的、排他性的國族認同政治貫穿後威權時期與之前諸時期,那麼另一高度相關的連續性就是,在台灣,公共化的政治從來就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在兩蔣的威權統治下,政治是國民黨的一黨之私,是一種現代版的家天下,並不存在政治是一種面對公眾需求、向公眾負責、並由公眾參與意志形成的公共性政治。雖然的確曾有一些改變此一狀態的微弱努力(例如五0年代雷震的自由主義反對黨、七0年代初左翼的學生運動、八0年代下的社會運動),但這種私政治的格局架構一直沒有真正被撼搖過。台灣在七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黨外運動,在決定走向以省籍身份為動員策略與論述的時刻,也決定繞過了一個得以點滴培養育成公共性政治的歷史黃金機會。民氣雖然不得不抒發!這必須歷史的理解,但我們也必須理解此一長期以「民智」為代價的民氣政治的限制、犧牲與危機。

這個「省籍路徑民主化」所召喚的主體不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公民,而是給定的、賦予的、「自然的」省籍或國族身份。它的集體心理特徵是法西斯主義政治理論家卡爾‧史密特所理解的政治:政治也者,是敵對人群的永恆鬥爭。因為敵對性定義了政治活動,因此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論述的過程以及公共責任的歸屬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作為民粹煽動家的政治人物在上演無止盡的權力爭奪戲碼,召喚競技場觀眾席上的觀眾拉黨結派鼓譟亢奮。然而,真正的政治決定早已在觀眾看不到的角落裡達成,這中間當然有資本集團及其他有力者的上下縱橫。人民被歌頌但卻是在這個權力遊戲中最無力的一個角色,作為「大眾裝飾」而已。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實,那就是在這個島上,我們始終沒有真正看到過具有公共精神與實質的民主政治在此昂揚過。因為歷史的「宿命」,我們走上了省籍路徑民主化,這個路徑的優點,留待未來的史家評斷,但我們如果要介入歷史、創造歷史,必須清算這個「民主化」的負債,它其實僅是遮遮掩掩的後威權,丟棄了過去威權時期(甚至包括威權民粹時期)的某些進步性因子,卻保留了過去威權時期的陳痾舊疾。我們的民主化沒有達成,現在需要開始民主化,或,民主化重來一次。

後威權是個可往前也可往後的不確定狀態,只要一個強勢的政府再度出現,只要兩岸關係再度警報拉緊,民粹威權(或更糟的)就隨時有機會回潮,藉由操縱民氣擴張國家右手權力。邇來各種公投的誘惑就在這裡。

三、民主左派:超克後威權,開創新歷史

1. 解開後威權死結

我們必須警惕在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中,由於一般人民對現狀的厭惡與無力感,而產生的對新政治強人的渴望,如近來藍營對「經國先生」符碼的操弄。如前所述,後威權是有一個進步所在,那就是威權強人的退位,對這個進步性,我們必須要肯定並護衛之。因此,要走出今日困境,第一前提就是不能走回頭路。對所有形式的威權召喚,公民必須要能夠說:夠了,這個政治歹戲必須得下檔。 超越後威權的終極關鍵在民主補課。我們必須要把當初不能繞過的民主迴路重新走過,這個迴路即是在以肯定多元價值為前提的現代性規範基礎上,重新社會地思考與公共地論述平等與自由這兩項核心價值,及其在台灣當代社會的條件與限制。省籍路徑民主化是一條民主短路,雖然暫時解除了威權體制對公共空間的外部控制,但卻無法有助於公共領域的主體形成,作為後果,我們看到後威權的劇場混亂與實質不公。這樣說,並非故作高姿態地無見於解嚴後至今台灣社會所發展出來的由各種市民社會團體、社區組織、社運組織所構成的「公共領域」,而是要指出,在這個「公共領域」中,有不少群體是依「省籍路徑民主化」這個傘架構而存的,它們無法對這個體制提出原則性的質疑因而是自明的,另外,雖也有少數群體無關於這個傘架構甚或對它有深刻質疑,但又因為無力於改變它,只能離傘自為,對藍綠「等距外交」,希望從而得以維繫其社會主體性命脈。我們深切理解後面這類群體的困境,但認為社會主體性最終而言,是無法透過分散的自保策略維繫與成長,這不僅是因為公共領域也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更是因為這個傘架構能藉由對論述的無比置換能力,從根與從頂限制公共領域的普遍發育,使進步的公眾一直處在相互隔離從而發育不良的情境中,無法形成連結合作、相互壯大的論述。這很好舉例,遠的不說,自二000年以來,台灣社會裡的多種階級、群體與公眾(例如,學生、教師、工人、農民、震災戶、反戰...)都紛紛發出憤怒與不平之鳴,但因為壓迫的傘架構仍能快速轉換一切矛盾到省籍或藍綠「矛盾」上,所以這些力量仍然無法跨越自己的地方情境限制,找到一種更普遍性的論述,擴大連結,對抗政治魔咒,拆解這個傘架構。拆解它,也就是意味將台灣社會的政治重新公共化,使各種關鍵性的普遍價值(例如,社會正義、認同平等、兩岸以及世界和平...)起暖回溫,使各樣的公眾在有利於它們的天空下茁壯成長。

台灣社會的公共化與民主化最終而言必須是這些社會主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進行普遍性的權利論述。但是,如果這種權利論述始終被置換為省籍或統獨論述,那麼是這個現實情勢逼迫我們必須要找到這個置換的機關,並解除之。也就是說,省籍路徑民主化以及它今天的各種衍生狀態如果要解鈴,那就必須請循其本,找出繫鈴的結。這個結,坦白說,就是兩岸人民間的關係。走出後威權必須要首先經由拆解兩岸人民間的敵意雷管,這個雷管迄今一直為兩岸的政權所用,威脅了兩岸及區域的和平,也從根本上妨礙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公共化。為什麼島內的民主反而是兩岸人民關係的延伸呢?簡單地說,如果台灣社會的國族─民粹民氣始終因為一個「外在的敵人」的緣故,維持在一個簡單化的政治正確與政治動員的預備狀態,那後威權、威權民粹、甚或古典威權,就將始終是僅有的可能,因為政治主體始終只能是省籍、「人民」、或國族,政治的概念就始終只能是史密特式的準法西斯主義政治觀。在這個死結上,一種公共性的政治是無法開出的。作為批判的知識論述,我們誠然無法用力於高層國家、政黨政治,但我們可以從知識界開始,從各種民眾公共領域開始,建立兩岸之間的人民對話。這個對話的未來結果是統或獨,我們存而不論,但這個對話對台灣社會的民主實踐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我們必須給真和平與真民主一個機會。

兩岸人民之間的真正對話首先必須是平等對話者的對話。這個平等不必然是主流官式定義下的對等政治實體的意義,而是文化身份上平等的主體的對話。過去民粹威權式的或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建構的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必須調整。我們不但對種族主義或是文明主義的先驗區分與歧視要反省,也還要避免一種歷史目的論的自我定位,把自身看做是文明或歷史發展的先進者,視對方為後進者。因此,所謂平等的對話也意味開放的對話,雙方應該有準備向對方學習的態度,或至少應該有對於差異的尊重與包容。

其次,這個對話更應該是批判的與合作的對話,目的是共同面對迫切的現實問題。應該要嘗試建立一個雙方能共同接受的規範性目標,使雙方的對話能有助於向更理想、更符合人性的目標前進。擺在現實的脈絡下,我們認為兩岸人民必須要和各自的發展主義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保持批判的距離,共同思考,例如,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生態的問題、市場規約的問題、社會保護的問題、以及最新浮現的流行病問題。這些共同問題的對話,坦白說,既非兩岸政權、也非台商、也非目前台灣的藍綠政治,所能或所願進行,而必須召喚批判的知識界與其他公共行動者(例如進步的社會運動與非政府組織),共同思考如何共同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威脅,如何共同建立與護衛社會進步遺產,如何避免兩岸相互以鄰為壑,使整個區域成為生態與社會的廢墟。

因此,我們相信超越眼前後威權困境的一條真正出路是兩岸人民間平等的、開放的、批判的、合作的對話。對我們而言,這個對話的重要果實之一就是公共化的政治春臨台灣社會。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大眾才能重新使政治人物從昏噩的權力爭奪中甦醒過來,開始對公共需求產生反應,也就是對公眾負責,國家方成其為社會性國家。唯有如此,資本才能被社會置之於韁繩之下,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也唯有如此,人民也才能從無力的狀態下,破繭而出,成為開創歷史的主體,從而打破後威權時期的雙元格局:亢奮不休的、無原則性的、機關算盡的權力爭奪對照欲振乏力的旁觀者大眾。

2. 民主左派當前的四大目標

政治公共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過程或形式,透過它,各種認同間的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兩個重要價值或政治目標才有機會達成。在一九八九年後的這十多年來,在地的進步論述(例如,台社)的努力主要展現在挑戰國族與民粹主義的支配性話語,以及各種身份認同間的不平等,例如性別、族群、生活方式與偏好,而相對輕忽關鍵社會資源的分配政治鬥爭。這個偏重,如今看來,是有歷史原因的。在八0年代末社運黃金兩年中,進步的或左翼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在當時發展出一套論述支持這個以分配政治為主調的社會運動,也沒有在之後發展出一套論述反省這個時期的歷史經驗,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而這個論述上的白卷是有歷史延展性的。之後,在民粹威權時期,由於民粹巨靈凌起於地平線,投下巨大黑色陰影,左翼知識份子於是,可理解地也有些可惜地,完全被這個形勢所界定,防禦性地對國族主義、民粹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批判,企圖打開論述空間,解放被絕對化的政治正確所壓迫下的各種弱勢身份認同提供自我以及交互承認的正當性。

追求多元認同之間的平等,拒絕以各種名義進行歧視,鼓勵社會花圃百花齊放,這個努力本身其實一直是廣義的自由主義典範下的問題意識,在各階段的威權時期都切中時代的要害,在將來也不可少。但是在八0年代中後期開始,資本開始慢慢進入政權決策中心、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策漸進形成、股市房地產的投機化與泡沫化的暴利、以及一般人民的相對剝奪,接踵而至的情形下,這個追求多元認同之間平等的文化多元主義論述,就顯得不足,顯得光是它不足以面對與日俱增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我們必須要將分配正義結合到左翼的論述架構,積極面對所有一直被忽視或近來被威脅的攸關公義的進步社會政策,其中包括:財稅、教育、醫療、住房、都市、媒體、婦女、兒童、老人、與失業救濟,等普遍性社會政策;針對特定社會弱勢階級或邊緣團體(例如農民、原住民、流移勞工、「外籍新娘」、殘障弱智失能者、單親家庭、性工作者、九二一災戶、愛滋病患...)積極支持政策;以及針對作為人類社會他者的動物與生態環境的積極保護政策。這些議題在目前的藍綠惡鬥的「後威權」情境中,幾乎完全得不到真正討論的空間。近來形成的「泛紫」結盟可以說就是社會弱勢群體在長久以來的藍綠重圍下,所做出的集體突破努力,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改變徵候,我們希望並期待這在將來能發展出一套全面超克藍綠既存格局的完整社會論述。

因此,「超克後威權」這個計畫,不只是藉由政治公共化,走出劇場混亂,也不只是以達成文化或認同上的百家爭鳴為唯一標的,雖然它們誠然是重要目標,而更要以達到一個更平等、更符合正義原則的社會構造為目標;於其中,沒有個人或群體因為體制性的原因而享有不正當的競爭優勢,或承受立足點的劣勢,此外,社會有責任提供合乎最基本尊嚴的生活需求。提出這個目標也意謂著,走出後威權不僅僅是一個文化主義與價值多元主義的計畫,更也是唯物論的與平等主義的。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接上這兩百年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遺緒,同時面對他們的失敗與成就,並從這一點往前出發。

雖然都強調「分配」,但我們這個計畫和戰後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在一個重要精神上是很不一樣的。戰後西方的社會民主實驗,是在戰後黃金年代中,在南北不均衡發展與東西冷戰對峙下,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為了社會穩定目的向勞工階級的妥協。這個妥協對組織化工人階級的立即好處是勞動條件與報酬的改進提昇,但代價則是消費主義的氾濫、福特主義式的勞動組織與文化規訓、傳統工人社區與組織的瓦解、以及邊緣勞動人口的常態化。相對於社會民主派,我們的計畫則強調一般大眾的培力政治;一般大眾必須有力量、有自由能作為各種公共政策制訂的主體,以及,就此而言,文化認同的創造者。我們並不排斥各種作為「外殼」的代議制度(於國家領域或是勞動領域),但強調這些制度預設了在社會生活中具有理性對話能力與行動能力主體,即,戰鬥的公民,是後者在新的歷史情境中面對新困難、解決新問題的過程中,充實了這個外殼,使它成為人們的公共手段,而非異化威權。

總而言之,「超克後威權」是一個包含了兩岸人民關係的真正大和解、政治的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的平等、與分配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民主左派計畫。要達成這些重大目標,民主左派在將來還必須更深刻地探索公眾的培力政治,以及做為經濟生產體制的歷史資本主義。在台灣,這兩種問題意識在過去一直沒有被充分論說,遑論將它們結合起來,這對於我們關於台灣社會、政治與文化前景的想像是有重大限制的。在藍綠主流政治正合手繪製台灣的政治地圖,壟斷、窒息台灣的民主想像能力的今天,我們這個民主左派計畫,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庸俗無謂誇張扭曲兼暗盤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題。民主左派絕不是藍綠主流政治的對立,而是他們那種政治的超越與克服;不是要與他們爭權,而是要廢除這樣的爭權;不是要和他們爭奪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論述支持人民並轉化人民。《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在它成立後的第十五週年,提出這個具有集體宣言性質的文件,立意拋磚引玉,邀請所有對後威權藍綠壟斷的格局懷憤憂、對激進民主與社會正義持信念、對一般大眾作為歷史主體抱期望、對壓迫與剝削敢橫眉的個人與團體,透過批判的對話,開展屬於公眾的論述與行動,達成重大政治、經濟、文化與兩岸議題的全面公共化。儘管我們深切期望這將是一個具歷史關鍵性的集體論述與行動的序幕,但我們也深切地自我理解到,台社做為一個社會群體,既不可能也沒有資格站在社會與歷史的頭頂上。雖然我們的抱負是言銓伸張被壓抑的進步理路言說,但我們自身也正是這個社會與歷史的既存尷尬格局的一部份,因此,如何使我們成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個真正的公共行動者,嚴峻地要求著我們脫落自己私的、政治幼稚的、「真信者」的性格角色,學習在公領域中進行公共論述。全面公共化因此不僅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同樣,民主左派的「民主」也不僅僅是要求體制,更也是要求左派自身。

我們呼籲所有這樣的群體與個人走出沮喪無力,學習扮演我們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論述正義、平等、多元、與自由等價值在此時此地的落實,超克後威權,共創新歷史。這些人群將是這個島嶼上認同兩岸和平、政治公共化、文化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批判(也是關鍵)大眾,是台灣社會的進步力量之所在。而「進步」這個概念,更應當首先從將近二十年來全球學院文人顧影自憐絕智棄力競逐綺麗的教條相對主義的恥辱柱上解放下來,成為我們依歷史條件而立的反思、論述與行動量尺。當政治明星不赧於以「提升或沈淪」定義情境呼群保勢,公共論述更應該大開大闔地介入社會價值與方向的鬥爭,根據具體歷史條件,區分進步與反動。

如果能透過此岸進步人民的論述與行動集結,展開兩岸人民的歷史大和解,從而回過頭來重新啟動民主化過程,超越後威權,進而開創歷史新篇,那麼,在這麼一個偉大的實踐中所獲得的社會改革經驗,將不僅僅為台灣社會自身解除(後)威權魔咒,也將為對岸人民顯現一個相對於既存路徑的激進替代方案。果能如此,我們方能不厚顏地稱得上這是給對岸人民的一個珍貴禮物,也或許才可以揚眉吐氣地說:這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台灣人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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