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翠容：香港人早被洗腦

張翠容（香港電台提供照片）

戰地記者，雖是崇高職業，但危險程度不下於身旁的士兵，能夠全身而退，並得到戰場中的第一手真相，難度甚高。

張翠容堪稱「華人戰地女記者」，多年來孤身上路，不隸屬某某傳媒，讓她能夠徹底自由地採訪和發聲，了解國際發生的二三事。她的採訪歷程，從柬埔寨到東帝汶，由利比亞至敍利亞。現在她回望香港的發展，不禁慨嘆港人已遭洗腦──只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把問題想得單一，生活不再幸福自由。

區：區家麟 李：李麗娟 張：張翠容

親歷現場的重要

區：身為華人戰地記者，你的關注點跟其他媒體有何不同？

張：開始時，我並非刻意要做戰地記者。雖然現今不少學生都覺得「戰地記者」很有型，但我從未想過，當我去到那些國際熱點，看到那裏已有不少報道，卻很分層，而且互相矛盾，這刺激了我的想法，就算地方資訊泛濫，仍然很想去看一下。或許我帶回來的故事跟他們差不多，但我始終相信親歷現場是很重要的。很多時候，我們把一些地區看成單一問題，但能夠身歷現場後，你會發現自己能夠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所以我不一定要去戰地，我也到歐美、拉丁美洲等地。我發覺許多地區是互相關連，每個地區就像拼圖一樣，我在各處找到不同拼圖，慢慢便能拼湊出一幅世界圖畫。

李：身為地球村的一分子，所有事情有因必有果，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也會影響香港人。

張：好像香港人自覺很幸福，又說香港是個福地，但到底香港有多幸福？香港人的幸福指數已愈來愈低。很多時，我們都說無民主、有自由，但這種自由，又是否代表我們除了消費外，生活上也有很多選擇？很多香港人被迫從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又要經常加班，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可見生活中有太多錯覺。

現在全世界出現很多危機，我卻覺得危機並非不好，正好讓我們反省一下，好像現今歐洲人覺得債務危機不單是經濟危機，還是人性危機，人類價值失落的危機；其實，香港和中國也有這方面的危機，就算經濟發展不錯，可是我們不重視生命的價值。

如果社會沒有記者

區：走遍世界經歷眾多，有什麼事令你堅持下去？

張：很記得1997年去到柬埔寨時，見到一位華僑拿着《遠東經濟評論》，內容說波爾布特逝世，他雖不懂英文，卻很想知道波爾布特是否真的死了，所以他逐個字詞查字典，當中肯定超過一萬字，後來他跟我訴說當時的受苦經歷。

又記得有次去東帝汶，因為酒店爆滿，最後住進一位聯合國女職員的家中。本來有人在花園唱歌，我們在屋內吃飯，突然有人說民兵來臨，女職員立即拉我躲到飯桌下，緊緊握着對方的手；我從沒經歷過這種事，這不是拍電影，如果民兵發現我們，他們真的會殺人，所以我很害怕，也感到大家的手不斷冒汗。

這些事令我很想發掘世上更多給人遺忘的故事。不過，說到令我堅持下去的，肯定是遇過的一些年輕人。譬如說2001年到阿富汗，記得與幾個意大利和法國記者一起，大家都不願留在那裏，偏偏我遇到一個十九歲的喀布爾大學新聞系學生，他的英文不錯，堅持要讀新聞，期望國家有所改變後，便能夠發揮所長。當時阿富汗在塔利班統治下沒有新聞自由，但他反問我，如果社會沒有記者，會是怎樣？如果沒有好的記者，更加怎樣？他的話正好提醒了我，讓我一直繼續下去。

全球只有一個宗教

李：經過多年親身體驗，你如何看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張：自從冷戰結束後，世界已由一個邏輯主宰，人們只信奉這個邏輯，像變成宗教，它正是資本主義，嚴格來說是「新自由主義」。譬如說，香港一直追求民主，但內容空洞，我們所說的核心價值和民主，都是來自西方，但南半球的拉丁美洲卻受夠了。

作為美國後院、作為受到全球化衝擊的前線國家，拉丁美洲正進行民主實驗，推行參與式民主，那實在值得我們參考。可惜香港太單一，人們太勢利，只覺得西方是文明，凡西方以外的事都是不行的，簡單地認為全部拉丁美洲的領導人都是獨裁者，把所有事情變得簡單化。

有次我在學校演說，當我提到現今歐洲人正反思自己的代議政制，發覺人們不應競爭，反而要團結共享合作，有教師竟質疑我推崇共產主義，接連全場學生更拍掌支持教師的說法，可見香港人已被「洗腦」，甘心接受那套價值觀，不再提出質疑。

其實，我尊重每個民族都有其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好像現今的利比亞和敍利亞問題，有人說支持北約、支持干預，把民主帶給他們，但民主從來不是由某一邊帶到另一邊。之前我去過敍利亞，發現她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千萬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尤其是現在的武裝反對派，根本不是來自公民社會！

（輯錄及撰文：黃仲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