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釣魚台的態度，我們應有別於七○年代時的立場，那就是，亞洲應該發展屬於自己的「後冷戰議程」。而其中重要的政治改造工程，就是關於「主權」（authority）這個概念的重新想像與建構。
我們知道，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運動最主要的貢獻。而她的「主權」概念基本上也就是以「領域化國家」來操作的，所以「國家」就是「國界以內的家」。這是為何二戰後，那些因戰爭，血統或文化等因素而導致國界尚未劃定的地方，在「主權＝領域」的操作下都成了爭議地點。像是琉球，或今天爭論不休的釣魚台等。
許多國家的「國籍身分」經常也通過「出生地」或「所屬地」來鑑定，像英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但其實，台灣或亞洲許多民族國家連這樣的「國家現代化」都還沒有完成，依然將國籍身分鎖在「血統論」或「家族主義」之上。然而，在今日經濟全球化脈絡下，不管是屬地論或屬人族論都遠遠落後於我們真正面對的新全球化歷史─地理條件。
那就是，人越來越因資本或勞動等條件的跨領域化而被迫跨界流動，我們必須發明更新的主權概念，才不會使僵硬制度反而入好人於罪了。尤其是，一些具有歷史文化資產價值的地景、文物或文化資源，都該用更有彈性的方式來避免舊主權觀念所導致的暴力切割與破壞。
而新的主權概念是什麼呢？就是在「不戰爭」前提下，以一種「彈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的概念來讓國家權力專注在爭議事件本身的解決之上，以避免領域化國家制度性暴力反而引起的紛擾與糾結。
因此，過去的民族國家經常借助來捍衛領土的軍事力量，在這個新思維下，便轉化為彈性的策略性外交運作。像是跨越過去因冷戰從不來往的美蘇互訪或中美互訪等等。像是琉球這類的爭議地點，則很彈性地，讓不同主權國家可以共同分享管理權，而不是占領權。所以，主權概念經常從「占領」轉化為「彈性資源共享」。
在經濟上，則是為了觀照過去民族企業早已轉型為跨國企業及跨區域化產業網絡，而願意進一步創造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聯盟，建立跨國化的經濟體。歐盟，其實就是這種新思想下的產物，是歐洲企業主所共同發明的新市場整合，用來處理由高科技所牽引的新全球資本主義，也彈性地開放許多急需發展的「地方城市」以準主權會員身分加入運作。
除了「後冷戰議程」需要盡快在亞洲區域中展開之外，也許也該盡快發展一個更符合當代歷史條件的「有彈性治理能力的」主權概念。一方面不讓複雜的當代問題被卡在一個過時的舊制度中，另一方面也可避免重演歐洲歷史的錯誤。那就是，傳統民族國家那過於僵硬的領域化主權觀念的操作，最後不可避免地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引爆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難道要讓它在亞洲再發生一次嗎？
馬克思說的，錯誤的歷史第一次發生時是悲劇，如果重複發生，那可真是鬧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