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向思考的東亞圖景──評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與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下）

【內容提要】本文借助於白樂晴與白永瑞有關韓國思想狀況和東亞視角的討論，嘗試推進如下理論課題：東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涵蓋了具體的地域，作為一個認識論概念，卻涵蓋了某些新的視角。歷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東亞想像的可能性，可以與作為認識論的第三世界理念結合起來認識；分斷體制是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斷體制的形成和不斷再生產，是保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得以有效運作的必要環節；突破分斷體制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民眾和解運動的內涵，它與去中心化的認識論相結合才有可能開闢新的思考維度；社會人文學作為一種統合碎片化知識、建立人的尊嚴的學術設想，提供了反思學術原點的媒介。 【關鍵詞】東亞、第三世界、分斷體制、雙重周邊視角、社會人文學 【橫向思考的東亞圖景：評白樂晴與白永瑞近作（上）、（下）】

三、社會人文學的前景 白永瑞在韓國知識界正在試圖推進一項艱難的實驗，就是建立吸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要素的、向現實開放的“社會人文學”。這不意味著建立一個新的學科，也不是意在“跨學科”。我願意把這個實驗視為韓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具體的社會政治實踐：他們試圖回應過於複雜的現實，並因而試圖打造有效的知識與思想格局。 《開放時代》2011年第1期發表的白永瑞《開啟社會人文學的地平》[31]一文，簡潔地介紹了這個實驗的基本內容。值得關注的是，這個被白永瑞稱為“剛完成出生申報”的構想，碰觸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論環節：在韓國社會積累起來的“體制外的知識運動”，如果試圖進行穩定的知識生產，則不免選擇模仿體制的道路，從而被體制收編而減損其活力與動力；如果這些體制外的知識活動能夠自覺地與大學體制內部的革新結合併對後者發生影響，那麼它或許可以找到更廣闊的前景；但是一旦進行這樣的嘗試，這些革新的嘗試將要面對的嚴峻事實是，體制內的知識生產不僅因學問的高度精細化而導致知識破碎，而且遠離現實生活的複雜狀況而忽略“如何活得有尊嚴”這一根本性的人文課題。知識革新的運動如果嘗試正面挑戰這樣的體制內知識狀況，就必須建立有效的工作層面，有意識地找到那些關鍵的切入點，並且建立可以操作的知識維度。 白永瑞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構想。他作為歷史學家，並沒有直接依靠大的結構性敘事來論述“社會人文學”的統合性，而是把視角確定在歷史學如何開放自身，如何建立公共性的問題上。他具體提出的公共性歷史學的五點特徵，把歷史學的改革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對待，看似討論的是歷史學的方法論，但是他所堅持的這些歷史學特徵，卻指向一個明確的目標：“與其硬要計較究竟有多少部分是符合事實的真實（truth），更重要的是堅持對過去的深思熟慮的態度即真摯（truthfulness）情感，發現活得有尊嚴、活得像個人的道路。”[32]白永瑞更期待，當歷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也進行這樣的學術革新時，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社會人文學才有可能實現。 應該說，在白永瑞的構想中找到弱點並不困難，指責他過於理想化地為歷史學設定了改革目標也未嘗不可；但是，我更關注的是白永瑞這個設想中所暗含的建設性：在今天“學術”與“思想”語焉不詳地分庭抗禮的知識狀況下，白永瑞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野：思想如果試圖存活，它需要學術作為土壤；學術要獲得生命，它需要具備思想能量。而學術與思想的結合，在“活得有尊嚴”的意義上，就不再僅僅意味著知識需要明確自己的“立場”或者意識形態的“姿態”，這種極其淺表的規定已經到了需要打破的階段，而公共知識分子過分拘泥於政治正確的知識工作，也需要進行反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更關注韓國知識分子那些看似平和卻具有深度緊張感的知識方式，並試圖從中找到可以媒介化的途徑。 在閱讀白樂晴著作的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一些“不合常規”的嘗試。在知識生產相當西方化的韓國社會，如果不是白樂晴這樣有著深厚社會感召力的學者，我相信這種嘗試是很難獲得共鳴的。具體而言，白樂晴擺脫了西化和反西化這兩種通俗易懂的知識模式，試圖在他所定義的“韓國民眾”的層面上進行思想生產和知識建構。他並不試圖依靠援引或者反駁歐美理論來打造他所說的第三世界視角中的“一個世界”，而是使用一些幾乎是經驗性的範疇來推進理論化論述。這自然給閱讀帶來極大的挑戰。 作為英語文學專家，白樂晴的西學造詣自不待言。這種知識背景和他多年的民主運動經驗結合，使得他可以從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上發言：他試圖從韓國的民主運動經驗中提煉思想能源，並且主要不借助於跟國際進步知識圈的對話，而是通過對朝鮮半島現實的深度介入來完成對世界性思想生產的參與。他本土，卻並不封閉自足，他國際，卻有別於國際通行論述範式。他所論述的基本命題，是韓國社會最棘手也最迫切的問題，他思考非常具體的行動方案，卻同時試圖保持這種方案超越一時一地性的思想能量。不言而喻，這種貼近現實的思想方式，很難借助於與國際思想界的直接對話來生產，尤其在原理性思想生產基本上由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承擔的情況下，對於東亞任何真正在地的思考而言，這種對話都注定是間接的和斷裂的。而且只有這種間接和斷裂的方式，才有可能為國際思想界貢獻第三世界的思考。正因如此，提煉白樂晴思想中屬於人類的普遍性成分，需要具備習慣於消費第一世界思想產品的當下學界所缺少的學術共識。 在幾篇論及文學研究的論文[33]裡，白樂晴討論了當代韓國和第三世界的基本知識狀況。他指出，資本的全球化瓦解了民族文學，也瓦解了世界文學。它造成了“市場寫實主義”，使無關緊要的事物取得了最高的支配權，同時使得文學在思想和風格上都趨向同一化。因此，白樂晴認為，儘管民族主義在韓國可能帶來很多陷阱，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有效的認識論維度，確切地說，白樂晴希望提倡以民族文化為基點的“第三世界”視角。也就是說，在對抗第一世界視角的霸權這一意義上，把“民族”的文化資源打造成世界的組成部分。而白樂晴強調的是，在第三世界視角上觀察，不僅自身的文化是民族的，第一世界的文化遺產同樣是民族的，但其自身最美好的傳統卻在被全球化浪潮橫掃而去；因此，最迫切的知識工作是如何對抗全球消費文化，如何識破後現代所自誇的多樣性只不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所允許乃至所要求的結果，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性。 白樂晴指出：文學是對抗全球消費文化的有效工具。因為它不僅依賴特定語言寫作，而且需要有大量的特定在地知識才能理解。在電腦網絡取代紙張的時代，文學因為這一特徵而成為全球消費文化最難以入侵的領域。如果把白樂晴對文學的這一定位擴展為特定的歷史文化，那麼問題就變得更清楚了：任何具體的歷史文化都具有大量的特定在地因素，以第一世界特有的意識形態——標榜多元主義的劃一主義——對這種特定的在地因素進行處理，將得到似是而非的結果。 在這一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前提下，白樂晴謹慎地處理了如何完成“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這一並不新鮮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層次上，他完全打破了惰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嘗試從思維的深度、思想的創造力這一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 白樂晴認為文學領域裡存在著某些典範。它可以訓練後來者獲得有效的思考能力。但是，所有典範都是時代的產物，它們不僅不會是完美的，而且有些時候也會因後來者的需要被顛覆。白樂晴認為西方文學中的典範雖然必須避免被絕對化為唯一的典範，但也並不能因為西方霸權的存在而被否定，因為“一個人應該具備閱讀與思考的能力，而若不曾有閱讀和深思過阿諾德稱之為‘世界上曾被思考過與說過的最佳事物’的經驗，是無法獲得這種能力的。”[34] 這是一種被人類思想文化遺產中最偉大的部分（當然，它絕非僅僅存在於西方世界）所訓練而成的能力。白樂晴從而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課題：在哪個層面上、以什麼水準從事知識生產和思想生產？進一步說，強調民眾視角，是否意味著可以對被歸類為“精英”的知識遺產視而不見？ 正是在這一前提下，他針對韓國一些學者“抗拒式解讀”西方經典作品的思想方式進行了謹慎卻嚴厲的批評。白樂晴指出，抗拒式解讀這一概念大概出自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茱蒂斯·菲特利寫於1978年的《抗拒的讀者：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美國小說》，它是一種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所生產的批判性認識論，它促使批評家對包括經典在內的作品進行暴露式的批判。具體說來，例如各種後殖民或新歷史主義的解讀，都致力於揭露作品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帝國主義等偏見和錯誤。白樂晴指出，這種解構雖然相對於主流社會的霸權是有價值的，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它有可能會使得批評家對自己的工作太容易感到滿足，而事實上他所抨擊的問題卻是缺少洞察力的：“許多人聲稱自己暴露了他（即阿諾德）對經典作品與英語文學的評價，是如何實際上意圖成為某種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與統治策略。我說這些人對自己的努力有點太輕易滿足的意思是，阿諾德意圖用英語文學研究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這點，事實上沒有什麼好加以解構的，他其實很明白地這麼做。”[35]換言之，白樂晴對於這類抨擊的質疑是，它實在太容易做了。其次，非第一世界的精英們“在跟隨西方抗拒式解讀範例的同時，實際上卻展現出非常順從式的閱讀，順從於主要都會國理論家所立下的模範。因此，毫無批判地依附這種抗拒式解讀的模範，很可能會再生產經過掩飾的歐洲中心主義”。[36] 白樂晴觸及到了問題的癥結，即知識領域中的“政治正確”如何才是有效的。他討論如何歷史性地繼承西方文學中的典範作品，同時又不掉進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這個棘手的問題，其意義並不僅僅止於這個問題本身；對理解今天知識狀況的一個側面，這是非常有啟發性的。今天有很多批判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人把“批判”理解為思想生產的基本方式，但是有時卻忽略了培養思想洞察力；而在這種情況下，單純的抨擊基本上不具有思想含量。白樂晴尖銳地指出：比起政治正確的姿態來，更具有挑戰性的是“下一些困難的功夫，而不是被稱為‘常態科學’的功夫”。[37]在這個意義上，白樂晴對那些被抗拒式閱讀全面否定了的作家進行了“搶救”，呼籲不要因為他們的政治不正確而忽略了他們的典範性格；同時，他也含蓄地指出：從當下的標準出髮質疑前人的政治立場，是非歷史的。[38] 白樂晴特別注意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東亞地區如果要生產自己的文學典範，在某種程度上要取決於第一世界（他稱之為“核心地區”）讀者與批評家的認可。而這種認可就意味著將前者收編到後者的“普世”價值系統中去。這種狀況是東亞的文學典範發生混亂的重要原因。白樂晴因而提出了一個建議：以對立的姿態生產“地方主義”是無效的，因為霸權論述（無論它是保守的還是激進的）會忽略它，因而不會形成對立。有效的方法是以第三世界的視角對西方的經典提供更具說服力的解讀，這也就是白樂晴所說的“以夷制夷”——發掘歐洲經典文本中的解放潛力，抗拒霸權敘述以歐洲中心主義的方式使用它們的做法。[39] 白樂晴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文學批評而言的，但是結合他對“常態科學生產”佔領知識界這一狀況的批評，我們可以推進他提出的問題，把它引入白永瑞和他的團隊試圖進行的那個實驗——如果社會人文學希望可以提供有效的思想和知識生產，那麼，它要如何為自己規定工作倫理？ 白永瑞在《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之軌跡》中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情報更為重要的是左右情報判斷能力或消化能力的時代狀況。對此，用筆者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們有必要將朝鮮的中國認識，看成是在對中國所‘已知’和‘欲知’（或說期望的）這兩個不同層面相互滲透的動態過程中所形成的。”[40] 這當然不僅僅是韓國的中國認識獨有的狀況。在今天傳媒大量輸送情報同時卻對情報進行深度過濾（把這種過濾僅僅視為政治權力的干預是膚淺的，即使權力的干預受到有效控制，這種過濾依然存在；因為每一個時代的各種意識形態都在生產“欲知”的標準，這些相互對立的標準滲透到不同的人群，它們將有效地排除那些“不欲知”的情報，或者使其改變成欲知的狀態）的情況下，進行“客觀的研究”比想像的困難。問題不在於情報的多少，而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利用情報進行“客觀的認知”：這意味著我們是否有能力識別情報在哪個層次和哪些環節上被過濾和變形，它被過濾掉的那些信息意味著什麼。所以，客觀認知絕非追認既定的情報（文本），它是一種大於自身價值取向的精神活動。不具備價值取向和僅僅忠實於自己價值取向的人無法進行客觀認知，因為前者只能追認既定的文本，後者則只認可他所接受的部分。而現實，卻永遠比所有的價值系統更複雜，這也是客觀認知何以必要的原因所在。 從白樂晴的論述中我受到的啟發是，客觀的認知絕不是“常態科學”能夠完成的工作，它需要“下一些困難的功夫”。它要求高度的洞察力以便處理被過濾後的情報所暗含的信息。越是形勢嚴峻、鬥爭激烈，這種洞察力就越是難以形成和共享，人們期待的往往是具有某種情緒性的明確姿態，而不是有效的分析。批判性思想生產之所以排斥客觀認知並缺少反省的機會，與這種時代的“欲知”狀況直接相關。當客觀認知被視為“常態科學”的任務時，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裡，它變成了鬆弛的工作。 跨學科的嘗試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讓多個學科的成果發生融合，這可能是建立客觀認知的一個必要環節，卻未必可以保證白樂晴定義的“客觀認知”產生：假如沒有白樂晴所說的那種高水準的閱讀與思考能力，很難保證跨學科不流於形式。為此，或許他提出的問題是值得參考的：如果說偉大的文化遺產必定屬於人類，那麼跨越第一世界規定的學術方式就意味著在人類範圍內用第三世界的視角尋找偉大的知識遺產，並用它們進行自我訓練。而這個自我訓練之所以是必要的，在它的學理意義之外，還有一個現實的理由：知識分子沒有權利在複雜的狀況之外大談“應該”，他必須在狀況中謹慎地辨別哪些可能性可以導致人類社會朝向較理想的狀態發展，哪些可能性相反；並在客觀認知（它意味著儘可能全面把握現實）的前提下，為社會提供相應的思路。這當然需要必要的思想功力。現實狀況越是複雜，客觀認知就越是必要，而這種認知絕非直觀的經驗論或者抽象的觀念論可以完成的工作。白樂晴恰恰提供了這樣的範例：他之所以能夠創造性地提出分斷體制理論，是因為他並沒有採取簡化的知識方式，而是一直堅持面對複雜多變的現實狀況；白樂晴為我們樹立的榜樣是，不要輕易地相信概念的既定含義，必須在現實的多樣可能性中對它們進行重新定義。他不但翻轉了既定的對於“國家主權”、“民族主義”等觀念的理解，更有效地在歷史語境中重新為南北韓的定位作出了解釋。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學術訓練來自對於西方文學典範的“第三世界式”閱讀，而不是正統的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背景。這種對於莎士比亞、歌德、勞倫斯等等的深度閱讀思考與他對朝鮮半島的政治論述之間的關係，顯然既是斷裂的，卻又是有機連接的。白樂晴出色地顯示了一個道理：如果在一個學科內部可以進行深度獨創性的工作，那麼，這種工作將可以轉換為思想生產的跨學科媒介。 關於白樂晴在他所從事的英語文學研究中究竟如何完成這種轉換，我只能通過他《分》中有限的譯文進行推測，不過這些譯文已經提供了足以想像的線索：他是在特定歷史狀況中對優秀的文學文本進行解讀的。正如上文所引他對於那些受到批判知識分子否定的文學作品所顯示的“辯護態度”一樣，他並不畏懼從那些政治不正確的經典中通過準確細緻的閱讀來提煉他所說的“解放潛力”。這種態度與他在論述朝鮮半島政治格局時的分析精神是一致的，他關於超克分斷體制的理論構想，並非出自建立“正確的批判理論”之類的目標，而是追求如何以準確的方式把握朝鮮半島特定的歷史狀況，並結合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對它進行結構分析；在他論述國家、民族主義、資本全球化以及美國在朝鮮半島事務中的霸權地位的時候，並沒有採取高調的批判姿態，相反，他是在直面這一切現實狀況的前提下討論如何為半島和東亞的民眾贏得真實的利益。關於民眾這個範疇，白樂晴也注意到它是一個複雜的變量。不僅南北韓的民眾並不具有共識，甚至在民主運動擁有自己傳統的韓國社會，民眾也不是單一的存在。白樂晴提出了民眾範疇的多元性和內在矛盾的問題，特別揭示了在分斷狀態下民眾之間的敵對等問題，為如何使用民眾這個範疇提供了有效的視角。這也為下一代知識分子如白永瑞討論這個變量開闢了道路。[41] 白樂晴在政治評論中表現出的富有洞察力的務實分析，是學院式批判中少有的精神產品。他這種緊扣現實的理論想像力，與他對西方文學典範的獨特解讀方式顯然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他把這種解讀方式稱為“全地球式閱讀”，但它的含義卻是“自主獨立”而且“儘可能客觀”。[42]正是這兩項要求的結合，提出了一個困難的課題：自主獨立意味著堅持自身的判斷標準，而儘可能客觀則意味著對自身價值判斷的相對化，並在此基礎上培養結構性的洞察力。於是這兩項認識論要素結合而成的“全地球式閱讀”，構成了超越諸如普世主義和地方主義、西方和東方、霸權與反霸權、思想與知識等種種看似正確其實可疑的表面化二元對立的視野，也提供了判斷思想產品質量的內在標準。 有限的翻譯不足以讓我準確把握白樂晴和白永瑞的工作，而且由於語言障礙，其他韓國知識分子（例如崔元植和更為年輕的韓國學人）的工作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我相信，嚴峻的現實鬥爭所造就的韓國知識界，在為我們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只是，我們需要突破對強勢知識模式“順從式閱讀”的習慣，並且“下一些困難的功夫”，才能與它們相遇。 【橫向思考的東亞圖景：評白樂晴與白永瑞近作（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