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主義、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論之反思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政策委員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形成一大主流;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一直有所爭論,但基本上是基於同一典範下的張力;而針對這一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存在著來自古典馬克思主義、國際批判理論,從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feminist)的批判和挑戰,他們之間依然也存在著分歧,但基本上,可以說形成另一個典範 ---「解放的」國際關係理論。前種典範強調獲得國際關係的「客觀」知識的重要性,而後種典範則強調導引具體實踐以改變轉換既有國際關係的重要性。雖然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一直不願直接面對「解放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挑戰,但終究不能對這種挑戰所形成的衝擊視而不見;包括Alexamder Wendt 在內的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constructivism),則企圖調和上述兩者,通過化解雙方的張力,為國際關係開拓新的理論途徑,Wendt一方面承認國際關係的客觀現實性,但另一方面,則認為這種客觀現實性是因著國際社會中的行動者(主要是國家)通過實踐所建構起來的,從而反過來對行動者也形成結構的制約力。

在這些國際關係理論背後,都有其不同的本體論(ontological)和知識論(epistemological)的設定。不弄清這些差異,我們其實很難搞清楚上述這些國際關係理論論述的不同之處。

首先是本體論問題,與國際關係理論相關的本體論問題是:國際關係是否為一客觀的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現實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在本體論上都是客觀主義(objectivism),認為國際關係乃是一客觀存在,即對於集體式的行動者(如國家)或個別的行動者,具有其客觀獨立性,是獨立於行動者之外既存的事實。講的更具體點,就是認為無政府狀態是既予的或給定的(given),因此也是客觀存在的,而國際關係理論,就必須以無政府狀態為無可迴避的研究起點。

就因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把國際關係和無政府主義狀態視為是客觀存在的,因此,也就把國際關係看成是物質有形的關係,從而走上主觀唯物論的方向,不願意承認觀念或理念的實質意義和重要性,雖然,觀念或理念似乎在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論述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是,觀念或理念能否展現物質有形的作用,是其所重視的;亦即,觀念或理念是在對物質和有形化的前提下,才受到重視的;這也就是說,觀念或理念只是被用來彌補物質權力和利益解釋的不足。

不過,觀念或理念的作用之所以會出現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代表著客觀主義本體論的發展和演變:國際關係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不能完全以物質有形的方式呈現,物質有形的呈現方式可能會以觀念或理念的提出或訴求,作為銜接的中介。

從客觀主義本體論出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認為國際關係反應既有的無政府狀態,於是就形成客觀決定論式的論述起點。不過,緊接著他們卻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方法論來展開國際關係理論的論述,並且沿用「體系」(system)的概念,把國際關係直接稱為國際體系,認為國際體系包含許多基本的行動體(actor),國際體系的變化發展是這些行動體的行為和行動交織而成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把國際體系又視為反映了個別行動體的行為和行動。從客觀主義本體論到個體主義方法論之間,他們以理性主義的設定來加以串聯,從個體經濟學把人或個體視為利己者的方式出發,把作為國際關係行為主體的國家,視為利己的理性行為體或行動體。於是國際關係呈現的面貌便是:在物質有形的無政府狀態的制約下,做為國際關係行為主體的國家會分別進行理性選擇,追求有形利益或權力,從而形成競爭、張力、衝突或合作,決定國際體系的內容。

從的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出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得出,國家會追求絕對可得利益和相對可得利益的不同論述方向。相對可得利益的追求,是一種零和式的利得追求;而絕對利得則是非零和式的雙贏或多贏的利得追求。

古典現實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當成不證自明的論述前提,從而將在這個前提下的國家行動,當成是物質有形的經濟性的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新現實主義,則進一步的凸顯國家進行物質有形的理性選擇所形成的物質力是分配的體系結構對國家的作用和影響。體系結構是因著國家進行物質有力的理性選擇的自然結果,但這種體系結構又成為客觀的存在,對國家行為產生因果般的制約作用。客觀主義的本體論,使現實主義傳統,強調無政府狀態和物質力是分配的體系結構對國家的影響;相對的也就忽略行為(動)體「建構」體系結構的這個向度。

在另一方面,從的無政府主義狀態的前提出發,古典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經過理性選擇,會希望通過與其他國家彼此的合作與互賴,實現雙贏或多贏,讓各造都能共存共榮,以保證各自的生存和發展;而新自由主義,則進一步把制度主義的向度引進來,並且強調,國家通過理性選擇願意進一步建立機制或制度來體現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與互賴,而這些機制和制度所體現的權威會對行動體產生新的作用。國家間的合作與互賴,是國家通過理性選擇下的結果,是無政府狀態這種客觀現實前提制約下的產物。自由主義傳統因為客觀主義的本體論,使其忽略國家間的合作與互賴,甚至是機制與制度的建立,其實已經顯示國家作為一個行動體的主體能動性,亦即是行動體共同建構下的結果,而不只是在客觀現實制約影響下的被動作為。

被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當成不證自明的客觀前提的無政府狀態,其實也不是既予的或是給定的,它是通過人類特別是西方的歷史而被建構形成的,它與國家主權概念的形成發展與演變的歷史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沒有主權國家的確立發展和國家主權的論述,便沒有現實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兩大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出現。

此外,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有關相對利得和絕對利得的選擇,不只是被設定為「經濟人」的國家所做的物質有形的理性選擇而已,其實還涉及到國家作為一個行動體對於所謂客觀存在的國際體系的「認知」設想甚至期待。而且。國際體系到底是競爭(或鬥爭)、衝突、宰制支配或合作互賴,這是行動體實踐的結果。

「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則從主體主義的本體論的角度出發,把國際體系當作包括國家、民族或其他團體在內的行動體實踐的場域,這個場域不是既予的或是給定的,而是會因為行動體的實踐而改變的,亦即國際體系的型態、內容和屬性是行動體具體實踐下的結果。如果把國際體系當成是既予的、給定的,形式上雖然是客觀的,但實質上是在維持以西方為中心,或以強權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做辯護。這種本體論當然是受到強調主體實踐取向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影響﹔其具體意義,就是凸顯現實世界或國際體系其實是行動體通過實踐圍中介所建構起來的,行動體所面對的、所處的是一個變動中的的場域。就「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來看,客體主義的國際關係本體論,間接的會成為強權維護鞏固其既得權力和利益的意識型態,不但忽略或刻意抹殺國際體系的內容屬性是可以被改變建構的現實,而且在層次上也完全不顧所謂公平正義問題的考量。行動體面對國際體系,不是要順從的、宿命的接受其所謂的「客觀的」決定、影響或制約﹔而是要不斷的使其不成為強權宰制的場域,以求行動體之間的對等自由甚至公平合理的互動。

依照現實主義傳統的看法,國際體系中的衝突、對抗、戰爭甚至霸權或強權宰制,這都是行動體在無政府狀態客觀制約下,進行理性選擇所促成的客觀現實,這個客觀現實為無政府狀態填出內容,並且體現無政府狀態表現的形式,從而也成為行動體繼續從事理性選擇的客觀情境(context),這些理性選擇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衝突戰爭以及霸權或強權宰制,沒有所謂對錯是非的問題,只有「的」有利與不利的問題。至於自由主義傳統,雖然強調行動體在無政府狀態制約下會通過理性選擇,以合作互賴創造雙贏或多贏,避免衝突或戰爭來使彼此能共存共榮。這其中的和平的訴求,以及合作互賴的強調,為了也是滿足行動體彼此客觀的現實生存發展利益的考量。亦即,從理性選擇,不管是造成行動體之間衝突、對抗、戰爭或合作依賴,這都是一種客觀的自然而生的結果。

而從「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來看,國際體系的內容與型態,不是客觀給定的,其中的對錯是非必須被追究,而且,其間的霸權宰制應該被取消或改變﹔否則國際體系是會淪為霸權與強權的囊中物。

此外,所謂合作、互賴或由此延伸出來的機制的建立,也可能是霸權或強權之間維護其權力或利益的設計,或者是要求若是行動體配合霸權或強權宰制支配的安排﹔更有甚者,還可能意味著霸權或強權要求若是行動體讓渡或犧牲主權的另一種型式的表現。

總的來說,按照「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的角度,國際體系中的行動體間的零和與非零和式的互動,其實都是以霸權或強權為中心所建構起來的,它不是客觀給定、不可改變的。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雖然注意到國際體系中的行動體可以進行理性選擇,可是,它們卻把這種理性選擇看成是客觀有形的現實制約下的結果,從而忽略所謂理性選擇其實是行動體主體能動性的表現,並不是客觀現實制約下的被動回應。而且,通過理性選擇所形成的結構或制度,不是靠物質有形的因素或向度,就可以說明的,而必須靠非物質有形的詮釋,其內容才會體現出意涵與意義,進而也才能被理解和認知。反過來,「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強調國際體系不是給定的從而是可以改變的,這是對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可以因行動體實踐而改變的國際體系或情境,對行動體而言,既是實踐的場域也是「客觀」的現實﹔亦即,行動體受客觀現實的制約,同時也在其中實踐,進而會去改變「客觀的」現實,而行動體則又進入另一個因為實踐而改變的「客觀的」現實中。亦即,「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基本上都只是看到國際關係的某些層面,這就替中間路線的向度,提供了空間,而社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則視其具體的表現。

「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雖然根據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不同的本體論,但是,基本上也是把國際體系當成是物質有形的結構,就算是偏重文化向度省思的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被用來分析國際關係時,也都朝政治經濟向度轉換傾斜。結構是具體有形的,但其內容、形式和意義是被實踐創造和建構起來的。

以Alexamder Wendt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述,既承認在行動體外存在著課觀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實體或現實,它可以制約行動體,但又強調這個實體或現實是行動體的實踐場域,是可以因著行動體的實踐而被改變的﹔而且,以國家為主的行動體還可以在實踐的過程中,賦予實體或現實的意義,使其可以被認知和被理解﹔而且,只有通過認知和理解,才有可能導致實踐,亦即,國際關係(體系)既是一個主體或現實,更是一個文本,行動體與其之間是置於一個交互主體的理解詮釋的關係情境中。做為一個文本,絕不是由所謂具體有形的政治經濟性的權力和利益所構成的,而是通過以語言、符號為中介的意義建構、詮釋和溝通所促成的。這也就是說,國際體系既是物質有形的結構,又是意義的結構﹔因此,它既是一個意義的主體,更是一個文本和行動體實踐的場域。行動體在其中絕不只是做所畏懼體有形的理性選擇,以追求有形現實的利益而已,還必須具備有文本詮釋、理解以及由此所延伸出來的行動體之間的溝通的能力。物質有形利益的追求,必須通過對文本的詮釋以及由此所相關的認同和身份的界定,才會有其意義,也才能進行﹔而通過認同、身份界定,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理性選擇和利益追求,所改變建構出來的客觀現實,又會去制約影響行動體的認同和身份界定。

其實,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述,都是從內理解掌握國際體系的途徑,而這些途徑之所以能夠形成,除了有其本體論上的依據外,更重要的還有來自於個體主義/自由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社會行動論的影響。亦即它們各自的本體論的內涵,是靠後面這些論述而獲得呈現的﹔沒有後面這些論述,它們的本體論是無法被理解、甚至是空洞的﹔通過後面這些論述所呈現出來的本體論論述,就可以型塑一套有關國際體系的理解和詮釋,甚至形成一套文化氛圍,當制約影響行動體的行動,我們可以這麼說,國際體系中行動體間的互動,絕不是所謂通過理性選擇為中介所形成的絕對利得和相對利得的計較而已,而更是各種認知、理解以及文化論述的競爭﹔絕對利得和相對利得的計較,與各種認知、理解以及文化論述的爭鋒之間,是相互滲透、相互支撐的關係,它們之間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辯證結合的關係。而這也就是說,本體論必須被轉變成一套認知、理解以及文化論述,才能發揮具體現實的影響力。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述,都是本著各自本體論所形成的一套認知、理解和文化論述。

在知識論方面,由於客觀主義本體論的制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傳統基本上形成客觀主義的知識觀。認為我們面對「客觀的」國際體系或關係,就是要獲得有關的「客觀」知識,並且通過工具主義的角度認為,所獲得的這些「客觀」知識,是用來解決或化解現有國際關係體系會面臨的問題,以保證國際體系中的社會和權力關係能夠持續存在和正常的運轉,從而又表現出功能主義的知識觀點,亦即,人們所獲得的有關「客觀」知識,是為現實的國際體系中社會和權力關係而服務的,以保證或甚至鞏固既有的國際體系為前提。

亦即,之所以要去獲得有關的「客觀」知識,目的是為了進行理性選擇,有利於絕對利得或相對利得的追求。而為了實現這種目的,人們最主要的是去找尋發現國際關係中的客觀的因果關係,進而去解釋預測或掌握國際關係的運轉。在這種知識觀中,當然會盡量要求人們不要涉入道德或其他價值的評斷和考量,以求所謂的「客觀」﹔從而達到所謂中立超然。人們或行動體獲得這種知識,目的是擁有在既存的、給定的國際體系中生存的理性選擇的能力,以結構分析解釋或進而去掌握控制現實。

由於客觀主義的知識觀,使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認為,有關國際體系的客觀知識,是反應和呈現現實﹔因此,人們不能也不必從批判或解構的向度去看待現實,任何不能「客觀」反應和呈現現實的論述,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所謂帶有「偏見」的意識型態論述。

這種知識觀,首先要人們去掉主體性,去找尋發現現實的客觀規律或客觀性﹔亦即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客觀的結局也是物化的現實﹔在這個向度上,這種知識觀很容易延伸出保守主義的社會或政治心態,從而取消人們的批判和解構意識和能力,變成維繫既有現狀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這種知識觀強調,當人有了這種客觀的知識,就可以分析解釋,甚至可以去掌握和控制現實,這就為一些知識或權力菁英建立或維繫其地位和權力,取得合理性的辯護基礎。

既然知識或理論失去主體性的反應或呈現現實的結果﹔因此,理論也被要求與行動體的行動實踐要區隔開來﹔行動體在獲得這些客觀理論或知識後,就依賴它客觀的去理解或掌握、控制現實﹔亦即,行動體的這些解釋或對現實的掌握控制也是「客觀」的在進行的,是沒有價值或偏見成分的。

「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基本上從主體主義的本體論出發,把國際體系不只是當成給定的,而是行動體進行行動實踐的場域﹔因此,行動體置身於實踐場域中,絕不是想去獲得有關的「客觀」知識,而是如何繼續其行動實踐﹔建立有關國際關係的論述或理論,是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的表現,或是某種形式的行動實踐,從而更是促使國際關係改變的中介橋樑。亦即,有關的論述或理論的建立,絕不是為了呈現或反應客觀的現實,更重要的是為了批判、解構、超越或改變現實。而為了體現論述或理論的這種實踐功能,相關的論述或理論會著重在強調既存的國際體系結構或國際關係是以霸權、強權宰制為中心或是由錯誤的意識型態所掌握的,從而是違反公平正義、人道主義以及使行動體無法真正的認清現實與自己﹔因而是必須被改變的。

「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基本上就是呈現兩種途徑:激進的結構主義和激進的人本主義。前種途徑要求行動體必須通過由現實結構中既存的宰制壓迫所延伸出來的衝突對抗中,從既存的不合理的現實結構中解放出來﹔而後種途徑則要求行動體必須體認既存的現實是由錯誤的意識型態論述所界定和掌握的,因行動體必須要有自覺從而具有批判的能力。要求自己不再做為「自然存在」(自在)的或叫做「客觀」的存在,進而轉變成「自為的存在」,彰顯自己的主體性。上述這兩種途徑分別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前種途徑被認為是受所謂成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後種途徑則被認為受馬克思早期以異化論為主的論述的影響。講得更進一步的就是,前種途徑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的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包括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和共黨國家官方的論述,達倫道夫的社會衝突論、阿爾杜色(Althusser)

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而後一種途徑則是通過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手稿》、盧卡奇(Lukacs)、葛蘭西(Gramsci)、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post-colonalism)等獲得發展的。

不過,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都要求解放。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論述基本上包括現實主義或稱為經驗主義的女性主義,、激進的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其中後兩者才會著重要求婦女的解放。此外,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理論,雖然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有著不同的本體論,但基本上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有著不同的本體論。但基本上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一樣把行動體視為進行具體、物質與有形的行動者,而其實踐當然是具體、物質與有形的。其實,可以說,整個激進的結構主義的途徑,都有相同的看法﹔他們雖然注意到結構之所以必須改變,有其價值理念的意涵,但是,他們都強調結構改變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從而把價值理念層次的重要性看成是從屬的。

面對於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而言,因為其在本體論上,一方面承認有「客觀」現實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強調這個客觀現實是行動體通過行動實踐建構促成的。這種本體論所延伸出來的知識觀,就會形成如此的看法:一方面承認存在有關國際關係的「客觀」知識,但這種知識是因著行動體的行動實踐而成為可能的。亦即客觀知識存在是奠立在行動體行動實踐的基礎上。對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者而言,國際體系中的行動體(主要還是國家)置身於歷史長河中的「客觀的」結構現實中,使其具有時空交錯而成的位置和身份﹔亦即行動體通過歷史和現實結構所擠壓出來的「社會」身份,和其他行動體以及「客觀的」結構現實互動,歷史和「社會」身份會制約行動體利益選擇和追求的內容、意涵和方向,而這種行動選擇又會去改變建構「客觀的」結構現實以及歷史。亦即,行動體在行動實踐的過程中,必須伴隨著對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客觀的」結構現實的認知、理解與掌握,這種認知、理解與掌握是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的表現,或可以說是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的一個環節﹔而行動實踐又會改變「客觀的」結構現實的內容,從而又必須引導另一波的認知理解。亦即,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一方面把理論或知識的追求和建立,看成是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的環節,從而企圖消解理論與實踐二元對立的張力﹔但另一方面,又承認理論與知識可以具有客觀性﹔不過,這個客觀性不是先驗的,被給定的,而是行動體通過行動實踐所促成的「客觀」現實的反應和呈現。

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主要是要告訴人們,客觀的現實是在歷史中形成的,而歷史是行動體過去行動實踐的過程﹔通過歷史所形成的客觀現實讓行動體擁有歷史角度以及社會性的結構角色﹔因此,行動體彼此間通過歷史與社會結構現實而具有整體(total)的關係,整體性(totality)所型塑現實下的角色和身份,會制約影響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的方向、內容和意涵﹔亦即這種行動實踐絕對不會是一種抽象的經濟性的理性選擇或利益追求。這也就是說,行動體是社會存在和歷史存在,而不是抽象的抽離社會和歷史的經濟存在﹔至於國際關係和國際體系更是經緯萬端的社會歷史文化實體,而不是抽象的抽離社會和歷史的市場或經濟實體。

通過歷史和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整體性才能型塑或甚至制約影響和規定行動體的個體性(角色與身份),而依據著個體性所開展的行動實踐,又會去建構型塑國際關係或體系的整體性,整體性與個體性之間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保政的辯證統一在一起。因此,行動體之間或行動體與國際體系之間的關係,不是抽象的因果關係﹔亦即因果關係是內於結構和整體中的,而不是互不隸屬,或甚至二元對立的兩個範疇。傳統經驗主義的因果觀就是這種二元對立的因果觀,這種因果觀有可稱之為外在的因果觀,把原因看成是獨立於結果之外的範疇,而且以絕對抽象的方式導致結果的產生。

這種因果觀念,基本上是以線性的或撞球式的邏輯為基礎,缺乏整體和結構邏輯的考量。因此是抽象的。而從整體結構和歷史的向度所形成的因果觀念,基本上是內在的因果觀念,這種因果觀念不只是考量時間因素,還考量空間的因素,因果關係是內於整體和結構中產生的,它們的產生和發展本身又帶動整體和結構的變化和發展。

所謂整體性對於行動體而言,代表著某一方面行動體可以有客觀現實作為依托憑藉或行動實踐的場域,但另一方面又能通過此依托憑藉或場域,以行動實踐作為中介來展現個體性或主體性。而這也就是說,通過行動體和行動實踐,整體性和個體性獲得統一,沒有來自於歷史和行動體的行動實踐就沒有整體和整體性的形成﹔同樣的,沒有整體和整體性作為依托,就沒有行動體的行動實踐從而也就缺乏個體性和主體性的展現。

亦即理論或是之式的形成,代表著主體性和整體/個體的辯證統一﹔理論或知識的確立,不只代表對客體認識的呈現,也代表著主體的行動實踐﹔不只代表整體對個體制約影響以及規定力量的展現,也代表個體展現個體力的表現。

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企圖跳出主體主義和客體主義的區隔或對立,進而強調,其實主客體都不是先驗的、被給定的,它們彼此都是透過行動體的行動實踐,相互生成和建構出來的﹔亦即行動體透過行動實踐去生成建構客體,而行動體又以行動實踐為中介,通過客體來生成建構主體﹔這種主客體互為建構的過程,即是歷史屬性的一部份,同時也是社會結構呈顯的一環﹔在行動體的行動實踐過程中,才會出現客體以及主體,它們在行動體的行動實踐過程中,可以不斷辯證統一為整體,而在這個整體中,主體中有客體因素的制約影響滲透力的存在,客體中有行動體行動實踐的作用力存在﹔主客體彼此之間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很明顯的,社會建構理論的國際關係論述,想要調和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與「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的企圖相當明顯,因此,其想要做為後兩者之間銜接的橋樑的角色也至為突出﹔這種企圖與角色的表現當然受社會行動論的影響,不過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程度,更不容忽視。

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中,國家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行動體,這種認定或設定、或現實與民族國家的論述和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也是被建構出來的歷史結果。而在自由主義國際政治論述已經強調國家讓渡主權以形成合作或互賴機制的重要性、隨著國際體系中互賴情境的更為發展,主權的內外在區隔開始崩解,而讓渡主權的必要性也日漸成為一個現實,主權的讓渡的結果,首先就是一些由國家共同參與組成的跨國家的機制或組織的出現,當然這國家的組合,但又對國家產生制約影響力。而隨著一些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力量的發展,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論述,開始遭到挑戰,多行動主體的治理(governance)論述也從九0年代開始抬頭﹔更有甚者,隨著市民社會的跨國化發展或全球化發展,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論述也遭到質疑,包含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在內的力量的發展,被認為對國際政治產生愈來愈不可輕忽的作用和影響,多元行動主體的「治理」論述也進入國際關係的論述領域中,全球治理的觀點勃興並且引發各界的重視。國家被認為必須通過這些國內或跨國的市民社會力量,有可能去解決許多非國家所能獨力完成的事情和問題﹔而這些跨國的非國家力量,確實也對國家產生相當大的制約和影響力。這種形勢的發展,當然顯示將全球事務完全國家化已經是不太可能,甚至是不符合現實的。

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論述注意到上述這些發展,但顯然的,其還是寧願選擇國家做為國際關係的主要的行動體﹔順著社會建構論的論述邏輯來看,跨國市民社會力量的發展還不足以大到將其自身建構為和國家並行或分庭抗禮的行動體,充其量只能是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的補充,不過,隨著冷戰的結束,要求一體化的就霸權結構也隨之解體,種族、族群的差異和自主性的要求隨之勃興,以國家為中心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論述,恐怕將愈來愈難獨霸,再加上後冷戰時代所引伸出來的認同的多元和分歧程度的擴大,人類到底會進一步建構出什麼樣的生態格局,值得吾人特別關注﹔而可以想像的是,其面貌恐怕將超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圖像。以國家為中心的論述,可能是一種嚴重的化約,不管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傳統,「解放的」國際關係論述,以及社會建構論的國際政治論述,卻必須嚴肅的去面對上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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