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紛飛的北京,中共十八大甫閉幕,正式完成了政治領導的世代交替。筆者曾在《旺報》上討論被媒體稱為「太子黨」世代接班人習近平具有特殊新中國領導氣質,即他們年輕時經歷了文革磨練,有上山下鄉向工農學習體驗,中年又回學院接受完整現代化教育,是中國連接社會和資本主義兩大世界又歷經社會巨變的轉型世代。
相較於鄧江期的務實市場化或胡溫期的工程師治國經驗,習近平這個新世代親身見證了中國從文革、經改到全球化幾個關鍵轉型期,相較於縱橫商界的「海歸派」,他們大部分人多是從底層幹起有地方治理經驗的新中國本土派。
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使這轉型世代的國家社會觀念與其父執輩有天大差異。他們小時歷經貧困農村生活,長大後卻得面對資本主義帶來財富的花花世界和各種惡夢災難。小時只要信仰毛主席就夠了,長大後卻要面對充滿差異的全球化帶進中國所起的文化衝突。
經改三十年帶給中共的最大挑戰,是舊黨國機器無法處理的議題和矛盾。比如說,壟斷權力的黨國機器造成了財富集中於少數官僚資本家,黨國內部產生貪腐,造成了特權階級,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這與過去社會主義國家主張財產國有與社會平等目標相互矛盾。由於媒體言論有所侷限,這類矛盾只能隱身在社會角落,不時以各種維權運動來爆破,難保哪一天不會轉變成政治危機。
胡溫工程師世代的危機處理方式,是直接運用黨國機器來維穩,某種程度也以犧牲人權來確保市場秩序,以利經改持續進行。但習近平這個世代對百姓的貧苦處境有更切身的體驗,對西方現代化和民主化趨勢有更多了解,所以未來怎樣處理貧富差距和秩序維穩,可能有更開放的做法與改革。
經改以來,由於國際資本快速進入地方城市,過熱經濟使過去中央集權式的黨國機器應接不暇,不得不快速進行內部權力的分享與下放,謂之「放權讓利」。雖然沒有經過西方民主國家選票式的民主化過程,但這個放權過程也早就改變了共產黨組織運作模式和中央地方動力學。未來所有中國領導人才都必須先下放地方,接受發展經驗危機處理訓練,才有能力回來中央進行黨國治理。假設中國經濟照這樣趨勢走下去,政治上勢必只能往權力上更有分享能力的領導模式走去,進行「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化改革。
有趣的是,中國經改後世代跟台灣解嚴後世代,雖脈絡和課題不同,但歷史經驗卻非常相似。他們都是歷史轉型世代,也都是認同本土並從地方紮根幹起的世代。不同的是,冷戰分隔了半世紀,兩岸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受到不同霸權分割,對世界局勢的判斷與夥伴關係截然不同。然中國已崛起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在全球政治和新區域經濟中勢必要跟美國親切競合,這個新世代意料中將改變未來的世界地圖。
近來與中共密切接觸、轉達翻譯台灣經驗的聲音,多半是通過國共論壇的老國民黨觀點或APEC類商團角度。或許,作為新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更該積極聆聽在世代經驗上跟他更接近的解嚴後新世代的聲音。反過來說,國、民兩黨老世代受到冷戰與反共思想洗腦及舊型民族主義影響,對主動接觸經改後共產黨新世代的態度過於保守。這些因著意識形態,世代隔閡與歷史經驗造成的互動困境,大概也只能在兩岸全面世代交替後才有機會處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