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圍繞中港矛盾、法治危機、長者津貼、同志平權的論爭，再次觸動了香港核心價值的關注。然而，關於核心價值的論述，往往聚焦於對民意的解讀，也就是從認知的層面出發，嘗試掌握本地民眾的觀點或看法，例如宣稱主流價值仍然是「功利家庭主義」或實用主義，卻鮮有從民眾的情感層面切入，以捕足瀰漫於社會的核心情緒。
特首僭建的14頁交代，仍然無法釋除公眾的懷疑，說明了依賴修辭巧語的公關說明，完全沒有能力認真回應社會的集體感受。而在失業率偏低、物質生活相對有保證的年代，反高鐵國教、抗水客雙非、求同志平權、支援李旺陽、保衛新界東北等民間運動以及相應的批評此起彼落，也印證了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並非僅是狹隘的個人或家庭的物質利益關注，而是建基於更廣泛的社會關懷，當中包括恐懼、苦悶、怨恨和憤怒等豐富的情感因素。
情感是政治的基本因素
為什麼不少港人會對似乎離香港日常生活頗遠的事件，包括李旺陽和六四，仍然念茲在茲？如何理解反粗口擲蕉、求君子淑女近年會成為公共政治的訴求？反高鐵反國教又為何能吸引數以萬計港人遊行集會？要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是理解本地的政治動力，僅根據民意調查，從中分析大眾在認知層面上的觀點或信念，顯然並不足夠。因為，當代很多政治活動往往由政客或民眾的情感推動，如對外族的厭惡或對政權的憤怒，甚至願意參與理性的政策辯論，建基的也是一種渴望或欲求講理、抗拒非理性的情感。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問：在當代香港，是什麼樣的「集體情緒」，支撐着類似「核心價值」這些抽象的信念，以至催生各種政治行動？
對自由、法治的重視及李旺陽和六四的關注，與後九七的政局變化下，港人害怕失去這些普世價值的情感不無相關；對博愛、共融等價值的相對輕視，建基的或許是看透世情、恥於高談理想的犬儒心態；執著於務實理性，以至樂於高舉反粗口反暴力作為競選口號，大概源自現代文明工程打造出來的潔癖和厭惡野蠻等情緒；反高鐵反國教所觸動的，應是對未來的生態和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的擔憂，以及對中港政權、工商巨富的貪得無厭的憤怒。這些恐懼、虛無、厭惡、憂慮和憤怒等情感，正日益成為當代香港政治的核心情緒。
恐懼與怨恨——民粹政治的情緒基礎
因此，僅嘗試識別民意，以找出香港的核心價值內容，仍然無助我們理解各種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的驅動力。我們或需要從核心價值的討論，轉向捕捉潛藏於政治行動背後的難以捉摸的集體情緒。
「民粹」愈來愈成為描述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但其意思卻愈來愈空洞矛盾。空洞之處，在於「民粹」一詞裝載了各式各樣的行為訴求：或等同所謂福利主義，或泛指所有「聲大夾惡」的行為，又或是指順應「不理性」的民意等等；矛盾在於，當論者政客用這種意義下的「民粹」指評他人時，自身的行為主張往往同樣甚至更為「民粹」。例如，最近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討論，指摘「泛民」民粹的政府和建制政黨，不僅不追求仔細、認真、理性的政策辯論和廣泛諮詢，反要求匆匆通過議案，好讓長者能盡快享有「福利」！相對於堅持拉布及甘願違反「民意」，甚至要求部分長者不要太自私的議員，誰更順應「不理性」的「民粹」要求？
這些自相矛盾和語詞的空洞，正好反映了民粹政治操作的一個特點——建基於情感欲望，而非理性邏輯。如果說近年香港確是民粹氾濫，那麼其根源，恐怕正在於載並放大了民間的兩種主導情緒——恐懼與怨恨。
例如，最近有關同性戀平權諮詢的討論，明光社的蔡志森先生很快便把同性戀平權要求的諮詢，轉化為肛交婚外情這類議題。這種論述方式，訴諸的顯然並非理性邏輯，而是本地民眾對「變態」或失去家庭的恐懼或怨恨等情緒，而這些情緒，則或多或少源自宗教、傳媒、學校等領域中的情感教育，包括以種種污名化的方式，孕育恐懼、羞恥、厭惡。又例如，有關雙非孕婦和新移民的爭論，重點也不在於理性分析，以證明真正有多少人來港「爭奪」資源福利，而是偏向於觸動港人對自身困境的憂慮，包括擔心失去土地和工作，而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則嘗試將這些憂慮轉化為對「外敵」的怨恨。這些並非天生，而是經由各種政治力量打造的恐懼、憂慮、怨恨與厭惡等情緒，正是本地的民粹政治的情感支柱。
苦悶與虛無——犬儒文化的情感土壤
當代本地政治的另一個矛盾現象，是伴隨着積極的政治參與同時出現的，是仍然有不少人從公共政治中退卻。
近年由政府帶頭的弄虛玩假，強化了本地的犬儒文化，這我在《告別犬儒》和《告別犬儒續篇》已有論及，這裏不贅。需要稍為補充的是，面對民間這種看透政府假面的情感，政府或不少政黨仍然以言不及義的修辭，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姿態，繼續玩假。這種作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其一是惹起眾怒：政權的語言偽術、公關操作，愈來愈為港人看透，各式各樣的二次創作，不斷揭破面紗，刺激更多人因恐懼或憎惡而參與政治、監察政府、投入抗爭；其二是政權的死不悔改令民眾心灰意冷、見怪不怪、習以為常，變得無奈認命、頹唐虛無，從此退出公共政治，造就了上述的兩極政治現象。
如果說恐懼與怨恨等情感，支撑着近年由政府到建制派到宗教團體到泛民都樂意參與的民粹政治，那麼影響民眾不願參與公共政治的因素，正是看透世情虛偽但卻仍然裝睡的犬儒心態，其情感基礎，應是苦悶與虛無（或本地潮語中的頹與hea）。 由細嚇大的悶蛋
如何理解影響香港政治的集體情緒的成因？要回答這問題並不容易，這裏只能提出一些十分初步猜想。
教育顯然是重要的因素。過去的情感教育，主是源自各種正式或隱蔽課程中的不經意效果，例如以考試競爭為主導的課程和教學法，孕育了害怕失敗的身心，加上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中散播的生態末日危機，孕育了現代港人的恐懼情緒；解除殖民性(decolonization) 的難產，令殖民歷史、經驗和制度造就的奴僕心態，仍然瀰漫香江，其情感基調，正是尼采所指的「你邪惡因此我善良」的怨恨；本地的現代文明工程，透過各種制度、規管、語言、道德，只強調揾食生存、物質增長，卻對各種生命本能和身體欲望長期遏抑，令個體難以對日常生活產生意義和感覺相干，恐是苦悶虛無情緒的根源。這種種因素，在貧富兩極分化、民眾希望短缺的全球語境，以及後九七政權轉移但不民主的殖民體制依舊的社會脈絡下，更容易強化港人以恐懼和苦悶等情緒，作為感受及理解現代世界的視野。
面對前景不定、環境不善、政權玩假，倡議在個人層面建立自尊、發放正能量，企圖以此回應社會的核心情緒，自然顯得蒼白虛妄。引入針對個人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嘗試「糾正」瀰漫於社會的「負面」情感，也只是頭痛醫脚、迴避真問題的犬儒弄虛。
電影《賽德克．巴萊》中的原住獵民，面對軍力強大的敵人，坦然直面恐懼、怨恨、苦悶等情緒，正視身體的自然欲望，肯定生命的本能，以舞蹈與歌唱迎接終必來臨的死亡，喊出「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帶你們驕傲的野蠻到底！」除了恐懼、怨恨、苦悶，我們是否也應讓「野蠻的驕傲」這種陌生（或久違）的情感，成為推動本地政治的其中一種情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