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青年貧窮化：資本因素下的中國因素與中國因素中的資本因素（上）

2012年的最後一天，在陪同國外朋友前往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槍決過無數左傾政治犯的馬場町紀念公園後，接著驅車前往了如今仍祭祀著兇手的中正廟，那天晚上，反媒體壟斷聯盟正在廟前的「自由廣場」上，舉辦著跨年靜坐行動，廣場上搭起的臨時舞台與帳篷內，擠進了上千名不畏寒風的熱情參與者，習慣性地繞了一圈，注意到場上多是一張張年輕而充滿熱血的面孔，而就在想認真聽著來自各團體與學生一一上台發表演說的同時，更難不去留意的，是舞台正後方用紅色布條寫著「正視中國因素」的幾個大字。 看著朱紅布條上的中國因素，一時間，我分不清是因在冷冽寒風中站立過久，抑或是一整天歷經景美看守所、馬場町的歷史旅程後過於疲憊的緣故，就這麼跌入了對所謂「中國因素」巨大的想像漩渦當中，而這一恍神，台上的人說些什麼，竟也就這麼給一併錯過了，只依稀記得反覆出現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關鍵字、迴盪耳邊。 當晚就寢時，被窩中左翻右卻轉輾轉難眠，數小時前廟前那血紅的字樣，彷彿有種魔力，讓人著迷，索性起身，拿出了向朋友借來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因為，朋友說，這樣一本充滿企圖心與使命感的書內，揭櫫了台灣面對「中國崛起」從容的應對秘方，更是這些日子以來反媒體壟斷運動中談論「中國因素」關鍵的理論與思想來源之一。 只是，看著看著，我更困惑了。 困惑的，是為什麼對書中自豪到認為能拿來當作「戰略武器」與「指導手冊」的台灣「自由民主生活」，我竟是如此生疏！困惱的，是為何在我雖然有限但卻真實的組織與訪談經驗裡，遍尋不著作者筆下台灣得以貢獻於世界的「自在而獨特的價值」，更多的，反倒是一種素樸卻找不到出口的憤恨與吶喊。意外的，是無法想像為何連「普世價值」竟都能工具化地重演作者曾批判過的「克勞賽維茲魔咒」。不解的，是作者相信更試圖說服讀者相信，一個重演台灣民主化歷程的中國，一個建立某種程度以台灣當年「市民社會」為想像的參考基準的中國，將會是台灣安身立命的契機，這中間的驚人的跳躍與鴻溝，巨大的推論空白，以及對於中、台過去歷史採樣的明顯篩選，無一不深深地困惑著我。 如何看待這樣一本被另位朋友稱作「當代台灣社運指導手冊」的著作，在一些朋友間成了有趣的共同話題，在與一些朋友聊天過程中，依稀感覺出此刻面對的論述，似乎再度回到、甚至刻意複製了1980年代的「市民社會vs.黨國體制」的戰略與戰術，只不過，黨國資本主義成了兩岸官商資本主義，而台灣市民社會則成了兩岸市民社會連帶。於是，大家更深刻感受到需要的，與其說是對這場運動中的部分主導力量、這本書所框架的第三種想像，抑或是某些廣傳的熱血演說的反思，還不如說，是對於如何看與理解伴隨著「中國崛起」而來的所謂「中國因素」命題的前所未有的迫切感。只是，考量到討論的方便，我還是選擇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以《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中的論點來做為對話的對象。 簡單說，此時此刻的我們，比任何一個時刻更有必要懷抱歷史感，小心回溯中國大陸與台灣國家與社會性質在過去20年的轉變，這當然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辯論，但至少在我看來，借用《第三種中國想像》中所提到的，思考過程中，我們需要藉此去正視與質問的是，面對中國，無論是「威脅論」、「機會論」，還是書中主張的「民主輸出論」，影響這些論點出場的時機與有效性真正的變因為何？ 資本因素才是關鍵 我的理解裡，這一切都與資本在台灣已然擁有各場域的主導地位，以及社會主義中國允許並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有著最顯著的關聯。更準確地說，在所謂的「中國因素」背後「資本」的因素，才是牽動主導著這些同樣建基於恐懼背後所建立的論點出場的真正關鍵。 以引發反媒體壟斷這場運動為例，台灣的媒體產業之所以會從過去黨國時期演變成為資本壟斷發展，讓財團（無論是否親中）可以長驅直入的競逐，背後正是1980年代起盛行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與民間社會論的惡果，一個缺少了甚至刻意隱沒階級分析概念的民間（市民）社會論的運作結果，一些場域中黨國看似部分退出了，但資本的力量卻恰恰得以適時進場填補騰出的真空狀態，而被導向了代議制、政黨政治民主的社會力，一併解消了更激進地與資本對抗的正當性。媒體如此，教育、金融與醫療或各類民生事業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應反對正當化商品化的體制 一位夥伴的質問精準總結了反媒體壟斷的一大困境，他說，推到極致，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台灣的多數其實已經寡占的媒體「產業」，可以成為商品在市場上被資本任意地買賣，卻永遠沒有真正屬於工人與弱勢階級的發聲管道？更進一步問，資本主義的國家當中，當媒體必然成為商品，弱勢與工人的聲音必然頂多只能被有限度地披露。若不能反對正當化商品化的整個體制，反壟斷恐怕只能是一場未戰先輸的戰役。簡言之，處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下，早已預設了目前我們所會遭遇到的困境了。 說現在媒體壟斷的「苦果」正是當年民間社會論的歷史負債，其實並不苛刻，但如今我們卻再一次看到類似論點，被重新包裝整理後，面向著一個更大的「言論市場」兜售。用所謂的「官商資本主義」的框架來分析中國大陸可能還不是最大的問題，事實上，否定中國轉變中的「資本因素」當然只是自欺欺人，早在2001年的《人間思想》秋冬刊時，即已刊出來自兩岸對中國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成分的深刻討論。《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與類似的論點，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拒絕正視中國大陸朝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過程中，正以驚人速度成長的「無產階級工人」的主體性，而只將他們刻意納入「市民社會」中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資本彷彿只是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工具，新興資本家的影響力以及在逐漸主導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演變過程中的角色，同樣被刻意忽視了。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則連同所謂的「市民社會」再一次包裹處理地被劃入了所謂「官商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若細緻地進一步拆解這種論點，事實上，可能連資本家與中小企業，都可以被列入「極權專制」政權的人質與一定程度上的受害者，甚至因而具有某種可被納入「市民社會」聯合「反共（產黨）」的戰線當中的正當性。 一個朋友說，在某場討論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社運發展的場合中，一位活躍於兩岸三地的知名文化評論人，以略帶嘲諷的語氣，回應少數質疑他所謂兩岸三地「市民社會」團結促成中國「民主化」的聲音時，理所當然地說道：「不主張市民社會戰線，難道要提什麼兩岸三地無產階級團結嗎？」據說語畢引起在場一陣同意的笑聲。 從這對話看來，或許更需指出的是，這種論點的特性，就正在於拒絕正視中國社會至今仍殘留著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成分，也拒絕想像在台灣能夠努力發展出一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旨在根本替換現行由資本所主導的經濟制度的可能性。簡單說，這種論點的背後中真正的潛台詞，就是幻想希望透過重演類似台灣1980年代民間社會反黨國體制的歷史，讓中國大陸走向學習台灣的「自由民主」的新樂園。但，只要稍微有自覺與警覺心的朋友，應該都可以立刻察覺這種論點的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