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1971/04/04

楔子:一九六八年法國巴黎發生大暴動,左派學生們所謂「覺醒的青年」到處放火,砸商店、挖人行道,跟警察打游擊戰,全市陷入恐怖混亂。一些號稱「前進」的教授學者,竟為之眉飛色舞,撫掌稱快,但萬千良善市民的生命財產全失保障,困處家中,惶惶不可終日。就在暴亂到達最高潮,社會秩序瀕臨完全崩潰之際,七十七歲的老總統戴高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電視演說,號召人民奮起支持政府。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奇跡出現了,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小商人、小職員、家庭主婦,所謂沉默的大眾,在忍無可忍之下,紛紛挺身而出,高唱馬賽曲遊行示威,熱淚直流的振臂支持政府,讓全世界明明白白的看到真正的民意,真正的人心,終於將法蘭西共和國再一次從恐怖混亂中挽救出來。

我是一個終年為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沒有高深的學問,也無特殊地位,過去不曾在任何報紙雜誌上寫過文章,純粹為ㄧ讀者;也不曾在任何集會或廣播中發表過演說,純粹為一聽眾。像我這樣默默無聞地工作和生活的人,無疑佔今日社會的絕大多數。也就因為我整天生活在這些沉默的大眾之中,所以我特別了解他們的一切愛惡和想法。最近因國家多難,外交上屢受挫折,許多名流學者,紛紛在報紙、雜誌上提出他們的高見。我們當然也很關切。不過我們對於其中極少數人的偏激意見,覺得非常害怕,實在不能在事沉默,因此,不揣鄙陋,在此提出我們的粗淺看法,以就教於高明(由於此文不是筆者個人的想法,而是一般小市民的共同感覺,故下文一律以「小市民」代替第一人稱的「我」,以符實際)。

這篇文章,想拿「學生運動」來作討論的主題。

小市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目前有極少數高級知識份子,完全生活在自己一廂情願的「思想體系」裏,他們用各式各樣的主觀「信念」,來拱衛著自己的「體系」,不僅不了解大多數人的生活和想法,甚至跟常識脫了節,跟經驗分了家。這是小市民最躭心的一個問題。古代「戰國」末期,韓國有一位公子叫韓非,他建立了一個「思想體系」,認為道德倫理完全無用,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治國,他用各種理論和信念,去證時他的體系,秦始皇讀到他的大著,探約:「若得此人為友,死無憾矣!」後經李斯介紹給始皇,他們一談便是三日三夜不倦。現在我們看看,若照他的體系推演,既然道德無用,則一切談道德的書,便是胡說八道,應開焚燬,一切講道德的人也是妖言惑眾,應予活埋。這樣一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是很對嗎?近世德國出了一個馬克斯,他建立了另外一個更為偏激的「思想體系」,認為歷史的進化是原於「階級鬥爭」,結果造成今天半的世界赤禍。由此可見,任何偏激的「思想體系」,如果跟常識脫了節,跟經驗分了家,或 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弊,都不能實行,若是硬要拿來實施,最幸運的結果,是緣木求魚,勞而無功,;搞得不好就要造成禍害,始作俑的人固然難逃其災,無辜的人也會同遭池魚之殃。

最近看到一位教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開放「學生運動」,建議開闢「民主廣場」,讓學生「在升旗台上自由發言」。這一主張,不管其有多少學術上的根據。但依據小市民與各行各業的人接觸的結果,凡是希望繼續在安定社會秩序保護下而生活的老百姓,不管是「本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農民也好,工人也好,白領階級也好,只要稍微了解這個建議之嚴重性的人,都會嚇一大跳。俗話說「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不用說以前大陸上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往事,猶歷歷在目;即拿近年來美國觸目驚心的學潮,驅逐校長,佔領校園,焚燒國旗,放火揍人等活生生的事實來看,能不教人警愓恐懼?以今日的台灣社會經濟與國家的處境,經得起類似的坡動嗎?小市民們實在很表懷疑。 這位教授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他自己的下列幾個「信念」(或者說是理論):1「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2學生運動如果沒有客觀的因素和需要,口號即不能喊得響亮,引不起社會共鳴,「可見學生運動必然有客觀環境的因素,也有它的需要」;3學生運動是「責任感和正義感的最高表現,是一種利他的行為,是不受物質利益的誘惑,而受良知推動」的。但照小市民看來,以上幾點信念,都脆弱得很。這裏,小市民想請教一下:

第一、大學生真的「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嗎?

第二、大學生真的對五花八門的問題,從我國承認孟加拉國的利弊,到歌廳應否存在,都有正確的判斷的能力嗎?

第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真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求之於大學生的嗎?

先說第一點:我們要知道,大學生不是F86 型戰鬥機,也不是五十鈴大卡車。沒有一定的規格性能可言。大學生家庭背景不同,智商高低不同,興趣性向不同,讀大學的目的更不同,若說「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就如同說「大學生都討厭數學」、「大學生都喜歡珍西蒙絲」一樣,恐怕很難令人信服。

如果退一步說,大多數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是不是比較接近事實呢?小市民仍然不敢樂觀。為什麼?先看幾個最淺近的例子,一位醫科高年級生,有沒有能力正確判斷出一位癌症病人,究竟應該動手術開刀,還是採用放射治療?一位經濟系的高年級學生,能不能權衡利弊,正確判斷出今天的新臺幣對美金該不該升值?一位化工系的高年級學生,能不能根據花錢少、效能高的兩大原則,設計出一座蒸餾塔,並且估計出這座蒸餾塔的費用?小市民敢說能對這三個問題作肯定答覆的人,只怕不會太多。(請注意這三個問題,都是範圍較小,牽涉到的因素較少,而且無關乎感情、人性、社會等等複雜的玩藝)。若是有一位外科主任,一位中央銀行的高級主管,和一位石油化學專家,各自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故意佈下陷阱害人,讓這些學生作判斷。這時候,能有幾位學生判斷出其錯誤的,恐怕更不可樂觀吧?高年級的學生如此,一二年級的學生又如何?優秀的學生如此,混日子的學生又如何?可見所謂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並不像飲食男女一樣容易的事。

再說第二點:「大學生」能否對所有五花八門的問題,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小市民更不敢樂觀了。一位歷史系、哲學系的高材生,對於前述癌症開刀問題,新台幣升值問題,蒸餾塔規格問題,能不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提出正確的答案?恐怕是百分之百的「不能」吧?據我們所知,要談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對所要思考、判斷的課題,有深入的研究、深入的了解,這樣的思考和判斷,才不會是空中樓閣。俗話說「隔行如隔山」,那是絲毫掺假不得的。我們不要有一個錯覺,以為社會科學的問題「容易」,內行外行的人都可以隨便吹吹,如果真是如此,政治系、社會系、哲學系的教授學生,大可以跳淡水河了。

現在接著談第三點:小市民不敢輕視知識的價值。一個有相當知識的人,他的思考,他的判斷,通常總比知識低的人來得高明些。不過,沒有相當經驗閱歷來配合知識,光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純知識,對一個人的見解和判斷,到底能有多大的幫助,小市民不敢作太高的估計,甚至有點懷疑。起碼在社會科學方面,這種孤立的純知識,對一個人的思考判斷,很可能發生反面的影響,亦即有了知識「助威」,反而膽氣一壯,有恃無恐,以違反常識和經驗的許多論據,建立起自己偏頗的思想體系,像韓非子和馬克斯一樣,頗令我們擔心。

前面提到的醫學系、經濟系、化工系高年級生,他們的素質可能很好,成績可能很優異,他們對於本行問題,也許可以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但如那位醫科學生,沒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沒有診治過體質不同,癌症程度不同的各種病人;那位經濟系學生沒有實際管理金融外匯經驗,不知道臺灣的經濟結構、外匯收支的實情如何;那位化工系學生,不知道蒸餾塔所用各種材料性能如何、市價如何,他們日後也許可以成為名醫、名經濟學家、名工程師,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却沒辦法憑他們的「純知識」作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咱們不妨舉一個例子來看。比如說「財閥」這個名詞,最近常常出現,十分「流行」。在大學讀書的青年朋友,尤其是充滿理想主義、充滿社會正義感的青年朋友,大概對「財閥」都沒有甚麼好感,甚至有人一聽到「財閥」,眼前就會出現一個腦滿腸肥,口含大雪茄的「董事長」,平日除了「壓榨勞工血汗」,「官商勾結」,就是泡酒家、玩舞女,有時還把「初入社會的純潔女孩子」灌醉帶上北投的那種型人物。

現在,若是有人要問:你們之中,有幾位確實跟「財閥」打過交道,或最起碼見過一名「財閥」?有幾位起碼對一名「財閥」有相當認識,包括了解他發跡創業的經過,他的日常生活,估量過他的存在、他的活動對社會人羣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又有幾位確實受過「財閥」的凌辱輕蔑?小市民相信,能對這一連串問題作肯定答覆的青年朋友,大概不會有幾位。換一句話說,各位對「財閥」這一型的人物,並沒有深切的認識,甚至可以是說根本沒有認識。既然缺乏認識,各位的嫌惡又是怎麼產生的?一個人怎能嫌惡他根本不了解、根本不認識的東西?這是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還是直覺主觀? ( 六之一 )

這種不經觀察不經深思,隨便就採取一種看法,並不限於大學生,即或學者專家也不能免。

美國很多自由主義的學者教授,熱烈崇拜甘迺迪總統,一提起佛朗哥元帥,就怒髮衝冠。這些人的愛惡,有沒有透過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過程呢?他們有沒有認真研究過甘迺迪在參議院的各種投票紀錄?有沒有認真思考過佛朗哥在大戰期間老成謀國,避免使西班牙捲入大戰漩渦的貢獻呢?實在令人懷疑。小市民舉這些例,並不是故意要出別人的洋相,而是因為愈想愈覺得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之不容易,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小市民坦白承認自己不能,不獨現在不能,再面壁十年二十年也還不能。

我們再深一層來看「財閥」的問題,各位青年朋友有沒有想到,一個「財閥」的企業,直接間接給幾百人幾千人提供了工作吃飯的機會?一個「財閥」開辦一個企業,從進口機器到銷售成品,他要向政府繳納成千累萬的進口稅、營業稅、貨物稅,而這些錢也就是政府用來興建科學館、體育館、培育大學生、支付軍公教人員薪水的錢。不錯,「財閥」出門有小轎車代步,家裏有冷暖氣洋酒鋼琴,吃飯可以上藍天、上香檳廳,比起在宿舍搭伙,上東南亞新南陽看二輪電影的朋友,確是舒服過癮。可是我們反過來想一想,如果「財閥」不費心血,冒風險開創企業,把錢放在銀行裏吃利息,每天泡野人咖啡廳,看看尼采、沙特,找些「有深度的女孩子」談談蒼白啊、苦悶啊,在他本人是不是很愜意?可是這一來社會上就會減少幾百幾千就業機會,本來可以在「財閥」企業裡吃一碗飯的人,他的子女也許就不能中學大學一路讀上去,而必須到屠宰廠去當助手,到地下工廠去當小工了。各位成績優良可以領獎學金,社會對這種有眼光有膽識有幹勁的企業家,是不是也該給他們一點獎勵?如果讓「財閥」在生活上過得舒服點,藉以鼓勵更多的人白手起家,創辦更多事業,增加更多就業機會,也不是什麼滔天大罪吧?何況「財閥」固然有汽車有洋房,他們的精神負擔也比一般人重得多,連吃飯睡覺,都要籌思如何為他的事業爭生存、求發展,積年累月下來,搞不好會患上胃潰瘍、高血壓、心臟病。各位對「財閥」問題,有沒有這樣往深處想一下,還是一聽到「財閥」這個名詞,立刻就下「判決書」?

小市民並無意在這裡擁護「財閥」,回想當年自己做大學生時,也是滿腦子憎惡「財閥」,出了校門,十幾年來浪跡江湖,曾在「財閥」的事業裡混過,接近過「財閥」,也跟「財閥」型的人物有過來往。若沒有這種親身閱歷,我對「財閥」的印象,也會是主觀的、直覺的、武斷的。譬如有人把我當胸一把揪住,問我「特務機關」活動情形如何?遠洋漁業有何亟需改進之處?我就只好瞠目結舌,打死我也沒辦法去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實際經驗親身閱歷的空白,限制我無法對這些問題提出成熟中肯的見解。

「理未易明」這句話,好像胡適先生常拿來警惕人不可以太過自信。小市民年輕時對這句話很不服氣,理有什麼未易明?是非黑白明顯得很,正邪善惡,涇渭分明,那有這許多婆婆媽媽?現在想來,這句話卻有很深的道理,實在耐人深思。

一件事情理想愈高,失望挫折的可能也愈大。忽視人性弱點的理想,不管如何富麗堂皇,也無法逃避失敗的命運。某大學設立「良心郵局」的事,大家想必有所聞,「良心郵局」的構想,是建立在大學生「都能」誠實自愛的假定上。然而,「良心郵局」結果如何?不問可知。人性有高貴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任何制度都需兩者兼顧,如若一味「訴諸」人性高貴的一面,也許正好為邪惡的一面開了方便之門。

至於這位學者又提到:學生運動如果沒有客觀的因素和需要,口號也不能喊得響亮,不能引起社會共鳴,「可見學生運動必然有客觀環境的因素,也有它的需要」。

小市民要請教:客觀因素之是否存在,以及有沒有客觀需要?會不會也受人們的主觀左右?不同的人,對客觀因素是否存在或需要?會不會有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見?

比如說,小市民走在馬路上,一時不注意,違反了交通規則,被交通警察叫住大訓一頓。小市民惱羞成怒,跑到法院告他侮辱人格,招待記者喊冤,絕食抗議,您認為對嗎?有人認為小市民罪有應得,台北交通這麼糟,都是你這種不守規則的人搞壞的,不嚴加處罰已經便宜你了,你叫什麼?有人認為小市民小題大做,警察又沒動手「修理」你,你覺得受了委屈,頂多告到他的上司,促請注意該員警的態度就是了,何必如此小題大做?還有人認為人在社會上受些委屈,本是常事,你如此痛不欲生,必是心理變態,精神狀態有問題,應該先到臺大醫院精神科去醫治。而小市民本人,則認為絕對有提出訴訟、絕食抗議的必要,不如此無以上對列祖列宗。請看,以這樣一件簡單小事,就有這麼多不同的意見;若是國家大事,其意見之多,那還用談嗎?

日本首相出國找美國總統「懇談」一番,在我們看來,是一件平常的事吧。可是硬是有人認為非同小可,一定要罷課遊行,要封鎖羽田機場、和警察格鬥,不讓他跑掉。你認為根本沒有這種必要,他卻認為絕對有此「客觀的需要」;你不同意,你就是「反動」,你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老子就揍你」,你說怎麼辦?

我們知道,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有黑暗、委屈、不公平、不合理,所差者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古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專制社會,都不去說它。讓我們看看今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世界。

先看中國大陸,這個很多歐美「進步」分子心目中的「天堂」,它的情形怎麼樣?它的「元帥」、「國防部長」,甚至它的「國家主席」,會忽然變成「騙子」、「反黨分子」、「工賊」,沒有公開公平的審判,也沒有申辯的機會,一下子便完蛋了。不僅是頭目,還要一路整肅下去,從「元帥」、「大將」、中級將校、下級軍官而至士兵;從「國家主席」、中央幹部、省級幹部、基層幹部而至平民。結果「整」的江上浮屍滾滾,水為之赤,這幕慘景,除了「地獄」以外,沒有其他字眼可以形容。

鐵幕不必談了,就以自由世界來說吧,某民主大國,照樣也有「特權份子」,而且其活動範圍比「落後地區」的還要廣泛,控制法庭,操縱選舉,任用私人,拿囘扣,樣樣都來。它的大都市警察,也有許多勾結黑社會、包娼包賭,收保護費、拿紅包,對不願同流合污者,還要施以威脅呢!

我們今天的臺灣社會,有沒有黑暗痛苦,不公平、不合理呢?小市民坦白地答覆:有,絕對有,而且很多。不過,若問我們應不應該提倡足以導致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的運動,來推動這些改革呢?小市民堅決反對。原因是:小市民們認為這個社會雖然有很多缺點,可是也有着很多甚至更多值得我們小老百姓珍惜的東西,我們不能同意用極可能導致我們喪失一切的方式來推行改革。

也許有人要說,你的顧慮是多餘的,只要政府對學生提出的建議,作出合理的反應,就不會發生惡劣的演化。

這裡牽涉到一個重大的問題,即「民主廣場」發出來的建議,必須是合理而能做到才行。我們拋開一切理論,一切羅素說尼采說不談,把目光投到現實上,

看看一旦開放民主廣場,會有怎樣的發展?照小市民推測,「民主廣場」一旦隆重揭幕,遲早會出現各種類型的「高見」,有的義正詞嚴,令人無法正面反對,但又不便完全採納;有的理想崇高,動機良好,但在此時此地實施,却並非國家之福;甚至有的建議,表面上冠冕堂皇,實質上已中了敵人的「統戰」陰謀。

政府對這些類型的建議,既然不能或無從作積極的反應,學生運動的下一步又是如何?是不是要行動了?是不是要遊行、示威、請願了?那麼,再下一步呢? ( 六之二 )

社會既然永遠無法十全十美,學生運動的「客觀因素」就始終存在。學生運動一旦成了時尚風氣,就算政府不斷的大力改革,它仍會振振有辭的大鬧下去,任何細微的事件,任何偶然的事件,經過一番「剪裁」「加工」,都會成為怒吼抗議的良好理由。假如一位女大學生被外國人強暴了,合理的解決方式,是把該外國人移送法院審判,這事就該告一段落了。但是在「民主廣場」七嘴八舌討論之下,也許就成了「迫害中華民國知識份子」、「侮辱國格」、「帝國主義者欺凌弱小」的大題目。有人主張寫血書抗議;有人認為不夠積極,一定要罷課三天,天天到外國機關去示威;有人認為還不夠積極,非發動(也就是脅迫)所有該外國在華機構華籍員工辭職抗議,不足以維護千千萬萬女同胞的安全。您怎麼說吧?學生運動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口號是響亮的,可是有此必要嗎?有此「客觀需要」嗎?那時若有人站起來勸說,就會被指為「漢奸」「賣國賊」,要被揪下來教訓教訓了。

我們看美國的學生運動,它最初在一九六三、六四年間,不過是幫助黑人取得平等地位,真是「利他的行為,不受物質利益的誘惑,而受良知的推動」。可是風氣一開,就逐漸由幫助黑人,而干涉校政,而反越戰,反徵兵,而反國防、反中央情報局,而焚燒國旗、放火揍人、丟炸彈、打游擊戰。到現在已經是反既存的社會、反一切了。我們知道,美國的著名大學都由所謂「自由主義者」把持,這些學者教授一向講究培養理性,培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他們教育學生也是以此為方針、以此為目的。現在則愈是著名的大學,學生運動愈是瘋狂不可理喻,有些所謂「覺醒青年」,自認是「毛派」,天天研讀「毛語錄」,以毛賊的使徒自居。凡是神經正常的人,絕不會承認迷信暴力的毛賊是「理性」的擁護者,和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護法金剛,然而崇尚理性、講究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學者教授所教導出來的高足,竟有許多成了理性叛徒,能不令人傷心!

當然,有的大學生認為學有所成,才談得上貢獻社會,示威遊行罷課都是有害無益的事;也有大學生對這些問題根本没興趣,上課餘暇,他寧可去研究香港足球聯賽的形勢,拉拉小提琴。這些人都不會跟着群眾去作「英雄」。不過,我們不能否認,極少數的人也能造極大的災害;而極大的災害,往往是少數人造成的。猶如一個人因癌症而送命一樣,癌只在局部,而其發展結果,良醫束手。

一九六八年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開大會,三山五嶽的「覺醒青年」蜂湧而往,去搞學生運動,向大會請願示威,結果跟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嚴重衝突,很多學生被警棍打傷。於是一些自由主義高級知識分子,乃至「前進」的新聞界媒介,一致為之痛不欲生,認為如此對付「有理想的」學生們「責任感和正義感的最高表現」,是政府的殘暴。他們口誅筆伐,一致聲討「法西斯式」的警察暴行。有趣的是,民意測驗機構進行調查的結果,發現一般國民雖也是群情激昂,紛表憤怒。但其對象不是警察,而是「代表社會正義」的「覺醒青年」。一般小老百姓認為「覺醒青年」享受著他們本身享受不到的教育機會,當兵可以緩征,吃喝玩樂可以向父母伸手,不好好讀書求長進,而成群結隊去破壞社會秩序,是一種不自愛、忘恩負義的行為,應該受上一點教訓,警察打得好!那些自由主義高級知識分子,面對這種活生生的民意,「震驚」、「迷惑」之餘,也只好罵罵社會大眾「庸俗」、「物質主義」,聊以解嘲了。他們大概絕不會想到、也絕不肯承認,這是他們自己讀死書、鑽牛角尖、脫離常識、跟大多數人脫節的結果。

小市民不願意像某些人那樣強調臺灣今日的繁榮進步,都是政府的德政,人民應該感激零涕。社會進步是經濟成長,是全省人民努力的結果,是全省人民多年辛勤工作的血汗結晶,不能光說是政府的功勞,如果人民都躺在家裏吸食大麻烟,政府領導再正確也沒用。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臺灣經濟之能成長,工商業之能繁榮,人民生活之能改善,跟二十年來社會之長期安定有很大關係。如果社會秩序混亂,如果經常有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乃至流血暴動,一般人必定對中華民國的前途、中華民國生存的機會,發生疑問。美國、日本經常罷課遊行乃至流血暴動,不會引起人對他們繼續存在的可能發生懷疑;臺灣如果經常發生罷課遊行乃至流血暴動,則必引致本國人、外國人對我們繼續存在的可能,發生嚴重櫰疑。此無他,基礎強弱、處境安危不同而已。猶如一位「財閥」賭梭哈,輸去一萬元新臺幣,別人不視為嚴重事件,小市民賭梭哈輸去一萬元新臺幣,別人就不免擔心我會不會去尋短見了。

一旦本國人都對我們繼續存在的信心發生動搖,請問誰還願作長遠打算,誰還肯投資設廠辦企業?是不是人人都要把錢換成現金外幣,或是索性吃喝一空,今朝有酒今朝醉?外國人一旦對我們繼續存在的信心發生動搖,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還有誰來臺投資,還有誰向我們長期貸款?這樣一來,內外交迫,臺灣的經濟是不是要受到重大打擊? 所以說,這十年來人民生活水準之能提高,不能不歸功於社會安定。

不容諱言的,這些年來為維持這種安定,國民的自由,部分受到了限制,其中包括了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最容易起反感的學術自由、新聞自由不夠充分,「學生運動」受到禁止,大學生不能在「民主廣場」縱論國政,但是國民,犧牲了小部分自由,換取了一個長期安定的社會。這種安排,不論其在羅素、盧俊、尼采的心目中,會得到怎樣的評價,在我們現實處境之下,毋寧是應該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支持的。

小市民不否認,今天臺灣的社會上,有公務人員貪污,有未成年的女孩子被賣到妓院接客,有頻頻發生意外、安全設備甚差的礦場,有失業及待遇過低的勞工。這些情況都應迅速改善。不過我們衡量一個社會,也只能看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否能夠不受饑餓恐懼的威脅,維持一個過得去的生活。至於社會上少數人的特殊困苦,固然不能聽其自生自滅,但也不能據此以否定整個社會。

拋開一切學理,用我們小市民的眼光看看,今天臺灣的社會,值得珍惜、值得留戀的地方,是不是仍有很多?

今天的臺灣,男女工人下了班,可以穿上花花綠綠的漂亮衣服,嘻嘻哈哈結伴去看電影、聽歌,不必關在宿舍裡學習「毛語錄」。穿什麼顏色衣服,看那一家電影,也悉聽尊便,沒人來指導你、「鬥爭」你、「檢討」你;計程車司機辛苦一天,晚上把車朝路邊一停,三兩個人朝路攤上一坐,叫兩瓶冷啤酒,幾碟小菜,吹半小時牛回家;小商店的伙計,餐廳的跑堂,下了班照樣西裝革履,口含長壽香烟;理髮小姐、女店員,下了班穿上紅披風黑馬靴,花枝招展去赴男朋友約會。這是不是幸福?

今天臺灣的大學生,下了課可以約上三五同道,悠哉游哉去吃沙茶、泡咖啡廳,不怕被「檢討」、被「批鬥」為「小資產階級享樂主義」,也不愁被「下放」、「勞改」;拿到文憑之後,當公務員、幹教員、投考菲力浦分公司、伊藤忠支店,完全悉聽尊便。臺北高雄基隆,任君選擇。沒有「黨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分發到鄉下種田拾糞,去「接受羣眾的教育」;你可隨意追求你所看中的小姐,也用不著考慮「階級成分」,更用不着「上級批准」。這是不是幸福?

小小的麵包店老板、水果行老板,幾年苦幹下來,可以蓋起三五層樓房;老農夫、老士官的子女,可以讀到學士、碩士、博士。這是不是幸福?

小老百姓在馬路邊開一家小小商店,養活一家老少,不怕受到盜匪洗劫,不怕有「覺醒青年」來丟石頭、扔炸彈;夜晚回家,不用擔心被搶、被殺、被強姦。這是不是幸福?

也許有人要笑這種人生境界太低,這種人生要求太庸俗。可是我們千千萬萬小老百姓,所追求所珍視的也就是這些平凡的東西。我們所要求所希望的,就是安定安全的生活,一家老少團聚的溫暖,工作餘暇的小小娛樂,存下錢來買房子、買沙發、買電視機,跟自己所愛所選擇的對象長相廝守,養育兒女長大自立,如此而已。有人要追求崇高的境界,那是他們的事;有學問的人要改革社會,我們自然歡迎,不過我們要提醒一句:我們絕不願意把現有的可留戀、值得珍惜的東西,放到賭檯上押寶,冒著失去我們現有一切的危險推行改革。 ( 六之三 )

有人說,臺灣社會上有著「普遍的恐懼感」,常常有人「歸於失蹤」,知識份子「人人自危」。小市民在台灣從初中讀到大學,進入社會已不下十年,所接觸到的同學、同事、朋友乃至日常打交道的各階層、各種職業的人物,不下成百成千,到今天為止,還沒見到其中任何一位「歸於失蹤」。這些人中,很有不少位時常漫無顧忌的批評府,他們也照常就業、出國留學或洽辦業務,既沒有「歸於失蹤」,也沒被素行調查逼迫得走投無路。落到「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那種地步。在今天台灣的處境,小市民不敢絕對肯定沒有人「歸於失蹤」,不過小市民想真正歸於失蹤的人,大概有他們極特殊的原因,一般小老百姓發發牢騷,批評批評政府,起碼照小市民的經驗看來,是不會產生那種嚴重後果的。

小市民的心也是肉作的;聽到有礦工困死在煤礦裏,一家老少無依無靠,小市民也會傷心落淚。社會上還有這種悲慘無告的同胞,的確是政府官吏的失職,社會的恥辱。可是政府、執政黨的黨部、工會、礦主、甚至社會上許多陌生人,在形式上總還是表示了慰問、捐助和憮恤,使死者家屬稍得撫慰。我們不忘記,社會的不完美,社會上的黑暗痛苦,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特產。文明進步的英國,也有黑社會破良為娼;文明進步的法國,扔有廣大地區沒有自來水設備;第一富強的美國,扔有一些國民〈不是黑人,硬是白種人〉營養不良。我們的政府,在接近全面崩潰的邊緣撤退到台灣,二十年來,在外有強敵威脅,內有種種問題的處境中,竟能建立起一個安定的社會,使人民能安心工作,追求生活的幸福,它的表現,雖不能拿九十分、一百分,八十分應該是沒問題的。我們一般國民,對於政府未能善為照顧那些極不幸的同胞,固然有責任來督促其改善,可是若只見其短,不見其長,恐怕也不是一種持平的態度。

小市民拚老命為今天臺灣的社會辯護,並不是小市民本身的生活過得很寫意。反之,小市民生活並不舒服,年過三十五,兩袖清風,無依無靠,前途茫茫,勉強混一碗飯吃而已。跑政府機關替老闆辦事要脅肩諂笑,跟脾氣暴躁的警伯打交道,挨一頓官腔,要低聲下氣,我愛聽的流行歌曲被查禁了,我愛看的出版物被檢扣了,我也只好付諸一歎。

雖然如此,小市民仍覺得我這卑微的生存裏,有著不少值得珍惜、寶貴,鼓舞我繼續活下去的東西:我可以在很寬的範圍裏,選擇我願意看的書,選擇我願意穿的衣服,從事我願意從事的工作;晚上沒事,我可以隨心所欲的花八塊錢在咖啡館坐兩個小時看看書,或是上麗聲聽一場歌,或是到圓環吃一客蚵仔煎,或是蓮子湯什麼的;我走在馬路上,不用擔心有武裝強盜搶我,不用擔心碰上「前進青年」丟石頭、仍炸彈,在這個恐怖混亂的世界上,我的政府能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經十分滿足。為了能繼續維持這樣一個免於饑餓、免於迫害、免於恐懼而又有些許生活快樂的生存,我願意毫無保留的支持維護我的政府和他的執政黨,並呼籲我的一千四百萬同胞,每一個人都如此作。我也願意很坦白的承認,我如此作,並不是出於我和政府或執政黨有任何特殊關係,而是出於我理智的抉擇;我如此作,也不表示我對政府,對執政黨毫無保留的滿意。政府的缺點很多,我的了解和感受,也許不在別人之下。我如此作,是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我們不幸生為這個動亂時代的人,更不幸又生為這個動亂時代中國人,能有今天的日子過,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如此作,是因為客觀形勢告訴我,我們如果不能毫無保留的支持我們的政府和執政黨,來堅決反對一切足以引致社會動亂的主張,也許有一天我們所有的人連現有的一切都會失去,更不用談什麼「民主廣場」「學術自由」了這就是小市民不揣卑陋,提出最沉痛呼籲的主要原因。

小市民種覺得,過去一年來我們雖然在外交上遭遇到重大挫折,只要能守住經濟這一線,就能維持社會安寧,外交上的挫折,並不能夠構成對我們基本身存的真正威脅。因為只要經濟能繼續成長,國民就業不發生問題,就不會造成社會不安。內部能穩定,就可以自保自存,先立於不敗之地。作到這一步之後,如能相機在外交上作靈活運用,進一步轉守為攻,解救大陸同胞,也並非遙不可期之事。所以,我們的生存發展繫於經濟,我們的經濟繫於社會安定。學生運動萬萬不能開放。

小市民口口聲聲反對學生運動,不是敵視大學生,而是深知他們的特性,

不能不令人擔心。現在讓我分析一下,請各位批評指教:

第一, 大學生多少有點嬌生慣養,尚未養成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強烈觀念(讀大學的朋友請先不要冒火,平心靜氣看下去,看看小市民說的有沒有點道理)。今日在台灣讀大學的青年,作過擦鞋童、小工、跑堂、歷盡滄桑的,不能說沒有,但總佔極少數,大多數都出身於起碼過得去的家庭,即或環境較差的,也多由爸媽向人告貸,乃至洗衣幫傭來維持,而不願子女受到「委屈」(應該說是磨練)。換言之,一般的大學生,都沒受過嚴酷的生活考驗,也就沒有足夠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觀念。一個十七八歲的理髮小姐,知道弄不好好為客人理髮的後果,是收入逐漸減少,沒有商量餘地;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工人,知道弄壞機器的後果,是扣薪水,乃至於開革,沒有商量餘地。而一個有小學一路讀到大學的青年,往往就沒有這種為自己行為負全部責任的觀念。他有時也因自己的行為受懲罰,往往是象徵性大於實際性,至少絕不影響到他的生活吃飯。上課遲到,也許挨一頓訓就過去了,那些「申戒」、「小過」、「大過」,頂多構成精神上的負擔,威脅不到吃飯問題上來。三個大過固然開除,可是一個中學生,除非情形特殊,被開除的實在不多,就算要開除了,向父母哭訴一番,托人說說,也往往姑念尚知悔改,寫一張悔過書了事。

大學生從小受着父母翼護,社會的寬容,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觀念自然比較淡薄。衝動起來,什麼都敢,什麼都沒啥了不得的那股勁,就比非大學生強烈得多。

第二,大學生富於理想主義,易於「義憤」,「走極端」,作出不顧大局的事來。

有人說大學生「純真、熱情、不為自己、而有社會良心」,說學生運動「是一種利他行為、不受物質的誘惑、而受良知良心的推動」。這些話小市民都非常同意。不過,不為自己、不受物質誘惑的人,往往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極容易流於狂熱。一個人有了「朕卽社會主義」的心理,就會不大講理,他看不順眼的東西,就要打倒,不能用和平手段達成的,用暴力也沒錯,因為他自信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正義為真理而行動。歷史上多少害慘小老百姓的悲劇,都是受這種心理之「賜」。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是一個「朕即是正義」的代表,他的狂熱,使他變成恐怖統治日內瓦的暴君。美國的「覺醒青年」又何嘗不是一樣?

「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是一個好東西,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定對現實社會許多現象看不順眼,非把黑暗痛苦醜惡,剷除乾淨不可;一個理想主義者,絕不屑於接受「在不危害到現有的一切的範圍之內改革」的觀念,他要堅持原則,毫不妥協,在道德立場上是無可疵議的,可是,若在困難的處境下,由於他的不計後果,孤注一擲,卻往往使整個國家社會,蒙受其害。

日本佔去了東三省,理想主義者要立即抗日,老成謀國的領導人說,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現在回想一下,當時已多準備五六年,仍然僅能以空間爭取時間,苦撐到國際局勢改變。若是立即抗日,癮是過了,鳥氣也出了,可是國只怕也亡了。可見太過理想主義,有時未必可取。

在社會上打過滾的人都知道,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凡事滿意,為了保住現有的一切,為了避免更大的不利,有時候要容忍,有時候要讓步;不管作生意也好,朋友之間也好,同事爭執也好,家庭糾紛也好,有時明明是我有理,為了大家的好,為了避免兩敗俱傷,乃至為了不吃眼前虧,往往最好仍是忍一口氣,退讓一步。這種所謂顧全大體,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體認,在年輕氣盛,沒有受過嚴酷生活磨練,沒有習慣於遭受挫折的大學生,恐怕是很欠缺的吧!

‧(孤影先生:請示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編者) ( 六之四 )

某學者引述一位青年朋友的話說:「我們年輕人,是沒有顧忌的。」一點不錯,小老百姓最怕的就是這一點,風雨孤舟上,最怕有人沒有顧忌的跳來跳去。我們這條孤舟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見龍王」,一個是安全靠岸。見龍王就不必談了,如果有一天安全靠岸,驚濤駭浪均成過去,到那時你們儘管沒有顧忌大跳特跳,說不定小市民也來奉陪,如何?

第三、我們不要忘記,大學生只是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大孩子,他們生理上已經成熟,心理上還未臻完全,他們有時藉反抗權威或約束來表現其成熟和獨立。

這種傾向在中學時代就有了,不過在那一段階段,想反抗的「權威」還只限於父母老師,還沒擴而大之,包括上「禮教」、「財閥」、「特權份子」等等,還沒跟理想主義相結合,也沒找到「理論基礎」。相形之下,理髮小姐、小工人、小店員之類的年輕人,一則因為自慚卑微,二則飽受生活考驗,這種反抗的傾向,就不那麼強烈了。有人也許要說他們暮氣可哀,但小市民卻覺得他們心理比較成熟,算得上是大人。如果上述三點分析不太錯的話,則在此國難當頭,鼓吹學生運動之為禍為福,就不難知所選擇了。

某學者說:「學生運動是一種自覺運動,由本身的自覺,進而喚醒別人的自覺。」

小市民答曰:怎麼樣叫自覺,自覺了又是怎麼樣,這都不去說他,學者這話,好像是說社會一般老百姓沒有自覺,需要勞動別人來喚醒。小市民覺得,我們一 般小老百姓,各自站在自己的崗位努力工作,不違法,不作損人利己的事,就算盡到本份,不用勞動別人大駕來耳提面命一番。而且,我們知道,不論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義,還是史達林毛澤東式的共產極權主義,都是建築在「我是先知先覺,你們都是傻瓜」這個假設基礎上的。站在小老百姓的立場,最怕這種思想,因為它一旦得勢,小老百姓便沒有好日子過了。據小市民自己過去的經驗,大學在人們一生中是充實自己的黃金時代,四年時間,非常寶貴,稍縱即逝,常見美國法國的所謂學生領袖,今天遊行明天示威,接受記者訪問,真是出足風頭。相形之下,冷落在實驗室裡作有機分析抄寫數據,在圖書管理苦讀成本會計的人,真是讀死書沒出息。可是十年二十年一過,學生領袖的新聞價值消失,早被新的英雄取代。坐有機分析的朋友,也許發明了征服癌症的妙方,苦研成本會計的朋友,也許發了財,創造了千百個就業機會。到底誰對社會有貢獻呢?美國有一位轉變了的自由主義者,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一個『覺醒』的學生,把學校的計算機砸壞,一個讀死書的學生,則花四年時間學習修理這部計算機。」真正有意義的事,需要真實的學問來完成,不是口號所能做到的。小市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貧病交迫,慘不忍睹,沒能紮好根基,到現在年華老大,只好在社會上向人討一碗飯吃,一切成就都無從談起了,有時後在街上看到容光煥發,無憂無慮的男女大學生,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羨慕。朋友們,您沒有像小市民當年那樣受到病魔摧殘,家庭沒受到高利貸的壓迫,您能安下心來攻讀微積分、經濟學、西洋通史,又不像根本不能進入大學的小工人、理髮小姐、車掌小姐,十幾歲就要接受嚴格的生活考驗,這是多少人夢想不到的機會。遠大的事業,美滿的家庭,為國家社會出力貢獻的機會,都在等待著您。邱吉爾六十五歲才擔負起救亡圖存的使命,艾德諾七十歲才擔當起重建德國的重任,人只要活著,「參與」的機會是無窮的,然而黃金時代則只有那四年。

如果各位一定要積極「參與」,那我倒建議您採取有意義的實踐行動,即投身到一個你所要改造的環境,發揮你積極的建設性作用,而不是演說或喊口號。

現在社會上不少人對警察、稅務人員頗有煩言,對一般公務人員的素質效率,也不很滿意,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小市民認為這跟我們中華民國品學兼優的青年喜歡「獨善其身」很有關係。我們社會上最優秀青年,通常都是中學、大學、而留學出國,大不願意去投考警官學校、軍事學校。一旦出了國,有的不再回來,即或回來也變成清高的學人,更不會去幹基層稅務員、基層黨工、或其他公務人員。在大學讀書而高談「利他」、「參與」的朋友,大概也很少立志幹稅務員、警察吧,這又怎怪上述公職人員一般素質不如理想呢?一個真正「利他」、真正有奉獻決心的人,應有不顧自身好惡,不計成敗利鈍,毅然投身於最需要改善的環境,以行動去實踐改善。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很多人到貧民窟、蠻荒去服務,佛教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說法。如果有人要參與,這樣才是積極的、有建設性的、利他的參與,不然,不管怎樣聲嘶力竭的呼口號,最需要人才的地方,依然沒有人才,於實際何所補益?

最後,小市民對那些鼓吹學生運動的學者,也有幾句芻蕘之見奉贈。

這些年來,小市民總覺得自由世界有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似乎跟大多數小老百姓發生嚴重脫節。舉例言之:照一般老百姓看來,犯法的人抓到,就要審問判刑,惡性重大的,就該處以死刑。可是美國就有很多學者,反對用竊聽電話取得的證據判罪,寧可讓職業犯罪逍遙法外;就有人根本反對死刑,認為死刑不人道,乃至侵犯了憲法規定的生存權。這樣的「維護憲法」,這樣的「保障民權」,在學理上也許有一大堆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可是實際上保障的是什麼人呢?善良守法的小老百姓能不困惑嗎?憲法和學理,是為了保障善良國民的安全幸福而存在呢,還是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談學問講觀念而完全關起門來,完全在純理論裡兜圈子,會不會愈讀書愈不可理喻呢?研究學問而研究到認為美國新聞自由反不及中國大陸,算不算有「學問」而沒常識,反為小民所笑呢? 

今天台灣也有極少學者,與普通老百姓間有脫節的現象,比如說:有一位學者大聲疾呼打破定於一尊的思想,開放學術自由,小市民看來,台灣思想並未定於一尊,即或已經定於一尊吧,這對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幸福並不構成威脅,我們照樣可以工作娛樂,養家活口,說不定耳根還可以清境一些。反之,小市民倒認為今天台灣竊盜太猖獗,帶武士刀隨便殺人的風氣太可怕,才是對我們小老百姓最嚴重的威脅。有學問有地位的人,如果能在這些小老百姓感受到切膚之痛的問題上,多花些精神,多賣些力氣,一定比跟政府爭原則、講學理、更讓我們小老百姓感激不盡。

理論上完全正確的主張,不一定切合事實的需要,搬到現實環境,也未必行的通,未必有利無害,因為純理的東西,往往忽略人的因素,忽略了人性的需要,人性的軟弱。

小市民最近在雜誌上讀到一篇頌揚尼采,抨擊基督教的大作,文中批評基督教的論據,也許很中肯,可是基督教乃至於一切的宗教,對許多老百姓來說,可能和穿衣吃飯一樣重要,一般老百姓活在這痛苦的無常的塵世上,遭是著生老病死的折磨,往往需要一種特別的精神力量來支持。君不見臺北的恩主宮、行天宮,終日門庭若市,那些熙熙攘攘、焚香祈禱、虔誠禱告的小老百姓,宗教信仰對他們來說是如何的重要?能達到蘇格拉底的境界嗎?就以小市民本身來說,我也算半個知識份子,可是我敢很坦白的說,沒有宗教信仰,我就會發瘋。這種信念也許完全經不起學理的考驗,也許迷信可笑,可是它卻有著事實上的需要。所以,學理並非萬能,原因或即在此。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主義」、「領袖」這些信念,也許很值得研究,可是現實的生活裏,「立國精神」也許正是一種安定社會的力量,敬愛領袖也許正是人類感情生活的一部分,和友誼愛情一樣同為人性之所需!很多英國人,工人也好,店員也好,軍人也好,他們在高唱「天佑吾王」的時候,都會熱淚盈框,精神上得到無比的滿足鼓舞;東京有很多女孩子,下了班。下了工之後,到皇宮外面去自動義務除草,為天皇服務,服務完畢歡歡喜喜而去。我們可以譏笑這種信仰完全胡鬧,但他們並不妨害別人,我看至少比東京街頭那「造反」破壞的左派份子,要有益百倍呢。 ( 六之五 )

再進一步說,凡事誠則靈,信心能產生勇氣和力量,在國家處境困難面臨考驗的時候,適度的培養信仰領袖觀念,似乎大有助於全民一致共度難關。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被佔領,全國一片貧窮混亂,可是就由於信仰天皇的意念,使千千萬萬的日本老百姓在絕望屈辱中,維持了希望和信心,從廢墟中重建家園,卒使被佔領的日本,變成今天的世界經濟大國。若非「前進」分子經常搗亂,成就尚不止此。如果所有的國民所有的小老百姓,都是哲學家,都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則一切的宗教,一切的主義領袖,甚至政治、法律,都不必要了,又其奈千千萬萬的小老百姓,都不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何?

小市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堅決相信教師應該施行愛的教育,誘導啟發,絕不能以打罵對付學生。後來我自己教了一年書,就發覺此路不通,當初想的全錯了,壞學生調皮得很,不讓他先怕你,就連起碼的課堂秩序都不能維持。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事實的發展不能遵循完美的理論,世事往往如此。

美國的學術界是很自由的了,沒有政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控制,也沒有「定於一尊」的思想,可是世界上有一種魔鬼,專向自由的園地滲透,它們每年不惜花費以億計的美元,供應世界各地以精心設計的騙人資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資料從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而來,不容你不相信,最後,魔鬼的騙術終於成功了。是非黑白顛倒了,價值標準模糊了,請看美國所謂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吧!希臘、西班牙的政府,誠然不能算很民主,可是它們比起完全扼殺一切自由,完全控制人民精神物質生活,集反動野蠻之大成的毛偽政權,應該算是很人道很民主了。而美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整天譴責聲討希臘和西班牙政府,聲援兩國的反政府分子不遺餘力,面對着毛偽政權,反而視若無睹,不但未予以道德上的譴責,還要向它搖尾乞憐,肉麻捧場,顯然政府退出了學校,無政府主義、恐怖主義已昂然進來接管,「傳統思想」退出了學校,毛澤東思想、蓋瓦拉思想已長驅直入。幸好美國國強民富,而且遠隔重洋,暫時吃得消這種思想腐蝕,臺灣吃得消同樣的腐蝕嗎?

人性即使不是邪惡的,至少也是有缺陷的,容易被邪惡所引誘、欺騙、和迷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智者,都是哲人,都具有不惑、不懼的修養。許多限制約束,雖然令人不愉快,也許是必要的、無可避免的,一般社會如此,學術界知識界也不見得就例外。假定說,當初美國的學術界、知識界,如果能夠容忍當政府對大學生作適度的「精神武裝」,建立適度的心防,做適度的約束;如果能容忍治安機關對假借學術自由,從而鼓吹暴力的左派分子,加以取締制裁,對整個國家社會和學術界自身,是不是要好得多?學術自由誠然可貴,自由社會是不是更可貴?

古語說「國步維艱,政宜含垢」意思是國家處境困難,政治上有些事情,變投鼠忌器,不宜大力闊斧去改革,以免動搖國本。臺灣多少不合理的現象之難以改正,頗有這種情形,國民只有把眼光放遠,顧全大局,才是道理。英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敦克爾撤退,遠征軍丟盡重裝備逃回三島,其後又有號稱不破的新加坡要塞,糊裡糊塗就向日軍頭了降,加以北非戰場的連戰連敗,威爾斯親王號的喪失,不但洩氣,而且丟人。但是英國的議會和反對黨,乃至一般人民,都沒有把他們的不滿發洩出來,增加政府的困難。面對兇臉的環境,強大的敵人,最要緊的是要社會各階層的人團結一致,都以大局為重,先求生存,再談其他。學過軍事學的都知道,在和敵人近距離相持的時候,大規模調動部隊,調整陣型,是很危險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樣,外有強敵而從事大規模改革,很容易行程社會失去平衡,而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當然,今天的台灣,如果人民都是貧困悲慘,生活在恐怖壓迫之下,那不要說學生運動,比學生運動更進一步也是應該的。可是憑良心說,我們的社會 ,實在絕不是那種情形。而且只有愈來愈改善的可能,並沒有愈變愈可怕的危險。請永遠牢記我們在怒海孤舟之中,只有同舟共濟,才能度過危難,別無選擇。切不可稍不如意,便與水手為難,要知我們把政府的根基削弱一分,國家社會的危機變增加一分,我們把他削弱十分,那只有到「偉大的社會主意祖國」裏去做藍螞蟻了。

如果大家的確有寶貴意見,不訪採取美國人所謂的Pragmatic Approach的方法,一定比「對抗」的方法,來得既無危險,而又切和實際。例如現在有很多人談到廠礦安全設備不够,則對此有研究的人,不訪實際去勘察一番,了解實情以後,做成報告,提出改進意見,,要求有關單位督導實施.除非所提意見,窒礙難行,有關單位大概不會悍然不納,這不就對曠工安全有極大的貢獻嗎?礦場如此,其他如娼妓問題、稅務人員問題、地方惡勢力問題,又何嘗不然?社會政治的進步,貴在逐步改善,英國政制由君主專制變為民主政治,經濟由極端的資本主義,變為福利國家,未經過大的流血革命,這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高度智慧與高度成熟。反之,常常鬧革命、殺人盈野的國家,都表示其名民族智慧不成熟。到頭來,不僅進步有限,而且得不償失。弄得不好,可能開倒車哩。中國大陸不就是這樣的嗎?中國人經此教訓,應永遠牢記,將逐步改善,作為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信條,而不要相信那些全盤推翻的狂熱主張。

依小市民看來,鼓吹理想主義,站起來跟權勢對抗,固然有勇氣;然而默默的工作,不求人知,一點一滴做出實際的貢獻,終於積少成多,使社會改觀,豈不具有更大的道德勇氣跟熱血青年站在一條線上,慷慨陳辭,鼓吹立即抗日,固然亦有勇氣;而洞察國家處境艱危,蒙羞含垢,不計個人一時毀譽,忍辱負重,堅持先作充分準備,然後作戰,豈不具有更大的道德勇氣?美國反對越戰譴責詹森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固然需要勇氣,可是他至少可以得到同儕朋友的支持鼓舞,青年學生的頂禮膜拜,作為他的安慰鼓勵;若是他站在沉默的大眾立場,堅決反對暴亂、反對罷課和佔領校園、反對黑豹黨、反對似是而非的時髦清議,這時他要忍受朋友同僚的笑罵,忍受被指為落伍反動,豈不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一個青年留起長髮、長鬚,去向國防部進軍當英雄,並不太難;要是不受流行的狂熱暴亂感染,毅然站起來說「我愛我的國旗,我愛我的政府,我愛我的社會,我愛我的父母」,豈不是困艱得多,勇敢得多,也有意義得多?

最後,對於那位鼓吹學生運動的教授,小市民不揣淺陋,想說幾句春秋責備賢者的話;您不去正確的指導青年度過一生中最容易苦悶迷惘的時期;不勸勉青年擅自把握一生中永不再來,在亂世中更極難享有的四年黃金時代,而去鼓吹他們從事學生運動,至少據小市民所知,這是每一個家長所不願意的。學生運動如果真發動起來,最後難免像暴亂發展,而使參加的青年學生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在混亂中受到身體的傷害,您又於心何安?很多老農夫、老士官、小公務員、小商人,他們一家克勤克儉,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讀大學的子女身上,萬一他們的子女因為捲入暴亂而受到法律制裁,或身體傷害,您又何以對得起這些心痛欲碎的家長父母?就是您本身萬一因為和政府發生僵持,而令您不成充分使用您的學問地位,為我們小老百姓真正謀福利解除困難,豈不也是我們整個社會的重大損失?我們小老百姓由衷的希望您能充分發揮您的學問能力,使我們的國家社會得到更大的改善和進步,您忍心讓我們失望嗎?

小市民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現在也該收場了。小市民再重複說一句,我對文中一再提到的那位學者,並沒有任何敵意,小市民並不是在鼓吹反知識分子思想,雖然我承認對中外少數高級知識份子的言行思想,感到非常困惑。他們對小老百姓的希望和恐懼,沒有真正的認識和關懷;對沉默的大多數採取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使小市民感到痛忿(Bitter);他們缺乏處在現代世界總體戰陰影下,對言論思想方面的警戒,使小市民擔憂;知識青年從嬉痞髮型衣飾到存在主義,一切以跟著外國走為榮,更令小市民心酸。本文中如果有過火失態的地方,那也是小市民控制不住心頭的激動,而非有何惡意或存心不敬。我只是以一個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份子,吐露一些真實的心聲,如此而已。 (六之六 全文完)

孤影先生:務請示真實姓名及尊址,以便寄奉稿費。——編者 刊於中華民國 61年 中央日報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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