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文林苑風波屆滿周年,在張金鶚提出「第三部門協商平台」的勸說下,拒遷戶王家願參與溝通,為僵局的突破提供了新動力。另一方面,都更條例的修法,國會也可望在本會期三讀,對拆遷戶權益提出更縝密的保障。
經由這場激烈的抗爭,政府和民眾對都更的本質與變數、乃至公權力的界線,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文林苑事件提供的活生生教材,無疑是可貴的一課。此外,那些基於對弱勢的同情而日以繼夜在現場聲援的學生,獻出年輕的熱情,換取了社會參與的啟蒙,並促成都更的修法,可謂是終身難忘的經驗。
但別忘了,抗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場抗爭的目的,應是在確保所有的三十八戶家庭「有家可歸」;但這後半段的目標,在高漲的抗爭熱情下似乎遭到了遺忘,或已逐漸遠離初衷。不僅如此,原來依法簽下都更協議書的三十六戶人家,更因此變成歸家遙遙無期,成了無辜受害者。從外界的眼光看,對守法者的傷害,已使抗爭的正當性失衡。
最近發展是,傳出王家內部有人對於社運團體「都更受害者聯盟」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認為該聯盟介入抗爭,非但沒幫到王家忙,反而使得該案進度拖延,甚至衍生募款流向不明及律師費用負擔沉重等枝節。因而傳出王家有人要求:「請聯盟走開,不要把王家當成社運舞台。」這顯示,王家內部立場似也產生分歧,對於無止境對抗卻無法帶來良性結果的行動,有人漸感不耐。
「不要把王家當社運舞台」,這句話值得玩味。從法外自力救濟而言,如果沒有這場抗爭,王家不可能走到今天備受重視的地步;但從渴盼重建安定家園的角度看,伴隨抗爭而來的是更多意外的紛擾及社會的注目,要妥協尋找出路也就變得愈發困難。最困擾的是,當有些王家老小希望事情有個了結,但倘若背後支持的那股社運力量卻不肯罷休,這又轉而使王家揹上「都是為了利」的猜疑,這無異是難以承受之重。
簡單地說,由於社運團體的介入,使王家的處境在文林苑風波中受到了重視;但也由於社運團體的過度堅持,使得王家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棘手,致一拖經年而難有進展。社運之所以變成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和台灣不少社運工作者奉「無限抗爭」為至高法則有關,也因此忽視了階段性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社運營造需要資金和人力的募集和投入,難免牽涉利益的瓜葛,一旦分配不均,矛盾立即現形。如此一來,社運之賴以維繫的正當性,也可能隨之崩解。
其實不僅文林苑事件,在關廠工人抗爭事件中,也出現了關廠工人願意償還欠款了事卻遭工運領導者阻擋的情事。其目的,無非在加強對政府施壓的力道,凸顯工運的抗爭訴求;但此舉也可能帶給工人及其家屬難以名狀的生活與精神困擾。
從抗爭的出發點看,也許兩造雙方均有共同的策略;但各方想要下車的終點,卻未盡相同。一個以社運為「志業」或「職業」的工作者,是要在運動中不斷進行鬥爭;而作為抗爭主體的當事人,則希望藉此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卻不在為抗爭而抗爭;至於因緣際會參與了運動的學生或熱血民眾,則希望透過個人參與實現對他人的協助。不同的價值,都一樣珍貴;但如果目標悖離了當事人的想望,甚至反客為主,把別人的目的當成了自己的工具──就如王家人所怨的「把王家當社運舞台」,恐怕就令人難以苟同了。
文林苑事件能否把台灣的都更帶向更美好的境界,仍在未定之天。明年此時,若王家兩戶和另三十六戶依然流離失所,那麼市府、建商和所有殷切等待都更的民眾都將是輸家,而社運團體恐怕也將難逃「唯恐天下不亂」及「愈幫愈忙」之譏,因為他們連階段性勝利都不懂得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