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看坊間言論／編輯自由論的局限

由於報社內部對此文章未有共識，此文將以個人身份刊登，下期將由其他編輯撰寫回應 《南方周末》（以下稱《南周》）1月3日的新年特稿獻辭〈中國夢，憲政夢〉（以下稱〈憲政夢〉）被撤稿事件，經過兩岸三地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串聯和宣傳之後，成為了國際觸目的、指控中共政權打壓言論自由的政治運動。本文嘗試從已公佈的有關資訊之中，分析這次事件的脈絡和性質，並討論自由派言論／編輯自由觀的局限和矛盾。 《中國夢，憲政夢》一文被撤換的背景 我們可從此事的背景，得知三件事：撤〈憲政夢〉一稿的，是編輯部的人；省宣修改的，並非〈憲政夢〉，而是後來起草的新稿；關於省宣部長庹震通過電話「逐字授意」改稿的說法，十分可疑。 1月7日凌晨2:30，《南周》記者周可成，在其微博上發表了署名「南方周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下稱倫理委），題為〈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出刊過程〉的聲明。這聲明是迄今宣稱知情人，對於事件最詳盡的描述。我將會以此聲明對事件之描述，與因兩岸三地知識份子聯署聲明而廣泛流傳的說法比較，理清事情的脈絡。 倫理委的聲明指，按規定，《南周》編輯部將新年特刊的文案，上報總編輯黃燦（下稱黃）。黃提出意見，交回編輯部討論，形成二稿。黃再將二稿送交中共廣東省委員會宣傳部（下稱省宣）審閱。黃作為省宣成員，將其修改意見傳回編輯部定稿。 可見，《南周》作為省宣主辦的報紙（即黨報），省宣指示編輯部的日常工作，並擁有最終定稿權。 聲明指，《南周》評論員戴志勇，在12月29日寫了新年獻辭〈中國夢，憲政夢〉，上交黃審核。12月30日下午，黃表示很不滿，認為此稿必然會被省宣否決，不符合送審資格，將之撤除[1]。黃認為此文對「憲政」作出背離官方立場的演繹，超出底線。 翌日，評論部主任史哲連夜改寫〈憲政夢〉，以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為民族復興的不斷奮鬥為主旨，改題為〈中國夢夢之難〉，交黃上報。同日下午，黃向史傳達省宣修改意見，將標題改成〈夢想，讓生命迸射光芒〉。史按意見初步處理文章後，交給曹筠武、楊繼斌兩位編輯，告知是省宣審後稿，只能按既定框架修改，不可自行增加內容。曹、楊修飾文章，把題目定為〈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黃再將標題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更接近夢想〉後，上報省宣。 31日晚上9時，黃向編輯部傳達省宣對特刊版面的刪改意見，將原定的16版縮至12版。黃在排版期間，用手機拍下頭版版樣，送省宣請示。2013年1月1日凌晨，黃再向編輯部傳達省宣意見，要求更改頭版的大禹治水圖，修改特刊〈中國夢夢之難〉的總標題。在場的五名編輯當即表示，預定的簽版定樣時間已經過去，不可能再改特刊包裝。黃向省宣請示後，決定保留頭版圖片，但須把總標題改成〈家國夢〉。同日凌晨3點，編輯部完成特刊全部工作，五名編輯開始休假。 同日早上，黃和常務副總編輯伍小峰被省宣約談，省宣副部長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記和省宣新聞處處長，和他們討論以下問題：一，對新年獻辭的最後修改；二，對大禹治水圖的編輯意見；三，撤換第三版的一篇文章。晚上，黃燦根據省宣意見，將總標題改成〈追夢〉。由於編輯、校對還在休假，黃、伍二人加班修改版面，因此，新年特刊最後共有六個版面未經正常編輯流程改動[2]。聲明認為這違反專業守則。 這份聲明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憲政夢〉是被黃燦否決的，之後的新稿，亦是編輯部人員撰寫；二，黃、伍修飾和省宣修改的新稿件，是史哲起草的，和《憲政夢》沒有關係[3]。按此至今無人駁斥的聲明，部份前《南周》記者編輯要求省宣部長庹震辭職，以及陸港台知識份子要求省委書記罷免庹震的兩份聲明，對省宣「越權干預」撤除〈憲政夢〉稿件的指控[4]，並不成立。內地律師吳法天在其〈另一個角度看南周風波〉也說明，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庹震當時並不在廣東。若果是透過電話「逐字授意」，根本不會犯上諸如「2000年前大禹治水」、「眾志成『誠』」之類的低級錯誤[5]。這些低級錯誤，也並非修改自〈憲政夢〉，而是伍小峰撰寫的新年獻辭導言。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每個媒體都十分常見的編輯流程。我們該思考的是，為何這個編輯流程，和加班訂正稿件的爭議，會被演繹為中共打壓〈憲政夢〉作者的言論自由、變成要求沒有直接參與事件的庹震下台的「運動」？要了解此問題，必須認識《南周》的立場取態，和中共內部的派系矛盾。 體制內主張徹底私有化集團的喉舌 《南周》不是弱勢媒體，而是全國人口第一大省廣東省的中共官僚機關主辦的暢銷大報。廣東省亦是大陸私有化、市場化進程最徹底，私人和外國資本影響力最強大的地方。《南周》所屬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因為全國前茅的發行量和廣告收益，和在全國中產階層享有的頭等影響，被稱為「南霸天」。 南方系媒體作為與國內外資本關係深厚的廣東省委的喉舌。多年來，以主張建立在全面私有化之上的「憲政」和親西方言論而聞名國內外。〈憲政夢〉作者，評論員戴志勇的立場，就是一個顯例。 戴在2012年12月21日相當於社論的「方舟評論」欄目發表文章[6]，指國務院在10月份關於政府全面退出經濟領域、預定在12月出台的政策，被一再推遲，乃出於「博弈空前激烈」，並指要實現市場經濟，須將這政策以法律形式確定，這就是所謂「憲政」。 在新年特刊中，他又發表了另一篇文章[7]，指必須將公務員和國營單位僱員的待遇，和市場看齊，「讓公共財政成為減少而非擴大收入差距的基本渠道」，認為必須打破國企的「壟斷」，使「民間資本和國有資本獲得平等的准入權」。宣稱「民間資本的充分競爭，將通過極大增加就業崗位的途徑來增進工薪階層的收入，減少資本和勞動之間分配差距」。 戴在12月21日《南周》「一周高論」欄目，推薦《京華日報》在12月17日發表題為〈赦免退贓貪官，換取支持改革〉的文章，認為為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適當的建議[8]。 同日「方舟評論」內，另一名評論員陳斌的文章，清晰地表達了《南周》的基本立場： 「中國逐步確立的市場經濟，乃是以價格作為競爭准則，以非人格化的金錢來交易與分配經濟物品。過去不認錢或不只認錢，就必然要認別的，如認權勢、認身份、認戶籍等。金錢是去權勢化、去身份化和平等化的力量，一百塊錢鄉下人能買到跟上海人一樣的東西，普通人能買到跟高官一樣的東西。所以，隨著中國市場秩序的擴展，特權必然越來越少。在這個意義上，現存的特權不過是特權時代的少量殘餘。」[9] 用香港「左翼」慣常使用的語言，這種立場，正正就是「獅子山學會式」的「新自由主義」「極右翼」主張。《南周》也非第一天發表這些言論，而是多年來以此聞名國內外。 那〈憲政夢〉到底為什麼會被黃認為一定不能過關呢？讀過原文，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這文章完全否定了中國憲法的歷史合法性，就連五四運動都被它否定，並主張實現以徹底私有化為基礎的，仿效西方的「憲政」。 另外，有人宣稱〈憲政夢〉「只是溫和地要求中共兌現公民權利」，但此文明明歌頌私有化、市場化，指其為中國進步繁榮的來源，否定反封建革命的歷史傳統，將 「憲政夢」演繹成晚清以來的追求，認為應實現仿效英美的「憲政」等等。這不但和中國憲法第二章關於公民權利的規定全無關係，還要求取消中國憲法第一章關於公有制為國民經濟主體的規定。〈憲政夢〉不是因為主張人權，而是因為否定憲法黨綱的底線，露骨地主張金權，而被撤掉的[10]。 自由派言論／編輯自由觀的局限和矛盾 在階級社會，若要實行有意義的言論自由，就須容許代表各階級、階層和黨派的媒體，制定自己的編輯準則。為了實現媒體對內對外的問責，「編輯自由」就當然不是絕對的，而會受到各種底線的限制。 倫理委所揭露的新年特刊定稿內情，如果在一家右派主辦的媒體發生，我相信並不會有自由派知識份子串聯宣傳，西方外交官抗議「打壓」。比方說，自由派人士不會抗議《大紀元》不發表讚美中共的言論。因《大紀元》若不反共，它就不是《大紀元》了。它的反共底線，自由派都會支持和尊重。右翼媒體和政黨的反共底線，自由派並不會質疑。它們對其內容把關，也是它們不容置疑的自由。 但一份由中共宣傳部門主辦的報紙，要維護它的底線時，自由派卻不同意，更將事件扭曲成省宣下令撤稿、部長親自操刀改稿的奇談。省宣一向對《南周》內容有最後決定權，編輯部亦有省宣成員，省宣和編輯部是上下級關係等實情，都被製造出來的義憤淹沒。 自由派支持中共媒體內部的極右翼挑戰中共的底線，但決不會認為「憲政國家」的「自由媒體」，應發表與其立場相左的言論。換言之，他們實際上只主張右翼有「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 這些人高調配合《南周》部份編輯人員，將事件上升到要求罷免庹震的運動，但同時又對毛派網站《烏有之鄉》被封殺一事視若無睹，就說明他們言論自由觀的局限。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我們不可能認同這種只關注和支持右派「言論自由」的運動。更不可能無條件支持 《南周》的立場。我們應該揭露這種立場的偽善，指出勞苦大眾組織起來，建立屬於自己的媒體，反對官僚獨裁和資本宰制，才是根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