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課》出版序

2013/01/08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在2013年的世界,一般人要質疑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與各國呼風喚雨的大企業、乃至體現著這種權威的個別大資本家,並不困難。相反地,一個人要誠心擁抱現秩序,反而需要一些扭曲的想像力,否則,他得怎麼面對所謂1%對99%的戰爭?怎麼說明為什麼不管一小撮貪婪富豪搞砸了什麼、卻總是億萬勞苦大眾付出代價?這些事,遠則在國際版的聳動新聞中,近者在鄰近城鎮中某工人因失業而帶著全家燒炭自殺的每日悲劇裡。

但是,質疑歸質疑、抗議歸抗議,一群人聚在一起憤慨地數落了種種社會不公與黑暗之後,多半其中會有一兩個老成世故的下個結語:那又能如何?

世故疲憊的反抗

不管這個體制展現了多少瘡疤坑洞與殘缺,上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ret Thatcher)的名言「別無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終究還是有點說服力的。既然別無出路,「民主」這回事就顯得特別索然無味。台灣算是有過些民主改革的,百萬群眾上街頭也發生過,社會生活的面貌也確實不同了。但是,不管下一任選上的是哪個黨哪個人,換湯不換藥,是可以預期的。「國家競爭力」,換句話說,大老闆們想來我們這兒投資的意願,總是會被擺得比任何政治人物賭咒發誓的形形色色的政見主張還要優先,即使投票者早就看穿了那些人唯利是圖的心肝一百次。

這倒不是說受壓迫者的反抗意志與行動當真沒了。在台灣,2012到13年的交替之際,一群16年前被外逃資本家坑了一輩子血汗錢的老工人,正冒著寒風冷雨跟警察搏鬥著。以中老年女性居多的這些台灣第一代工人可是堅持戰鬥了十幾年啊。十幾年,有多少人辦得到?但是,即使我們從她們長期的實際行動看到了堅毅,她們身上的抗議標語是黑底白字的「悲」、「怒」、「恨」,她們受訪時總是說,自己是命苦才會走上抗議這條路。只有去聲援阿公阿嬤的青澀學生會夢想,積沙成塔的力量說不定有一天真能打造出新天新地。但是,這樣的夢似乎總是短暫而私密的,說出來怕被人笑話了。從2008年的金融核爆開始,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群眾抗議,多半如此:無數自衛的戰鬥,卻少有積極的進攻。

社會運動這種雖不死卻疲憊的精神面貌,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一種後果。這與上世紀30年代的狀況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那次的資本主義全球危機中,瀰漫在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到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的,是一種新社會即將到來的、黎明前的黑暗的說法與感覺。「這是最後的鬥爭」!那時的人唱的《國際歌》與現在並無二致,但是似乎多了幾分相信。

之後的幾十年內,經過種種浩劫與前仆後繼,法西斯倒台了、殖民地獨立了、一個個新國家宣佈成立了,種種足以讓幾代人含笑赴死犧牲的原則與主張,似乎都有了成為現實的可能。但是,就在這些高潮之後,「聰明人」說話了:醒了吧,出路是不存在的。

中國大陸官方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時,恰好也就是「別無出路」一說開始盛行之時。蘇聯東歐集團灰溜溜地倒了,中國大陸開始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美國日本的實質工資停止增長,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岌岌可危,全球凡交通可及又人民貧困之處,都變成了一個個互相割喉競爭的加工出口區,而之前冷戰對峙時表現得無比文明理性的各國資產階級及其說客們,蠻橫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

雖然從2001年於巴西愉港 (Porto Alegre) 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開始,反全球化的抗議者們打出 ”One No, Many Yeses!” 的口號,似乎要繞過之前種種糾葛與陰影,要團結起所有反對現秩序的、從四面八方來、又打算往四面八方去的形形色色的團體、運動、NGO、倡議組織、小政黨、與熱心者,雖然從委內瑞拉的新政府到突尼西亞的人民革命看來正在把這種或那種 Yeses 在較大規模上轉化為現實,”No!” 至今為止依然是種種抗議中,群眾唯一夠理直氣壯地怒吼的主調。

死結中的死結,就在曹征路的《民主課》所要處理的事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革命:一點背景

對現秩序說「不」,意味著什麼?1776與1789年的美國與法國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提出了民主法治、三權分立相制衡,但是之後的兩百多年,共和國一次次成了欺凌他人的帝國、成了富豪寡頭的玩物。在工業革命之下,19世紀的工人運動,從各式各樣的反抗與夢想逐漸匯聚出幾種政治綱領──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改良主義,等等──要消滅人間不平,帶來「真正的歷史」。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帶來了各國富豪權貴的恐懼與勞動人民和受壓迫民族的希望,中國從1911到1949年的革命說明了受壓迫民族是可以解放自己的,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中,新獨立國家的領袖們談論著擺脫殖民主子之後的世界。

但是,與革命的勃興同時被發現的,是革命的陰暗面與背叛:蘇聯的格別烏與古拉格並不比別國的特務與監獄好些,蘇共對盟國與「兄弟黨」的高傲也不亞於華盛頓對「自由世界」盟邦的盛氣凌人。蘇聯國內社會生活裡,黨政企業幹部與科技專家的權威,與美國國內政客、企業主管與科技專家的權威,在當時的各種比較研究中看來,並無根本性的差異。於是,有此一說,在兩陣營追求現代化的競賽中,真正發生的,不是這種或那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而是同一種牢籠的出現:官僚、理性、技術、科學、秩序,機器對人類的統治,人役於物。[1]

這時,1963到1964年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一系列公開論爭,維繫了各地反抗者的希望。[2]就算外人讀不懂論戰中的理論與實際糾葛、難決定要不要支持那邊,確定的是:社會主義陣營還是個「運動」,不是僵化「極權」的鐵板一塊,裡面有矛盾爭議,因而有變化有生機。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當年八月毛澤東的大字報「砲打司令部」,讓全球各地的人們爭相走告:來了,終於來了。馬克思主義者歷來宣稱組黨建軍奪權肅反,為的都是最終消滅一切階級制度,讓國家自然消亡,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之前在關於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種種報導中,我們似乎只看到黨代替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只看到革命者成了新官僚,這下,中國要來真的了!革命真的不僅僅是改朝換代!

當時還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台灣政府似乎也在欣喜:匪黨自取滅亡之日到矣,我們快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快逼著學生們多背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快宣揚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就在台北,恢復舊山河指日可待。極少數年輕人不信這套,偷聽著短波收音機傳來的各種宣言文告,試圖瞭解這個劃時代的變化,之後多半被告密逮捕,戴上個稀奇罪名丟進黑牢,但依舊相信著黎明。陳映真只是其中的一位。

1976到78年的風波過後,文革的「真相」被統一口徑地宣布了:十年浩劫!

1981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檔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是正式地敲板定案。之前之後的幾年,由「傷痕文學」表現的那些人的歷史經驗,看來是如此地真實、如此地辛酸與荒謬、如此地慘無人道。[3]原來,國民黨向來所宣傳的那些,竟然都是真的!

於是,出了監牢的陳映真所寫的小說〈山路〉中,那個為了隱藏在自己心裡的革命而默默付出一生的女性,在聽到中國大陸傳來的消息之後,活活餓死了自己。

從此之後,即使經歷過那些年那些事的幾億人還好端端地活著,在黨「不爭論」的大原則下,除了「十年浩劫」之外的一切說法只能在私下流串著。革命,「不就是一群傻B加上個能說會道的嗎?」[4]不僅如此,誰要真相信法國大革命以來那些「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什麼的,就必然落得喪盡天良,不是侮辱踐踏別人,就是自己被侮辱踐踏,多半還得這兩個角色輪著當。

如果歷史定律當真如此,再看到多少世間不平,再懷抱多少雄心壯志,現今唯一可說的,只是「不!」,能打出的口號,只有「悲」、「怒」、「恨」。就這樣,又過了三十幾年。

認識文革:從瘖啞到發聲

親歷文革的幾代人逐漸死去,當時最年輕的也屆齡退休的21世紀初期,終於,「傷痕文學」之外,真實而多面向的文革敘事開始出現了。錢理群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這種敘事的一個代表。[5]在「當代的大字報」網際網路(互聯網)上,更是百花齊放,只要大陸網民肯花力氣「爬牆」,各代人的各種觀點都看得到,沒法被「和諧」掉。[6]在這些從國際大歷史到地方秘辛、從理論耙梳到個人證言的寫作中,作家曹征路於2011年在網路上發表的小說《民主課》或許是最為立體地表現了一種對文革的底層觀點的作品之一。

曹征路1949年生於上海,少年時當過插隊知青,後來當過兵,之後成為作家,進了文聯與作協,擁護過改革開放,1990年代落腳在深圳,現在是深圳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他和同代的許多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生命軌跡類似。2004年曹征路發表了產生強大震撼力的中篇小說《那兒》,在中國大陸文學界、知識界、乃至大量讀者與網民之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辯與討論。

《那兒》的題目引自《國際歌》裡的「英特納雄耐爾」,[7] 但在故事中,成了下崗工人社區裡一位老奶奶叨唸著的:「好,好,那兒好。」在日趨貧困的工人們奔走抗爭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轉折起伏中,老奶奶的「那兒好」點出了這個看似卑微無用、螳臂擋車的自衛抗爭,與一段曾經轟轟烈烈的世界史中的運動的關連。這樣的抗爭、這樣的堅持與妥協、這樣的失敗,在台灣的我們並不陌生,年年都有。但是我們這兒從來沒有老奶奶會唱:「英特納雄那兒」,會說「那兒好」。

在評論曹征路的《那兒》時,陳映真說:「作家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與生產勞動的巨大距離,和台灣工人集體記憶中缺少鬥爭與勝利的記憶,使台灣產生不了像《那兒》的作品,也產生不了像曹征路的作家。」他又說:「讀《那兒》後的激動,也有『這樣的作品終究出現了』的感覺,覺得事有必至,理所當然。」[8]

之所以理所當然,陳映真指的是1990年代初他開始看到的,徹底改變了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社會形態的「改革」。事實上,回頭看,到底這個社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一個革命的火車頭轉向、奔向今日的「世界工廠」與全球貧富差距最巨大的國家,恐怕並不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逐漸塵埃落定之時,鄧小平著名的1992年「南巡講話」,而是更早。至於是1978年鄧小平的上臺?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還是更早以前,當千千萬萬身為「革命接班人」的普通中國老百姓已經開始對這種那種的運動感到索然無味之時?這是重大的歷史課題,缺乏了如《民主課》所呈現的活生生地充滿了矛盾的百姓觀點,不可能會有深刻切中的分析。

海明威說過:「所有的好書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比真實事件還真實。」透過文學手法表現出一個個有堅強也有軟弱、有高尚理想也有私人心機、有清晰思緒也有糊塗愚昧的代表性人物,在那個時空脈絡下的經歷與想法,曹征路所表現的文革,絕不是什麼愚民被巨奸蠱惑的災難,而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試圖在歷史限制之下搞革命的挫敗,是具體的人針對一段具體歷史實踐所累積出的真實矛盾的反應。是「自己教育自己」的民主課。這場教育沒成功,最終導致幾乎每個參與者都以不同方式感受到的挫折失敗,但是,不理解這些挫折失敗,後世的人肯定還會再絆倒在同一塊石頭上。

與《那兒》和之後同樣轟動的《霓虹》、《問蒼茫》不同,《民主課》於2011年4月完稿之後,在大陸並沒有什麼機關學會刊物等等組織研究、召開研討會來討論,相反地,在高層權鬥的詭譎形勢中,文革似乎又再度成了禁忌話題。甚至連各網站轉載的《民主課》全文都逐漸消失。台灣的網路刊物《批判與再造》反而能夠持續刊載關於這篇作品的討論。

《民主課》在網路上初發表時,某網友評論道:「終於有人撕開了文革敘事的鐵幕!」另一網友反對,說他本人在當時「從未遇到過曹征路這裡描寫的那種君子國景象。」也有人說:「主流媒體對文革時期的描述確實和曹征路寫的大不一樣,哪個更真實?哪種描寫更符合歷史實際?恐怕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而且多數人與少數人的答案肯定不一樣,這才是作品存在的理由。」無論如何,看來,對某些人來說,《民主課》的確是不好對付的。

作為一個以社會科學為主的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比較少出版文學作品。可是,考慮到這個作品所能引發的討論,《台社》仍然很高興能夠出版《民主課》。出版過程中,感謝《批判與再造》總編輯杜繼平與香港理工大學嚴海蓉教授的大力協助。除了本文之外,本書中所收錄的作家澹然的評論〈怒放的惡之花──讀曹征路的新作《民主課》〉與嚴海蓉所做的訪問〈反思不是妖魔化:和曹征路談《民主課》〉都曾刊載於《批判與再造》與其他網站。

對於作品中所出現的無數大陸文革時期的常用專有名詞與政治套話,我們知道,非但台灣讀者理解有困難,較年輕的大陸讀者恐怕也很不熟悉。但是,言詞風格也是時空氛圍的一個面向。大陸讀者或許多問問長輩就能略知梗概,外地讀者恐怕就得多上網爬文做研究才能搞懂,總之,自己教育自己吧。

2013年元月

[1] 例如: Marcuse, Herbert 馬庫色(1964/1990),《單向度的人 :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 譯,台北:久大。.

[2] 人民出版社編(1965),《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

[3] 值得注意的是,「傷痕文學」的主調──瘋狂復仇的群眾、恣意妄為的革命領導、無辜受害的高貴靈魂等等,同樣出現在19世紀上半葉,法國大革命退潮時的文學作品中,如狄更斯的《雙城記》。

[4] 黃紀蘇(2000)舞台劇《切.格瓦拉》。

[5] 錢理群(2012)《毛澤東時代雨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台北:聯經。

[6] 例如《中國文革研究網

[7] 法文Internationale,。1871年《國際歌》原作詞者,巴黎公社的倖存積極份子歐仁·鮑狄埃(Eugène Pottier)寫作時,指的是當時的國際工人協會,即後來所稱的「第一國際」。後來各國翻譯《國際歌》歌詞時多半盡可能將此一詞保留原文發音。

[8] 陳映真(2006),〈從台灣看《那兒》〉,《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春》,台北:人間出版社:345頁。

臉書討論

回應

不破不立。

將顛倒的歷史顛倒回來,讓兩岸人民瞭解「文革」真相,衝破謊言的羅網與「偽歷史」的鐵幕,還原真正的「人民歷史」真相,解除矇蔽人民心智的魔咒,這是浩大而尖銳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類要救亡圖存,必須喚醒夢幻中的人民。人民將如同從沉睡中清醒的巨人,掙脫「新自由主義」的枷鎖,超越「資產階級假民主」,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以改善人類的危急處境。

六十年代
http://www.60nd.org/

「文革」期間「走資派」操控、綁架了下述運動,「打著紅旗反紅旗」,鎮壓左派。

1966年6、7月:「走資派」下派「工作組」到各大高校與工廠,實施了50天的「白色恐怖」,成功地轉移了「文革」的運動方向和打擊目標,保護「走資派」並鎮壓「造反派」,僅僅在北京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就超過15000人,並且發動「抄家」、「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鬥爭黑五類」等運動,以模糊焦點。

1967年初起:「二月逆流」(大鬧懷仁堂)及四月「大鬧京西賓館」前後,「走資派」開始利用軍隊鎮壓「造反派」,並且加強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挑撥離間,分化人民,組織部分工人、農民、幹部,形成保守派群眾組織,鼓動群眾鬥群眾,以對抗「造反派」,因而武鬥升級,「造反派」被迫「文攻武衛」。

1967年8月底至1974年初:七·二〇事件(武漢兵變)後,在保守派軍頭威懾下,為了避免內戰,不得不「棄卒保帥」,王、關、戚因而垮台,開始「清查五一六」運動,「走資派」趁勢利用「清查五一六」,長期地、大規模地鎮壓「造反派」。

1968年5月起:「清理階級隊伍」

1970初起:「一打三反」

1975年初起:「治理整頓 」

廣西文革列傳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69564&boardid=1

詩曰:朗朗乾坤,血雨驟腥風。冤魂屍骨遍人間,是誰造下妖孽。

八桂大地子民,慘遭丑類逞兇. 危國強虜應灰滅,待春風化雨冰雪。

這首《清平樂》說的是西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西各地發生大屠殺之事。列位看官,你知道廣西當時被非法殺害的有多少人,說出來著實令人心驚膽寒,最保守的估計,無辜慘死者當在十萬以上。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至今仍然叫人無法理解,無法相信。但,這是血淋淋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可以說,這是廣西乃至整個中國自古以來極為少有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人們知道,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殘殺中國人民,欠下了中國人民的累累血債。一九六八年的廣西大屠殺,其殺人手段之殘忍,殺人數量之多,比起當年日本法西斯在廣西的殺人來說,真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六八年,廣西大屠殺的殺人兇手們,殺人手段五花八門,與日本法西斯相比更有所創新。有開大會公開槍殺的,也有秘密處死的;有成批集體槍殺的,也有個別用刀慢慢割死的;有在批鬥﹑游鬥中用木棍打死,石頭砸死, 更有打死後用刀挖心肝﹑割肉煮食的;有的婦女先被強姦﹑輪奸後再被打死,也有先殺死丈夫再強姦妻女的;有老人﹑兒童被殺的,更有全家被殺絕家財被搶佔的。真乃無其不有,殘忍至極。當時還美其名曰是:「 保衛紅色政權」 ,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颱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群眾專政」。這實在是人性的大毀滅,是獸性的倡狂大表演。人類社會的歷史難道倒退到了野蠻時代嗎?

看官們必定會問,人類社會進入到了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早就步入了文明時代了,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何以會出現如此野蠻的大屠殺呢?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發生和發展過程的。一九六八廣西的大屠殺,其原因當然與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與那個時代民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有關,但直接的原因則是由於廣西當時獨裁統治者韋國清,這個號稱「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女」,「一代英才﹑億人敬仰」的韋國清,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他﹑正是因為他使廣西產生了兩大派,而他大玩手腕支一派﹑壓一派,最終導致了大屠殺的產生。

韋國清及其許許多多的殺人兇手們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今天活著的人們回首當年之事,旨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牢記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牢記那些慘死的冤魂,建立今天真正的法制社會,是人們最大的心願。

要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又是如何傳到廣西的,廣西又是如何分成兩大派,韋國清又是如何支一派﹑壓一派以至後來又是如何發生大屠殺,讓筆者給你慢慢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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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革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是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批判黨內一些人官僚主義傾向。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很重要的一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是因為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影響,「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官僚主義的思想在很多人心中還是存在的。另外,長期軍隊生活的經歷,也讓很多幹部養成了命令主義式的工作作風,要求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不大考慮普通群眾的利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模式,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部門和官僚,讓人民參與到國家和社會的管理當中。

毛主席說過這樣一段話:「現在就有這麼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了,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的,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製造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應該革掉......」。 “……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其實毛澤東一開始並沒有想搞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了解決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解決思想路線問題,解決工作方法問題,他先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又在黨內推動了兩大運動:在農村和城市基層政權組織內部開始進行四清和五反,在黨內高層開展以中蘇論戰文章寫作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過程。但是都搞得不是很理想,所以後來才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中,官僚系統、各級黨政組織下派工作組,歪曲了毛澤東的最初思想。根據 「四個交叉」理論和後來的桃園經驗開展的四清運動,最重要的方面演變成對全部下級幹部搞「上樓洗澡」和「放包袱」的運動。如果當地幹部不能配合工作隊,不能積極主動地檢舉別人,那麼就淪為被打倒的物件。按照這樣的方式,自然就迫使基層幹部完全服從高級幹部,使得官僚階層結為一個死黨,從而最有效的保證官僚集團的整體利益。毛澤東後來批判這樣的做法是「執行了一條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和搞「馴服工具論」。

後來毛澤東決心搞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最初50天,1966年6月、7月,各級黨委依舊還是先下派工作組到各大高校與工廠的組織,由其負責領導文化大革命。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當做又一次反右運動來搞。

各地的當權派下派工作組,利用手中掌握的國家政權和輿論機器,成功地轉移了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方向和打擊矛頭。在初期的「排除干擾」,「抓游魚」等運動中,北京在運動初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超過15000人。在十六條發佈之後,各地發動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運動,還有作為資反路線組織部分的抄家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等等,都是當權派按照自身需要佈置的,這些動作一方面是成功地把運動方向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成功壓制造反派的行動。

毛澤東後來抨擊工作組的50天為「白色恐怖的50天」。

在這50天之後,毛澤東和中央決定取消工作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紅衛兵造反派才漸漸興起。他們在最初50天遭到了很大的打擊和壓迫,在毛澤東的鼓勵下才慢慢興起。不過即使造反派的學生興起了,即使有毛澤東的一定的支援,他們依舊是弱勢群體。當權派官僚系統借用手中的國家政權和資源,利用軍隊鎮壓過他們。後來等到軍委發文禁止時,他們又組織工人、農民,組織起自己的保守派組織,來對抗造反派組織,來保衛自己。

毛澤東並不想將官僚系統打倒在地,他也無法指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紅衛兵組織能夠替代官僚系統來管理國家。他只是想讓人民群眾能夠起來一下,教訓教訓官僚。無奈這些官僚們抵觸心理格外嚴重。他們要動用手中的資源轉移鬥爭方向,批鬥普通群眾,批鬥知識份子。毛澤東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毛澤東禁止「挑動群眾鬥群眾」,可是當權派官僚組織卻都不聽。所以才造成了文革的天下大亂。

那時候,很多官員不理解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因此站在了毛的對立面。就連現在已經完全認同毛澤東的馬賓、巍巍、李爾重等人當年也不理解文革。黨內很多高級幹部,如陳雲、李先念等都是類似的,這些人當年和毛主席產生分歧僅僅是認識問題,並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後來,目睹蘇聯解體、資本復辟,中國也通過鄧小平等人的改革逐漸走向資本主義,他們才想起毛主席對蘇聯的預見,才慢慢理解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偉大。即使是當初非常反對文革的王任重、彭真等人,經過改革開放、蘇聯解體的教育,後來思想也有所轉變。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爭,其實也是人民內部矛盾。那時候,真正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一小撮,很多人僅僅是認識問題。

—— 在白色恐怖的50天

昨天下午,我讀了牧川的《史上最牛篡改:看《南方週末》如何歪曲歷史》一文後,又讀了附件季承的《我和父親季羨林》。

請看他下面的一段文字:

「文革一開始,我和叔祖母就幹了一些蠢事。我們想把父親的許多舊信處理掉。於是我們就在樓後面焚燒。正焚燒之間,恰巧有一隊紅衛兵走過。立即過來詢問並把火澆滅,把未燒完的信件拿走。於是這便成了父親的一大罪狀。”

此文雖不足百字,但卻露了大馬腳——文革一開始就有紅衛兵,真乃天下奇聞也!

文革開始的50多天裡,正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倡狂肆虐的時候,人稱「白色恐怖50天」,而紅衛兵則是這50天之後才誕生的。這個歷史事實是當年人所共知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裡,是走資派無情地迫害了你的「寶貝」爹爹,擾亂了你溫馨家庭平靜。這筆帳該算在誰的頭上十分清楚。季承當年已是科級幹部了,對此他心裡也是十分明白的。而如今,像他爹一樣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二字!

氣憤之余,老漢心裡久久不能平靜。一種強烈的責任感驅使我,要用所知道的事實還原歷史,以正視聽。因而,在此說一下我在文革中「白色恐怖50天」裡的經歷。

1966年6——7月間,我當時正值大二期末,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我也是熱血青年,加上受《五四》運動和《一·二九》的影響,十分想革命,但又不知怎樣革命、革誰的命。除了參加學校組織的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話》等活動外,整天無所事事,在苦悶彷徨中度過······。

突然有一天,我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這次運動和五七年反右一樣,要抓右派,而且規模比57年還要大。(上小學時,對反右就十分反感,所以,對此不以為然)並交給我一項任務,讓我在第二天市里組織的夾道歡迎朝鮮崔庸鍵委員長的歡迎儀式上監視我的一位同學,防止他往車隊裡撇石頭,告洋狀。雖然我內心十分不解,沒把同學想的那麼壞,覺得他只是心直口快,愛爭論而已,但我還是執行了任務,當了一回不光彩的「小特務」,然而,我的那位同學根本沒有什麼異常行為,和我們一樣規規矩矩地迎接外賓。( 後來這位同學成了造反派,追查整他們的「黑材料」。「白色恐怖50天」殃及了好多無辜同學,這就是文革中xx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過之一。)

從此,校園越來越不平靜了,開始批鬥老師。我看不出老師有什麼問題,沒參加過批鬥會,聽說還給老師抹了黑臉、戴了高帽。其中就有一位俄語老師,罪名是穿著時髦,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久前,她還指導我如何游泳,我是很同情她的。
也許是因為我參加運動不積極,還是有其他原因。一天,班長和支部書記又找我談話,讓我寫批判老師的大字報。我說:「我沒看出老師有什麼錯誤觀點和言論,寫什麼呀。」他們授意我假批也得寫,在運動中有所表現。第二天,當我去貼連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大字報時,只見往日空蕩蕩的樓道裡,貼滿了批判老師的大字報。我貼完大字報,回過頭來,看見被我「批判」李老師站在我的身後表情凝重地閱讀著。面對尷尬窘境,我愧疚地匆匆走開······。

一天,學校組織看受批判影片《桃花扇》。看完不到兩個小時,宿舍樓門前就就貼出《徐謙大贊桃花扇》的大字報,並勒令徐謙老師搬出學生宿舍。(這位老師夫婦剛從內蒙一所大學調到我校,臨時住在學生宿舍)第二天,又貼出第二張大字報,題目是《徐遷不行。必須速遷》。下午只見老兩口悻悻地「搬家,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幫忙,叫人好不心酸。

後來,在去食堂的路上,又見到王教授的小樓門上,貼出了一幅對聯。
上聯是:洞小妖風大;
下聯是:池淺王八多。

此後,大字報逐步升級了。班長和支部書記牽頭寫了一張以《秋冬兩季的xxx》為題的大字報,表面上是批判老師,實質是把矛頭對準了同學。學生對學生、學生對老師自相撕殺的混亂局面越演越烈。

以上,就是我在文革「白色恐怖50天」裡,親身經歷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學生鬥學生,挑動學生鬥老師,轉移運動大方向,保護走資派的真實情況。過了這50天之後,才知道確實整了一些同學的「黑材料」,準備把他們打成右派。(其中可能就有被我「監視」過的同學。好在我實事求是,沒有落井下石,所以我心安理得。現在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1966年8月5日 ,毛主席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校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在全校範圍內,出現了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保皇派消毀「黑材料」的風波。也知道了我的班長和支部書記的幕後操縱者,是省市委派下來的「聯絡員」(旅行工作組的職責)而指揮省市委的則是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6年8月下旬,我校和其他院校一樣,開始成立紅衛兵組織。8月末,我們戴上紅衛兵袖標,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2008年9月,在參加50周年校慶的酒桌上,我們的導員老師深情地說:「文革初期,我為啥對你們捂著按著的?就怕你們被打成右派,畢業不分配工作。這樣,你們的書不是白念了嗎,父母的心不是白操了嗎······。」一席話說得我們昏花老眼濕潤了,有的女同學已在偷偷地擦淚,······熱烈的場面頓時凝重下來。

這無聲的沉默,就是過了四十多年後,已是滿頭白髮的師生們,共同迸發出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強有力的批判和聲討!

事實勝於雄辯。為了還歷史于清白,願把我知道的事情繼續告訴網友和子孫後代
呂言夫 文革初期蘭州大學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節錄)

轉自 旗幟網

我首先亮明身份。我不是造反派,當然也不存在造反起家,連個副科級也不是,更沒有打砸搶行為;我也不是保守派;我是在一個小範圍執行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頭目,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在清算「資反路線」時受到了批判,以後成了消遙派。

1966年6月初,甘肅省委工作組進駐蘭州大學。6月7日學生貼大字報,圍繞校黨委展開辯論,省委工作組支一派、壓一派,被壓一派不服,雙方到大禮堂辯論,辯論異常激烈,省委工作組組長張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時收不了場。校長江隆基出面解了圍。同學不服,當晚,有不少學生給中央打電報反映情況,院內師生議論紛紛,空氣異常緊長,省委怕學生上街,作了防範,並連夜組成蘭州大學文化革命工作團、起草《文告》,天明6月8日,省委工作團進駐蘭州大學,反復廣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禮堂主席臺發言、遞條子準備發言不跟省委工作組走的,一律定為反革命;凡是給中央打電報的一律定為反革命;併發動群眾互相揭發,凡有反工作組言論的,一律定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團進校開始組建前文革,開始叫領導小組,後來改稱蘭州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各系、處、室建立相應組織。當時,我是蘭州大學圖書館、體育教研室兩單位積極分子組長(相當於前文革組長)、在省委工作組領導下工作。可以這樣說1966年6月10日至1966年8月10日,圖書館、體育教研室文革中發生的問題,省委工作組第一位負責,我第二位負責。

當時省委曾三次反省委蘭大工作團的右傾,每反一次右傾,蘭州大學掀起一次鬥爭高潮,尤其6月17日夜,大操場形成鬥爭風暴,幾千人湧向操場,沒有統一組織,各自為政、各自為鬥,場面十分混亂。一次在大操場揪鬥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長江隆基就是這天被拉出來批鬥的,聽說有人揪頭髮,把鞋都跑丟了。這天,圖書館、體育教研室在操場鬥爭了劉佛吾、滿達人、靖欽恕等三個人。操場人很多,場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滿達人拉上來,當把劉佛吾從桌子上拉下來,把滿達人拉上去之時,被圖書館、體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劉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腳。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血雨腥風,人人自危,現在一般人難於想像當時的情景。比如圖書館一女同志從「四清」前線回來,有人三次向我建議揪鬥她,並同另一位副組長一齊向我建議,進而在大眾場合向我建議。我立即請示關東興組長,關組長反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她從「四清」前線回蘭州有何任務?咱揪鬥後她還去不去「四清」?我建議向學校工作團寫報告,調她回來參加文化革命。關組長同意,剛研究後,那個人跟上來再次建議,我向她說明了情況。如果不積極採取措施,我就自身難保,就會被拉出來批鬥。

7月5日晚,在女生樓前鬥爭體育教研室副主任緱正春,李顯朝等,有人大喊「游!」有人推著二人就跑,跑了三、五十米,我忍無可忍,下意識的喊「停!」此時操場上有幾個學生大罵我們是保皇派!我也很內懼,體育教研室楊耀林老師說:我知道他們是數學系學生,我讓楊老師陪我到拐角樓4樓,向這幾位同學作賠禮式的道歉!當時,我雖為組長,我不敢輕易到校園走動,如在校園碰到熟人、朋友被批鬥,硬拉我去揭發,我無法應對,所以,除必須外,一般我不輕易到校園走動。

在三次反右傾的同時,甘肅省委大樹特樹蘭州大學學生李貴子為西北學生的一面旗幟,省委書記處書記裴孟飛、馬繼孔等多次在公開場後表態:「同蘭州大學革命師生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並組織省地市許多單位和團體到蘭州大學,一是聲援蘭大;二是向蘭大學習、致敬!越是這樣,蘭大的鬥爭越是殘酷。蘭州大學就是蘭州大學,受毛澤東教導的廣大師生,開始發生懷疑。「辦社會主義大學,就這麼多反革命?那還辦大學幹什麼?」這幾乎是革命師生的共識,最有名的就是朱陸張事件,就是朱選、陸寶珍、張明生。其中朱選是蘭大籌委會主任。他們公然提出同省委的分歧意見。遭到了 「圍剿」。我是小蘿蔔頭,也產生懷疑,曾到籌委會說明觀點,一名女同學齊玉蘭接待我。她很策略地說:「現在形勢很複雜,我們都要動腦子多想一想。」第二天上午,她就被拉出來批鬥,當然她沒有揭發我,我也沒有揭發她,在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形勢下,張超仁同學留下了錚錚誓言撞火車而死,女同學鄺××墜樓致殘。中文系學生張海晏被打的死去活來,全校打擊面占32.3%(據江隆基專案調查團統計)。圖書館、體育教研室打擊面占26.3%,圖書館、體育教研室基本無打人現象。這就是在50多天裡執行資反路線,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的一個側面。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了資反路線,甘肅省委蘭州大學文化革命工作團工作人員和蘭大前文革人員,受到批鬥和批判,當時被樹為西北學生一面旗幟的李貴子被抓了起來,在批判資反路線時,許多人才明白,原來資反路線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線對著幹的路線,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走資派的路線。走資派們不引火繞身,卻派出工作團、組去鎮壓群眾,蘭州大學當時5000多人,幾乎鬥了1/3,(打擊面32.3%)一是我當時所處環境,根本不知道黨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二是中央和省委是中共最高級和次高級領導機關,當時以為是值得信賴的;三是有人打著中央旗號,動用中央媒體,大造輿論,即打著紅旗反紅旗,我無此鬥爭經驗,所以上當受騙是必然的。

現在時過境遷了,有人說「永不翻案」,現在已經翻案,如果僅是翻案,比如說過去說我是「中國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搞翻案可用事實、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走資派,證明他們搞錯了,這叫翻案。可是有些人,卻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鎮壓群眾,加在毛主席頭上。難道這是大丈夫所為,是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所為。這就不僅是翻案問題,是什麼問題留給讀者去思考。

其次,主席死後,某些人物登臺,劉少奇不再是中國赫魯雪夫和最大的走資派,以國家主席身份舉行了國葬;「中國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死不改悔走資派」成了「第二代偉大領袖」。原省委書記汪鋒們也都官復原職,草民覺得好漢作事好漢當,你們當年推行「資反路線」,今天已不是資反路線了,你們同省委一級領導們又恢復了往日的天堂。那麼追隨你們執行資反路線,受到批判,甚至被鬥、被管,如省委工作團長龍炳初將軍,副團長李磊被批鬥,李貴子(學生)被管,李貴子以下前文革大小頭目受批判。你們可曾光顧過?比如說,凡是1966年5月底至8月初,前文革期間跟隨劉、鄧犯錯誤的一律平反,並給予適當優惠政策。大小劉鄧們沒有一個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尤其是你們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平了反。這些人對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批鬥過他們的人,一直耿耿于懷,一有機會就給這些同志墊磚。這一點,你們這些大人物可能沒有體會。也沒有想到過吧。

文革已經過去許多年了,相當一部分尤其年輕人要求重新認識文化革命,所以,一切正直的共產黨人和有良知的親歷者,都要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須知:權力只是一時的,歷史的真相是萬古千秋的,一個人一手遮不了天,因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歷史是後人寫的。

呂言夫

2013-6-8
紅色中國
戚本禹痛斥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有很多謊言和捏造 ... ...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9978

《歷史的真實 - 評〈李志綏回憶錄〉》林克、吳旭君、徐濤 著
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maolsh/maolsh.html

原屬「中時集團」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曾經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反共反毛的偽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即《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的中文版﹞,及時配合當時全球﹝包括大陸﹞「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反共宣傳攻勢。

請參考
2008/09/01 思想
一個台灣人的毛派之路:回應「新民主主義者」陳明忠先生
陳信行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9119
回應「惡毒的偽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摘錄自
《歷史的真實 - 評〈李志綏回憶錄〉》林克、吳旭君、徐濤 著
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maolsh/maolsh.html

精心製作的政治宣傳品

(二)集體創作的「回憶錄」成書過程

我在前面就說過,單憑我所熟知的李志綏那點能力和經歷,是不可能寫出這本書的。「回憶錄」英文版的「鳴謝」名單證實了這一點。

最近,「回憶錄」的英譯者戴鴻超在臺灣出版的《傳記文學》雜誌第六十六卷第四期上發表《英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回憶》一文,對成書經過略有透露,也證明了這一點。從英文版的「鳴謝」名單裡可以看出,程度不同地參與這本書的竟有二十六人之多。

名列榜首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鳴謝」裡說黎安友「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本書的出版工作」,戴鴻超則說黎安友被聘為該書的顧問。這位教授又是「回憶錄」前言的作者。這個前言可以說是整部「回憶錄」的一個概括,是全書的「點睛之筆」,說出一些李志綏不便說的話。也可以說,這本「回憶錄」就是按照這篇前言所透露的意圖寫出來的。

其次是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女士。「鳴謝」裡說她的貢獻是「使這本書更加適合非中文讀者的口味」 , 並且負責「監督」 (supervision)許亞民(Yamin Xu)的工作,將李志綏的回憶同其他人寫到的有關回憶毛的內容相比照。關於這位女士怎樣插手「回憶錄」的工作,戴氏透露了如下情況:當筆者(指戴氏。——林克)的譯稿交到藍登書屋總編輯兼副總經理(Jason Epstein)手中以後,「他認為李醫生寫作態度太過客觀,只是記事,不表示意見」。

「編者有這樣的理想,便需大動干戈,編修文稿,要李醫生提供三類新資料:(一)李的身世及經歷,(二)李對毛的看法及評語,(三)原文稿衍生的各項問題。李醫生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已簽約在先,同意出版書局有權增刪資料,只好勉為其難。一九九一年春天,由黎安友教授推薦,李醫生出資聘請一位修習中國文史的石文安女士作為助理編輯。一方面與李連續面談,搜集上述三類資料;一方面協助編修工作。”

「哪曉得這位助編一晃之下,花去兩三年的時間,才完成任務。」「據筆者的看法,她的編修工作,非常成功,把原本是一部歷史性文稿變成了一本兼具文學氣質的作品。可是這期間,她與李醫生之間,或多或少發生不同意見。”

再次是戴鴻超。他的任務是把李志綏的「回憶錄」初稿譯成英文,供黎安友和石文安等人「大動干戈」地進行「編修」,「定為標準版」。

再其次是許亞民。此人是李志綏進行中文寫作時的助手。「鳴謝」中說,許亞民的工作同中文原始稿及英文稿本都有密切的關係,「做了許多有益的建設性工作」。但他的工作要在石文安女士的「監督」下進行。

除了上述四位重要人物,據李志綏說,還有美國一些學者在英文書稿的不同階段,讀過並且評論過這本書。李志綏在談到這些學者讀過並且評論過的「英文書槁」時, 用了另一個詞「the English draft」,而且說明是「在其不同階段」。也就是說, 在「中文原始稿」(the originaI Chinese text)和「英文稿本」(the English manuscript)之外,英文本「回憶錄」正式出版以前,還有過一系列不斷修改增補的「英文草稿」。李志綏說:「他們的意見和鼓勵,是極其有價值的。”

此外, 還有藍登書屋的人員參與此書出版。 還有羅伯特•巴爾內特(RobertBarnett)作為李志綏的「版權代理人」。據李志綏稱,此人給他以強有力的支援,鼓勵他「渡過了困難的日子」。夏元瑜允許李志綏使用他的一張中南海示意圖。還有田北辰(Tian Beichen)將李的「部分日記」從北京帶到美國。

這樣,通過李志綏在「嗚謝」中提供的名單,我們終於發現了這本「回憶錄」的參與者和策劃者了,也知道這本書在寫出「原著」之後,如何經過多人之手、又「花去兩三年的時間」才「編修」完成的過程了。他們以為掌握了李志綏這樣一個有著「特殊身份」的人,又「已簽約在先」,「有權增刪資料」,就可以施展瞞天過海的手段,將廣泛收集來的各種資料按照他們的需要拼湊起來,改頭換面,通過李志綏的口,向不了解真相的讀者捏造出一個被完全歪曲和醜化了的毛澤東,從而達到其有計劃有步驟地醜化中國共產黨,根本動搖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的目的。

對於這樣一個罪惡的目的,李志綏和黎安友都直言不諱。李志綏在全書「終曲」中聲稱:「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歷史記錄,申訴給公眾。」這就是李志綏跟他的外國同夥們慣用的語言,說出了他們共同(或稱集體)炮製這本「回憶錄」的意圖所在。

陳小魯「道歉」鬧劇否定中央檔,承認江青正確
紅色中國 2013.10.21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60

陳小魯當年成立西糾的目的是因為看到文革對準父母這些老幹部,於是打著支援文革的旗號反文革—故意打砸破壞文革形象,和真造反紅衛兵打。後來被中央文革叫停,說他們是憲兵隊,且一些頭目被關押。84年有檔為西糾平反,說他們被江青和林彪非法關押。

陳小魯現在為了罵文革道歉,說自己當年行為是錯的、罪行,那就等於否定了84年為他們平反的檔,承認當年江青關押他們的行為是對的;陳小魯必須認為自己是對的,才能否定江青關押他們的行為。還有,他現在道歉,等於為自己反文革的行為道歉。笑死人!

陳小魯道歉邏輯及其荒謬。文革有16條規定,不允許打人。陳小魯違反文革16條打人,那是他個人行為,要他個人道歉,不是文革道歉。這就像改開時代犯罪的不少,很多是違反該開規定的,我不能因此說改開犯罪道歉。他當時反文革打人,那麼他道歉就等於為反文革道歉。按照陳小魯道歉的邏輯,那現在都可以要改開道歉,畢竟改開也有很多犯罪的。

陳小魯與惡行累累的"西糾"
百度貼吧 2013.10.21
http://tieba.baidu.com/p/2662170639

陳小魯是反文革、反毛的「走資派」高幹子女紅衛兵組織「西糾」的頭目,陳小魯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無資格「為」文革道歉。相反地,他應該為破壞文化大革命,壓迫廣大的革命群眾、師生,實行白色恐怖而道歉。陳小魯倒是應該「向」文革、「向」人民,「為」了過去的反文革、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動言行而道歉。

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

把反革命組織"西糾"拿出來示眾 - 西城糾察隊罪行錄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08.3.8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2238

陳小魯、秦曉發起組織的西糾才是老舍先生自盡的元兇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1.8.31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1007

紅貴族"聯動"覆滅記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2.5.27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1087

牛鬼蛇神齊出,漢奸"聯動"翻案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2.6.5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2109

致陳小魯先生的公開信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3.8.25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9210

毛主席47年前的痛斥,陳小魯47年後的反悔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3.10.17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9343

反文革的"聯動"頭子陳小魯為文革道歉太過荒謬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3.10.22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9357

紅色中國網 2013-11-24
從文革極左到改革極右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4111

官宦子弟紛紛道歉恰恰證明了文革中打砸搶的真正元兇是誰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5502
紅色中國 2014-1-14
送交者: 胸有不平 2014年01月13日 于 [天下論壇]

編者按:陳小魯作為「西糾」組織的副司令,對「西糾」幹的眾多破壞文革、轉移文革大方向的打砸搶暴力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更應該向文革和毛主席道歉,而不是指控文革,因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都是反對他們的惡行的。歷史真相早已大白,陳小魯撒謊為天下人所不恥!

近期,陳小魯向受其迫害的老師道歉引發網上熱議。

對年輕人、對中年人、對未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的人、甚至不是那個時代的北京人的外省市的人來說,都可能不知此「道歉事件」背後透露的政治笑話。

陳小魯是陳毅元帥的第三個兒子,文革時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文革中曾改名陳衛東。

1966年8月陳小魯找到北京四中、北京六中的學生,並提議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即文革中名氣很響的「西糾」。此西糾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西糾」的司令是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兒子,北京四中高三學生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

1966年9月4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的《紅衛兵報》第2期出版,此「西糾」自辦的刊物中有一篇《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文中說到:

目 前,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洶湧澎湃之時,階級敵人刮起了一股黑風。他們也喊「造反」,也組織「造反隊」,但他們造的是無產階級之反。...... 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們的革命老首長、老幹部。他們抄革命老首長的家,截革命老首長的車,咒駡革命老首長「生活腐化」、「養尊處 優」,勒令「搬家」,「辭保姆」,打匿名電話進行威脅,等等。這是瘋狂的階級報復!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絕對不能容忍!絕對不能答應!!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已經成立了!你們膽敢「造反」,膽敢「翻案」,膽敢再動我們革命老前輩的一根毫毛,我們就和你們拼命!斷頭流血何所懼!橫掃妖魔全無敵!......

革命的紅衛兵們,立即團結起來!行動起來!保衛國家機關!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前輩的安全!維護社會治安!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的倡狂進攻!

透過此文,我們看到了什麼?就是有造反派要造「生活腐化」、「養尊處優」的官員的反,而他們就是這些官員的兒女,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不同意了!於是他們要起來保護這些官員,保護自己的父母。這就是陳小魯等人發起成立「西糾」的主要目的!

至於「西糾」幹了些什麼,就舉一個例子:

1966年8月27日至9月4日在北京舉辦「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當時如何維護好整個賽場秩序是個難題,於是就有了以下對話:

時 任體委副主任的榮高棠對如何搞好賽場秩序手足無措時,見到正在觀看乒乓球比賽的鄧小平,榮高棠就向鄧小平求救。鄧小平就給他出主意:「找西城糾察隊維持秩 序。」並說:「李××(一李姓高幹之子)的兒子調皮搗蛋,被西糾打了幾個耳光就乖了。」於是,大會警衛處就把「西糾」請來維持秩序。

這段對話說明什麼?一、「西糾」就是個暴力組織,且已暴力成名。二、「西糾」的這個組織和這個組織的暴力得到某些領導的認同。

我們也可從北京四中學生劉輝宣譜寫的《造反歌》,又稱《紅衛兵戰歌》中看到「西糾」的鬥爭矛頭和暴力色彩。

歌詞中唱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

劉輝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紅衛兵,成立「西糾」時,他也成了西糾成員。寫到此大家就明白了,劉輝宣肯定是「老子英雄」。確實是,他的父親也是位老革命。

鄧小平是個最陰險狠毒卑鄙齷齪小人 - 卞仲耘之死

【為了翻案奪權,為了保住權力、掩蓋自己和家人所犯罪行,鄧小平一再殺人滅口而製造巨大血案,這足以告訴世人,鄧小平是一個最陰險狠毒、最卑鄙齷齪的小人。而他將國家引向資本主義的歷史罪責更必須徹底清算,他禍國殃民的路線和政策必須永遠廢棄,否則,中華民族將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卞仲耘,何許人也?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讀點歷史,雖然那段歷史距離我們並不久遠。我曾經說過歷史研究的「燈下黑」現象,距離我們愈近的歷史,卻變得愈加模糊;距離我們遙遠的反而被眾多學者掰扯得清清楚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不言自明。

卞仲耘距離我們就不遙遠,但知道卞仲耘之死的人或許並不太多。根據百度百科可知,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省無為縣人,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她是「文革」發生後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很早就思想先進、嚮往革命,1938年年方22歲的她就與八路軍長沙辦事處取得聯繫,後在武漢投身抗日宣傳;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與丈夫王晶堯一起奔赴共產黨的解放區。建國後,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中共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夏,卞仲耘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始建于1917年,位於北京西城區,是北京市歷史最悠久的中學之一。由於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在這裡,有必要弄清楚卞仲耘被打死一事與鄧榕的關係。鄧榕,1950年生,又名蕭榕,小名毛毛,鄧小平小女兒,人稱「三公主」。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駐美大使館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社長。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在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和《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歌頌鄧小平的豐功偉績,貶低毛主席並控訴文化大革命。

她是鄧小平晚年的傳聲筒和出行手杖。她多次跟隨鄧小平外出視察。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請注意,古代特指帝王出巡到達某地稱為巡幸)時,鄧榕時刻跟隨,不但要攙扶,還要把別人說的話轉述給鄧小平,並把鄧小平的話轉述給其他人。

可是,這個依仗她老子的權勢而佔據高位的女人,當年的「三公主」,是條不折不扣的可怕的變色龍和殺人疑凶。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學生暴力毆打數小時後死于校中,當時該校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就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據參與者回憶,當時鄧榕身穿軍裝,腰繫皮帶,臂纏袖章,是武鬥事件的積極領導者和參與者,而非旁觀者。

有文章稱:文革初期,部分共產黨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最早起來批鬥「黑幫」。但當自己父母被打倒後,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來改變命運,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鄧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鄧榕寫了一篇標題為《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猛烈批判和揭發鄧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縱「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內容和後來她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完全不一樣。

鄧榕在大字報裡是這樣說的: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制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他是)個人野心家。因為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藉口要瞭解情況,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援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制了群眾。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

鄧榕的大字報固然是為保護自己而表現「革命」,同時也道出不少實情,是有相當史料價值的,它證明鄧小平本人與卞仲耘事件直接相關。

有資料記載:「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1966年7月5日,鄧小平與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談話。

1966年6月28日,鄧小平對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指示。

1966年6月2日,鄧小平就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文化革命運動對三女兒鄧榕做出指示。”

以上是根據相關史料和回憶文章得出的,在卞副校長被鬥死的前一段時間,鄧小平有多次談話和指示與此事有關,這充分說明,北京市第一個在文革中鬥死的人與鄧有關。

可是,在34年後,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 - 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了當年鄧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的講話,但把日期提前了一個月,寫成1966年6月4日。卞仲耘的家人發現,書中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鄧榕為什麼回避重要歷史史實,篡改鄧去師大女附中日期?

鄧小平上臺後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所有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和壞分子都成了好人。可是,卞仲耘案至今未徹底昭雪,當年參與打死卞仲耘的人,沒有一個人受到刑事與民事責任的追訴,她們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示過懺悔和道歉。再看楊尚昆日記中胡耀邦的供述,可以斷定,卞仲耘事件與鄧氏父女有剪不斷的瓜葛。

為了翻案奪權,為了保住權力、掩蓋自己和家人所犯罪行,鄧小平一再殺人滅口而製造巨大血案,這足以告訴世人,鄧小平是一個最陰險狠毒、最卑鄙齷齪的小人。而他將國家引向資本主義的歷史罪責更必須徹底清算,他禍國殃民的路線和政策必須永遠廢棄,否則,中華民族將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節選自《聯動覆滅記》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2/63673.html

老舍之死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悲劇。文革結束後,一直以來的相關作品總是沿著毛澤東-文革-老舍-迫害這樣的簡單邏輯推理下去,潛臺詞就是:是毛澤東間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嗎?

若果真如此,本著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那就應該先把直接責任人揪出來示眾,然後深挖幕後黑手,甭管涉及到什麼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該批判的批判,總要給死者一個公道,給人民一個交代。這樣做很難嗎?毛澤東不在了,可當時老舍挨打的見證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徹底否定,開放了、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了;紅衛兵已退出歷史舞臺,再也不用怕什麼皮帶鐵拳了。這種時候,正是為死者申冤的最佳時機,怎麼知情人都緘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麼人呢?

「老舍(1899~1966)現、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滿族,北京人。出生于一個貧民家庭。」這是達成共識的老舍簡歷,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紅苗正,正宗的無產階級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鬥爭物件-----走資派沾不上什麼邊,甚至連黑五類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歸國後各方面一直緊跟形勢,一直宣揚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談話中特別提到清朝的幾個有作為皇帝,對清朝的歷史貢獻給予肯定。這在當時相當於一次政治摘帽。因為自辛亥革命以來人們對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敗透頂、喪權辱國,這使得相當多的滿族人抬不起頭來,他們不敢承認自已是滿族人,這中間當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認是滿族人的,但有了這次談話後,他不但勇敢承認,還根據自已的生活經歷創造了《正紅旗下》這部優秀作品。能夠得到領袖的如此垂青,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口含天憲的人物,一般人誰敢到太歲頭上動土呢?令人費解!

老舍是個文人不假,可並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後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對文革他是以一種積極心態參加的,其思想的進步程度絕不在郭沫若之下,怎麼老郭沒事他卻一命嗚呼呢?令人費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党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發言,如果僅憑這點點回憶就認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紅衛兵幹的,那就太小兒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時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這水準,那他早就甭混了。現在有些死因揭密總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支援的紅衛兵,動機何在?令人費解!

在特殊時期,有些人對死人總比對活人的興趣大,因為一個死人是不會說出真相的,所以我們只能採取排除法窺視一點真相。可以斷言,中央文革不會幹這類傻事。當時劉、鄧都沒正式倒臺呢,光走資派就鬥不過來,哪有功夫捅這婁子。除了這股勢力外,敢對老舍動手、能對老舍動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統論的紅色貴族們。據批鬥老舍的主力軍-北京女八中部分紅衛兵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沖進文聯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1966年「八.一八」前後,這些公開組織基本被紅色貴族控制,否則劉濤、賀鵬飛也不可能短時間組織起12校聯軍。再有,從老舍後來在國子監挨打的慘烈程度看,手段與東西海糾極像。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文革後大都黃袍加身,掌管著各各要害部門,其威力足以讓任何人三緘其口。

浩然:老舍投湖自殺,上面沒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沒有人來問我

節選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

北大造反學生侯文正自稱是高幹子弟,想畢業後留在北京。我和李學鼇不買他的賬,產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聯搞隊伍,寫了大字報,大意是「廟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聯分了兩派,造反亂套了。上午先折騰駱賓基、蕭軍,下午來了一車女八中紅衛兵,說要揭開文聯蓋子。

他們給叫出來的黑幫分子掛牌子,從北邊站到南邊。後來叫到老舍,我急了。過去每次運動,都是市委保他過關。我知道他是大統戰物件,周總理重視他,建國後寫東西最多,他如果出錯,我們責任擔不起。我三次進去請軍代表制止一下,他躺著不動,說「群眾起來了。」打電話到八分部,那邊也說:「接受群眾考驗,不能阻攔。」等我最後一次出來,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後面用皮帶抽。我找了一個人跟車去,看情況保老舍,找機會拉回來。以後他們在文廟燒戲裝,去的人打電話說:「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來時,用唱戲的水袖包著打壞的腦袋。街上跟進來的紅衛兵讓他繼續交代,場面亂哄哄的。個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賣給美帝國主義。」我趕緊上去說:「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紅衛兵,我又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紅衛兵已是夜裡11點,到派出所時我批評老舍:「你不能打紅衛兵。回家休息吧,到醫院看看,明天到機關開會。」給他家打電話,說司機不願拉他,讓孩子來接。

第二天一早紅衛兵到老舍家造反,我們這個組織也去了,貼大字報。有人議論說,聽說老舍家裡吵架。早上打電話問,家裡人說,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沒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太平湖撈上一個屍首,是老舍。我派柯興等人去,並給老舍家中打電話,胡契青說:「人都死了,你們處理吧。”

那天在門口接待舒乙,說:「你父親死了,你趕緊跟姐妹商量怎麼處理?」舒乙說:「我們也不知怎麼辦......」

老舍之死是市文聯「文革」中最厲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沒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沒有人來問我。我想起來,運動初期時我們還是想保老舍,老舍參加兩三天,就提出「想養病」。我說:「你趕緊養去。」他在醫院住了二十幾天。

(1998年12月9日口述)

文革時期,廣西走資派在省軍區政委韋國清的指揮下,殘酷鎮壓造反派「四二二」,製造了「廣西大屠殺」,殺害許多造反派群眾和紅衛兵。「吃人肉事件」即為保守派群眾組織「聯指」在軍區支援下武力圍剿造反派「四二二」時野蠻行為之一。實現了魯迅《狂人日記》中的「吃人」意象。

請參考

中國民主社會主義連線
論壇
造反派與​​保皇派、太子黨的政治分野(六)
栽贓造反派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

作家鄭義寫了一篇關於1968年廣西大屠殺的文章 -《廣西吃人狂潮真相》,卻對這場人吃人慘劇是保守派"聯指"在軍區支援下武力圍剿造反派"四二二"時野蠻行為的事實全然回避,致使"廣西造反派吃人"的謬言傳遍海外。1993年1月6日美國華人報紙《世界日報》還在頭版刊登了一條駭人聽聞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保守派「聯指」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下,造反派「四.二二」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上,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有目共睹,難以混淆。然而,伴隨「文革」結束後官方清算運動的深入和民間反思活動的興起,一種歷史「失憶症」逐漸在人們中間蔓延,其突出特點是:誤指與妖化,混淆保守派與造反派的身份。這些人既包括「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文革」的參與者。

毛澤東對付的不是一兩個壞人,而是整個走資派,也就是當時的統治集團,不解決整個統治集團,解決一兩個人是沒有用的,要解決整個統治集團問題,必須依靠群眾自己,也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最後達到群眾自己管理國家。問題就是群眾所受的幾千年的封建教育,「各就各位,不能越位,安分守己,甘當奴隸」的思想。解放初的群眾積極分子及共產黨的依靠力量,在文革初期時他們仍然是走資派的依靠力量,群眾只知道共產黨是他們翻身的解放的恩人,不知道共產黨中的統治階級多數已經起了變化,所以文革中許多群眾仍然站在「保黨」的一邊,黨對他們來說是「神聖」的。這就是毛主席後來說的,文革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失敗是必然的。去了鄧小平,來了華國鋒結果仍然一樣。一個國家的問題不是一兩個領袖可以處理得了的,歸根結底還是群眾的問題,但群眾自己不相信自己,不想成為國家的主人,把希望總是寄託在少數領袖身上,這樣就是革命成功了,最後革命的成果還是要被少數人篡奪的。

廣西整黨辦公室1987年編印的內部機密檔案《廣西文革大事記 - 1968年》詳細記載了大屠殺的整個過程。

地處桂北山區的廣西融安縣,山清水秀,自古就是物產豐富、人傑地靈的商貿重鎮。據檔案披露,1967年秋冬,廣西各地「聯指」(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在廣西軍區和各地武裝部的支援下,開始成批屠殺對立派「四.二二」(全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群眾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這就是當時在廣西流傳甚廣的「韋(國清)老爺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屠殺‘四二二’群眾」的說法的由來。

廣西各地「四二二」為抗擊「聯指」的大屠殺,紛紛搶奪武器,武裝自衛。發生在柳州地區融安縣的搶槍事件和兩派武鬥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衛軍」在縣城長安省西車渡碼頭,攔劫剛從越南「抗美援越」前線回國休整的6886部隊軍車,(該部在柳州駐紮休整),搶得衝鋒槍九支和一部份糧食。2月9日,融安「造反大軍」(「四二二」派)攻佔了「聯指」駐守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武鬥中總共造成10人死亡。不久,在柳州地區聯指司令部的支援下,融安「聯指」發起反攻,奪回失去的地盤。武鬥和押解途中,23人死。

不過,經此一戰,融安「造反大軍」雖有損失,但無大礙,仍保持較強實力,擁有一千多人,六百條槍,佔據著縣城長安鎮。在這種情況下,韋國清決定動用軍隊圍剿融安「造反大軍」。在軍隊介入後,「造反大軍」潰敗,從縣城逃竄到農村,建立了據點。

然而,「聯指」在部隊和縣革命委員會以及縣人武部的武力支援和主導下,從1968年6月至8月開始大肆屠殺「造反大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並殃及無辜的「黑五類」及「廿一種人」,最終釀成轟動一時的融安大屠殺慘案。

據悉,6月截至到8月初共有304人遇害。當年7月至8月,韋國清先後調動廣西軍區220師660團四個連、5913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以及炮兵第642團一連、二連共十一個連的兵力,夥同南寧周邊「九縣一郊」的「聯指」武裝,對首府南寧的廣西「四二二」實行大規模武裝圍殲。據官方統計,「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當場擊斃1,471人,被俘人員拉回各地「處理」的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

更為悲慘的是,除了軍隊的剿殺外,由各級革委會主導的屠殺也令人髮指。8月10日,融安縣革委會成立,13日就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14日,武裝民兵開始挨家挨戶按「黑名單」抓人。被抓人員中有機關幹部、學校師生、街道居民、工人農民等,有些人為避免遭受酷刑,選擇了自殺,而不少被抓者則在8月16日的遊街示眾時被活活打死。8月21日,56名被遊街者被活活打死。而長安鎮革委會對於這樣的暴行卻予以充分肯定,還組織前來參加會議的各公社革委委員們親歷長安鎮街上現場目視殺人慘景......

「長安殺人經驗」迅速向周邊公社、大隊傳播。僅僅在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全縣各個公社突擊殺人,在短短三天裡,全縣共殺害無辜群眾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將鄉龍妙村的龍妙街,竟因此被稱之為「十八寡婦街」。融安城鄉各地,陳屍百里......死難者的名字被官方遺忘,但卻無法從民眾的心中抹去。

可是,這樣的暴行卻沒有終止。9月1日,長安鎮革委會為邀功請賞,又殺死了10個「四類分子」,和「二十一種人」。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對峙中,獸性的瘋狂衝破道德的判斷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這樣變成了「暴民」。

據1969年12月融安縣公檢法軍管會上報的統計數字:查明被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農分子61名,偽軍官21名,農民475名,工人9名,學生21名,其他391名。)此外,自殺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農分子10名,農民64名,工人2名,學生14名,其他8名)。

文革初期,走資派為了模糊焦點、扭轉運動方向,以「豬八戒打死老虎」的障眼法,悍然策動「大興事件」,於1966年8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市大興縣(今大興區)非法屠殺「五類分子」(俗稱「黑五類」),驚動中共中央,經「中央文革小組」緊急制止後,相關責任人員遭受批判,雖然部分指揮者、執行者後來被審判、判刑,但真正的幕後策動者,在走資派的掩護下,至今仍然逍遙法外。當前流傳的有關文獻往往記載、描述不實,意圖栽贓造反派。

請參考

中國文革研究網 2011-11-11 誰主沉浮
《也說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興縣「8.31事件」》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1639

8.31惡性事件震驚全國,幾年前本人多次在網上查閱相關資料,而陳國新先生為了解真相進行數次採訪,本文所列材料來自陳先生2000年2——3月實地調查,因陳先生相關材料已被和諧掉,故引用部分不標明轉載,望見諒。以下是2010年陳先生「大興縣大辛莊(ZT)」原文的一部分:

「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裡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余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副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福興、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召集人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召集人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簡評一下:不錯,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召集人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因為當時中共中央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已經公佈,即使公社一級沒見到,召集人絕對是一清二楚的。但不知是陳先生還是敘事者的推論——從接受指示的地點推論是公安系統的後臺,則太主觀了:農場與公安有何關係?不會是幕後主謀施放的煙幕彈?我們接著看敘述: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簡評一下:陳先生的「作為執政者來說」,怕有些陰險吧!「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充分證明:「中央文革小組」是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理解十六條的,在「第六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明確規定:「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幕後指使不但武鬥了,而且還大規模殺人,這是在蓄意破壞文化大革命,攪亂「文化」大革命!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儘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裡,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裡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藉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裡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裡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兇手,在事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簡評一下:幾個判刑的,自殺了的、服刑後兩三年死了的,都冤了,否則都「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為什麼?幕後指使內心有愧唄!我們不妨接著看:

“…血統論主宰著一切!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里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裡,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簡評一下:「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這句看,明明是階級敵人蓄意挑撥!蓄意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對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才幹得出來的,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江青決不會用如此手段去破壞它,那麼,到底是誰呢?接著看: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里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評論: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上訪,是做對了,而且得到了正確的答案,這似乎與今天的上訪結果相反吧!八十年代,對高福興、胡德福減輕了個人責任,是情理之中的,從現在公開的《楊尚昆日記》中,我們終於知道這件事是「聯動」幹的,而反動「血統論」是「聯動」是老紅衛兵的一個組織,鄧榕是「聯動」一個重要領導成員,她的後臺是誰不是一清二楚了嗎?文化大革命前,此人主抓宣傳口,在大躍進積極宣傳浮誇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幕後多次承認他的錯誤,但暗裡導演天安門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急於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而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大力推進私有化,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推行「特色」主義,把這些放到一起,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2011年7月31日

大興事件 -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5%B4%E4%BA%8B%E4%BB%B6

根據《楊尚昆日記》,「大興事件」是反對文革的高幹紅衛兵組織(即後來的「聯動」)所策動的,「血統論」是高幹子弟反對文革、反對廣大「造反派」紅衛兵及群眾組織的理論依據,而「聯動」的後台就是「走資派」劉、鄧修正主義集團。

為什麼「走資派」要「打死老虎」呢?為什麼「走資派」要製造「大興事件」呢?衝擊已經不起作用的「黑五類」對「走資派」有何政治利益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走資派」的真正打擊目標其實正是「造反派」。1966年7月底「工作組」撤銷,8月5日毛主席寫《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通過,從此造反派紅衛兵及群眾組織風起雲湧,「走資派」為了要模糊焦點、扭轉「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大方向及轉移打擊目標,以次要矛盾掩蓋主要矛盾,故意製造多起暴力事件,在主要鎮壓「造反派」同時,也衝擊「黑五類」,以威懾群眾並恐嚇「造反派」,敲山震虎,殺雞儆猴,製造混亂。

總的來說,「走資派」善於「打著紅旗反紅旗」策略,以「極左」的偽裝,爭奪話語權及領導權,後來文革發展的歷史證實了「走資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手法。被「走資派」控制的地方政權往往在鎮壓「造反派」期間,以「二合一」的包裹方式同時衝擊「黑五類」,以增強其正當性,如在「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治理整頓 」中,地方政權的「走資派」常常用「右傾」、「反革命」、「極左」、甚至「反文革」等罪名誣陷、迫害「造反派」,許多「造反派」成為遭受鎮壓的對象。

新書《許世友與大民主》前言

一、前 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勝利,逼得他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列寧)

「修正主義不可避免,決定于它在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根源,修正主義是國際現像。」(列寧)

「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是更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毛澤東)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毛澤東)

謹以此書獻給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人民緬懷紀念毛澤東。

謹以此書緬懷周恩來總理,感謝楊成武、劉錦平、廖漢生、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史景班、李德生、趙俊、何林兆、郭金林、譚友夫、喻新華、張希才、張祥、汪運祖、王子喬、徐放、廖政國、熊應堂、南萍、丁銳、沈萍、劉萬祥等領導同志。在反對「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鬥爭中,他們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許世友的「多中心」錯誤。

謹以此書獻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迫害致死的烈士們!期望「書魂」與「烈士忠魂」間互通互動「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籍以消弭陰陽隔幽之傷痛!祭罷秋墳憤未歇!

向白金、吳新志、錢毅、沈威廉、吳俊、李志政、陳榮安、孫秋萍、趙永芳、鄭文娟等烈士致敬!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前 言

這本書裡那些關於許世友的「故事」,都是陳年老醋,酸得很。所以,通過這本書把它倒出來,讓大家嘗嘗,這醋到底酸到什麼程度。也請有良知的專家——老百姓給鑒評一下,得出一個公正、合理的結論。也好讓國防大學的某上將軍、文學巨匠、表演演出者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胡謅什麼「近看」、「傳奇」、「利劍」和「文革中的許世友」之類的東西,來忽悠老百姓。這些人喬裝打扮許世友,實際上是大樹特樹他們自己。咱們總不能讓那些瘴煙霾霧遮蔽陽光。當然,許世友也不乏有許多好聽的故事。

這個「集子」是集體合成的。艾漢美《石頭城的風雷》、陳時秋《真實的歷史記憶》、朱雷《朱雷歷險記》、周世安《茫茫歲月》以及趙裡霜的《柳營夢》。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社會主義中國,毛澤東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段具有深遠意義和現實意義的歷史事件中,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軍,製造推行一個「口號」,叫做「倒許亂軍奪權」,舉世皆知。南京軍區(華東三省一市)除野戰集團軍外,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軍以上機關,寫大字報或口頭批評許世友的人,在這個口號驅使下,都被許世友戴上了「倒許亂軍奪權」「反革命」帽子,加以逮捕、關押、刑訊、迫害、虐待,被發配邊遠地區,遣返回鄉,復員清洗,勞動改造等等,長達十數年之久。甚至逼死多條人命,冤魂至今沒有平反昭雪。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罕見的大冤案。冤案製造者就是許世友。

這個大冤案,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黨中央毛主席、周恩來總理雖然做出結論並予以平反,由於許世友的驕橫抗拒,林彪的阻撓破壞,這個冤案繼續擴大和發展,比如:「楊余傅事件」、「軍官大復員」、「清查5.16」以及後來的「大清查」,都被許世友及其幫派所利用,繼續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錯誤口號,繼續迫害無辜革命幹部和群眾。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人民軍隊開展武裝鬥爭以來,歷史上的機會主義者推行「肅反」擴大化錯誤路線也時有發生,唯有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無反可肅的現實中,先製造「反革命」(動員寫大字報),再鎮壓「反革命」,以達到反對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清除異己,維護封建專制法權,搞獨立王國的目的。

1967年1月,在京西賓館軍委召開高級幹部會議上許世友叫嚷「抓捕造反派,殺他幾個也不礙事」。同年2月軍委《八條命令》下達之後,許世友抓住《命令》中某些文字,斷章取義加以歪曲,大肆抓人。毛澤東、周恩來發現之後,及時發佈軍委《十條命令》予以糾正。嚴厲批評推行錯誤口號,大批抓人,嚴令許世友放人並作檢討。許世友陽奉陰違,假檢討假放人。繼續推行反動的「多中心」「倒許亂軍奪權」錯誤口號。

1968年林彪陰謀陷害代總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製造所謂「揚余傅」反革命集團事件。許世友借機變本加厲瘋狂擴大對「倒許亂軍奪權分子」大迫害。推翻了1968年1月5日,向黨中央所作的《南京軍區黨委「檢討報告」》,以及1968年1月26日黨中央,以中發[68]18號檔《對南京軍區黨委「檢討報告」的批示》。在南京軍區領導機關三大部、直屬單位、軍事院校、文藝體育團體,以及三個省軍區,上海警備區,舟嵊要塞區,大規模舉辦許記整人「學習班「,歷時十個月。在這些「學習班」裡,發生多起迫害致死事件。

1969年3月,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又一次糾正許世友的政治錯誤,明確指出「倒許亂軍」是反動的「多中心」口號,毛澤東說:「中心只有一個,那就是黨中央」。中央決定把南京軍區政治部學習班,舟嵊要塞區學習班做為毛主席的客人,連鍋端到北京去辦。毛主席親自圈閱學習班計畫,要求把學習班辦成「和棋班」。在北京被許世友打成「倒許亂軍反革命」的人翻了身,整人的南京軍區參謀長王蘊瑞和政治部副主任符確堅,做為替罪羊坐在被告席上。

1969年8月,林彪別有用心把四十萬軍隊幹部(其中8萬經受戰爭考驗老幹部)復員回鄉。許世友積極執行林彪的陰謀決定,乘機把所謂「倒許亂軍」和同情受迫害,或堅持党的原則說公道話的「壞人」,以「打掃衛生,純潔內部」為名,通通清洗離隊。並在這些幹部檔案中塞進黑材料,繼續跟蹤打擊迫害,其中有十三級老幹部降級為二十一級,全家被遣送回鄉,監督生產勞動。

1970年至1973年,林彪在全國全軍掀起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許世友無視黨中央關於清查「5.16」的方針政策,緊跟林彪的「清查版本」,隨心所欲,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大搞清查擴大化。他秉承林彪旨意,揚言在南京軍區和三省一市,「挖地三尺也要把‘5.16’挖出來」。一場空前規模的,軍隊和地方同時展開的「大清查」災難降臨了。僅江蘇一省就有十三萬人被打成「5.16」。其中有數百名省市級幹部和軍隊軍師級幹部。南京民間流傳「‘5.16’家家有不是親就是友」民謠。在軍區內部,許世友大炒「冷飯」,把五.六年前被打成「倒許亂軍奪權」的人,包括已復員清洗的幹部,重新逮捕歸案,有的被關押在南京娃娃橋監獄達三年之久。還沒有脫軍裝的幹部,就地隔離關押審查。同情受迫害或說公道話的幹部,也被戴上「5.16」帽子加以迫害。這場大迫害直到林彪爆炸後三年,1974年才宣告結束。結論是「‘5.16’一個也沒有,是林彪集團製造的陰謀,其矛頭指向周恩來和老幹部」。

《許世友與大民主》一書所揭露的故事,僅是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搞「肅反」排除異己大幕之一角。許世友肆無忌憚倒行逆施,令世人愕然乍舌。王必成、林維先副司令、鮑先志副政委都是許世友同級領導人,他不請示報告黨中央、中央軍委把「王林鮑」列為「肅反物件」,打成「倒許亂軍奪權黑後臺」。與南京軍區同級的國防科委副主任李仲麟將軍,許世友照樣不請示不報告,把它逮捕入獄,打成「倒許亂軍奪權黑幹將」。1971年毛澤東對許世友說:「王林鮑,你高抬貴手」。

本書從多個方面反映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多中心」錯誤口號,南京軍區出現多項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並以事實驗證這些問題的根源和它的危害性。

第一 踢開黨委鬧獨立王國,大搞山頭主義。

南京軍區領導機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幹部思想是穩定的。他們不理解地方造反派造省市委的反。他們主張:「對領導有意見可以批評,不要打倒,不搞武鬥;要保護省市委領導人不受傷害;兩派群眾不要對立。隨著形勢發展,幹部思想逐步激化動盪。主要原因在於軍區黨委(許世友)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早已介入了,而且是支援保守派,並參與藏匿保護省市委領導人。這和黨中央指示是悖逆的,引起群眾不滿。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主席就南京軍區是否派軍隊支援造反派的報告做了批示:「應派軍隊支援左派廣大群眾。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軍區機關大部分幹部認為軍區黨委違背了毛主席指示,群眾自發起來批判軍區黨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引發思想上的對立,形勢急轉直下。出現了大字報,內容集中在「軍區黨委害怕群眾起來造反」「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態度消極」等等。在這關鍵時刻,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群眾組織「星火燎原」來了,他(她)們猛烈衝擊機關,發號施令,把本來已形成的思想對立局面,攪得一鍋粥。下跪、戴高帽、遊街是南下造反派幹的,引起群眾的憤慨不滿。

群眾與黨委之間思想對立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只要中央軍委有指示下來,黨委多做說服工作,群眾還是聽話的,決不會走上極端。「批判資反路線大會」兩天之後,張貼的大字報主動揭下來,沒有新大字報出現,機關沒有亂。可是,許世友把這「兩天」的「造反」看得過於嚴重了,把「不聽招呼」「不守紀律」說成「踢開黨委」「鬧暴亂」,強加「倒許亂軍」「反革命奪權」等罪名。許世友被上海「一月風暴」嚇破了膽,生怕被打倒。他仇恨造反派。大規模抓捕、關押、刑訊、迫害、虐待隨之而來。把群眾的革命熱情或思想認識問題,作敵我矛盾處理。南京軍區黨委向黨中央作的「檢討報告」說:「帶著鎮反情緒大批抓人」。

世友在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下達之前,1967年1月在北京京西賓館參加由徐向前、葉劍英主持召開的討論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會議上,早已氣急敗壞大鬧京西賓館會議,堅決主張抓人。他用拳頭捶桌子,急不可耐的大喊大叫「南京軍區亂作一團」「我這個司令員講話還算不算數」「打起仗來你指揮還是我指揮」。他誇大其辭,危言聳聽,對中央施加壓力。

葉劍英、徐向前雖然批評了許世友要抓人的言論,但兩位老帥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發了脾氣,葉劍英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斷了。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上,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又大鬧了懷仁堂。譚震林說:「我後悔跟毛主席幹革命四十年」。他怒氣衝衝挾起皮包退出會場,周恩來拍桌子叫他「回來!」陳毅在會上說了重話:「史達林搞出了一個赫魯雪夫,以後怎麼樣?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現在怎麼樣?」意思是說,現在又搞出了一個林彪當接班人又會怎麼樣?他把矛頭指向林彪,也批評了毛澤東。徐向前也拍了桌子。葉劍英、李先念對文化大革命都提出批評。一月,許世友大鬧京西賓館。二月,譚震林、陳毅、徐向前大鬧懷仁堂。「兩個大鬧」反應了「三老四帥」加上一個許世友對文化大革命的極端不滿。

兩起拿文化大革命說事的激烈事件接踵而至,許世友在台前「衝鋒陷陣」老帥在後臺「排兵佈陣」,林彪不動聲色,江青暴跳如雷。她雖然聰明敏銳,但常為驕矜誤事。她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是錯誤路線代表」。

毛澤東主席聽了一月京西賓館高級幹部軍事會議上葉劍英發脾氣,拍斷了手指骨的彙報,他態度輕鬆從容地說:「軍中多年,很大火氣,可以理解,允許放屁」。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林彪接見葉、徐、聶老帥,親自招呼葉劍英到他跟前來,笑呵呵地問:「好!我的葉參座,怎麼樣?火氣發過了!我早就說過,有屁就放,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有話當面說,問題解決于面前,天就塌不了」。葉劍英也道了歉。在2月18日,毛主席聽了張春橋彙報大鬧懷仁堂前面的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毅發言時,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再也沒笑。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1967年2月20日深夜,毛澤東召集會議,在會上發了大脾氣。參加會議的有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毛澤東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裡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濤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讓美國、蘇聯一塊來吧!」周恩來勸他不要這樣生氣,自己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政治局會議。最後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周恩來、李富春找陳毅談話。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找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找徐向前談話。

南京軍區黨委常委除許世友一人外,都不同意抓人。許世友說:「王老虎你大膽幹放手幹,把造反的通通抓起來,出了事我承擔」。並威脅王必成「你不敢抓就給我滾蛋」!

許世友要抓人必須踢開軍區黨委,否則,他抓不成。他不通過軍區黨委,獨斷專行。南京軍區總醫院是開展「四大」合法單位,一抓就是58個「反革命」,罪名為「倒許亂軍奪權」。軍區政治部抓得更起勁,秘書長孫海雲,組織部副部長趙樹湘,宣傳部科長楊炳仁,《人民前線》報編輯洪期鈞,文化部幹事方澤浦四人被宣佈逮捕法辦。南京百水橋、上新河軍營成了關押、刑訊、迫害、虐待「反革命」的集中營,刀槍林立守備森嚴。可是關押的卻是優秀共產黨員,人民解放軍軍官。1967年2月南京十分寒冷,許世友抓人則熱氣騰騰。

許世友抓人前臺「鬧事」,老帥元戎後臺「排兵」。
林彪養晦暗通「款曲」,江青幼稚暴跳如雷。
主席寬容爐上「燒烤」,總理心高左右「周旋」。
鎮壓群眾殘忍迫害,階級鬥爭無法迴避。
踢開黨委賊喊捉「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繼續革命勢在必行,巨奸大佞包藏禍心!

第二 誰是亂軍元兇,製造亂軍目的是什麼?

運用大字報發揚民主,給領導人提意見的發明權,不是南京軍區領導機關的幹部群眾。這種民主形式早已發生在北京大學民主牆上。1919年「五四」運動時就有,解放前解放後都有。內容不同而已。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讚揚過,號召運用這一形式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不民主作風進行砰擊。南京軍區領導機關和文體單位、醫院等為合法「四大」單位,寫大字報是合法的,無可指責的,許世友動員過,號召過。1967年1月,軍區領導機關回應毛澤東主席號召,寫大字報,批評軍區領導「不介入,怕群眾」何罪之有?上牆的大字報,沒有一張「倒許」,更談不上「亂軍奪權」。沒有一張敵我矛盾性質的大字報。許世友把發揚民主的大字報,定性為「倒許亂軍奪權」「反革命罪行」,顯然是無中生有,陷害打擊,別有用心,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他們由「軍中多年,很大火氣」,進而抓人、開槍(青海軍區趙永夫),製造混亂,嫁禍於人,攪成亂局,對毛澤東、周恩來施加壓力,達到干擾、阻止、動搖、破壞、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殺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目的。實質是維護既得利益,待機復辟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瘋狂反朴。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怕的要死,恨的要命。

「倒許亂軍」多中心反動口號一喊十年,鎮壓迫害也隨之十年有餘。你文革不停,我搗亂不息。毛澤東不斷為許世友亡羊補牢,向其示好,許世友則有持無恐,早已「紅杏出牆」,我行我素,置若罔聞。雙方鬥法較量,只有天知、地知。熱情革命無限忠於的南京軍區廣大幹部群眾,何以得知其中玄秘。

要把軍區搞亂,先要把領導機關搞亂,要把機關搞亂,就要把在機關工作的幹部搞亂。許世友學林彪也借鍾馗打鬼,借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推行亂字當頭的「七大亂」:大抓捕、大刑訊、大批鬥、大勞改、大流放、大清洗、大提拔。美其名曰:「打掃衛生,純潔內部。」「七大亂」把機關幹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幹部隊伍亂了,家屬子女也跟著亂了,枕頭風刮得飛沙走石。戰備工作,日常工作,生活秩序,上下關系,人際關係全亂套了。其中兩點最為要害:一是,以許劃線人為製造「穩軍派」「亂軍派」,兩派之間嚴重對立,水火不容,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分裂幹部隊伍,破壞團結。二是,把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三位常委打成「倒許亂軍奪權黑後臺」。北京大學出身的知識份子杜平政委患得患失,不起作用,軍區黨委班子和幹部隊伍都亂了。這兩大亂,為許世友獨斷專行,拉山頭搞獨立王國掃除了障礙,大開方便之門。許世友自詡他持有「尚方寶劍」並非吹噓偶然,他的「尚方寶劍」既來自毛澤東又來自林彪,還有他手上的南京軍區。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實力派。

正當南京軍區亂成「一團槽」(許世友語)的時候,林彪出手了,他「養晦」「款曲」之術更為高明隱蔽,動作規模更大,更有全域性和戰略性。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調集了13個武裝連隊,向造反派開槍,死傷340人,逮捕數千人。林彪說:「打的好,你們打得對!」後來他說:「是葉劍英說的」。1967年2月9日,南京軍區發生了八一醫院事件。許世友派出全副武裝一個團(缺炮營和迫機炮連)上了刺刀,包圍了八一醫院,與軍隊院校造反派對峙。哪裡是維持秩序?引起了軍內外群眾強烈不滿,而林彪在當晚卻作出支援包庇許世友的結論:「南京軍區派出一個小分隊,到八一醫院維持秩序是正確的」。明明是一個團,卻說「一個小分隊」。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打著穩定軍隊的旗號,行搞亂軍隊的「狠招」層出不窮,比如:「揪軍內一小撮」,「批判帶槍的資反路線」,製造「楊余傅事件」,「清查‘5.16’」,「毛澤東四個偉大」,「南京軍區是爭取力量」等等,其最終目的是架空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憤慨地說:「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很多人嘛!」

許世友推行「倒許亂軍奪權」多中心,林彪或明或暗支援包庇。林彪毀我長城篡奪軍權,陰謀駕空毛澤東,許世友心領神會,乘機利用,「製造亂軍」,清除「異己」,鞏固許家領地,一帥一將一唱一和,同床異夢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當然毛澤東也沒有閑著,周恩來心知肚明。毛澤東號召:「還我長城」。

第三 「軍區政治部烏七八糟,軍區政治部知識份子幹部烏龜王八」。

「烏七八糟,烏龜王八」是許世友的口頭禪。他對知識份子幹部偏見極深。軍區政治部是軍區黨委的辦事機構,是政治部派出單位。政治部的任務是保證黨中央中央軍委正確政治、軍事、組織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執行,是我黨在軍隊中的生命線。怎麼成了烏七八糟和烏龜王八了呢!

知識份子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是可以團結、教育、改造使用的,更不能以烏龜王八稱之。

中國幾千年曆史,哪一代開國之君,哪一位起兵造反之王,誰個不尊重知識份子,不倚重知識份子,不拿知識份子當寶貝疙瘩。離開知識份子能成氣候的沒有一個。三千多年前,商紂王暴戾,周文王姬昌,武王姬發早就想興兵「弔民伐罪,周伐商湯」。但苦於沒有找到有文化有才幹的知識份子來擔當國師為之策劃運疇。一天,姬昌在渭河邊上遇上了一位正在垂釣的老翁,此人姓姜名尚,號「太公」,也就是姜子牙。他是個治國有方善於用兵的大知識份子。姬昌大喜,請姜子牙登上他的「專車」,一路回宮,邊走邊談。在路上姜子牙分析了商紂王和西周的對比形勢,準確地把握西周必勝的條件。積極建議姬昌儘快興兵討伐。姬昌死後,兒子姬發繼位是為武王。他繼承父親遺願,繼續推行姜尚的謀略。西元前1027年姜尚領兵與商紂王的軍隊決戰在牧野(河南汲縣)取得勝利,建立了強大的東周奴隸制帝國。西漢劉邦與楚霸王項羽爭天下,沒有蕭何、張良、韓信、曹參、陳平等知識份子出謀劃策,僅靠武將樊噲、英布、周勃能把項羽困在垓下「四面楚歌」嗎?能逼他「霸王別姬」嗎?三國時期劉備,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到處逃亡,後來經過知識份子徐庶介紹認識了諸葛亮,才有了「隆中對」。沒有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策略,搞了「火燒赤壁」,劉備能三分天下嗎?唐太宗李世民取得天下,建立「貞觀盛世」,沒有房玄鈴、杜如晦、魏征、李績、褚遂良、狄仁傑這些大知識份子能成功嗎?明太祖朱元璋起家,沒有劉基、李善長、胡惟庸這些人,他能「治隆唐宋」嗎?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沒有範文程這個漢人大知識份子為之運籌帷幄,他父子能統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後金政權嗎?多爾袞領六萬清兵入關,鐵定中原沒有洪承疇為之獻策,他能穩定清初政權嗎?當然,光有知識份子不行,能征善戰的將軍也不可或缺。許世友不讀書不看報,既不「厚重」且又「少文」,僅靠「敢死隊,拼大刀」行嗎?打濟南,毛主席說:「還是叫許世友指揮吧!」如果沒有粟裕、譚震林、宋時輪的策劃,沒有策反吳化文起義,許世友能打下濟南嗎?說什麼「許世友是毛澤東之劍」「許世友傳奇」狂妄之說不乏無知。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劉少奇、王稼祥、朱德、任弼時、葉劍英、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董必武等都是大知識份子。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各個時期軍中最卓越的政治工作創始人、領導人恰是這幾位知識份子。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中國工農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強調:「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説明群眾建立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受挫之後,工農革命軍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部隊整編,史稱「三灣改編」。毛澤東為秋收起義部隊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來又充實了二條「注意」,成為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傳至今天。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後90多年中,時刻也沒有忘記人民群眾,時刻也沒有放鬆政治思想工作。許世友罵南京軍區政治部「烏七八糟」,罵政治工作幹部「烏龜王八」。許世友你這是在罵誰啊!

第四 槍指揮党

1 「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文化大革命期間,許世友又一句公開掛在嘴邊的話,在實際工作中也兌現了這句話。1967年「二月抓人」,軍區政治部首當其衝,政治部正常工作基本癱瘓。抓人、批鬥、勞改、清洗等事情成了頭等大事,由許世友親信李樹和、蔣科、肖海、田普等人一手操持。「穩軍派」成了幫兇打手。各部門正常工作都讓路了。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取代了党的政治工作,党的領導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取消了。「取消政治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許世友說到做到。做為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獨當一面的大軍區司令員,如此這般,決不是思想作風問題,也不是工作方法問題,而是政治路線問題。

毛澤東主席說:「倒許亂軍口號是多中心,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們的中心只有一個,黨中央」。毛主席重申了「党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党。

2 「這250名政治部幹部我們不要了」。

1967年2月抓人之後,許世友以「支左」為名,把政治部二百五十多名幹部作為「壞人」流放到浙江邊遠山區勞動改造。這批幹部離開南京之後,軍區幹部部楊映雪部長打電話給浙江省軍區,說:「這批幹部我們不要了」。楊映雪奉命辦差,他要聽幹部部副部長田普的。南京軍區領導機關司政後的幹部,是遵照軍委總政治部指示,從各軍師挑選上來的優秀幹部,充實領導機關的新鮮血液。這批幹部在各自工作崗位上,認真貫徹執行党的方針、政策,確保党的正確路線暢通無阻,落到實處。可是,許世友卻把他們視若敝屣,迫害摧殘任意摒棄。

在許世友推行與黨中央相對抗的「多中心」錯誤口號期間,軍區司政後幹部,為了維護「党指揮槍政治原則,挺身而出批判抵制,糾正許世友的政治錯誤,這本身就是黨性表現。但是,卻遭到了許世友的鎮壓。許世友的腳跟站到哪一邊去了!
3 老婆當「許辦主任」兼任幹部部副部長。

司令員任命老婆為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在全國十二個大軍區中絕無僅有。不僅如此,「許辦主任」還要兼任幹部部副部長,直接操縱南京軍區三省一市軍隊幹部大權,在我軍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

毛澤東主席批評林彪老婆葉群「愛吹不愛批」,說林彪叫老婆當「林辦主任」「不得人心,手伸得太長」。許世友超過了林彪,田普超過了葉群,既當「主任」又當「部長」。田普原名田普蘭在山東膠東唱小曲出身,被許世友看中,她是一個德才兩缺的人。

4 「解散後勤黨委」。

南京軍區後勤部黨委是軍一級高級黨委。按黨章規定,黨委的產生必須通過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經過上級黨委批准。可是,許世友說:「解散後勤黨委」(1967年11月22日,南京軍區後勤部黨委同「三支兩軍」幹部談話)。1967年2月軍區後勤部黨委奉許世友之命抓了370人,許世友不滿意,認為後勤部政委郭金林「老右傾,豆腐渣」,部長譚友夫「膽小怕事,說軟話,顧慮多」,副部長汪運祖「小病大養占著茅坑不拉屎」,副政委喻新華、張希才「同情造反派列為審查物件」,副部長張祥、參謀長王子喬,政治部主任徐放「同情支援平反」,副政委黎同新「伸手要官不幹活」。洪洞縣裡無好人了!所以要「解散後勤黨委」。他說:「後勤很複雜烏七八糟」,抓反革命「油水很大」。吳大勝副部長跟得緊,抓「5.16」有功,晉升江蘇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蘇省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主持江蘇省委工作。黎同新送酒有功,保留後勤黨委常委,調任江蘇省革委會生產組組長,抓洋河酒廠「建設」,好繼續送酒。新建的後勤部黨委常委都是許世友的親信或賣力抓人的幹將,或投機宴請田普,對許世友表示效忠的風派人物。如鞠為儀、劉軒亭、耿希晨、譚勳、繆嘉等人。

新後勤部黨委常委成立之後,大興以許劃線的派性,大整前黨委主要成員郭金林、譚友夫、汪運祖、王子喬、徐放等人。進一步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口號,唯許世友之命是聽。後勤部有11位將軍,他們都是老紅軍,參加過長征,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許世友要拉山頭,這批井岡山上的「老驢子」阻力很大,必欲去之而後快。

第五 召開軍區「積代會」為推行「多中心」口號服務。

毛澤東思想是人民解放軍的靈魂,召開「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簡稱積代會),是為了加強毛澤東思想對廣大指戰員在政治思想上的統帥和指導地位,而許世友則反其道而行之。

1968年3月南京軍區舉辦大規模許記「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推行多中心口號,在「學習班」裡,大搞逼供信,大搞批鬥會,大搞拳打腳踢。大搞秋後算帳,反攻倒算。

同年四月,許世友決定召開南京軍區「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他親自督導,親自安排,帶頭「講用」。一改以往杜平政委掛帥,司令員不聞不問的冷落態度。在這個大會上,準備了許多反面典型「活靶子」,如:史景班、杜方平和「王、林、鮑」,以及「倒許亂軍奪權」骨幹分子。大會秘書處提供了豐富的「講用材料」如:「倒許亂軍」分子大名單;各種黑字頭大帽子,黑後臺、黑幹將、黑爪牙、黑頭目、黑爬蟲;形形色色「講用口號」有北京的有南京軍區的,「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王、林、鮑」,「打倒史杜孫趙」,「打倒倒許亂軍奪權分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批倒批臭批透」,「砸爛倒許亂軍分子狗頭」等等。台下還拉起了助威啦啦隊,「低下狗頭」「站起來」吆喝聲此起彼伏。莊嚴的「積代會」竟荒謬到如此猖獗。端坐在主席臺中央的許世友得意洋洋心滿意足。

正當許世友興高采烈的時候,《解放軍報》記者,新華社駐南京軍區記者組早已把大會「盛況」細節,以《內參》形式直接發給了黨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主席接到信報之後,送給許世友一頂帽子:「倒許亂軍是反動的多中心口號」。許世友見勢不妙,匆忙把「倒許」二字改為「反黨」,但為時已晚。欲蓋彌彰,反而弄巧成拙,許世友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留下了一頁敗筆之作。國防大學某上將軍撰寫了一本書,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許世友》,為什麼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許世友這一精彩畫面寫進去呢!

第六 製造派性破壞團結

廖漢生調離南京軍區時說了一句話:「南京軍區有派性」。資產階級派性根源是「倒許亂軍」多中心論,禍首是許世友。以許劃線「穩軍派」和「亂軍派」就孽生在這個口號裡。派性導致的後果是:在政治上搞「多中心」否定党的一元化領導,否定党的基本路線;在思想上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建立個人崇拜,指戰員只知許世友的「偉大軍功」和「神奇故事」,不知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在組織上以人劃線,分裂軍隊破壞團結,拉山頭搞宗派,鬧獨立王國。南京軍區對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和服從是有條件的,符合「多中心」口號的就執行,不符合「多中心」的就拒不執行。這個錯誤口號已發展成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上的方向路線錯誤。其時間之長,流毒之廣,危害之大給南京軍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軍區機關和直屬部門廣大指戰員政治思想信念削弱了,動搖了,混亂了,大批反對「多中心」的幹部被清除,我軍優良傳統作風被軍閥作風取代,聯繫群眾,實事求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思想路線異化為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一言堂。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防建設中,曾出現過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但沒有發生過以許世友為代表的推行「倒許亂軍」多中心的錯誤口號,公開對抗毛澤東軍事路線的許世友現象。毛澤東之所以容忍許世友的錯誤,沒有對他作「大手術」,是出於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需要。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南京軍區是愛護的,對許世友是愛護的。對他的錯誤採取了耐心說服教育的方針。希望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在文革中毛主席在處理浙江和江蘇無錫問題的報告中,對許世友的錯誤批示說:「能如此(指改正錯誤)就好」。但是,許世友屢教不改,頑劣不化,堅持錯誤甚至變本加厲。毛澤東多次敦促他學習哥白尼的「天體學」,要求他多讀《紅樓夢》至少看五遍,批評他只抓黑(挖煤)不抓紅,指出他「少文」。但他心懷異志陽奉陰違,出爾反爾,陶醉于中國農村封建落後流氓無產者的惡習中而不能自拔。他想當劉宗敏、揚秀清、張作霖。他終生嗜酒成性,溺于個人絕對權威,不知書不達禮,輕視舊世界觀改造,老子天下第一。
許世友1955年調來南京軍區工作,在南京軍區經營了近二十年。毛澤東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不好,油了」。南京軍區在許世友管轄下,其山頭體系盤根錯節,十分頑固。1973年雖然調離,但陰魂不散,體系完整,依然水潑不進。根本原因在於既得利益綁架了這個山頭體系,一榮具榮一損具損。黨中央顧全大局,僅對許世友個人,作了一些有限的「修理」,對南京軍區的「山頭」採取遂時而移的態度。四十六年已逝,受害者不堪回首,但歷史不容歪曲,必須正本清原,還其原貌,以正視聽。

第七 許世友忠於毛澤東,他跟著毛澤東走的,你相信嗎?

1967年「二月抓人」,在北京認錯檢討,在毛澤東面前認錯檢討,回南京就翻案,就反攻倒算。

1969年1月「浙江會議」毛主席有重要批示。1月和3月,毛主席對南京軍區政治部、舟嵊要塞區兩個在北京辦的「學習班」都有重要指示,並親自圈閱「學習班」計畫,要求辦成「和棋班」。許世友都沒有向下傳達。他在南京說:「到北京一切聽中央的」。學習結束回南京又翻案,一切聽許世友的。這是「跟著毛主席走」嗎?這符合毛主席「辦成和棋班」要求嗎?1969年8月,把毛主席的「客人」,南京軍區政治部和舟嵊要塞區在北京辦的學習班「倒許亂軍」學員通通復員還鄉,這是「緊跟毛主席嗎」?

1971年9月10日,在驚心動魄的「9.13事件」前夕,毛主席南巡在上海虹橋機場專列上等了許世友一天,他到安徽霍丘城西湖農場逍遙去了。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一個司令員隨便離開工作崗位,萬一發生問題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在南京站沒有下車,也沒有讓許世友上車接見他。許世友把他學習列寧著作的 「心得筆記」和抓「5.16」成績報告,托汪東興帶給毛主席。許世友真的學習列寧著作了嗎?他可能寫「心得筆記」嗎?抓「5.16」是按林彪死黨李忠「指示」抓的。他的這種行為是什麼性質?「忠於、緊跟」嗎?他欺騙毛主席。

1970年清查「5.16」,黨中央多次發文通知,明確清查物件和政策,許世友拒不執行。唯獨林彪死黨李忠奉林彪之命,來南京軍區「督戰」,許世友奉若上賓,對李忠言聽計從。李忠說:「要從排查重大事件著手,以罪行事實為據」。「反對大軍區司令員,就是揪軍內一小撮,就是‘5.16’。」「在北京,1967年‘5.16’三次反軍高潮,即一月份和七、八月份,還有十一月份」。暗示南京軍區反許高潮也在1967年這幾個月份裡,即所謂「南京軍區‘倒許亂軍’三大風浪」。李忠這些黑話都來自「以林劃線」的「林彪版本」。「楊余傅反革命陰謀事件」就是用「林彪版本」泡制出來的。李忠對南京軍區清查「5.16」大加讚揚,說:「南京軍區清查「5.16」搞的很好,工作很細。」許世友聽了這些黑話,心領神會一拍即合。南京軍區及華東「三省一市」清查「5.16」全照「林彪版本」執行,黨中央毛主席下達的中央檔全部被打入冷宮。

南京軍區後勤部「清查辦」負責人耿希晨,1974年12月13日,在軍區後勤部黨委擴大會上作檢查,他說:清查物件只有一個標準「凡反對許世友都是‘5.16’罪行」,「凡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造反活動,都列為‘5.16’罪行」,「凡到過告狀團,接觸過告狀團成員的,都作‘5.16’罪行審查」。因為告狀團是告許世友狀的,按照上述框框抓「5.16」,後勤部共挖出356名「5.16」,僅7425工廠就挖出267名,占全廠人數1/2以上。耿希晨說,這個數位不包括復員返鄉、轉業、調出的「5.16」。按「林彪版本」,在江蘇省抓了十三萬「5.16」,死傷累累後果嚴重。1973年許世友調走,吳大勝被戴上「三破壞」帽子,當了替罪羊,罪有應得。這些事實是「跟著毛主席」嗎?

許世友在清查「5.16」中究竟跟誰走,忠於誰不言自明。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後九年,十九年中,戰將許世友的「傳奇故事」「神秘事績」,在他的一生中稱得上最精彩、最真實、最令人歎為觀止的畫面,其中尤其「珍貴」是:開頂風船對毛澤東、周恩來搞陽奉陰違。千方百計投靠林彪、江青玩弄平衡,在毛林之間左抱右擁為我所用。鄧小平第二次下臺,到廣州「休息」,許世友刻意舉行特大歡迎場面討好鄧小平。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以我軍慘重傷亡代價換取有限勝利向鄧獻禮。被貶之後仍然四處伸手又以過量飲酒發洩對鄧小平不滿。最後帶著獵槍(葉劍英贈送)、茅臺酒睡在楠木棺材裡(尤太忠贈送),耗費大量軍費和人力為其修路築墓,與他母親歸葬一處標榜「活著盡忠,死後盡孝」的「品行」。許世友在生活上是糜爛而霸道的,令人髮指,完全不具備共產黨員的品德,也不為黨紀國法所允許。這幾幕特別精彩的「許世友傳奇」「文革中的許世友」足以顯示「大刀將軍」「英雄本色」。中國歷代文臣武將「留取丹心照漢青」者不計其數,許世友其人,可乎!

「許世友現象」不是孤立的個人問題,不是偶然現象。在階級社會裡,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私有制觀念和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徹底消除之前,這種「社會現象」將不絕于世。

在民主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共產黨人和党的同路人,雖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們也曾經發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那僅僅是入黨時表達的姿態和方式,他們不等於就是張思德,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不見得一輩子都做好事。民主革命時期的「功勳」不意味著他們腦子裡私有觀念和資產階級法權意識已被清除乾淨,不等於舊有世界觀已徹底改造好。所謂身子在社會主義,腦子在資本主義,利用改革開放機會,行使「法權」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不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四大家族」「六大家族」「十大家族」嗎!

這些在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滋生起來的新官僚資產階級,哪一個不是新民主主義的開國元勳。文化大革命初期,湧上街頭的「老紅衛兵」公開叫嚷「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老子英雄兒老漢」「老子打江山,兒子坐江山」,這些保爹保娘派「紅衛兵」的政治訴求,不正是民主革命派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秩序」,「和平民主新階段」,豪門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嗎?實質上依然是封建的改朝換代。毛澤東的偉大在於繼續革命,不允許「改朝換代」。

毛澤東偉大在於大公無私,無私奉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毛澤東身後沒有財產,他的子女都過著平民生活。比起十大家族子女所謂「紅二代」的財富擁有,不可同日而語,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民主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紅二代」不以權斂財把銀子存在外國銀行裡,能如此就和毛澤東一樣偉大,不能列為既得利益階層,不能給他們戴上官僚資產階級帽子。什麼叫官僚資產階級?什麼叫官僚壟斷集團?國內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最清楚,老百姓也心知肚明。

毛澤東宣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均出於他大公無私,徹底革命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國內外階級敵人,妖魔化毛澤東,鬼魅魍魎去毛化,在他的大公無私徹底革命面前,都不靈了。人民群眾對深奧的革命理論不太明白,但是他們對現實最明白。

有人企圖用建國以後的歷次運動說事,不分青紅皂白,無論是非界線,把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加以擴大,無限上綱,用來去毛化,達到掩蓋「最壞的資本主義」 罪惡現實。這種掩耳盜鈴,賊喊捉賊,欲蓋彌彰的伎倆,能達到目的嗎?人民不是傻子,更不是瞎子。現實是公正的,歷史是無情的。事實求是,老老實實向人民承認錯誤,糾正錯誤,取得人民的諒解,挽回信仰危機是正道。要信馬列毛澤東思想,不要信金錢和權力。繼續文過飾非,必然被人民徹底拋棄,被送上歷史審判台。這是鐵的定律,誰也抗拒不了逃避不了。

南宋有個文天祥官至宰相。西元1278年被元軍俘虜,自殺報國未遂。忽必烈對他說:「你投降,仍然當宰相」。文天祥回應「我受宋恩為宰相,豈肯事二姓,願賜之死足矣!」臨刑時,觀者數萬人。文天祥南拜,從容就義。死後從衣帶中得遺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很有氣節,中國人老少皆知。什麼叫氣節?簡而言之,就是堅定不移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動搖,不放棄,不背叛。正如文天祥說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現在,有很多高官,一看到烏紗帽,就忘記了信仰,成了賈桂。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官給我當的就是我娘我爹!叫做「有奶便是娘」。他自己當了叛徒,還要倒打一耙,指責堅持信奉馬列毛澤東思想的人是「極左思潮」「要反思」。奉勸官僚先生們,你們不學習馬列毛可以,你們應該去讀讀文天祥的《正氣歌》。奉勸吹捧許世友的朋友們,你們好生學習《正氣歌》不要當賈桂,劉瑾的下場是鏡子。

要繼續革命,就要相信群眾,走群眾路線。人民是創造歷史的英雄,共產黨哪有怕群眾的道理?走群眾路線離不開民主,離不開大民主。

小民主、假民主、舉手民主、口號民主均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範疇,是騙人的鬼把戲。人民民主不是空話一句。人民吃飯、住房、看病、受教育打官司等都屬於民主的事,民生不能保障,人民不滿意能叫民主嗎?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監督權、話語權、知情權不在老百姓手裡,輿論工具也沒有你的份,你哪裡來的大民主?你沒有資格用大喇叭說話,更不允許你呐喊、呼籲。你只能用小喇叭說話,充其量也只能私下裡發發牢騷,或在互聯網上放上幾個不響的香屁。誰會理會你呢?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土司惡霸會買你的賬嗎?只有發動群眾運用大民主的方式才能制服這些妖魔鬼怪。

光靠「制度條文」就能把這些強有力的反動勢力關在籠子裡嗎?光靠「紀檢雙規」就能掃除一切害人蟲嗎?沒有群眾的力量,什麼事情也辦不成,有人說千萬不能發動群眾,群眾一起來,文化大革命又來了,階級鬥爭又來了,又要橫掃了,又要打砸搶了,又要武鬥了。這是什麼話?把群眾運動說成是洪水猛獸,中國歷史幾千年,發生過數百起大規模農民起義。沒有農奴戟哪能降服霸主鞭?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有今天中華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群眾運動。共產黨有天下靠的就是群眾運動。哪有怕群眾的道理?要說怕只有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反動派怕群眾,你沒有幹壞事,沒有剝削壓迫群眾,沒有鎮壓群眾,沒有貪污腐敗,沒有當祼官逃之夭夭,你怕什麼?你不是穆仁智,你怕白毛女幹什麼?你不是南霸天,你怕紅色娘子軍幹什麼?天大笑話!心中有鬼的鬼,才怕人叫門。不但晚上怕,大白天也怕,怕的發抖。

許世友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飽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剝削,在舊社會,倍受欺淩和歧視。因此,他要起來革命,在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時期,他立場堅定,態度堅定,不怕犧牲,勇敢殺敵,這是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下的必然性。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了,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跟著來了,他不是放牛娃了,他是一位地位顯赫,養尊處優,一呼百應,一言九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大軍區司令員上將軍了。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中,如果他腦子裡仍然留存著小農經濟和狹隘的農民意識,甚至沾染農村流氓無產者的意識和習性,以及封建社會那些帝王將相、封建專制、軍閥獨裁等流毒,當國內外政治鬥爭,階級鬥爭形勢發生變化時,他腦子裡的「殘渣餘孽」必然要膨脹起來。為了維護他的既得利益和權力,他必然要釋放他的「法權」,不但「釋放」而且要「強力行使」。他在大鬧京西賓館,搞「七大亂」時,充分爆發了他的霸氣和淫威。許世友說:「誰汙侮我,我就打死他。殺他幾個也不礙事」。但是,他畢竟是共產黨領導的南京軍區司令員上將軍,所以,要拉大旗做虎皮,披上合法外衣。合法外衣是什麼呢?《八條命令》是最理想的外衣。後來他又說:「我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這不僅是極其錯誤的「巨無霸」之談,而且更加「兇猛十倍」。這也是歷史的必然,任何人阻擋不了,何況他後面還有更強有力的「運籌帷幄」反對繼續革命的老帥們。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大搏鬥」。如陳時秋、朱雷同鐵瑛的鬥爭;周世安同彭克、周牧的鬥爭。這場大搏鬥的實質依然是政權問題,包括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尤其思想意識領域的徹底革命,一句話,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現在有許多人不顧歷史事實,居心叵測地吹捧許世友,為他樹碑立傳。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呢?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很多壞事、見不得人的事,一旦公諸于世,必然引起公眾正義譴責。許世友個人迷信會遭到滅頂之災。一旦放火燒山了,在這個山頭上麋居的各類物種將無法生存。為了靠山吃山,要拼死保護這個山頭,要美化他,要神聖他。大樹特樹死人,是為活人尋覓更大的利益,否則,自己也要身敗名裂。他們是在許世友羽翼下爆生起來的。沒有大樹哪有猢猻。

《許世友與大民主》一書,把這場鬥爭在南京軍區內部的反映,一幕幕展示出來,清晰地告知人們,武裝力量並不是脫離社會階級鬥爭的「水晶宮」,資產階級政治家鼓吹軍隊國家化,軍隊不介入政治等都是鬼話、假話。辯證唯物主義的勝利,迫使党的同路人和假共產黨人,在繼續革命的關鍵時刻原形畢露,過不了關。唯一出路就是不斷偽裝和欺騙,還有一手就是鎮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艱難而坎坷的進程,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慘痛事件,致使「文革」受挫,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並不是領導者的錯誤發動和繼續革命理論的謬誤,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舊習慣勢力的阻撓破壞,以及黨內「形左實右」集團的干擾。這股力量以極左面目出現,充分激發利用小產階級的階級劣根性,狂熱、偏激、幼稚和私心,形成了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派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接過了這個派性,借力發力向正確路線、方針、政策衝擊。實際上,自從各級革委會成立之後,造反派在三結合的政權班子中已形同虛設,大權旁落到被結合進來的「走資派」手中。鄧小平的「整頓為綱」就是復辟。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看到毛澤東、周恩來已來日無多了,他們迫不急待要秋後算帳。華國鋒、汪東興叛變導致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左派幼稚病,在客觀上同樣是一股破壞力量,他們幹了大量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傻事和錯事。「走資派」一旦得逞,他們同樣遭到了清算和鎮壓。這一慘痛歷史教訓極為痛心!毛澤東和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包括授人以柄代人受過。

對文化大革命有必要進行縝密而科學的總結和反思,這個「反思」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另一種是反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仗勢欺世,簡單粗暴,匆匆忙忙否定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有億萬群眾參加,具有世界革命意義的偉大實踐,是不可取的,也是反動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決不會這麼做。匆匆忙忙搞了兩個「審判」更是拙劣的表演,那是政治上」腎虧」的表現,它將遺詬後世。黨內鬥爭哪有訴諸專政工具的!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永遠照亮共產主義運動前進道路。

在西方鎮壓巴黎公社起義是梯也爾。
在東方鎮壓並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鄧小平。

工人階級沒有登上歷史政治舞臺之前,一切人民起義只能是改朝換代。農民運動也好,人民起義也罷,最終的勝利果實都不屬於人民大眾所有。這種革命雖然推動了社會發展,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但絲毫沒有動搖或改變社會的生產關係。起義被新的統治者所利用,起義果實被竊取。皇帝、總督、總統反過來重新鎮壓人民,人民仍然處於被壓迫受剝削的境地。這是歷史局限性。工人階級登上歷史政治舞臺,歐洲出現了「共產主義幽靈」,馬克思《資本論》問世之後,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在《共產黨宣言》引導下,1871年3月18日爆發了法國無產階級武裝起義,攻打巴黎巴士底監獄,宣佈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誕生。俾斯麥、梯也爾聯合國內外階級敵人鎮壓了起義工人。俾斯麥、梯也爾「從德國俘虜中釋放了十萬名法國兵,並聯合德國軍隊製造了驚心動魄的‘五月流血周’。三萬巴黎人被士兵殺死,四萬五千人被捕,其中許多人被處死,被流放去做苦工的數以千計。巴黎總共損失了十萬人。」至此,「資產階級心滿意足了。‘社會主義長此休矣’!」(《列寧全集》17卷121-125頁)百年以後的中華民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何償不是如此!

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公社的革命精神永存,繼續發揚光大,為無產階級革命留下了寶貴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陳舊了,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總結:「巴黎的無產階級為維護法國農民而戰鬥」;「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公開地團結在工人革命的周圍」。他高度讚揚公社「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從‘公社’這個字眼來表達,並以戰鬥的巴黎公社來開創這一新的憧憬」。他說:「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裡」。他憤怒斥責梯也爾:「那些殺害他們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架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對梯也爾做了極為精彩的描述:

「梯也爾是一個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議會黨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權術、陰謀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匠;他一失勢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握則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階級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虛榮心而沒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會生涯,同樣卑鄙齷齪,甚至在現在,當他扮演法蘭西的蘇拉這個角色時,還是情不自禁的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態度,顯示出他的行為的卑污」。(《法蘭西內戰》)

「巴黎公社」起義四十六年之後,1917年10月,在列寧創建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爆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偉大的蘇聯建立第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國家,屹立在橫跨歐亞兩洲的大陸上。又過了三十二年,在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吸取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經驗,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戰鬥,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革命的勝利,鼓舞了全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們為中國革命勝利而歡呼雀躍。

蘇聯亡党亡國,以及東歐巨變,震撼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有得而復失的危險,他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毛澤東的不朽貢獻為:他總結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被顛覆,資產階級又捲土重來的沉痛歷史教訓,找到「禍根」所在,共產黨是被隱藏在共產黨內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打倒的。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是,革命物件就在共產黨內部,「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混進党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澤東的偉大在於,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防止無產階級專政得而復失。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勝利,逼得他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辯證法就是如此」(《列寧全集》第二卷493頁)

《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毛澤東的偉大,不僅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全黨全民要「鬥私批修」。要運用大民主的方式自我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資產階級的同時,還要搞好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自身舊世界觀改造。剷除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純化人性,實現世界大同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黨人的口號是:「解放全人類,工人階級才能解放自己!」毛澤東同志和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為此奮鬥了終身。毛澤東同志為革命事業獻出了七位親人,他逝世後,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毛澤東思想民族財富,還有的就是大量書籍和幾件破舊衣服,以及接見外賓唯一的一雙舊皮鞋。

《許世友與大民主》沒有涉及深入探討文化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和教訓,也沒有涉及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帶來社會物質生活相對豐富的政治評價。這兩個理論問題,有望于西山之玉予以壁成。

本書難免有疏漏與不妥之處,敬請賢達之士予以指正批評。

愛新覺羅·裡霜 2013年10月 南京

網民報料爆黎智英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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