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反智

2013/06/13

這兩天忽然看到有些人談「反智」,開始時候沒看懂,後來才明白我的不懂是因為:在這波談論裡,原本應該贊成反智的社運,也同樣反對反智,或接受了這個「反智」標籤的負面意涵,雖然這個意涵是境外或上一代反社運的學院知識份子所形塑的。

我年輕時是從余英時那裡第一次聽到「反智」(好像是登在中國時報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個「反智」用法應該是他首先引進台灣的),在他的用法裡,(簡單的說吧)反智是件壞事。余英時的現實關懷主要針對毛澤東與中共對於知識份子臭老九的批判,對於文革中「工農兵進大學」以及「政治、產學研有機結合的教學體系」(例如專業課程必須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批判。當然,毛或文革路線就是不折不扣的反智主義。而當時余英時在進步小青年眼裡,是個保守反動的右派,是國民黨的支持者(當時流行的邏輯是:你不公然反對國民黨、你對國民黨專制暴政沈默、甚至還批判共產黨,那你肯定就是支持國民黨),甚至是個酸腐氣極濃的復古主義者(其實余英時批判中國文化的反智傳統,應該不是復古主義,但是因為國民黨推行中華文化復興,所以當時進步小青年都是全盤西化派。既然中國東西毫無價值只是腐朽醬缸,那麼只要你去搞點古代東西,不管你立場是否疑古評古,都是復古保守派)。現在來看,余英時是反共與社會保守主義沒錯,但是其他帽子戴得都不對。(到底誰是余英時?他曾被稱為「上國學者」,進步小青年應記得他不久前還聲援反旺中媒體壟斷)。

▲2006年12月5日(當地時間),被譽為文學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在華府國會圖書館傑佛遜大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首位華人得獎者是旅居美國的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典禮後應媒體要求展示克魯格獎章。(圖文/中央社)

後來才知道余英時的「反智論」大約是從美國的霍夫斯塔特《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而來。這裡又有點小學問、大轉折:

首先,英文的intellectualism(主智論)主要是負面的含意,大概就是「蛋頭主義」的意思,不但是偏執發達智性,只是為知識而知識,而且是深居象牙塔內與人民集體智慧對立,高舉專家研究決策至上的立場,以致於無視現實、忽略情感、沒有常識、貶低實踐。中文「蛋頭」就是翻譯自英文egghead,是民粹共和黨人所發明的對知識份子之不屑用詞(脈絡應該是共和黨反對諸如凱因斯教條主義學者,諷刺的是後來他們卻承認「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主義者」)。

既然主智論是負面的蛋頭主義,那麼反智論便應該是正面的吧?!反智論主張要從現實的人民實踐、集體智慧、常識出發,滿足現實具體需要,而非空談理論知識──這應該是反智的內容,跟「棄聖絕智」不太一樣。

不過霍夫斯塔特這個知識份子扭轉了反智主義,把反智論當作了負面。霍夫斯塔特針對的是他當時的「社會運動」,以本土主義(根植農村與宗教傳統)來抗拒(我們現在稱為)全球化文化趨勢與都市知識份子,支持這些「社會運動」反智的背景是:一方面美國社會,特別是科學界與教育界,有種講求實際實用實利有效的心態(因此反對無用的高深理論與無立即實效的教育方式),另方面,美國因為高等教育普及與讀書風氣而出現「知識民主化」的狀況;現在台灣同樣因為高教普及與網路資訊易得也有「知識民主化」現象;簡單的說,「知識民主化」的反智現象就是大學生也可以在輿論意見上批評像教授這類的知識權威。霍夫斯塔特後來不滿1960年代美國的激進運動,反對學生佔領校園,都和他對「反智」的批判有關。總之,反智原本可說至少也是一種正面的立場,卻在知識份子界被扭轉為負面的。

當然,在美國政治中,共和黨民粹主義至今還是反智的急先鋒,代表人物就是(民主黨故意舉的例子)雷根、布希。同時,也有人認為當代網路文化(台灣叫做鄉民文化與宅男文化)充滿反智主義。不過在教育與學術中,歐美走反智路線還是有的,特別是像社會工作這種學科領域。必須指出的,歐美自由知識份子(包括霍夫斯塔特)對反智論的批評向來就是指向共產黨左派對於抗爭「實踐」的重要性強調,對於「政治」(路線、階級利益)的優先強調。這也是余英時能從境外順利挪用反智論的「反共因素」之原因。

總之,余英時也把「反智論」變成負面意涵。如果說反智在台灣今日已經變成一頂負面帽子且被普遍接受,那麼我認為可以說明一個「思想的境外移入──前代遺傳」的趨勢。什麼意思呢?

眾所周知,思想知識這類玩意有兩個特色,一個是抽象,為的是求涵蓋面廣,這樣便利不同主體的團結與議題的連結;另一個是整體,也就是盡量納入且整合不同立足點與視角,化解內部差異矛盾。思想知識及其特色都無法立即直接從特定主體的實踐現實直接導出,總是經過種種中介。本來在理想上,思想知識與運動鬥爭(或政策實踐)應該是立即互相傳送震盪的,所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彷彿無須中介),然後這個結合又企圖改變群眾,進而改變結構現狀。

但是理論與實踐兩方也往往是不同社會位置的主體,社會分化的種種因素使得有些(缺乏資源克服分化的)理論與實踐無法立即相互呼應。此時實踐者的抽象整體之思想知識資源,就繼承自業已喪失情感記憶與利害直接關連的某些境外或前代知識份子──我在《人間思想》第二期的〈人民民主:20年後〉講過「境外移入」,對於普世或道德進步主義的批評是呼應趙剛的「全球價值,在地行動」,這裡就不說了;至於前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知識被挪用後的政策實踐多年前改變了群眾,造就了現實大勢,而成為當前的政治潛意識。在今日知識份子與社運份子各自都變得更為專業化(也標榜其專業內容與技術、專業身分的不易取得等等),特別是欠缺政治經濟文化學術資源的運動中,社運的抽象整體知識思想之境外移入或前代遺傳的趨勢恐難避免。

可想見的,寫作以情感為中心的《民困愁城》的我不會贊成「主智論」,因為欠缺了情感是個很大缺憾,傳統上對於主智論的負面看法有其道理。我對「反智」的理解與使用方式是中性的,就是事實的描述;當今的運動在我看來幾乎是「天然的」反智論,有種種客觀原因。而且這些客觀原因影響的並不只是運動、政策,有時還包括學術或思想,易言之,即使學術思想中的流派或學科也有反智論傾向的存在。反智論要看在什麼脈絡下如何應用才能評價正面負面。同時在我看來,主智論不應再是反智論的有效對反,「反智」的對反應該是「智反」(intellectual oppositionalism),「反智論」與「智反論」都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長。長處不用說了;思想知識的智反論之短處就是:其反抗反對只是思想知識領域的生產實踐,不一定能及時地、不異化地跨越溢出而影響改變其他領域(用誇張的例子來解釋「思想知識的異化生產」就是左派學術思想卻被右派政黨政治加以挪用)。社運的反智論之短處就是:(如前所述)如果完全沒有抽象整體的思想知識(而只有從反抗實踐導出、未經中介的想法認識),那麼對外難以連結統戰、對內難以化解矛盾;這種徹底反智很少見,如今台灣社運多半是境外移入或者承接前代(或更久遠),再經挪用的思想知識,但是卻在移入或承接的文化領導權下或政治潛意識內思考認知。當然,這是因為思想知識界大體上也是境外移入。 台灣當代的社運興起在一個特殊的全球歷史時刻,剛好與社會主義國家終結、全球化障礙結束、學術思想走向後現代相吻合。因而無論是知識思想與運動實踐都帶有那個時代環境的限制與烙印。然而世界變化也不等待人們,全球的權力板塊繼續移動終至新斷層線。至此,思想知識也不得不變,此時只有互相深刻批判才是求索之道,才能磨利與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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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屁隆隆的「余英時們」
2020-10-13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陳真

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的背後,「過去」總是不設防,因為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於是「過去」成為「現在」與「未來」最好的證人。

我買了許多報刊雜誌,家中堆積如山,往往一擱幾十年方才翻閱,連報紙也一樣,我把「新聞」擱成「史料」來讀;我不需急著知道當下,反倒更容易看向未來。

一樣是舊文新登,去年(2019年)的3月28日,我在巴勒網留言板上,寫了底下一些文字:

最近,台南老家準備賣掉,被迫得在幾周內迅速清除所有東西,在惡臭陰暗的角落找到很多三十多年前跟黨外「同志」們的往來信件和舊手稿及文件等等等,上百箱。

整理過程中,隨手稍微看了一兩篇,感覺歷史真的很像小說,全屬瞎掰,什麼獨立建國愛台灣的,種種人與事,純屬虛構,根本不是時下所宣傳。

所謂「乞丐過溪行李多」,我這一生,身邊值錢的東西一個也沒有,「無價」之「廢棄物」例如信件和文件與書本等等等,卻有好幾大卡車。但我的房間僅有五、六坪大,東西多到根本塞不下,塞到連迴旋與立足的空間都沒有,被迫整理了一袋又一袋的文物和信件丟棄,感覺真是很心痛,就像挖自己的肉往垃圾桶裏丟那種感覺。往事不堪回首,依舊是一番血肉。

在整理「無價」之廢棄物的過程中,剛剛看到一本《近代中國雙月刊》第36期,1988年2月29日出版,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經國先生的現實與理想〉。我摘要幾段給大家看看,請大家猜猜是誰寫的:

「蔣經國總統逝世已一星期。這一週來,我在東南亞和美國的英文報章上讀到無數報導和文字,全是讚揚經國先生。最近的一篇是《紐約時報》,讚揚經國先生留下的寶貴遺產。」

馬屁作者給了一個小標題,叫做「偉人已逝,遺愛在民」,然後接著寫道:

「國際上,對經國先生的讚揚,集中在兩大突破性成就上。第一是全力推動民主改革,第二是開放大陸探親。...見諸報章的頌詞,遠不及人民對他的哀悼,更能說明經國先生的非凡成就。」

「我在新加坡跑到中華民國商務代辦處禮堂,向經國先生致敬,在那裏遇到兩位台灣來的年輕女士,自始至終飲泣不已。她們的雙目紅腫,顯然是一路哭泣而來。這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哀痛,我們看了都十分感動。遺愛在民這句傳統套話,突然浮現在我的腦際,並且變得親切生動起來了。」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收拾起情感,儘量以客觀平靜的筆觸回憶經國先生,並展望中華民國的前景,如此我們才能懂得他為什麼會成為一位遺愛在民的領袖。更重要的,我們該怎樣去理解他的遺志,並促其實現。」

「回顧經國先生在近四十年所踏過的足跡,我們清楚看到他的一生是不斷自我超越,不斷進步的一生。經國先生成為老總統 (陳真註:即蔣介石) 的一位重要助手,為此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國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經國先生更逐步挑起了承先啟後的全國重任。民國六十一年接任行政院長時,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而且有遠見的政治領袖了。最近二十年,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在台灣相繼出現,就是和他的領導絕對分不開。」

「民主改革,更是民國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頭等大事,我們特別可以從這件事情上看到經國先生不斷自我超越的高尚品質。最遲在民國六十七年 (陳真註:即1978年,美麗島事件的前一年,林宅滅門血案的前兩年) 始任總統之日,經國先生就已下定決心要完成民主憲政的部署了。這是在他個人生命史上尤其是最具有光彩的一頁,更為難能可貴;做為一個政治家,他的精神境界,始終不斷地提昇。」

「經國先生的遺囑中,念念不忘民主改革和中國統一。這更透露出他的政治家智慧,既能掌握現實,又能不忘理想。他集大權於一身,而從不濫用權力,甚至容忍極少數人對他個人的無理謾罵。為了民主理想的實現,他寧願付出這一點無足輕重的代價。」

「另一方面,台灣絕無茍安之理,經國先生開放大陸探親,除了出於人道精神之外,恐怕也有對大陸當局攻心的微妙作用。推己及人從來就是中國人的理想,對於他國皆然,何況是大陸十億同胞。在台灣的中國人應該以最大的誠意和善意,促使中國大陸早日走向富裕和開放,唯有如此,和平統一才有實現的可能。」

「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了漢是做不成的。經國先生掌握現實的本領固然值得欽佩,但是他對於高遠理想的執著,則更值得後人的效法。」

(原載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

這篇馬屁文是誰寫的,大家猜出來了嗎?

提示:此人近兩年被綠營捧為國師,捧為偉大思想家,還說他是如何如何具有什麼高風亮節威武不能屈的知識份子之風骨。真是見鬼了!

五年前,人渣黨策動大腸花運動,仇中反華,跡近瘋狂,參與者滿口「支那賤畜」。但是,這位過去歌功頌德蔣家政權的統派馬屁大師卻對大腸花大加讚揚。這位具有所謂「知識份子的偉大風骨」的民進黨國師是誰呢?若不google,我不信你們能猜得出來。

在他當年對蔣經國歌功頌德到跡近肉麻的同時,也就是蔣經國去世的那一天,當我聽到蔣經國過世的消息,我迅速花了十幾分鐘寫了篇文章,做成傳單,印了幾百份,跑去高醫校門口散發。兩分鐘後,就像圍捕江洋大盜那樣,立即遭到逮捕。

我在那堆積如山的「無價」廢棄物之中,也找到了當年我手寫的那份反蔣傳單的原始手稿,上面還沾有一片血跡。那是我的血,但我忘了當時是怎麼受的傷,只記得當刺耳的警笛聲此起彼落由遠而近時,幾位路人叫我趕快逃跑。但我覺得應該逃跑的是惡人才對,不是我。柯恩兄弟的電影《真實的勇氣》片頭有一句箴言講得挺好,它說「無人追趕時,惡人亦逃跑」。

其實我一點都不討厭蔣經國,我只是討厭人們在吹捧他為神明、為他的死亡而哀嚎的同時,為何卻對日常生活中數萬雛妓不見天日的痛苦以及貧病小孩之求救無門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原住民還有老是被它國政府綁架勒索的漁民,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關注與憐憫。蔣經國死的那一天,我當街散發的那份反蔣傳單,目的不在批蔣,裏頭寫的就只是這樣一些內容。

以上是去年舊文。大家知道這位當年馬屁隆隆的馬屁大師是誰了嗎?答案是余英時。

這樣一些所謂知識份子,在當年個個乖巧無比,所言所行,完全迎合舊黨國。你看余英時是怎麼說的,說蔣經國如何如何偉大,如何如何不平凡,如何如何崇高人格,如何如何有智慧。甚至歌頌說蔣經國的偉大胸襟使他能夠「容忍極少數人對他個人的無理謾罵」。

他媽的這是事實嗎?吹捧到這種地步,不覺得可恥嗎?蔣家王朝底下,殺了多少人,關了多少人?偶語棄市,文字成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數得清嗎?光是在美國主導下、以所謂「匪諜」為最大宗的政治迫害就有十幾萬個案子;而且動輒酷刑伺候,陰莖通電,陰道捅鋼刷,刷得你屁滾尿流,血跡斑斑,簡直泯滅人性。

黨外時,大約是1976年,有個人叫白雅燦,出來參選民意代表,一個人在台北西門町馬路邊散發政見傳單,政見裏頭有一條要求蔣經國公佈財產。結果馬上就被抓,飽受殘忍酷刑,判處無期徒刑,關在綠島。蔣經國死掉後,1988年才獲釋。

「余英時們」這些馬屁精,居然能夠眛著良心拍馬屁拍到如此肉麻的地步。現在,藍色舊黨國倒了垮了,「余英時們」馬上搖身一變,居然又完全迎合起綠色「新黨國」之種種惡行,而且把自己裝扮成數十年如一日、具有什麼偉大風骨的知識份子。

他媽的真是很無恥。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所謂知識份子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德性,宛如變色龍一般,永遠和當權主流緊緊結合,打壓少數異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