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網6月18日電(記者 牟彥秋 胡璇絢)「兩岸如果能夠在三年內取得一中架構的法理約定,大陸就可以依託經貿關係保台灣的民心,爭取台灣民心的認同,這對兩岸關係非常重要。」在近期舉行的海峽論壇上,台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在接受本網專訪時如是說。以下是訪談實錄:
回歸民族經濟共同體是台灣經濟最好的出路
新華網:您好吳主席,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專訪。請問您這次來大陸印象如何?
吳榮元:可以說覺得非常驚訝,因為不可能常常來,來一次就覺得變化很大。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第一次來,到90年代中期,差個三年到五年,整個變化很大。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回到祖國大陸是1990年,來到廈門,我覺得那時候的廈門就像台灣早期中南部嘉義的布袋港,一個小港。9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可以用飛快和神速來形容。
新華網:島內現在出現了一個熱詞叫「悶經濟」,當局也在試圖通過各種方法打破「悶經濟」,但是收效甚微。兩岸「融冰」之前台灣的精力多用於跟大陸搞政治敵對,錯失了搭上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列車。最近習近平主席有提起過,不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要更加注重增長效益,您覺得台灣這一次應如何借助大陸經濟轉型的時機更好提振島內的經濟呢?
吳榮元:台灣經濟的瓶頸來自於國際經濟的大結構。二戰後台灣的經濟跟整個國際經濟體系聯繫在一起,是一種加工出口經濟,隨著這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台灣資金積累非常雄厚,但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資金很多,投資過剩,基本建設和產業結構轉型調整的壓力,讓台灣形成了一種產業空洞。特別是在1990年代下半期到2008年這段時間,錯失了一個最大的機會,就是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大發展。而台灣就是那個時候把自己隔絕在國際經濟外面,從而形成了很大的失誤。
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兩岸經濟怎麼走來看台灣的出路,我們比較關心台灣社會基層的勞動就業體系,當時對於兩岸經貿交流是有擔心的,是因為有多種考慮。第一就是資本往台灣是單向的,因為台灣對大陸本身就沒有什麼交流的體制,所以資本是單向的失血不是可以雙向流動的,產業空洞化馬上受到影響的是台灣的勞動就業,特別是台灣本來走的是製造加工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大陸改革開放以後,開放了土地和勞動成本,相對於台灣太有優勢了,資本就開始往大陸走。
台灣必須從戰後依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轉回到民族經濟共同體,其實民間已經這樣做了,但就是政治卡著,讓總體經濟規劃沒有辦法真正地落實。這也是我們看到2008年之後馬英九急著幹什麼事。正好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台灣對那麼嚴重的經濟危機,順水推舟,快速地跟大陸進行兩岸「兩會」復會,急著進行兩岸經貿的聯繫。這是台灣的經濟危機逼著當局必須做這樣的選擇。只有回到民族經濟共同體,台灣才有把經濟優勢跟大陸的優勢結合起來的條件。

等待兩岸政治協商的水到渠成的那天
新華網:如您所言,2008年以來兩岸經貿已經有了很大發展,並且目前為止,兩岸事務性協商都已經基本完成,但兩岸政治協商卻遲遲未有等到,阻礙在哪裡?還需要什麼樣的契機?
吳榮元:其實這個題目和你剛才問的台灣的經濟問題聯繫在一起。2008年兩岸「兩會」能夠復會,我們積極爭取直航三通,30年不如2008年那一夕之間。這其實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量變的積累過程。等到台灣整體經濟命脈已經非常明確地必須跟大陸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台灣各方面都會意識到必須嚴肅地面對跟大陸的關係。這樣一種關係決定了台灣的政治必須做什麼樣的調整。
兩岸簽署ECFA,也就讓兩岸的經貿關係有了一個制度性的交流軌道,這是積累了將近20年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總結出來的,產業界、學界、當局都知道必須走這一條路。當時在進行ECFA談判的時候民進黨不是抗議嗎?結果簽了以後蔡英文說要蓋棺定論去承認。其實她是在政治上反對,但也知道台灣沒有跟大陸進行經貿整合,或是說台灣不跟大陸進行經濟連接,是沒有辦法找到出路的。
台灣就像是站在美國的肩膀上跟大陸對抗了幾十年,現在他也看到提供肩膀的這個巨人已經無力支撐。至少知道經濟上不能靠美國,美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出鈔的來源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大陸。這個經濟現實讓台灣必須在政治上做調整,即使很不願意。而且台灣的產業界也都大聲疾呼,不走這條路沒有希望。
我認為兩岸的政治關係就必須要有這樣的物質的聯繫,到了一定程度會形成水到渠成的局面。
現實來講,大陸提出的政策方針以時間換取了一個非常有利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有利條件。第一,大陸的成長,各方面綜合國力的成長讓台灣依靠著的美國必須調整對中國的關係。那麼這種中美關係的調整,使得台灣也必須在政治上也跟著進行調整。因為兩岸和平發展這樣的一種局面經過了五年的實踐,對台灣來講可以讓台灣社會對大陸的誠意、善意感受到,但是誠意、善意要讓台灣社會民心有很大的改變不是那麼快,至少要很長一段時間。
這次吳伯雄來大陸,把「一個中國」這樣的架構在國共對談的時候正式講明,等於承認我們是一家人,「九二共識」還是「一中各表」,現在講我們都是在「一中架構」裡面,這是大突破。
另外兩岸隔閡了那麼長時間,心理的隔閡造成認同的心理障礙也是很嚴重的,需要一個很長時期的和平發展和交流來慢慢融合。所以在政策上也必須讓和平發展的過程來慢慢消化幾十年的隔閡、對立。

以心換心 沙漠變綠洲
新華網:根據您所說的,我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大陸的惠台政策很多,台商受益的也很多,大陸赴台游也使得台灣島內民眾很受益,但是為什麼台商回到島內,民調投票還是有更多的人投給「台獨」。這個問題出在哪兒?
吳榮元:台灣要居安思危,我常常用的一個比喻是現在大陸安排了滿桌子菜請你來吃、隨你用,你要罵他都默默不吭聲,但這樣的前提是你罵歸罵,我們是一家人。但如果認同中國人的民調持續地低迷沒有提高,到了某一個時候,台灣現在對大陸的經貿依賴度,廣義的大概在50%(包括香港),再過幾年到了60%、70%、80%的時候民調還不拉起來,大陸也必須要有所顧慮了。照顧一個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社會是在示弱。
台灣社會這幾年雖然經濟沒有好起來,但至少沒有惡化,沒有壞到很難過的地步,那是因為有兩岸經貿關係撐著,到了大陸慢慢收菜,台灣再來緊張已經來不及了,政策調整到一定程度要再調整沒有那麼快,台灣將會承受一段非常艱苦的時期。
你這個問題台商何嘗不知道?人是現實存在決定意識,沒有到節骨眼不會覺得怎麼樣,平時相安無事,到了選舉的時候才緊張,每次都這樣人的意識就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台灣和大陸有一個最根本的矛盾,台灣兩萬多人口,戰後經濟快速成長,發展過程跟大陸完全不一樣。大陸是(大於台灣)幾倍的經濟體,大陸成長的過程是什麼?我們這輩人常講「一窮二白」,艱苦地過著,這樣的國情台灣社會怎麼理解?他怎麼理解十幾億人要進行社會體制的運作,必須要有一個什麼樣的機能才能有效?台灣的訊息傳達和大陸的訊息傳達是多大的距離。這樣的國情讓台灣社會去體諒、去理解很難,因為沒有那個現實感。這是一種生活在不同體制下形成的價值落差。
這樣的落差根源是什麼?兩岸分割60年,至少有30年是非常尖銳的軍事敵對狀態,軍事敵對狀態是要有思想武裝的。統派為什麼沒有發展?在沙漠裡面要開闢一塊綠地來種植,頂多也是一小塊,不可能在沙漠裡面把種子灑下去就結果。這次我看習近平書記講的,是吳伯雄後來在記者會上說出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一個過程,所以要「融冰」也要慢慢來。
台灣依靠著大陸,衣食父母在大陸這邊,我曾經講只要每一家每一戶有一個人是因為跟大陸的關係在工作著,那台灣大概就可以統一了。每家都有一個主要的經濟人口在因兩岸經貿關係工作、謀生,那這樣自然就形成了一種物質的聯繫,就會推進政治上的進步。
年輕人是推動兩岸發展的新希望
新華網:您認為現在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起重要推動作用的還會有哪些人群?
吳榮元:我的感受,一是年輕人。大陸的年輕人要怎樣發揮紐帶作用?台灣的未來也是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對年輕人沒有政治企圖,不會有政治心理的疑慮。要如何讓年輕人進行交。這樣的改變社會心理的工作,不能靠企業界,企業界太現實,來大陸賺錢他說你好,在大陸沒有賺錢或是在大陸受了什麼委屈就不會有任何正面的印象。各種人的交流聯絡,我認為年輕人最沒有歷史包袱,最容易感染,中年人以上的成見非常深,我們在台灣非常清楚這一點。
另外一個,我最近和原住民朋友聊天,他們有一種危機存亡的感覺,少數民族部落整個根都沒有了,文化沒有辦法延伸,整個部落都瓦解了,完全融入到市場經濟裡面。民進黨「當政」的那八年出了一個「原住民自治法」,但行政權經濟權都沒有,實際上這個「法」是空的,是一個沒有根可以著落的。只有統一以後「原住民自治法」才有可能落實,傳統領域才有可能交給他們,原住民最重要的是傳統領域。原住民土地佔台灣將近1/3,因為台灣山地多,地區領導人一想到1/3的土地都要交給原住民,就覺得「管轄權」馬上被切掉一大塊。
統一以後,台灣跟大陸進行大整合,進行重新規劃,國家大政策會考慮如何讓少數民族延續下去。重中之重的是,台灣的11個少數民族再怎麼樣都是台灣這個島的珍寶,他們的歌聲、特殊的人都非常重要,我說你們的前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就願意參加,就認識共產黨。共產黨有這樣的少數民族政策,他們才敢投入和相信。所以我說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是最底層,只有期望統一原住民才能夠存在,不然就慢慢沒落了,因為沒有根,少數民族文化沒有傳承的社會基礎。
新華網:非常感謝您接收我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