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界裡頭，對於新興的台商現象有不同的解讀，前幾日在時報論壇的兩篇文章也剛好反映了學界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台商為剝削者？或當地工人為懶惰鬼？
對於「台商在海外投資工廠的人權紀錄之惡劣，僅次於韓商」的說法，幾年前就甚囂塵上，如左派的學者Anita Chan就指出，台商在東莞、泰國、越南採取軍事化管理、長工時勞動、低薪資、無視人性需求而採取嚴格的人身監視、、、等。她說台商工廠內部人事管理根本就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翻版」（各位可以想像六歲小孩每天鑽入煙囪裡頭，打掃十二個小時的工作情況吧！）在大陸工廠內的牆壁上面，寫著大幅警告標誌：偷懶，罰一百元。對於工會的活躍份子，採取的策略多半是「孤立、監視、威脅、開除」等手段，以避免因為「少數」積極份子而破壞整個工廠的運作。作者本人的訪談也常發現，某些台商會積極扶植自己的親信為工會幹部，當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時，可以立刻掌握狀況，並且排除可能不利的因素，例如某名工人不服從工頭管理，就透過工會的表決而解聘此名工人，老闆不必親自出馬。
軍事化的管理在既有的文獻上面非常普遍，就筆者所訪談的一些台商，尤其是大規模一點的大陸工廠，幾乎都是採用軍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固定時間起床，排隊到餐廳吃飯、到操場聽訓、做體操；下工後，除了洗澡吃飯外，不能離開宿舍到外頭鬼混，跟軍人當兵幾乎沒有兩樣。至於虐待工人之事，雖有聽聞，但在實際的紀錄檔案上面似乎案例不多，不過假如台灣都可以發生家樂福強迫工讀生吃麵包事件，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也就不令人意外。
但是當我們在進行訪談的時候，卻也發現台商碰到非常多的困難，最一般的怨言是當地勞動力素質差，此問題表現在工作效率上面。同樣時間，台灣一個工人可以做十件衣服，在當地國的工人只能做一件；當地的工人上班常常遲到，在生產線上聊天，造成一條生產線流程的中斷；偷竊問題嚴重，有女工穿了十二條內褲走出工廠；找不到有技術的中階幹部；工資已經比當地人經營的工廠高一倍了，但還是常常投書國外工運團體，說工資遭受剝削（跟喬丹的幾億美元年薪相比，印尼的工人一天只賺一美元而已）。
有學者指出，如David Schak，他看到的台商情況似乎沒有Anita Chan 講得這麼悲慘，他說台商的工廠設備、配置都比當地國的廠商來得明亮、寬敞；工廠提供的午餐，雖不能稱得上好，但已經比一般的貧戶吃的好了；外商工廠的工資也比本地國高。筆者訪問過的一家越南台商工廠，原本給工人午餐津貼兩千盾（約台幣五元），但經常有工人為了省錢，中午只吃兩根玉米（約五百盾），剩下的存下來，結果工作到下午三點左右，就會有人體力不支暈倒。最後沒辦法，只好中午由工廠供應員工午餐，我們去看了午餐內容，只有一道肉炒菜，以及一道湯，但白米飯隨意吃到飽，在當地而言算比一般農村家庭好了，因為越南農村家庭幾乎很難得吃到肉。
我們相信兩方面所觀察出來的都是事實，兩種現象都存在台商的勞資關係上面，但怎麼樣評價這樣的現象呢？與其把這樣的現象放置在「剝削─被剝削」的主軸上，不如從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來觀察。資本主義的成長過程，不僅僅只是個人的問題、個別廠商的問題，或是技術、管理、剝削的問題，而是一種整體社會文化的「潛移默化」過程（日文則用「陶冶」這個字眼）。以台灣的發展為對照，二十年前的台灣到百貨公司買東西，也必須擔心若不買的話，會被店員小姐趕出來；對台灣人而言，在上班前集體聽訓跟做早操，似乎也沒什麼問題，因為我們在學校已經很習慣這樣的過程了；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六點下班，也已經成為我們視為當然的生活形態了。
但是在以農業社會為主的地區，朝九晚五的生活形態是不可想像的。某位台商說，在他們工廠尚未進駐該地時，全部的村落都依靠種植稻米為生，到了晚上六點之後就靜悄悄，但五年前工業區開發之後，整個村落生活形態產生劇烈變化，百分之八十的村民在工業區工作；卡拉OK、撞球間、雜貨店等逐漸變成村民生活形態的一部份。村民也已經習慣早上八點才上班，而不是以前日出而作的生活習慣；貨幣的交易成為經濟活動的最重要媒介。這是整個小村落的變化，以適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型態，也可說生活在其中的鄉民在「潛移默化」過程中接受資本主義的洗禮。
同樣地，台商以前在台灣的時候並不習慣工人組織工會、罷工，因此在海外投資時，也會對工會採取敵視的態度；嚴格的當地國環保法律，會拿來跟台灣寬鬆法令作對照。而當地國的工人，因為生活形態、習慣的差異，對於新出現的資本主義之嚴格訓規，必定也有許多無法理解接受的地方，例如服從工頭的命令、自己的身體必須配合機器的韻律而轉動、時間必須以工廠的大時鐘為標準、工廠的東西屬於資本主所有而非生產者所有。
前天跟一位越南來台留學的朋友吃飯，她說不知道何時越南人的服務精神才能跟台灣人一樣？我們不也經常在講，台灣人何時才能有日本人的服務精神？兩相對照起來，這就是整個社會的教化涵養程度，也可以說資本主義「陶冶」程度的差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