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這部電影曾引發一群猶太團體的抗議，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 dt）的經典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熱烈討論。
一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可說是二戰期間流亡至美國的一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菁英。她在一九四一年到美國，一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一面鑽研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並出版了《極權主義的源起》巨著。六○年代初，鄂蘭以《紐約客》雜誌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戰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紐約客》發表了她的一系列報導，一九六三年結集出版。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心裡有極大的感觸，她並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而是以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她為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一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邪惡的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懺悔，有時還面露笑容，他說他只是一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其中包括把一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鄂蘭說，這種「邪惡」，究竟是一種極端的表現，或只是一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為？她認為是後者。鄂蘭說，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納粹的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中多如牛毛，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每天做些「等因奉此」的例行工作，過平凡庸碌的日子。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真正的邪惡在制度、文化和整個政治環境。鄂蘭的報導出現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包括她的一些好友）的痛批和謾罵，甚至詆毀她是「猶奸」。
電影《為愛朗讀》的文盲女警衛漢娜．舒密茲（Hanna Schmitz），戰後成為一個中年女車掌，和一個高中小男生狂戀，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開始認字和閱讀。舒密茲只是一個小警衛（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一樣，為了生存和工作，每天輸送數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舒密茲在電影中為自己辯護，她也敢挑戰法官，但她是屬於納粹精銳的所謂「黨衛軍」（ＳＳ）的一分子，監獄乃是最後歸宿。
數十年來，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並提出了「邪惡的庸常化」的說法，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最重要的是，鄂蘭強調，「邪惡」乃源於當權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產生何種後果。於是，邪惡即源源而出。
二戰結束以來，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層出不窮。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一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一九九二年死亡），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二戰以來，一直爭議的一個問題是，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那麼，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為什麼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日本戰犯及其餘黨卻在家喝清酒？
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庸常化」，證明任何人都會在邪惡的制度下做出邪惡的事。中共文革多少人被整死，在「偉大舵手」的號召下，整個中國變成邪惡帝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恐怖當家，邪惡的魔頭製造了邪惡的制度，被整被殺的竟是自己的子民，人性的邪惡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