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還不是新公民運動?

2006/10/08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

台灣陷入彷彿「民主的內戰」。進入「內戰」中的人們,越來越拒絕聽見不同的聲音,同時,也因為別人的反對與衝突,越來越肯定自我價值,更無法看見自己的預設立場,甚至偏見。儘管「和平抗爭」至今仍是最高指導,流血與暴力事件總是很快被制止或譴責,但是日日發生的小衝突的累積,透過渲染的媒介傳播,正持續裂解社會理性對話空間,製造對立的情緒。

在這樣不斷的「你來我往」的衝突中,是否有可能討論出一個有正當性的自我節制的界限?如果繼續放任沒有節制,那麼這個社會今後將是什麼社會?會不會有可能成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先問別人的顏色,或者,無法信任陌生人,常無歸屬感,族群撕裂不可復合,集體墜落為那個只能迷信群眾力量,蔑視法治,懷疑人權價值,一個「恃「強群眾」、凌「弱群眾」」的社會?

的確,不少公民與團體曾寄予「反貪腐、倒扁」的運動一定的期望,期望「運動美學」、「愛與和平抗爭」與群眾覺醒能相結合,也期望他們可以從政治上的狹隘的倒扁立場,轉化成「反貪腐」的普遍的行動,甚至成為一種「新公民運動」的開端。但時間已經流失,現在這個運動受到自身的走向以及「對立面」的模塑影響,讓「運動」與「反運動」的不斷衝突,讓彼此一再重覆舊有價值與行動邏輯,形成相互鞏固、正當化的二元對立。

幾個可見的關鍵限制,影響了它的發展。我們恐先必須承認,「倒扁」和「反貪腐」並沒有必要結合在一起。因為「反貪腐」原來有其普遍價值意義。而現在讓大家把問題侷限在一人、一家的不正的行為的反覆的批判上,固然正氣凜然,但也可能窄化我們看見貪腐問題的歷史深度與結構的廣度的機會,限制了社會可進行廣泛反省的可能。更給反對者一個「雙重標準」的正當藉口,讓其他因為貪腐而形成的不公不義問題,不論是政治上的腐敗,或者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掠奪經濟,都沒有被檢視機會。

二是「反貪腐」並不構成新的社會價值,它甚至也不是民主的基本價值,而是人民對於政權的一種基本要求。台灣目前進行的這個「運動」,和歷史上推翻無道昏君,聲討貪官污吏,和現在中國共產黨宣稱要打擊貪腐,或者新加坡政府自傲的清廉與效率,在道德的訴求上都是相似的。人民對「清廉政治」的基本要求,這個價值當然重要,因為國家領導人的所作所為,都影響我們的民主品質,我抪穔M有資格要求更好的民主品質。

但我們恐不能用「清廉」的尺度,作為「深化實質民主」的基本要素。更適宜用來界定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人權保障」與「法治」,其中包括各種自由的保障,司法的獨立,公平的選舉與政黨輪替,以及,媒體能扮演公共的角色,包括對於多元價值的肯定與尊重等等。甚至包括對於日常生活中可能是「無效率」的行事原則的尊重。

三是「倒扁反貪腐運動」一直到今天為止,都「發誓」給自己訂下用「扁的去留」作為是否「結束行動」的最終依據。這使得這個運動,沒有辦法自己停止,因為它唯一的方向,就是只有繼續下去,繼續增加有如「天下圍攻」的群眾壓力,直到民進黨,或者阿扁,在承受不了壓力時願意「配合退場演出」,才能停止這種作法。這就是所謂「絕不退場」或者「一時難以退場」的問題。

這讓目前的群眾運動,受限於單一顏色、單一手勢、或者,要求如何才可退場的單一結局。這恐怕同時使得運動的政黨對抗性格,大於社會實踐的性格。我們如果稱現在的運動為公民運動,恐怕還很勉強。因為,它既沒有生產出新的社會價值,也沒有可以實踐的日常場所,而即使當作是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它除了讓人(目前只有阿扁與許財利二人)能被罷免下台之外,也沒有一個目標與方案。

而一個社會性格為指引的公民運動,是既不需要發誓不退,也不需要設定退場的條件。畢竟,公民原來就無法從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撤退,除了就持續去主動實踐,進行多元連結,壯大公民社會的不分黨派的力量,在拉鋸的情形下,和資本社會代議政治、民選政治領袖的濫權與統治抗爭,這樣,運動是不可能有預設的退場與終點。

到今天為止,不論從那一個標準來看,「倒扁反貪腐」,可以是一次成功的、人數前所未見的、有感染力的、並讓參與者得到鼓舞的群眾運動。它能生產出實際的政治能量,將會影響下一次選舉時的民意走向,影響政黨形象與版圖,但是,它恐怕還是必須依賴不同顏色政黨的力量,替它解套(不論是那幾個黨,或那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因為它還沒有找到方法與力量,讓自己可以走出自己所構築的紅色壕溝,更不可能打破綠色的防衛心理,讓日常生活中立場不同的公民,可以產生社會性的和解與共同壯大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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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2 公共論壇
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在這個新生的百萬人反貪腐運動尚未喝滿月酒之際,就有不少學者迫不及待地以各種標準檢驗它。張茂桂教授的〈為何還不是新公民運動?〉即是一例。這篇文章,光看標題,可能有兩種態度:一、期許它早日長大(這是慶生);二,斷定它長不大(這是唱衰)。張教授的論述心情明顯屬於後者,他申論,由於此一運動具有三種「關鍵限制」,注定了無法賦予「新公民運動」之期望。非但如此,此運動還應負「繫鈴人」之責(因為是它引出「反運動」的),得為動盪負責。

但相較於游錫堃的「中國人糟蹋台灣人」之說,以及林濁水的「此運動是法西斯」的直接抹黑作法,張教授採取的則是比較安全有趣的方式,藉由拉高對運動的期望表現其對運動的失望:「咦,怎麼都快滿月了還不會跳?」

首先,張教授說「倒扁」這個目標有問題,把問題侷限在一人,看不到「問題的歷史深度與結構的廣度」。張教授在關鍵的地方賣了關子,群眾其實是很希望學者能為他們何以如此真實地憤怒與困惑提供深廣之見的。但張教授顯然把人民對知識份子的期望丟還給了人民,並且指責民眾只陷於他們的直觀困惑中,永遠成不了「新公民」。

張教授不但不提供困惑與結構之間的連結解釋,似乎也沒興趣體會民眾的困惑,反而是把所有的社會秩序壓力給了運動:「如果繼續放任沒有節制,那麼這個社會今後將是什麼社會?」這句話,其實恰恰好是民眾反抗「放任沒有節制」的貪腐、操弄族群、誠信蕩然的心情寫照。然而,把社會秩序的重擔丟給社會運動,不是等於「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嗎?(魯迅語)」一個沒有清廉、正義的社會是一個什麼社會?或許這才是知識份子真正該問的問題。

其次,張教授說「反貪腐」不構成新的社會價值,也不是「民主的基本價值」,但他同時又說,反貪腐是「人民對政權的一種基本要求」。任何人讀到這裡都可能會困惑,既然政權連基本要求都達不到,為何人民起來要求它達到,反倒不是民主行動?原來,反貪腐太初階,還夠不上「民主的基本價值」;真正的「實質民主」是「人權保障」與「法治」。異哉斯言!人民以直接行動要求政權達到最低標反而不算是民主,或最多可能只是「形式民主」,而消極的權利保障反而是「實質民主」。張教授在拉高標準時也許正在倒立。

實質民主是什麼?當然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民當主人,政權當司機,主人決定方向,公僕提供便利。民眾如果說,我要清廉,那麼知識份子與政權所應該認真的恰恰就是民眾的這個卑微要求,而非說它是「法西斯」或是「境界不高」。政治理論不是用來解消人民知道哪裡痛、哪裡苦的遁詞的。

其三,張教授說了那麼多理,旨歸於一:運動請結束,民眾請回家。但真這麼說,境界又因太白話而不高,因此只好拉抬出更高尚的境界:請公民轉戰到「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在那裡「持續去主動實踐」、「進行多元連結」、「壯大公民社會」。張教授不喜歡民眾上街,因為有上街就有回家(所謂「退場機制」),而真正沒有退場機制的運動則是公民「在拉鋸的情形下」「和資本社會的代議政治、民選政治領袖的濫權與統治抗爭。」

這是運動以來,我所聽到的最激進的話語了,直逼「不斷革命論」。我不知道這個標準是張教授一貫的論述尺度,還是為這個運動所訂做的?但不論如何,這些激進修辭明顯並非為了「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反而是把竹竿舞的竹竿不切實際地提高一公尺,或是把凌波舞的竹竿不切實際地降低一公尺,而其目的不外乎是挫折一個尚未滿月的運動。

自主公民面對張教授的質疑,其實也不必生氣,反而應該轉換態度,化批評為動力,咱就把運動也帶到日常生活中,與「資本社會」、與「代議政治」,進行長期的「拉鋸」抗爭。自主公民應該可以虛心體會張教授的標準,並且昂揚地說:張教授,請給我們這個運動長大的機會與時間。我們今天的行動當然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有顯著問題的,但請牢記布萊希特的名言:「讓我們從最糟糕的現狀開始行動起吧!」而您,願意一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