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心的政治

1996/05/27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這是一個你我都玩過的遊戲。

在課堂上、在成長團體裡、在宗教聚會內、在社會運動的場合中。

交代你的心路歷程。坦白從寬。

「我曾是個罪人,我會嫉妒、說人閒話、貪心,後來我聽了道,很歡喜的去領受,覺得解脫…」。在這類向會眾坦白交心的宗教儀式中,聽到的悔過很少是「通姦、手淫、淫念」之類蠻常見的「罪過」,可見這類交心多半只是行禮如儀,未必真的完全坦白。

但是,在公眾場合交心,也不一定都是有所保留的不真誠。有時候聽眾會感動的和你一塊流淚,有時候你的甜苦回憶也帶來共鳴的笑聲,甚至有時候你的坦白還會讓聽者窘迫的不敢直視。

「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主張/站這樣的立場/研究這樣的題目/成為XX主義者呢?因為…」娓娓道來的是:一場掙扎困頓的啟蒙過程、一個不為人知的心頭祕密、一段啼笑皆非百感交集的故事,穿插著或許幽默、或許悲憤、或許羞澀、或許自戀的表演,顯現交心者的誠實、遠見、堅毅或者可愛。

外省人或本省人坦白自己為何贊成台獨,男人或女人自白如何成為女性主義者,異性戀或同性戀述說認同同性戀的原因,工人或知識分子交代參與工運的經過…。這些人儘管誠懇認真,卻因著發言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坦言交心策略。

分析這些交心策略固然有趣,但更有趣的問題應當是:在小團體內,向公眾「交心」這類活動是怎麼產生的?因為很顯然它不是一種「自然」的言談方式,我們很難想像古人會在陌生人面前彼此坦言剖白內心。即使是現代人,也要經過學習、模仿、觀摩才能進行這種言談方式。

小團體的彼此交心活動,多半自覺或不自覺的源於團體動力的心理學技巧,而這又和心理分析的「自我分析」、「坦言」密切相關,後者則可追溯至西方宗教的「告解懺悔」,甚至中世紀宗教裁判的「審訊逼供」等等權力技術。不過,當代台灣社會的交心活動也有部分源自本土的社會控制手段,像我們從小開始,不管是就學、入伍、就業、或各種申請,都被要求寫作「身家調查」、「自傳」等等向陌生人坦言的文字,這些顯然是官僚社會管理與組織「個體(個人)」的權力技術,也曾被國民黨政府用來清查人際關係、監控個人思想的手段。國民黨的這套技術不但可能源自傳統特務或司法的審訊取供,也很可能參考了中共的作法;事實上,「交心」是中共行之有年的制度性活動。

小團體的彼此交心活動既然源自形形色色的權力技術,當然也難免有其不同的權力效應。這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首先,交「心」活動通常預設了也建構了一個充滿祕密、需要揭露的內心。因此,在交心活動中說不出話的人,不被認為是「無話可說」或「無自知之明」,而是被認為動機交代不清、有所隱瞞、十分可疑。而且這個內心不必然會符合或反映外表行為,以致於交心者的具體行為實踐反而證明不了什麼──這種把神秘的「心」看得高過具體行為的評價,反而會形成壓力,讓交心者更積極努力忠誠地為團體獻身以證明自己。

其次,交心活動往往預設了也建構了一個完整融貫的個人生命史。個人的生命歷程要在交心敘事中找到首尾一致的前因後果,個人的過去不能是零碎、斷裂、矛盾、有時不可理解的片段。可是,為了要說出完整一致的人生故事,往往就得借助一個「大敘述」來統一人生的片段,在社運場合中這個大敘述往往是某種以單一主體為中心的理論,而這很容易去強化某個單一固定不變的認同。例如在某個社運場合中,如果交心者從環保、殘障、婦女、原住民、同性戀等等多樣異質經驗來建構其生命史,則此人可能被視為精神異常(因為很可能故事顛三倒四),或者被視為忠誠度有問題。

交心活動其實不利於那些當下還得不到正當化的認同。例如,當同性戀根本還不能「出櫃」現身時,那些因為(自知或不自知)同性戀傾向而參加婦運的男男女女,可能不敢在交心活動中坦白(坦白不但可能招致歧視,也可能被當作「另有居心」),也更可能由於尚無同性戀意識或自覺,故而根本不知道她們支持婦運是因為同性戀的緣故。

小團體彼此交心的活動多半是真誠的,但是交心的內容卻不免只是當下流行論述的建構;交心雖然促使人們積極的認同某個主體位置,但卻可能妨礙認同的流動與新認同的建立。

有關「交心的政治」附記

/卡維波

對於不同形式的交心活動應該還要再做進一步的分析。本文在這方面粗枝大葉了一點。例如有些交心並不以單一認同為中心。

另外,本文也想指出一種可能,即,人們參與各種運動其實可能有各種原因,這些原因也不斷地被社會新的發展所重新改寫──就像個人的「自傳」就是一個不斷被社會建構的過去生命史。(這個「過去被未來重寫、個人史被社會史建構、事件被語言形塑」的觀點,是何春蕤在《性心情》一書中再三強調的)。

現在流行的說法總是假設族群認同必然出於族群經驗,或者,只有性別(壓迫)經驗才能解釋性別認同,等等,也訴諸一個「自然」的、單純的、被給予的、親身體驗的(因而難以傳達、無法類比的)壓迫經驗,這些都強化了認同的本質主義。因此我們看到一組組自然的對應:工人經驗──工人認同,台灣人經驗──台灣人認同,女人經驗──女人認同,同性戀經驗──同性戀認同,雙性戀經驗──雙性戀認同,青少年/老年經驗──青少年/老年認同,殘障經驗──殘障認同,學生經驗──學生認同,等等。

其實,經驗與認同之間一定會有論述的中介:透過論述,經驗才能成為某個認同的經驗。不同的論述因此可以形成不同的認同與經驗。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能串連各個社運,使各個社運認同都能同時成為「普遍主體」、「歷史主體」的論述,不但要有《島邊》講的「人民民主/邊緣戰鬥」之類的論述,還要有關聯各個社運特殊性的論述。換句話說,在更寬廣的論述下,一種壓迫經驗可以形成許多反抗認同,所以一個反抗認同其實可以源自許多不同的壓迫經驗。在這種「流動的認同」狀況下,原本單一的認同可以孳生為許多運動的認同,而一個運動的參與者也可能源自許多不同的認同。(這一點也不神秘,整個社會主流也是如此運作的,例如某個女工人會形成資產階級、父權、愛國公民等等認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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