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評論 │ 美國國務卿、網路,與委內瑞拉的表意自由

2014/05/26

共誌編按: 二月以來,委內瑞拉創世界奇蹟,富人上街,以暴力反對得到窮人支持的民選政府,造成42人死亡,但該國及海外新聞都避而不談,在野勢力其實要為此死傷負起更大責任,反而顛倒是非。5月20日,繼眾議院之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以13對2,通過草案,要求白宮『制裁』委內瑞拉。若草案通過,除了已經給予委國反對派的支持,最高將另撥1500萬美元讓反對派「民主化」委國。白宮目前兩難,因此舉可能有反效果,並且,亦將遭惹南美國家反彈。雖然對參眾兩院法案不熱衷,但美國力挺在野派,不公正指責委國政府的情況繼續。本文作者Luigino Bracci Roa是捍衛「自由軟體運動與表意自由」的知名人士,他也是委國網站 aporrea.org的協作人員,同時是其編輯團隊成員。原文是西班牙文,5月14日發表,英文在22日出現於Venezuelanalysis.com,譯者是Z.C. Dutka ,中文23日由共誌翻譯於此。

美國國務卿、網路,與委內瑞拉的表意自由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近日說,委內瑞拉政府要限制網路使用,這對珍惜表意自 由的萬千藝文人如我們來說,實屬無稽之談。對本國反對派來說,實況相反,他們以網路作為宣傳與動員的工具,恫嚇查派。助長犯罪,呼籲推翻政府或倡導恐怖主義是表意自由嗎?可惜的是,委國法處理不了美國公司如 Facebook, Twitter, and Google,他們營利在本國有超過千萬用戶,但政府則麼要他們負責呢,他們甚至沒有在委國設置公司,他們的工作人員與在其網路空間散播的影音圖文都在美國或其他國家。 這是問題所在,今年以來反對派的 「下台」(La Salida)運動,社交媒體扮演了一個角色。(共誌按:2013年12月,委國執政黨在地方選舉獲勝,得票比2013年4月總統大選時多了將近10%。選前,反對黨將該次地方選舉的意義拉高,指它是對執政的「社會主義統合」黨的信任投票。有人認為,這是在野派敗選後,再次認定投票路線贏不了,是以反對派當中的暴力路線再次出現,想要藉此製造要總統下台的理由。)

本文所要表述的要點有三:

1.委國網路根本沒有遭致封鎖,反之,它們還是反對派的「主要工具」,用以召喚暴力且有時違憲而在任何國家都不會得到許可的示威。

2.展現反對派對網路的顛覆,不再是奉行表意自由的精神,而是遭其揮舞,作為威脅查派的各個個人,搜索與洩漏其個人資訊,致使相關人的生活與誠信陷於危險境地,同時這些行為也違反了委國及國際法,但有權責控制網絡的這些公司根本沒有對他們設限 。

3. 表明有些國家如巴西,其政府是已經企圖有些作為,想要解決類似問題。容我在此謙卑建議,我們的政治人與國會議員,應該加入巴西,並向 UNASUR與 CELAC及ALBA這些拉美區域組織提出建言,(聯手)向美國企業提出要求,請其遵照我們這些國家的法律,確保與尊重我國公民的安全。

1.反對派運用網路作為組織推翻政府的工具

美國國務卿Kerry說這裡無表意自由。但是,反對派的激進者 Leopoldo Lopez或溫和者Henrique Capriles,分別擁有280與440萬粉絲。反政府新聞網站 La Patilla是370萬。這些反對派及其支持者有些固然是要和平示威,但以暴力作為出發點,或和平而轉為暴力者,太多了。其中,委國稱之為「路障阻街者」( guarimba) 這些人,就是通過網路組織與動員進行。

2.在英美等相關國家會容許這類抗議方式嗎?

英美簡直虛偽到頂,相同行為在其國家還能逍遙法外?!2011年8月6日,29歲、有四子的黑人 Mark Duggan被倫敦警察射殺,引發全國抗議風潮,另致死5人。幾天後的8月16日有兩人被捕,他們被判刑四年,罪名是通過社交媒體煽動抗議。其中一人是20歲,因他的臉書出現這個標題 「粉碎諾威治市」(“the Smash Down of Norwich Town,” 他想在自己的城市動暴亂。但除警方之外沒人到場,該年輕人立刻被捕並遭判刑四年。英相 David Cameron 當時說,「有人用社交網絡訴諸暴力,我們就得逮捕。」數週之內,英國政府與Facebook, Twitter and RIM (Blackberry)的幹部協商,分析社交往落在騷亂中的使用情況,後來,Facebook代表說他們採取了必要作法,確認所有攻擊或暴力材料都會很快遭致刪除。 Blackberry的地區主管Patrick Spence也將發送有關騷亂訊息的人之資料交給當局。我們在委內瑞拉會說他們被「出賣了」。在委內瑞拉,假使 Blackberry也協助政府起訴這些煽動者,會怎麼場景?也許,首都富裕區Altamira的 Q5s與Z10s會出現無數抗議場面。雖說有些NGO不同意 Cameron的陳述,其他政府並沒有提出正式指控,說英國人在檢查網路。

在其他國家,公布警方行動還是一種重罪

2009年,Elliot Madison與Michael Wallschlaeger等兩人在美國被捕,罪名是他們通過Twitter公布警方行動。當時,警方正在鎮壓於Pittsburg舉行的G-20高峰會議。警方說,兩人當時用Twitter接觸其抗議伙伴,警示他們警方的行動以讓他們走避逮捕。Madison在室內被捕,他有設備正在收聽美國政府認定是公共資訊的警方通訊。 事後,人們得知,Twitter與警方合作,這才確認了相關罪犯,所有其帳戶都被關閉。 反觀委國,在這三個月的抗議,反對派常以Twitter 公布警方即將到達,這些例子被認定是「正常」的作為。無數的記者真名真姓,以推特帳號將警方下落公開週知。「在此,我不會列出這些記者的名性,我無意讓他們覺得遭致威脅,我無意暗示我認為他們也必須為這這類行動而被起訴。就算是有人將 國民衛隊(National Guard, NG)停在其門外的坦克之照片以推特傳出,我們也不宜說他們該被送上警局。我不是說委國政府應該採取這些作為,相反,「這僅只是要表明,美國國務卿凱瑞的虛偽是到了家。委國警方並不依靠 Facebook, Twitter, or Blackberry的支持,即便他們需要確認煽動者是誰。這點,我們應該謹記在心。」

以Twitter呼籲暗殺總統

大多數國家都認定,呼籲暗殺總統都是違法。哥倫比亞總統候選人 Jorge Eliecer Gaitan在1948遭暗殺,舉國的後續暴力至今還沒解決。26歲的 Jarvis Britton去年被判一年徒刑三年緩想,因他在推特說要殺Obama,其他例子還很多。2014年5月11日我以 “kill obama”(殺死美國總統歐巴馬) 進入推特搜索引擎,其後48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推文,原因可能就在這裡。至於是因為人們已經害怕,不敢再作此威脅,或是 Twitter很快就刪除這些字句,不得而知。 但我若以“matar a Maduro,” (殺死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48小時就得到不少推文,其中一些的文字如後:

「唯一解決方法是槍殺馬杜羅、Diasdado(譯按:國會議長)及其政府各個鷹犬,這是他們的命運。」 「幹,如果我的空調壞了,我要親自殺了馬杜羅。」 「他是一個髒貨。我恨死了他,上帝諒解,我要殺了馬杜羅。」 「如果現在停電,我要去殺了馬杜羅。」

我們的年輕人以這麼輕挑態度寫著謀殺總統,讓人擔憂,推特公司一點不認為該有任何反應。....還有更糟的圖片...我又查了「殺死凱瑞」( “kill John Kerry”),僅有一推文提及,我還找到想要送給凱瑞的一張圖片,顯示烏克蘭一群孩童舉著牌子:「不要殺我們。」 我們委內瑞拉人對這些死亡威脅輕描淡寫,覺得這些17-20歲的小伙子是「鍵盤幫派之徒」,只是通過社交媒體發洩挫折,非常不太可能將威脅用在「真實世界」而真正殺人。希望我們永遠無須認真對待這些現象,但西班牙這些相同的威脅可就真正會讓當事人被起訴。幾星期前有人推文說 ,「你的死是我們的喜悅和歡樂」(“Your dead are our joy and glee”),圖片是民警的葬禮,他人跟著傳,這些人被起訴了。委國不但沒有這類起訴,反之,極端情況是,不少推文是顯示圖片的人向國民警衛隊( National Guard, GNB)的車輛丟擲汽油彈,要對車輛裡面的人造成嚴重傷害。這裡,得注意的是這些車輛在那裡,是要擊發催淚瓦斯,這些衛隊被嚴格要求,不能使用致命武器對付示威者。少數逾越規矩的人已經被糾正,並已被嚴格處罰,進入軍事監禁。

我得再次說,我不是主張委國應該以英美西班牙的作法對付委國抗議者,而只是要通過比較,暴露這些人在批評我們時,老用雙重標準。

提供查派個人住址,使其暴露於遭致攻擊的局面

反對派最該遭受指責的一種行為是,濫用表意自由,恣意公開支持這場玻力瓦爾革命、但住在中上階級地區者之資訊,藉此要讓他們及其家人遭致威脅。這甚至還是大眾傳媒的記者之所為。

最糟的一幕發生在4月26日。當時,一群年輕的「路障阻街者」(guarimberos )以汽油彈及其他手工武器,試圖在首都東南的Prados del Est高速公路設置路障,予以封鎖。國民衛隊前往清除這些封鎖,年輕人蜂擁逃離,到了附近的 El Güire,打破很多人的房舍並進入內部,當然是不想被捕。

這個情況若發生在美國,其憲法第二修正案容許其公民擁槍,並在「自家旁人勿進法」(the “Your Home Your Castle” law)的授權下,可以擊斃不請自來的人! El Güire的住戶沒那麼極端,雖說是有些住民決定將入侵者交給國民衛隊, 有些人則通知警方來帶走進入其宅第的人,當日總計有18個「路障阻街者」 被捕。

有些記者拍攝了不少影片,而他們當中有很多是直接與反對派掛勾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在反對派各種抗議活動(特別是可望會演變成暴力的),予以錄影,其後,他們再編輯這些毛帶,成為對外公開的影像,而其內容幾無例外,這些「路障阻街者」都變成了英雄。 這些記者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與La Patilla等網站,廣為流傳之後,就是要讓人找出誰是這些El Güire 住民,並徵集他們的個人資料。很多人成功了,這些資料就被冠上 “Toads,” 這個字眼,它在委國是很有攻擊性的一個詞,指「告密者」,在有些情況下等於是這樣的人被判了死刑。

這場 “Toads”捲動了眾多推文,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是Willie Colon,他有260萬粉絲散播這些人的個人資料與照片。

這裡得提醒, Willie Colon及他人的類似推文,放肆於洩漏個人資訊,卻無一被刪除。推特公司反而說,任何想要舉報受到威脅的人,應該直接向當地警方為之。可想而知的是,假使委國政府要求 Twitter刪除這些訊息,該公司將要控告委國政府,指其實行檢查。

有人會說,假使我們攻擊 Twitter與Facebook,就等於是攻擊信差。但事實是,假使這是發生在美國或英國,這些公司就會很快應其政府的要求而迅速地刪除所有這些威脅恐嚇煽動的內容。問題的核心是這些公司不遵守我們國家的基本法律,他們不遵守,其實也就是讓自己變成助力,擴充了當前政治怨恨與攻擊之現象。

3.怎麼辦?

社交媒體自有好處,但其問題與危險之處,是該討論了,特別是在委內瑞拉。我們不必檢查或封鎖或禁止正常的使用,而是要我們作為人的正直,不被這一小群人威脅,他們匿名事後。有些惡劣推文在過去三個月致使他人的生命沒了。記者 Nelson Bocaranda (有190萬粉絲)助長了四月間對醫療健保中心的攻擊(按:委國與古巴合作,推動全民健保,被反對派指為委國政府聽命於古巴)。退休將領 Angel Vivas建議抗議者將鐵絲放置在1.2公尺高度,通過的摩托車騎士就會斷頭,而果然就至少有兩人為此送命。巴西因Edward Snowden事件已經在修法,同理,我們委內瑞拉人也要關注這個事情。巴西已經在三月通過《網際網路公民權利架構法》(the Civil Rights Framework for the Internet),就是要確保社交網路公司確保中立及網路隱私權。該法最初版本更激烈,比如,原曾要求 Google, Facebook與Twitter在巴西境內建立資料中心,因此巴西人的資訊不會弄到美國儲存。這是科技主權的大例子,但後來為讓法案通過,妥協後被刪除。(共誌按:5月13日,歐盟法院指個人有「被遺忘權」,資料主體(個人)可要求刪除搜尋結果)依據該法第十一條,巴西可以責成 Twitter, Facebook 與 Google 遵守其法律,委國應該跟進這個作法。該法還對違反這些規定的公司提出不等制裁方式,最低是警告,然後是罰鍰,暫時吊銷執照,最後則是進此在該國活動。至今我沒聽說任何政府對此作法有任何抱怨。

這是拉美國家團結的絕佳機會, UNASUR, Mercosur, Alba, Celac及其他區域組織,我們應可共同立法,在網路領域對抗這些跨國公司的利益。我們有主權有尊嚴,現在是挺身的時候。不能等到更遭的悲劇發生後,才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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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自由?誰民主?我的一張反帝反資大字報:鍾翔宇
2018-10-10 吹音樂 李鑫

2018年發生了一件事,文在寅與金正恩分別跨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一同站在南、北邊界兩側握手,並透過《板門店宣言》約定在2018年年內宣布結束雙方戰爭狀態。接著九月所舉辦的第三次金文會簽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
同時間,一位與派對、金項鍊、大屌歌毫無瓜葛的饒舌歌手,將馬克思列寧思想、共產主義這類台灣大眾反感或無感的「冷硬題材」入歌,集結而成的首張專輯《炮打司令部》名稱援引自毛澤東文革時文宣標語,甚至將酷似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扮裝照片作為封面,一舉入圍2018年金音創作獎「最佳嘻哈專輯」。端看製作成本與鋪貨通路,在入圍者中量級明顯不同,如黑馬般一枝獨秀。
鍾翔宇是ABC,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擁有雙重國籍,但身份有點曲折。媽媽是台南的福佬。爸爸本來是南朝鮮的華僑,因當時南朝鮮政府不承認外國人後裔是韓國公民,朴正熙政權也只承認蔣介石政權,所以當地華僑都陰錯陽差地成為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
後來輾轉來到美國,從小學鋼琴與小提琴,生活在白人為主的中間階層社區。由於身為美國少數族裔,見到爸媽中國餐館圈朋友與其子女無不都嚮往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讓鍾翔宇反思:「移民到美國的人,尤其是做的收入不好的中下階層工作、甚至如拉美裔活得沒尊嚴,為什麼仍要執意選擇移民?」這些思考促使他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這時他剛從北朝鮮回到台灣,在人人覺得專制封鎖的北韓拍完新作品〈流言蜚語〉MV。他是相當健談的人,對於自己所講的事物有著深入的了解,聊了很多不同的價值認同、意識形態、共產與資本、帝國主義與政治。他甚至在訪問前一天將訪問題目詳細作答、印成紙本回傳。
所以約訪當天,我拿到一份超過八千字的七頁A4紙本,一邊爬文、一邊與鍾翔宇討論他的思考與創作。對自己闡述理念的認真態度是訪談工作中首見,但如何從精華中淬煉不扭曲原意也成了另一難題。

Q:談「鍾翔宇」就會想到〈野格炸彈〉,這首歌是怎麼開始的?
剛開始對編曲有點好奇的時候,就下載了盜版的Ableton Live,就隨便亂編,覺得稍微像樣就發表了。〈野格炸彈〉是十七歲的時候編的,快十八歲時發表,那時候就聽了、唱,就是一個高中屁孩未成年喝酒,覺得蠻好玩的。
剛好有同學教我做野格炸彈,但其實我覺得野格炸彈蠻難喝的。那時候跟成龍一樣,拍MV時酒都是真的;所以過程是一直喝、喝了很多紅牛,回家就開始剪MV,隔天中午就上傳了。
〈野格炸彈〉一開始很多人罵,又超多人按不喜歡。有些鄉民可能就想在網路上找看起來比較智障的人去攻擊、去霸凌,可能他們自己也是這樣,所以他們在網路上可以變成壞人。但現在我重新開放之後,按喜歡的人變得很多,久了其實變成童年回憶。其實更早以前就有一些作品,不過讓最多人關注我的作品大概就是〈野格炸彈〉。

Q:聽說你是用歌詞自學中文?創作中文饒舌有受誰的影響嗎?
我在美國出生,去年才回到台灣定居,以前放假常常回來臺灣。高中前我是中文文盲,從小會講不會看,回台灣很多路標路名都看不懂。那時就印出自己喜歡的一些歌詞,看不懂字就一個一個查。因為喜歡饒舌,也自己開始抄寫歌詞,有練到中文就好。因為好玩,錄一錄給朋友聽,或把東西丟到YouTube方便轉貼,結果就開始被人家發現了。
中文歌我聽很多熱狗,也看到很多推薦的蛋堡。還有大支,但他的讓我學漢字比較困難。大支的歌詞,網路上找到多不是正式的台語漢字,對學習比較難有系統。我蠻喜歡《舌燦蓮花》,那時候很多時事歌曲,還有關注到兩岸跨海beef的事情。
當時頑童MJ116正在走起,會聽一下那時候的人喜歡怎樣的風格,還有當時比較地下的蛋頭、Barry;壞南孩(Down South Boyz)也還在⋯⋯感覺在臺灣嘻哈圈也不小,但多也沒有現在多。現在有些年紀比我小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聽過誰,每一次問的還都不一樣。
我喜歡熱狗,因為喜歡,當然也被他影響。我也很愛蛋堡編的曲和說唱方式。我在美國買了一張熱狗第一張專輯的盜版CD,結果在車上家人都在的時候放,然後裡面一直唱「操你媽」,就被家人罵「怎麼在聽這種東西」。
因為接觸音樂,也才能後來回台灣認識了很多台灣朋友;認真聽饒舌之後,對Flow與韻腳開始研究。從小用雙語思考,好像讓我常用的一些韻腳跟一般單語言創作者不太相同,會用比較少的聲韻去搭配。
講到熱狗,我最近幫湯捷錄跟混他的首張個人專輯《L.O.C.K.》,他的某些歌詞內容和說唱風格讓我想起熱狗。我很欣賞湯捷的工作態度,也覺得他的新專輯很不錯。

Q:為什麼會變成「身著紅衛兵服的鍾翔宇」?
我們從小被教育反共,但事實是大部份人對共產主義根本毫無概念。
以前就開始研究帝國主義,不過那時候還沒看清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大學時主修經濟學,很多教科書的內容只提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而不提「看得見的槍」;許多書籍僅合理化帝國主義活動和關係,或隻字不提。
後來接觸有關美帝國主義的書,例如William Blum的《Killing Hope》和Michael Parenti的著作,發現很多人愛講共產主義根據的都是西方說法;那時我就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書,又開始讀一些重新解釋常被斷章取義或誤解的歷史文獻。
我認為,資方不介意社會上存在很多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只要那些人不去主張能取代資本主義的東西。
可以想想,為什麼美國中情局花了那麼多資源推廣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之類的後現代主義藝術家呢?要成為共產主義者的第一步,是得先了解資本主義。
如果在資本主義下是既得利益者的話,那麼就算了解也不見得會去起身反抗,除非你是恩格斯。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最有實力的共產主義組織都在第三世界,而不在西方國家或台灣這種地方。

Q:首張獨立發行專輯《炮打司令部》居然入圍了金音獎、被文化部肯定了⋯⋯你的想法是?
金音獎入圍我是自己看到的,沒有人通知我,看到還蠻意外的。
入圍是好事,並不是說在乎獎項肯定,而是發言的平台可能會稍微變得大。我沒有辦法砸錢做宣傳,入圍可能就會有比較多人聽我的音樂。反正我不靠作音樂創作吃飯(會去製作;但如果靠創作營生,創意與態度會被綁住),所以我一樣還是會做我想做的。
其實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主要是呼籲人民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對我這張《炮打司令部》已經沒有什麼期許了!它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的作品了,現在想的是未來的作品要做些什麼。

Q:是看不慣現在嘻哈圈的風氣,所以做了〈我的饒舌〉、〈保力達B〉來諷刺嗎?
不是吧?〈我的饒舌〉純粹是這張專輯的自我介紹,裡面描述的現象不只是嘻哈的現象。〈保力達B〉是做好玩的,用trap的曲風指出trap對我而言有趣的一些現象。我並沒有討厭trap,只不過我可能有時候覺得現在太多人只做trap了,聽了會有點膩。
〈保力達B〉是2016年底做的,中間去忙其他事情,直到2018年中發現自己可以做專輯;我編曲不是很厲害,以前都是玩取樣,覺得可以的beat就用了。所以大學畢業後花蠻多時間研究編曲,那時候還打工,後來的心得就陸陸續續寫進這張專輯裡。

Q:intro〈紅色恐慌〉所述說是美國反共運動,是嘉禾電影開頭?後面的口白演講是卡斯特羅?
取樣的藝術,是用大家熟悉的東西來創新;嘉禾電影的開頭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的一部分,沒有什麼其他意義。後面卡斯特羅的演講,是去了古巴之後加進去的。
先前在古巴的旅行,深刻感受到美帝國主義殖民的文化霸權留下的各種問題:在1959年革命之前作為美國有錢人的後花園,又因為1990年代開始大幅開放觀光讓很多觀光客其實對當地人民或文化不太尊重。古巴有一點讓人莞爾的是,在看得到蘇聯出口的拉達(Lada)汽車的地方看不到美國汽車、看得到美國汽車的地方看不到拉達汽車,是時代局勢變換留在古巴的痕跡。
「沒有革命基因的人,沒有革命之血的人,沒有適應革命觀念的思想的人,沒有適應革命所需要的努力和勇氣的人,我們不想要他們,我們不需要他們。」——菲德爾·卡斯特羅,1980年5月,〈紅色恐慌〉中引用。

Q:〈喀秋莎〉是俄國的民間音樂,是專輯中唯一的「情歌」,會把這首收錄進專輯的原因是?
那時候接近二戰時期俄羅斯紀念戰勝德國的五月九日勝利日,我想紀念所有反法西斯的那些無名的英雄;這張專輯中的主題都很重,這首歌就可以稍作休息。我有寄一張專輯給俄羅斯網友,但他說用中文唱很奇怪(笑)。
這首歌曲是由在家鄉守候戰士歸來的女性視角描寫思念,為戰場男兒們傳唱以期待為祖國奮戰、凱旋回家的心所高唱。但是那時候俄軍陣亡率太高了,女主角喀秋莎應該也沒有等到他的男人回來。
那時候的軍人從戰場上寄信回家,都會將信以一種三角折法當成信封。所以當家人接到郵差拿四方形的信封,就會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Q:〈偶像的手冊〉是出於何種心情與經驗進行創作?
〈偶像的手冊〉是一首描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歌,我扮演的是一個為星探的角色。歌裡面會有對女性的物化和仇女的內容,是因為它一方面是對於父權做的批判和諷刺,另一方面是用簡單易懂的方法去比喻階級矛盾。

Q:專輯《炮打司令部》中國不能上架?
歌詞都寫「在這走資派的天下,它扮演著江青的角色」了,怎麼可能上架?想聽的人還是會想辦法聽。
很多人不懂文革那段時期,挺毛的「造反派」和相對的「走資派」間矛盾產生的現象。很多人以為因為毛澤東被印在人民幣上、他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上就代表當局繼承了他,這是非常大的誤解。
過去走資派如果擺明地反毛,那麼恐怕中國就沒辦法走到現在的地步了;所以只好漸漸地改造他的形象,讓他從一個代表著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家變為一個中國的民族英雄。這種現象不意外啊,你看看多少明明不是左派的人喜歡把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圖穿在自己的身上?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國家與革命》,列寧,1917年9月

Q:對你而言,饒舌創作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呢?
最近到朝鮮拍新歌的MV回國,就套用金正恩的名言吧:「生活中有歌聲,歌聲中有生活。」對我來說,創作饒舌就像是寫日記一樣。

Q:台灣是沒有真正的「共產黨」?
台灣現在沒有真的共產黨,也更沒有共產主義的群眾運動。台灣是有一些左傾活動,不過目前很分散。假如現在存在著強而有力的共產主義組織的話,它早就被列為非法組織了,看看美國的黑豹黨怎麼被整就知道。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因為從上個世紀到現在有太多太多反共的謊言被當作基本知識,很多毫無根據的說法,例如某些人說什麼身體也要共產。然後就真的有部分人假藉共產主義名義搞些有的沒有的邪教,去騙不懂的人滿足他們的慾望。

Q:饒舌創作所展現的言論自由,這是否會衝突於社會主義、共產思想?
這麼說會犯了很多人的毛病,誤以為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有衝突,也誤以為資產階級專政下的「自由」和「民主」就是唯一的「自由」和「民主」。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不論是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會說自己是不民主、不自由的。
資產階級專政下有資產階級民主。同樣的,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有無產階級民主。關於這問題,我之前跟朋友一起製作了一支影片,叫做《蘇聯:民主還是極權?》,有做出解釋。
〈你所謂的自由民主〉該問的是:「是誰的自由、誰的民主?」因為有階級,才有國家。國家機器本就是為某個或某些階級鎮壓其他階級的機器。當然,在某些條件下,壓迫階級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讓步。我們在資產階級專政下能夠有我們現在有的一些言論自由,難道不是因為有了鬥爭嗎?民主和專政之間也並不存在著二元對立的關係。
談論到言論自由,不只要問誰的言論自由,還要思考其幅度。坦白說,支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人是自欺欺人,因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甚至包括給想販賣兒童色情影片的人推廣他產業的平台。
結論是,所有人、所有階級在主張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支持某程度上的限制;只是每個人支持的自由和限制的程度不太一樣,希望哪些人和階級自由、誰受限制也不同。事實上,在階級化的社會說大家都平等,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說法。我們應該想的是,該怎麼樣解決不平等的問題。
再說,言論自由也不只是一個人能夠關起門罵誰的自由,要有發言平台才算。資產階級專政下是透過這種手段控制平台的。先不要講左右傾向,講台灣嘻哈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大支。記不記得他發完第一張唱片之後,因為開始寫一些關於他個人政治立場的事,而遭到了唱片公司的封殺?
美國又有多少講社會議題的饒舌,後來被唱片公司即資產階級封殺?何況90%以上的美國媒體是由六家大企業掌控的:通用電氣、新聞集團、迪士尼、維亞康姆、華納媒體和CBS,這些公司裡都有中情局等組織的人。
目前雖然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是誰,但我還能稍微有個小小的平台。

Q:販售出版物、數位發行,會有違你所支持的價值嗎?
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就有商品,社會主義也有商品,關鍵在於人和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
共產主義者的價值觀,是付出多少勞動力得到多少報酬:我製作專輯有我付出製作成本,在這過程中沒有剝削別人。壓片必須找壓片公司幫我去做,因為我沒有那些生產資料。
資產階級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但他們是靠抽取勞動者產生的剩餘價值去增長自己的資本的。他們自己並沒有參與生產過程,卻賺得比勞動者多;勞動者產生的價值也比他們得到的工資多。
至於版權,我並不怎麼注重它,可是那個東西在我們的社會是存在的;我今天當作它不存在,也不會因而不存在。共產主義者正視社會存在的事實,所有階級關係都有物質世界的根據,沒有任何制度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光是逃離它,也改變不了社會。

Q:台灣普遍的反共情緒?
我受到的教育與台灣教育其實相似,畢竟反共教育就是學美國那一套;但很奇怪的一點是,大家都認為蔣介石講的很多事都是假的,但講共產主義的時候卻又覺得都是真的,很奇妙。
在哪裡主張左派,多多少少都會被封殺,差別是被封殺的程度不同。關鍵在於別人問我的時候,我自己怎麼做解釋?我們從小受的就是反共教育,是「古巴的卡斯特羅是壞蛋、朝鮮的金日成是殺人魔⋯⋯」,卻不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殺老百姓的,不是北側的政府,而是服從美國的李承晚和朴正熙政權啊。
我在這邊想要告訴大家,如果仔細去翻文件的話,會發現:很多常被用來抹黑共產主義的說法,根本都是戈培爾領導的納粹宣傳部編出來的。納粹被打敗之後,美國就聘請了不少納粹宣傳部的人為美國做反共宣傳。

Q:身著紅衛兵作為封面,你對文革的看法是?
是正面的。文革是中國在最短時間內建設最多學校的時候。鄧小平要奪權,是必須鬥爭的。當然,走資派上台之後,反文革的說法就變成主流。
而政治本來就是階級鬥爭。沒有過去和現在的勞工組織為了自己的權益而鬥爭的話,我們就還會有童工和一天工作18小時的現象,也別談基本工資了。
我不否認文革的時候有人被冤枉,所有革命都一樣,包括一般人欣賞的美國革命或者是法國大革命。重點是,既得利益者是誰?當然,年輕人沒有那時候的記憶,也從小被官方教育「文革是十年浩劫」。可是得到利益的千百萬人,只要還沒死的話,多多少少懷念那時候。只不過得到利益的在現在的環境沒太多權力,所以自然沒有什麼發言平台。而且既得利益者、即社會基層,相對來講,比較沒有文化資本,所以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或時間去好好地總結那時候的經歷。
關於文革,可以讀高墨波寫的《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和韓東平的《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我之前和高墨波教授聯絡,問他有沒有興趣出《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的中文版;他說他已經有中文版權了,要翻譯很快,也很樂意出。不過我聯絡的幾間台灣出版社都說,那本書不適合政治環境。

Q:你對兩岸統獨與世界局勢的認知,會是如何的態度面對?
統獨的話,要看是什麼條件的統、什麼條件的獨。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跟鄧小平時代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又意味著不同的東西。要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的事。
要獨立於什麼?我主張所有國家獨立於新自由主義。假如今天的中國大陸是獨立於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的話,那麼統獨對我來說會是個比較值得去討論的事。在現今的國際政治環境,統跟獨一樣都沒有擺脫新自由主義。大家把統獨簡單地看作兩岸之間的矛盾,而非中美之間的衝突;要和平獨立的話,中美會在什麼情況下允許?
在新自由主義下,帝國主義核心國家會允許你有法律上的主權,讓你有自己的國旗,可是背後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關係?看看整個中南美洲,幾乎每個民選政府都被美國推翻,而被「主權獨立」的傀儡政府取代。我認為:談論統獨,絕不能無視這事實。
此外,世界上存在多一點的強國其實是好事,因為他們彼此會產生矛盾、會鬥爭,其他人才會比較有翻身的空間。現在美國帶頭的帝國主義是這個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有時候中國或俄羅斯的一些做法會打擊到美國,不見得是壞事。像是金正恩就知道怎麼在其中生存,要很靈活;台灣太守規矩了,就像是開車,大家都不守規矩了你還呆呆地守規矩,這是蠢蛋,還容易被撞。

Q:相比黑權壓迫,在台灣所見的階級、族群和歧視,有何異同嗎?
背後的階級關係一樣存在,不過呈現的方法不同。要怎麼把黑人在美國受的壓迫跟台灣的被壓迫族群比較呢?台灣沒有任何族群一樣被奴役了四百年,被奴役後又遭受許許多多的法律和經濟上的限制。不過白人至上主義在這世界上是挺普遍的,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我們怎麼樣看待所謂的「老外」,再看看我們對所謂的「外勞」抱有什麼樣的態度。

後記:要讓人民為人們自己服務
鍾翔宇在美國有參加過一些以共產主義活動的組織。對於改變社會組織工作,他有自己一番心得。
「有次我們五一勞動節做野餐活動,想吃東西的人自由參加,只要不是警察。我們跟他們聊他們煩惱的事情,關於剝削、工資。許多人分享了很多,還留了聯絡資料。後來我跟組織建議,認為這些人我們都值得去深入認識,畢竟一個組織不應該關起門來。組織沒有群眾的支持,什麼都不是。群眾當中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得很進步,但裡面肯定有部分的人能夠做到。」
鍾翔宇解釋,這些人平常就有生活經驗,比只有理論背景的人更有具體心得。但當時組織創始人之一覺得只要奪取生產資料即可,鍾翔宇略顯激動地說:「但要怎麼奪取?先不要講革命這麼遠的事情,我們怎麼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過得好一點?能讓他們自己有一些思考。」
他說,以前黑豹黨即是免費提供早餐、免費服務,得到群眾的信任之後,自然有人好奇黑豹黨主張進而參與,影響更多人,「不是說外來的一個組織去管別人如何,而是要讓人們如何運用這些知識為自己服務。那時候要回台灣了,就懶得管;結果被我說中,組織不久後就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