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察」遭人權工作者抗議
再思國際政治下的人權話語

2014/07/28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陳韋綸

【作者按】:本文並未企圖呈現委內瑞拉的「真實面貌」,也無意一一比對支持與反對雙方的證據跟論點。僅希望透過一些案例與分析,解構國際政治中的「人權論述」,提醒讀者建立「人權識讀」認識框架的重要性。對拉丁美洲政局以及美國的「人權事蹟」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文末所整理列出的延伸閱讀。
article-2173507-140EDCCA000005DC-92_634x423 人權行動者到《紐約時報》、「人權觀察」門口抗議,要求他們停止當美國政府的武器。(圖片來源: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 of NY

6月26日,數十名人權行動者在紐約發起一場小規模抗議,從《紐約時報》辦公室前,遊行到位於帝國大廈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總部門口表達抗議。他們認為以上這兩個機構,長期以來自甘於擔任美國政府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的工具,特別是近年來扮演攻擊抹黑委內瑞拉政府的角色。人權份子平常三不五時就抗議,沒什麼稀奇。然而這次他們抗議的對象竟然是人權團體,這是怎麼回事?

「人權觀察」為美國知名的人權團體,成立於1978年,總部位於紐約,在全球共有十餘個辦事處,近400位員工,2011年度總預算高達5千萬美元。今年5月,人權觀察公布了一份名為《懲罰抗議》(Punished for Protesting)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委內瑞拉的反政府抗議者正面臨政府「系統性的侵權行為」。人權觀察並認為委內瑞拉的安全部隊涉嫌對抗議人士刑求,同時在許多案件中,司法體系忽略並容許這些現象存在。

由草根的影像紀錄團體「人民影像網絡」(Peoples Video Network)所拍攝的6月26日當天抗議記錄。

然而,人權觀察發表的意見,也遭到不少社運人士質疑。26日當天在人權觀察門口,由幾位知名人權活動家組成的代表團,嘗試遞送他們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但人權觀察拒絕派員接受。代表團成員包括前美國司法部長,曾獲得1992年甘地和平獎與2008年聯合國人權獎的資深人權工作者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人權律師塔里夫‧沃倫(Michael Tarif Warren);釋放穆米亞‧阿布‧賈邁爾聯盟(Free Mumia Abu-Jamal Coalition)[1]代表蘇珊‧羅斯(Suzanne Ross);人權作家莎拉‧弗隆德斯(Sara Flounders);以及阿爾貝托洛韋拉玻利瓦爾圈(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2][3]共同發起人威廉‧卡麥卡羅(William Camacaro)。

這封人權觀察拒收的公開信[4]指出,人權觀察對委內瑞拉政府的譴責,主要來自於政治敵對陣營未經證實的說法,以及斷章取義的例子,充滿嚴重誇大的數據和不合邏輯的論述。同時,人權觀察忽視或正當化委內瑞拉反對派各種有計畫的暴力行為,將因為抗議造成的衝突與死傷,完全歸咎於政府。信中認為,人權觀察無視委內瑞拉政府在教育、營養、保健、政治參與、就業等在人權與民主方面的重大成就。更指責2004年推翻民選總統的海地政變,以及2009年洪都拉斯政變等事件發生時,美國政府程度不一地涉入這些事件,但人權觀察卻不譴責這些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

article-2173507-140EDCCA000005DC-92_634x423 抗議者在人權觀察辦公室門口,架起一隻巨大的邪惡充氣老鼠以諷刺人權觀察。紐約的工會通常使用「老鼠」來指稱內部的抓耙子跟破壞工會團結的行為。(圖片來源:Alberto Lovera Bolivarian Circle of NY

而在2008年人權觀察公布委內瑞拉的一份人權報告《查維茲執政的十年》(A Decade Under Chávez)時,就有上百名學者專家連署抗議報告內容充滿扭曲與醜化,其中包括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語言學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旋轉門爭議 人權觀察遭批立場親美

人權觀察的公正與獨立已經不止一次遭到質疑。今年5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5]以及梅里德‧科里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6]兩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寄出了一封標題為「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7]的抗議信給人權觀察。這封信一共獲得131名學者專家連署背書。

信中指出,人權觀察的前華盛頓宣傳總監湯姆‧馬林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曾經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的特別助理,現在擔任助理國務卿。而人權觀察董事會副主席蘇珊‧曼尼洛(Susan Manilow)在其自傳中描述自己為柯林頓的好朋友,並高度參與民主黨事務。目前人權觀察的美洲顧問委員會成員中包括前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邁爾斯‧弗雷謝特(Myles Frechette)。米蓋爾‧迪亞茲(Miguel Díaz)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擔任分析師。在2003年至2011年之間,也是人權觀察美洲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如今迪亞茲任職於國務院,擔任情報界與非政府專家之間的溝通橋樑。信中表示,這呈現了人權觀察組織和美國政府之間有著複雜且密切的關係。

同時,信中表示,人權觀察對於各國的人權標準,經常和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利益保持一致。例如批評委內瑞拉的人權狀況時,卻對美國政府以反恐之名規劃的大規模暗殺行動,以及在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8]的非法拘禁等行為視若無睹。2013年2月,人權觀察曾經譴責敘利亞政府在內戰中非法使用飛彈,但同年8月,美國明確違反國際法,以導彈攻擊敘利亞時,人權觀察卻對此保持沈默。

信中強調,在大型、忙碌的組織中,也許會疏忽或出錯。但這類標準不一致的狀況一再發生,加上人權觀察成員與美國政府間的密切關係,已經損害到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跟公信力。信中呼籲,人權觀察應該要制訂旋轉門條款,以防止成員在組織內部執行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人權觀察的回應以及再回應

article-2173507-140EDCCA000005DC-92_634x423 人權觀察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撰文回應外界的質疑與批評。(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針對這些質疑,6月3日,人權觀察網站上刊出了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的公開信回應。他條列了人權觀察近年來針對美國所撰寫的十餘項人權報告,內容包括譴責中情局、批評反恐戰爭、關心囚犯人權等等,表示人權觀察同樣關注美國政府侵害人權的行徑,並未特別偏袒美國。羅斯坦承,在34個董事會成員,以及200多個諮詢委員當中,確實有部分人士曾經任職於美國政府。但他強調,人權觀察謹慎確保成員過去的工作關係不影響人權觀察工作內容,以維護組織的公正性。

對於人權觀察的回應,埃斯基維爾跟麥奎爾兩位戰力十足的人權鬥士又繼續撰寫公開信反擊,這次信末共同署名的人還加上了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漢斯·馮·斯蓬內克(Hans von Sponeck);以及從2008年至今,擔任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受佔領地區人權的特別報告員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

他們認為,美國中情局是近半世紀以來最惡劣的人權侵害機構之一,但人權觀察卻讓前中情局分析師擔任諮詢委員,這樣的關係確實影響了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而美國政府身為超級軍事大國,經常違反國際法從事軍事活動,威脅世界和平,卻不會被譴責侵害人權。例如2003年強行入侵伊拉克,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慘況。他們指出,人權觀察毫不掩飾對美國的親近,實際上是非常政治性的決定。

人權主張背後的政治考量

article-2173507-140EDCCA000005DC-92_634x423 諾姆‧喬姆斯基向來不遺餘力地批評美國政府對人權的雙重標準,他更認為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美國,自己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國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人權團體遭到人權工作者抗議,這是非常戲劇性的衝突,也讓我們能透過這起事件,一窺人權大旗下各種細緻且重要的差異。平心而論,人權觀察的旋轉門現象確實引人懷疑。或許我們難以確認其立場受到美國政府多少的影響,但我們得認知到「人權」崇高二字背後,充斥許多國際政治的現實考量。

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2年度人權報告》導言中這麼寫著:「從伊朗到委內瑞拉,對公民社會的鎮壓方式包括:新法律阻礙或阻止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更嚴格地限制社團組織接受外國資金;殺害、騷擾和逮捕政治、人權和勞工活動人士。」[9]類似這樣的指控,不僅其真實性有爭議,背後的動機也並不單純。以委內瑞拉來說,自從1998年由前總統查維茲執政後,查維茲公然挑戰美國的霸權,並興起拉丁美洲社會主義的風潮,這些都抵觸了美國的利益,並讓美國政府感到芒刺在背。前BBC記者,現為獨立調查記者格雷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受訪時直言,美國政府跟石油巨頭們痛恨查維茲的主要原因,在於委內瑞拉蘊藏大量石油,但查維茲不願意便宜出售。同時他也試著從跨國公司手中奪回更多利潤,用於委內瑞拉國內建設。而諸如《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往往只是反應了美國政府的立場與偏見。

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的法哲學教授科斯塔斯‧杜茲納(Costas Douzinas),在其著作《人權與帝國》(Human Rights and Empire)中指出:「美國頒佈關於全世界侵犯人權行為的詳盡國家報告並利用它們作為貿易、援助和外交談判討價還價的籌碼。它們的準確性是有爭議的。」杜茲納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成為一個戰場,不論左派、右派、北方國家、南方國家,儘管他們對人權的內涵主張有所不同,但都開始使用人權做為論戰的工具。「人權變成一只足球,用於意識型態的點計分,一種對超級大國地緣政治優考慮事項的修辭補充和支持。」他描述。杜茲納更進一步指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批評那些它們根據人權在意識型態上不贊同的國家,而同時卻保護大國及其附屬國不受到對於他們自己侵權行為的抨擊。」

article-2173507-140EDCCA000005DC-92_634x423 2003年3月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直到2011年12月撤軍為止,並沒有找到做為出兵藉口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根據一份研究顯示,伊拉克戰爭總共造成約50萬人死亡。(圖片來源:wordswithmeaning.org

2009年10月29日,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倫敦政經學院一場名為「新千禧年的人權」講座中引用政治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只有在符合戰略和經濟利益時才會試著推廣促進民主,這造成了國家領導人看似精神分裂的現象,批評者則認為這就是雙重標準。

杜茲納表示,這樣的現象發展到近年來則成為:「藐視大國對於它們(人權)的解釋,不再意味著國際論壇上的外交譴責和為了媒體利益的戲劇性抨擊,而是意味著轟炸、入侵和佔領。」他認為這是尷尬且矛盾的現實,特別是當大國以人權和民主之名發動「軍事人道主義」戰爭時。「伊拉克業已顯示,人權可能是至高無上的,而人卻不是。」杜茲納說。

「人權識讀」的必要性

這不僅僅是後殖民論述中對「人權普世性」、「現代性」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質疑。而是人權論述在國際關係、外交領域中有著赤裸裸的政治利益算計。近年來許多媒體改革學者提倡「媒體識讀」,希望公民可以試著認識傳播媒體各自的政治立場、意識型態及利益盤算,進一步區辨媒體訊息的真偽程度。如此看來,也許「人權識讀」也應該要開始受到我們的重視。

美國政府、以及美國媒體對於委內瑞拉政府的各種批評,或許有部分的真實性,畢竟世界上沒有不犯錯的政府,更沒有完美的政治人物。但現實的基礎是,美國長期或明或暗地干預拉丁美洲政治的歷史背景[10];同時美委兩國在利益和政治意識型態上相互對立。在這樣的狀況下,恐怕不能將美國政府的說法照單全收。而即便是人權團體,也不是在絕對的道德高位中,不受任何影響地接受資訊、分析並做出判斷。唯有透過這樣的「人權識讀」認識框架,我們才比較有辦法更「適當地」理解這些批評,以及進一步去發掘受扭曲的事實,但這往往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人權公約裡的分歧與鬥爭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基於各國對戰爭的反省,在聯合國的運作下,才開始發展出我們目前普遍認知到的國際人權架構。以1948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為濫觴,幾十年下來,在聯合國架構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人權公約。其中包括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兩份知名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不同於宣示性質的《世界人權宣言》,後續衍生的兩公約具備強制性,要求締約國修改國內法以符合公約內容,並定期繳交執行報告給監督委員會。

有意思的是,當時在聯合國討論時,「資本主義陣營」聚焦個人政治自由,而「共產與社會主義陣營」則關注平等權利。兩方對人權的看法不同,所以一直無法討論出有共識的人權公約,最後才拆成成兩個公約分別通過。也就是說,這兩份公約代表的不是對等、平行的兩份「普世人權」公約。而是不同政治意識型態、歧異的人權理念,以及國際政治鬥爭下的產物。

杜茲納表示,在50年代早期,美國國內的右派一直將人權視為共產主義的陰謀,以及國內民權運動的武器,所以美國始終抗拒簽訂及批准人權公約。直到兩公約出爐26年後,1992年美國參議院才在一系列的保留、諒解和聲明中,勉強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到目前為止,美國依舊沒有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同時,中國也尚未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附帶一提,美國跟(據說海盜橫行的)索馬利亞,是唯二兩個尚未批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的國家。

反思重構人權價值

由此,我們可以認知,任何一套人權論述,以及使用的方法,背後都有其服務的意識型態、生產的歷史背景以及想達到的政治企圖。如果不考慮上述這些背景,也不去理解各種不同壓迫結構的特有脈絡,僅僅是拿著某套(自稱為普世的)人權標準做為各種問題的快速解答,這事實上是種非常「去政治」的行為。這樣做也未必真能對症下藥,引領正確的行動路徑。

然而,解構人權的話語,以及辨識分析其複雜錯節的背景脈絡,並不代表我們就要走向犬儒與虛無,徹底否定人權的價值。杜茲納認為,儘管人權成為中產階級時髦的信條,又被大國濫用以維護其政治經濟利益,但人權仍舊是受壓迫者、窮人進行抗議、抵制和戰鬥時使用的語言。

國際間的人權論述就是個戰場,裡面真假虛實難辨。既有的人權話語,是在特定脈絡下生成,對於人類可能更美好的生活的指路牌。重點應該在於要前往的方向何在?唯有試著撥開人權迷霧,看到人們真實的處境與需求。在各種問題與壓迫結構間奮力突圍,才有可能打造真正具備人民力量的人權論述。

【註釋】
[1] 穆米亞‧阿布‧賈邁爾(Mumia Abu-Jamal)為美國黑人覺醒運動「黑豹黨」前成員、社運人士、美國費城黑人記者協會主席,被控於1981年殺死一名費城警員,判處死刑。1995年費城州長下令處決,上萬人示威抗議,Mumia的支持者認為,他是因為反對警察濫權、支持工運及種族歧視,而遭到不公平審判及政治檢控。當初曾在庭上指控其殺警的證人,後來表示當年是受到警方威脅才作供。往後的三十年,他在獄中堅持自己無辜,並出版六本著作,紐約時報形容他為「全球最知名的死囚」。2012年1月,Mumia被改判為終生監禁,不再是死囚。2007年所發行的紀錄片《等待被處死的日子》(In Prison My Whole Life),即記錄其事件。(資料來源:《人權紀錄片展2013》[back]
[2] 阿爾貝托洛韋拉(Alberto Lovera, 1923-1965)委內瑞拉共產黨總書記,為當時知名左翼政治領袖。1965年10月17日遭警方綁架折磨致死。阿爾貝托洛韋拉玻利瓦爾圈為紀念他而命名的組織。(資料來源:維基百科[back]
[3] 玻利瓦爾圈(Bolivarian Circles),委內瑞拉特有的基層參與式民主組織。類似於台灣意義下的社區發展委員會。(資料來源:維基百科[back]
[4] 此封致人權觀察的公開信,獲得數十名學者與社運人士連署,詳細名單可見此[back]
[5] 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érez Esquivel),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雕刻家、建築家、和平主義者。他曾於198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最出名的活動是領導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示威、以及引起世人對阿根廷政府將兒童編入準軍事部隊的關注,他將阿根廷政府的這個行為與納粹組建希特勒青年團相提並論。(資料來源:維基百科[back]
[6] 梅里德‧科雷根‧麥奎爾(Mairead Corrigan Maguire)是一名北愛爾蘭社會活動家。她與貝蒂‧威廉斯一起創立了「和平人」社團組織,該組織致力於和平解決北愛爾蘭問題。1976年,兩人同獲諾貝爾和平獎。近年來,科雷根批評以色列政府,並反對以色列封鎖加薩,提倡以非暴力方式解決以巴問題。(資料來源:維基百科[back]
[7] 此處「旋轉門」意指個人透過轉任業務相關的不同單位,獲取不當利益或達成特定目的之行為。許多國家特別針對公務員制訂利益迴避的旋轉門條款。例如中華民國《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一:「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back]
[8] 為美國位於古巴東南端的海軍基地,近年來被美軍用於拘留和審訊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區的戰事中捕獲的恐怖活動嫌疑人、戰俘。因未經審判拘押,以及多次爆發虐囚醜聞而惡名昭彰。(資料來源:維基百科[back]
[9] 此份導言內容亦譴責許多國家(特別是中東)仍存在「反猶太主義」的言論跟思想。但對於以色列長期封鎖加薩,侵害上百萬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權利卻隻字未提。 [back]
[10] 美國長期以政府跟企業的利益考量,干預中南美洲各國的政治局勢,甚至包括暗殺、政變、出兵攻擊等。相關文章可參見本文所附之延伸閱讀。 [back]

回應

中情局資助愛荷華寫作計劃曝光
2014年11月23日 亞洲週刊第28卷46期 陳之嶽

美國學者班尼特發表長文,揭露中情局當年資助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作家聶華苓和安格爾經由寫作計劃,廣邀兩岸三地和全球作家交流寫作心得、民族感情與文化共識,意外地超越中情局的冷戰構想。

在冷戰時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秘密進行「硬實力」與「軟實力」行動。「硬實力」行動包括在伊朗(一九五三年)、危地馬拉(一九五四)和越南(一九六三)製造兵變,以及發動古巴難民登陸豬灣(一九六一)。「軟實力」則是成立外圍組織,撥發經費,發行刊物或資助大學,宣揚美國文化,拉攏外國知識分子。新近披露的檔案顯示,聞名全球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 ing Program)即是接受中情局所提供的經費而成立。

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又譯天命)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艾力克.班尼特(Eric Bennett)曾於一九九八至二零零零年到愛荷華大學參加「愛荷華作家寫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零七年七月,班尼特回到愛荷華大學校園,以一個月時間研讀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之一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的生平。

一九九一年以八十二歲高齡在芝加哥機場猝逝的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和來自台灣的湖北籍作家聶華苓(一九二五年生,六四年赴美)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和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並不一樣,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創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首任主任是韋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安格爾是第二任主任,從一九四一年做到六五年。聶華苓曾在台灣素負盛名的反對派雜誌《自由中國》做過文藝編輯,並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教過書,她於一九六四年到愛荷華大學,七一年和安格爾結婚,雙方都是第二次婚姻。六七年,安格爾與聶華苓另行創設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專門招收海外作家到愛大進修,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則專門吸收美國本地作家。

班尼特於二零零七年盛夏,每天朝九晚五翻閱安格爾捐贈給愛大的四十箱檔案與資料,他找到一份資料,指出安格爾於一九六零年曾向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feller Foundation,又譯羅氏基金會)提議,他所主持的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向海外招收作家,特別是左翼作家,讓他們到新大陸來看看美國、認識美國,讓他們知道美國文化並不只是可口可樂、米老鼠。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他一萬美元旅費,到亞洲及歐洲吸收作家(以左派知青為主)到愛荷華作家寫作坊深造。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不再主持愛荷華作家寫作坊,但他是個工作狂,又好客、愛交朋友,更很喜歡和外國作家來往。於是,他和聶華苓一起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班尼特赫然發現,安格爾和聶華苓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經費,竟然是來自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菲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除了法菲德基金會,中情局的另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務院亦都曾資助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台灣的一些民間機構亦曾向國際寫作計劃捐款。台灣的一些反共政客與右翼文化打手曾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自由派作家赴美,表示不滿。台灣著名異議作家柏楊在安格爾於一九九一年去世時,撰寫《懷念中國人的朋友﹕悼保羅.安格爾》,文章裏提到﹕「國大代表鍾鼎文先生在報上把愛荷華的經費來源的國務院,誣指為花花公子雜誌,指控保羅夫婦對中國文化包藏禍心。」

安格爾於一九零八年生於愛荷華州西達拉皮茲市(Cedar Rapids,又譯雪松急湍),曾就讀柯(Coc)學院、愛荷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因品學兼優獲羅氏學者(Rhodes Scholar,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亦為得主),負笈牛津大學。安氏以寫詩出名,班尼特說他像當時的許多理想型的知識分子,曾嚮往和相信共產主義,日後又拋棄共產主義。安氏做過奧亨利獎(O. Henry Prize)叢書主編。他主持愛荷華作家寫作坊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使寫作坊揚名天下,全球各地作家都想到被玉米田包圍的愛大進修,與世界各地作家促膝把晤、通宵暢飲,交換寫作心得。國際寫作計劃亦成為化敵為友的文化園地,最流行的傳奇是,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巴勒斯坦作家初見面後,曾互擲酒杯對罵,幾個月後分手時,兩個人抱頭痛哭。

中情局希望國際寫作計劃通過海外作家向全球推廣反共宣傳,並介紹美國文化。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則經由國際寫作計劃,廣邀兩岸三地作家進行寫作心得、民族感情、文化共識的交流與提升,其正面作用遠超過中情局的冷戰構想與原始創意。海峽兩岸當局都曾因懷疑或不滿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而動用政治力量抵制或阻撓作家赴會,甚至不讓安格爾夫婦來訪。

班尼特今年二月曾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發表長篇文章,敍述中情局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關係,他亦準備出版《帝國的寫作坊》,以申論中情局如何介入包括寫作坊在內的各種文化機構。班尼特對中情局的做法持負面看法,深不以為然。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卻利用愛荷華國際計劃,為文學和文化打開一條新路與生路,使兩岸三地和其他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地暢述衷情,這也許是中情局特務沒有想到的。

愛大惠及眾多兩岸作家

從六十年代開始(包括愛荷華作家寫作坊),數不清的海外作家曾到愛荷華呼吸含有玉米味道的新鮮空氣與自由氣氛。從台灣的柏楊、陳映真、王禎和、林懷民、鄭愁予、殷允芃、瘂弦、高信疆到大陸的莫言、丁玲、徐遲、諶容等,多少文化人都在愛荷華找到了梁啟超所說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即靈感、鼓舞人心的事)和伙伴情誼(camaraderie)。

中情局在冷戰時曾設立不少基金會和文化組織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並向海外宣傳美國文化,其中最大的一個外圍組織是以歐洲為戰場的「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從一九五零年到六七年,在三十五個國家成立分會,出版二十種有水準的雜誌,並經常舉辦畫展、音樂會、文化交流和學術研討會,許多知名學者和作家都在不知聯合會底細的情況下,參與它的會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不少歐美主流媒體的著名記者亦曾自願被中情局外圍組織利用,如《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家索茲伯格(A. L. Sulzberger)。

中情局在海外所推動的秘密戰爭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現在最拿手的是利用無人飛機炸射恐怖分子。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也許是惡名昭彰的中情局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文化投資,安格爾長留去思。一個不會聽亦不會說中國話(只會﹕「吃飯吧!」)的外國人,向兩岸三地作家展示了無國界的愛心與熱忱。舞蹈家兼作家林懷民說﹕「在柏林圍牆倒塌前,那道牆已在聶華苓家被拆除了。」

安格爾夫婦獲提名諾獎

班尼特稱安格爾是「冷戰鬥士」,但他和聶華苓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不朽貢獻卻超越冷戰,而受到國際文化界所認同。一九七六年,他們夫婦二人曾被共同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林博文專欄-中情局的帝國寫作坊
2014年11月12日 中國時報 林博文

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冷戰時代除了在伊朗、瓜地馬拉、剛果、越南和其他各地製造兵變,同時亦花了不少美金設立外圍組織,滲透海內外學術、教育與文化機構,宣揚美國文化與美國價值。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聶華苓於1967年成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時,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飛爾德(Farfield)基金會,即向他們提供一筆成立經費。中情局的另一個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亦給了不少錢。

冷戰時代 宣揚美國價值

1991年在芝加哥機場等飛機準備去東歐訪問時,82歲的詩人安格爾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他從1941年開始擔任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主任,一直做到1965年。曾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當文藝編輯並執教台大文學院的聶華苓(1925年生),1964年到愛荷華,1971年和安格爾結婚,夫妻兩人為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付出了極大的心力。這項寫作計畫不僅促成了兩岸三地作家的心靈交流,更推動了世界各地作家一年一度在「玉米之鄉」愛荷華的文化大會師。1976年,安格爾與聶華苓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現任教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學院英文系的艾力克‧賓內特(Eric Bennett),曾在1998至2000年在愛荷華作家寫作坊進修。2007年夏天,賓內特回到愛荷華,以1個月時間從早到晚埋首愛大圖書館研讀40大箱安格爾的檔案與資料,他發現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及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這兩個不同的單位和中情局的關係太深了。

於是,他準備寫一本書專門談中情局與愛大這兩個寫作班子的故事,書名就叫《帝國的寫作坊》,打算由愛荷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但遲遲未面世。賓內特今春在水準頗高的《高等教育紀事》刊物上發表一篇長文揭發安格爾和中情局的關係,因雜誌發行不廣,很少人注意到。

賓內特說,早在1960年,安格爾即向洛克菲勒基金會(舊譯羅氏基金會)反映說,蘇聯向海外招收大批年輕學子到莫斯科上大學,免費念書,灌輸意識形態。安格爾認為美國亦應學蘇聯這種作法。洛克菲勒基金會即給安格爾10000美元前往歐亞兩洲訪問,開始招收海外作家到愛荷華作家寫作坊進修。安格爾和聶華苓於1967年想到何不另創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不受愛荷華作家寫作坊(1930年代成立)管轄。中情局外圍組織法飛爾德基金會很爽快地出錢資助這個新的寫作班子,安格爾亦於1969年正式脫離愛荷華作家寫作坊,以全副精力投入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

安格爾聶華苓 超越冷戰

當初中情局要求安格爾在海外找作家時,最好是在右派反共國家(如台灣)邀一批愛批評政府的左翼作家、在左派或共黨當道的國家邀一批右翼作家來美國,讓他們認識美國,不要以為新大陸只有可口可樂和米老鼠。從這個角度來看,即可了解愛荷華的寫作班子為什麼會邀請陳映真、柏楊去美國,並會邀被鬥過好幾次的丁玲訪美。安格爾和聶華苓都是心胸寬大的知識分子,他們擴大邀訪對象,不限左派或右派,只看有沒有料、夠不夠格。中情局絕未想到他們想要對抗共產主義的文化戰爭,竟成了兩岸三地作家團聚、暢飲的天地。安格爾在1968年即曾邀請他的同行、捷克詩人哈維爾到愛荷華,但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哈維爾去不成。

中情局最大的外圍組織是「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CCF),法飛爾德基金會即受其監督。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出版20種雜誌,常主辦音樂會、展覽和研討會。波士頓交響樂團在50年代常到海外開演奏會,經費即由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所提供。許多名學者和作家參加過一些聯合會主辦的研討會,但他們都不知道中情局出錢。賓內特稱安格爾是個「冷戰鬥士」,又說他年輕時曾相信過共產主義,但從他和聶華苓數十年辛勤耕耘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成果來看,他們夫妻應被稱為「文化園丁」,有功於思想自由的開拓。

兩岸政府都曾一度不滿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大陸說他們反共,台灣罵他們親共。一個號稱「詩人」的國大代表鍾鼎文甚至誣指寫作計畫的經費來自《花花公子》雜誌,以貶低寫作計畫的價值與純度。安格爾與聶華苓的文化貢獻,早就跨越了冷戰時代!

吃饭吧!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 中国时报 柏楊

  人,既不能选择如何生,又不能选择如何死,如果能选择,保罗之死就是仙境。
  当聂华苓在电话中哽咽的叙述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逝世的经过时,面前呈现的是一幅人生如何的进入仙境的过程。她们夫妇是那么快乐的安排这次万里旅程,先到德国女儿薇薇那里,稍作休息,再去作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Vaclav Havel)的上宾。早在一九六八年,华苓夫妇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曾邀请当时尚是一名受迫害的诗人哈维尔前去爱荷华,哈维尔兴奋的答应了,并且在「布拉格之春」的季节中,拿到护照和签证,然而,苏联的坦克车使捷克再陷严冬。直到去年,哈维尔当选总统,他想弥补二十年前的憾事,于是邀请当年邀请他的华苓夫妻往访。华苓夫妇不但专访捷克,还要在回程中看看波兰的老朋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文坛。在临行前,保罗作一次全身检查,医生告诉华苓:「我希望我八十二岁时身体,跟他一样好!」然而,保罗的腿有点浮肿,医生检查不出任何异状,于是他们上道。去过爱荷华的朋友都知道,爱荷华唯一的机场Cedar Rapids不能直飞纽约、旧金山等大都市,更不要说直飞国外,必须在芝加哥转机。而就在芝加哥机场,出门的第一站,发生意外。
  保罗说他要去买本杂志,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华苓看着他虎背熊腰、伟壮的身躯背影,在视线中大踏脚步消失,她没有什么预感,即令十五分钟后,航空站广播催促登机时,她也没有任何预感,她只匆匆的去书报摊寻找,又到隔壁一家酒吧寻找,她认为他已回候机室了,可是没有,再赶到酒吧,就在酒吧一间小房间里,有人正在为保罗做人工呼吸,急忙送往医院,已经与世长辞。
  华苓的哽咽使我和香华伤感。我越来越怕听到朋友死亡。几乎每一个朋友的死亡都使我悲不自胜,感觉到人生像一声叹息。但我更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死亡。台湾有位一度烜赫的老人,在癌症酷刑下,跪在地上哭求他的儿女打开窗子让他跳下去,反对安乐死的冷血份子应受到谴责,他把自己的所谓正义建立在别人无比的痛苦上。每次想到此事,我都泪流满面。而保罗是如此的走得安静,可以猜测到,他顺步溜到酒吧间喝一盅。他在他最喜欢做的事中,毫无痛苦的一去不返。仍活着的人固然伤感,但我为他喜悦。人,既不能选择如何生,又不能选择如何死,如果能选择,保罗之死就是仙境。
  华苓在电话中说,薇薇夫妇正要出门接飞机时,电话铃响了,在电话中悲哀的母亲,告诉她恶耗。现在,蓝蓝、薇薇,和她们的夫婿儿女,已齐集在母亲身畔,我们只有祝福。
  香华常告诉我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而只因为娶了一个中国妻子,就对中国如此的热爱,并延伸到对全体中国人的热爱。每当他把中国人想得那么美好──聪明、智慧、宽厚、勤奋吃苦而从不抱怨、热情、好客时,香华和我都忧心如捣,唯恐怕他看到使他失望的一面。庆幸的是,他始终是那么包容。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应观察老境,华苓告诉我:「你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上帝待你不薄。」我同样告诉她:「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子,上帝待你不薄。」她也承认,并且无意掩饰她的喜悦说:「保罗是美国最后一个好人!」中国移民在西方,始终是边缘人,很难进入中上层社会,而华苓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他们夫妇爱情的结合中,华苓事实上是一个亲和力很大的台柱,使保罗的民主党高阶层朋友,包括前任总统卡特先生在内,都接纳华苓,而两个女儿的孝行,当保罗有病时,她们在旁衣不解带的伺候,在美国是一件大事,保罗这位日耳曼裔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更为深刻。
  然而,保罗完全不懂中国人的势利取向和窝里斗的严重性,以致他热爱中国人的结果往往使他啼笑皆非。大陆在一段长时间里,视华苓夫妇为上宾,可是有一天华苓在一本书中把台湾称为ROC,特立专章时,大陆立刻翻脸,尤其正逢她们夫妇先后退休,已没有力量提供别人出国的机会,更雪上加霜,她们一九八七年大陆之旅,保罗就不了解他热爱的中国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
  而在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因是国务院的机构,奉到的指令是改邀大陆作家,台湾遂被淘汰。保罗为了维持台湾的两个名额,费尽心机向工商界募款,可是台湾的回报却更为有趣,文化特务抨击他们不该邀反动作家,并坚称保罗家里悬挂毛泽东先生的照片;爱荷华的若干中华人,甚至在报上刊登启事攻击,他们只要走几步路就可到保罗家看个清楚,但他们畏惧自己的眼睛,宁可相信别人的嘴巴。而在台湾,国大代表钟鼎文先生在报上把爱荷华的经费来源的国务院,诬指为花花公子杂志,指控保罗夫妇对中国文化是包藏祸心。在此稍早,保罗夫妇来台北时,电视台已经录影访问,临时却不准播出,接着稍后,则不准他们入境。一九八六年,我曾为了他们的回国,分别会晤过几位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教育部长李焕先生和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在内,都认为保罗夫妇应受欢迎,但仍拖延了半年之久,最后还是《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先生出面,但也经过不少的不愉快的过程,保罗夫妇才能有前年的访台之行。
  保罗无法了解中国人的复杂面。三○年代抗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先生全力支持中国,被他的同僚称之为「来自中国的议员」。当时,报上曾说:如果他支持的是日本、英国、罗马尼亚,他的书房会堆满该国人民的感谢函件,只中国没有反应。事实上,也有中国人写信给他,不过却是责备他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土地改革、既民主又自由的共产党。保罗假如知道这段往事,他一定对他的这一点点遭遇,哑然失笑。
  我无法形容保罗对华苓的爱,因它无所不在,当华苓知道我和香华相处的情形时,她总是大叫:「对对对,保罗也是那样。」在爱荷华,华苓家是中国作家的聚会中心,有时能谈到半夜。从前,我一直是一个烟枪,一天至少四包,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在吞吐,而大陆作家谌容女士和徐迟先生,烟瘾同样很重,吸烟朋友都知道,身上突然间没有了烟,是如何痛苦。有一天,我们谈到午夜一点,兴犹未尽,可是,烟已吸完,没有烟等于没有氧气,霎时间,大家都坐立不安,起身告辞,这对难得一聚的好主人华苓是件扫兴的事。稍后某天晚上,保罗告诉我,他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客厅,保证我们吸到天亮都吸不完。我抚摸着那条烟,忍不住告诉他,这就是爱!保罗从不吸烟,又不懂中国话,但他为了中国妻子,却长期坐在烟雾之中,听中国作家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个没完,这要有多大的忍耐。保罗而今远去了,我怀疑他的心脏病是不是和中国作家太多的烟有关。不过,保罗的肥肿是一个信号,中国有句俗话:「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似乎有点道理。
  保罗永去,但我耳际仍响起他常说的唯一一句中文:「吃饭吧!」和叫过「吃饭吧」后响亮而得意他也会讲中文的爽朗笑声,这笑声使香华和我,永远怀念这位老友!

美國人權外交走向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海峽評論》80期(1997年8月號) 張宏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在一九九四年曾得意地說,自一九七七年開始,國務院每年二月「都發表一項對全世界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第一次提出的報告只有六百頁,涉及的國家只是今天所涉及的一半,「如果拿第一次的人權報告同最新的人權報告相比,其差異就像是小學五年級學生的作文同哲學博士的論文。」他結論式地指出,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是「美國政府所拿出的最好的東西之一」,美國正使人權外交成為一種「真正的世界革命」。

 的確,論年頭,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四年,經過十七年的拚鬥和苦熬,美國人權外交鬥士們也真該由小學生變成大博士了。但是,事實上,由於這位「人權博士」無視周圍世界的發展和變化,他們能獲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近幾年更是到處碰壁、一敗塗地。就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的反華提案而言,自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連續六次遭到失敗。今年四月,在第五十三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由美國竭力攛掇、丹麥挑頭拋出的反華議案以二十七票對十七票的懸殊票數在審議程序中就被否決,從而在世人面前寫下了美國第七次慘敗的紀錄。這不能不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出美國人權外交是何等的不得人心。儘管美國這位「人權博士」是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人權外交之走向失敗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一、「人權外交」是美國軍事侵略失敗、國際地位相對衰落時期的產物

 美國人權外交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歷史學家J‧布盧姆等指出,當時,「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已把國家的尊嚴和所謂人權作為他政策的賭注」。但首次明確提出人權外交口號並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主題,則是在七○年代後期,卡特入主白宮,美國國內外形象極為糟糕,其自二次大戰後推行的全球霸權主義政策受到嚴重挫折的時期。在國內,水門事件、持續的經濟衰退及能源危機,造成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政治信任危機;在國外,由於美國長期在世界各地支持腐朽反動獨裁政權,特別是在侵越戰爭中的暴行及最終失敗,使美國國際形象蒙上了無法洗去的汙點。與此同時,蘇聯利用美國的弱點和困難,展開了一系列攻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蘇攻美守」的態勢。這些都對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造成了威脅。為了扭轉美國的國際形象,利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普遍關注的人權問題來爭取人心,並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以道義的力量來彌補軍事力量之不足,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權外交」。正如美國學者勞倫斯‧蕭普所說,「人權運動給美國對外政策增添了道義方面的內容。這有助於樹立一種為美國在越戰後重建霸業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義的形象,有助於使美國捲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鬥爭合法化。簡言之,人權運動可以使美國擺脫越戰後處於守勢的地位,開始再次採取進攻性姿態。」

二、支撐美國人權外交的思想基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價值觀

 美國的「人權外交」是以美國的價值觀作為思想基礎的。人們記得,當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提出要按美國的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一九九二年二月,當時美國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更急不可耐地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什麼是美國的價值觀?作為一個以商業精神立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是個人主義。在美國獨立不久,作為開國元勳和著名政治家的漢密爾頓就說過,美利堅人「占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一九二九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美國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以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新興民族不畏艱險,求生圖存的思想動力。但是,個人主義的核心是「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正是這種利己主義驅使早期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進行殺戮和對黑人進行奴役,並把資本主義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把弱肉強食視為天經地義,而把貧窮說成是窮人的自作自受,甚至是「一種罪過」。美國當局根本反對人權中包含經濟權利,其根源也在這裡。從對外政策來說,為了能隨意剝削掠奪弱小國家的財富,當然也就不會承認發展中國家有什麼生存權和發展權等經濟權利。

 隨著歷史的前進,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和人權觀的落後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已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許多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的不幸的根源」應「追溯到一些價值觀念的衰落」。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一九九○年說,「今天的美國危機四伏,不可效仿」,美國現在種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個人至上主義推到了極端」。針對上述情形,英國《衛報》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一篇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認為,凡是不順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制和非法的政權。在美國這種看法中表達出來的傲慢態度是令人吃驚的,其基礎是幾乎沒有人能辨識得出的,而且許多亞洲人將表示懷疑的美國社會面貌。」

三、美國的人權實踐暴露出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美國在推行人權外交時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致命弱點就是,在對別國大加指責的同時,對本國的人權問題卻諱莫如深。今年一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九九六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自己的國家存在的嚴重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要窮究底蘊,問個究竟了。

 其實,正如《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任言實的文章《請看美國的人權紀錄》所指出的,美國這個自封的「人權大國」恰恰是當今世界上人權紀錄很差的一個國家。美國是世界上真正缺乏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的國家。首先,開國時,美國憲法沒有平等權利的全面規定。相反,當時的憲法卻明文規定了臭名昭著的保留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條款,將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和窮人排除在「人權」之外。時至今日,美國憲法仍然沒有關於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公民權利平等的規定。其次,美國憲法不承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人權」的組成部分。美國憲法不保障免於飢餓和匱乏的權利。連美國憲法學家路易斯‧亨金都說,美國在保護人權方面所承擔的義務「低於當代國際水平」。

 美國之所以如此缺乏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其總根源在於這是一個自建國之日起就開始了富人統治的國家。「美國的憲法是一些飛黃騰達的大莊園主、大商人、律師、銀行家和債權人所制定的。」時至今日,這種情形並無本質變化。許多學者指出,在大財閥、億萬富翁統治下的美國,軍界、政界、財界緊密結合,濫用國家權力,「根本代表不了民意」。美國的政治,向來只是「富人的政治」,美國的民主歸根到柢是「錢袋的民主」。從歷屆總統的選舉結果來看,花錢多的一方取勝是美國大選的常規。正如美國《獨立報》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文章所指出的,金錢是「進入白宮的鑰匙」。

 在美國政治越來越淪為「金權政治」的情況下,美國成了西方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其貧困問題位居西方國家之首。據香港《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一月號披露,「在美國,窮人已增至差不多五千萬」。一九八七年英國《衛報》指出,「挨餓的美國人有二千萬。」無家可歸者已達七百多萬。以美國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要保障二億多美國人免於匱乏,按理說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卻出現上述的咄咄怪事,說明美國的基本人權問題嚴重到了何等地步!

 此外,人們還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按人口計算監禁犯人最多的國家」,強姦案犯罪率居世界第一,青少年被槍殺者日眾。美國還是世界頭號「槍國」,近乎人手一槍。世界發達國家中吸毒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場也在美國。如果再看一看近年來日漸膨脹的種族主義,美國社會有多少人權問題亟待解決?

 然而,美國當局一慣採取鴕鳥政策,一味指責別國而拒不承認自己的嚴重問題。這就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諷刺的,「美國一直把國際人權看作為別人設計的。我們對人權的關心早已超過了任何可以預見的、可以接受的國際標準,我們需要的是把自己的自由賜給別的國家。」但是,這種二十世紀的天方夜譚又能騙得了誰呢?其結果只能是更加暴露出美國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四、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拙劣手法和雙重標準證明其人權外交的別有用心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策略是採取詭辯的手法,或從抽象概念出發,抓現象而不顧本質;或以個別真實掩蓋整體的捏造;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乃至無中生有,造謠誹謗。其另一個策略則是進行「雙重標準」。

 拿美國人權報告(中國部分)來說,就有這樣的特點。一九九六年人權報告無視中國人權事業不斷發展的客觀事實,對中國整體人權狀況不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卻把極少數侵犯廣大人民合法權益的刑事犯罪分子捧為「人權鬥士」,為其鳴冤叫屈,甚至不惜對中國政府造謠栽贓。例如,他們把在西藏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稱作普通的「外國旅遊者」,而作為中國「侵犯人權」的證據;把因從事一系列陰謀顛覆政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說成是無辜受害者。《報告》的材料主要來源於某些西方報刊的報導、某些海外「民運分子」和反華勢力的聲明以及斷章取義地引用某些所謂的中國官員的談話和某些中國報刊的報導。他們的做法不僅是極不負責任的,也是別有用心的。

 美國的這種拙劣做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識破並遭到同聲譴責。例如,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第九十六屆大會的許多國家的議員都採取了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做法。他們肯定中國在改善人權、保障人民生存權,使人民過上溫飽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並為中國如此好地解決了生存權問題而「感到驚訝」。由此,他們指出「有人就人權問題指責中國是不妥當的」。

 美國前總統布希一九九四年八月說,他和夫人巴巴拉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住在北京,現在中國人民的自由和人權比那時多得多,比尼克遜總統當年打開中國大門時有了很大進步。「中國要養活十二億人口,不會聽從我們的吩咐來治理自己的國家。」美國IDG(國際數據集團)董事長麥戈文表示贊同布希的觀點,並以他在華的親身經歷說明,中國人民的「言論和行動並沒有受到什麼限制」,「美國人在許多問題上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誤解」,其「原因是新聞媒介把美國言論自由的意志強加於一個亞洲國家身上」。

 美國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所糾集的反華提案為什麼連續七次遭到慘敗?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根本不顧中國人權的基本事實而對中國誣陷栽贓。毛里塔尼亞代表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針對西方反華提案的發言,表達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心聲。他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偉大文明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捍衛這個國家文明制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國取得如此突出的進步和明顯的成績,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理應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揚。西方提出這個決議草案不是推動改善中國人權,而是詆毀和損害了中國為改善人權狀況而做的努力。」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玩弄雙重標準。首先表現在對國內的人權狀況和國外的人權狀況採取雙重標準,已如上述。其次是美國還把世界各國分成不同等級,對哪些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譴責要視美國外交戰略和國家利益而定,採取不同的態度。對那些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或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親美政權,美國百般拉攏,即使其中有許多是不折不扣的獨裁政權,也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對那些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走符合本國國情發展道路的國家,美國則藉口人權問題對這些國家施壓,甚至直接進行干涉和顛覆活動。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樣一些矛盾現象理所當然地促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動機提出疑問」,並使美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而「唱獨腳戲」。

五、美國人權外交遇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堅決的反抗

 多年來美國把自己凌駕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上,把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推上「審判台」,由美國來「判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等國在人權委員會通過的七十二項國別決議,幾乎全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家在美國人權攻勢面前曾感到了迷茫。一些國家被迫按照美國的要求,推行西方價值觀和多黨政治。結果是政治混亂、經濟更加衰敗。在經歷了痛苦之後,第三世界國家正認真總結經驗,一步步變被動為主動。他們猛烈抨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無視各國歷史和實際,痛斥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印尼外長阿拉塔斯曾指出,如果不是真心實意地保護人權,而是在人權問題上懷著某種政治目的,甚至利用人權對其他國家發動政治攻勢,這是不能允許的。為了準備好一九九三年六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大會,迎接西方國家的挑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先後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九九三年二月和三月召開了三大洲區域籌備會議。這三次會議通過的《突尼斯宣言》、《聖約瑟宣言》和《曼谷宣言》,理直氣壯地闡述自己的人權觀,對於企圖否認發展權、經濟權、生存權而僅提所謂公民權、政治權的西方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正是由於亞非拉國家的堅決鬥爭,西方國家妄圖操縱世界人權大會,把西方價值觀強加於人的霸道行徑未能得逞。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於北方挑起的人權領域南北對抗進行了越來越堅決的抵抗。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其他主持正義國家支持下,第七次挫敗西方國家反華陰謀就是有力的證明。

六、美國人權外交在西方國家中也不再有可靠的「後方」

 一九九○年以來美國夥同其他西方國家多次聯合起來搞反華提案。有時為了使提案獲得通過,在炮製過程中對議案的措詞反覆斟酌。但是反華提案接連六次遭到失敗的事實,以及一些西方國家更加注重雙邊正常交往的現實態度,今年美國拼湊反華人權提案的共同提案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四月初法國希拉克總統率先宣布法國不參加今年聯合國人權會議反華提案。接著,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也隨即採取了相似的立場。這就使美國企圖再次利用歐盟集體提出反華提案的努力遭到挫折。此外,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儘管美國仍不甘心失敗,糾集丹麥、英國等國再次向中國發難,但是美國自認為最可靠的「後院」起火,不能不突出說明美國人權外交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這種情形的出現,一方面說明這些西方國家看到多次支持美國反華提案遭到失敗的事實,承認此路不通,轉而採取對話的態度;同時,還反映了整個國際形勢的某種微妙的變化。那就是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已發現白人優越論的謬誤,而開始正眼看待東方、看待中國。一位德國教授彼得‧路德維希講了一段很實在的話,他說:「中國領導人對個人人權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做到了使十二億人不再挨餓,使他們有房住、有衣穿、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失業率也相對較低。這樣,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不正是完全保障了合法的人權嗎?中國如果像我們那樣運用個人人權,這個國家將會是什麼樣子呢?他們可能由於缺少權威而陷入混亂。」英國《獨立報》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亞洲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是當代最有吸引力的主題,而且它終將普遍出現在西方的整個政治辯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我們將不得不去調整我們對於非歐洲的和非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整個思想方法。對於這個問題,有必要採取相當冷靜的態度。」

七、以霸權主義為本質特徵的人權外交難逃徹底失敗的命運

 美國曾在世界大規模堂而皇之地推行的人權外交,到目前已變成強弩之末,其原因何在?在於這種貌似仁慈的人權外交本質上不過是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凶惡工具。二次大戰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美國主要依靠軍事、政治、經濟手段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由於侵越戰爭的失敗和其他原因,美國被迫採用人權外交以挽回敗局。蘇聯解體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精神為之一振,以為冷戰的結束乃是西方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勝利,它們忘乎所以地竭力企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人權觀推向世界,以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和美國治下的國際新秩序。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努力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安排和政治制度,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有人把這稱為「亞洲模式」。

 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成功引起了霸權主義者的恐慌。為了重溫老殖民主義者的舊夢,他們開始起勁地揮舞人權大棒,企圖以此征服昔日曾經依靠血與火所征服的這些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們這種用心,開始引起許多國家的有識之士的高度警覺。菲律賓一家報紙早在一九九一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等國「過去用炮艦政策征服落後國家,在炮艦政策因被壓迫國家的覺醒而失靈之後,它們又以『人權』和『經濟制裁』為手段,企圖整垮和孤立不聽他們話的國家」。

 事實上,西方國家中許多人士也揭示了這一本質。英國前首相希思在一九九一年指出,美國所要建立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指導的世界新秩序,「只不過是一種新帝國主義」。有人則指出美國推行的不過是「人權帝國主義」或企圖與「亞洲模式」相對抗的「文化帝國主義」。然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經濟要發展已是當今世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企圖利用人權外交去阻擋這一潮流無異於螳臂擋車,只能使自己陷於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和最終走向失敗的結局。

 中國有句古話:識時務者為俊傑。奉勸美國某些人,冷靜地看一看變化了的世界,放棄以人權為工具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做法,而接受第三世界關於對話、合作和協商的主張,同時認真正視國內嚴重的人權問題,這才是唯一可取的明智態度。

東帝汶與「人權帝國主義」的危險
1999年11月《先驅》第54期 Gerard Greenfield作 嵐山譯

今年八月,世界各地都有示威要求制止東帝汶民兵及其後台━━印尼軍隊━━的屠殺。東帝汶有廿萬人被迫離開燒焦了的家園,三萬人要逃到無水無庇蔭的山區,更有數以千計受傷、被殺或失蹤。可能仍需幾個月才能知道這個悲劇的全部死亡人數。
從頭起印尼軍隊及印尼內務安全部隊都是屠殺的幕後黑手。所以國際聲援運動理應要求印尼軍隊立即悉數徹出東帝汶。於此絕無可疑。但是,對於許多人要求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我們就不能不有所懷疑了。
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民間團體都有提出第二個主張。特別是澳洲、美國、葡萄牙等地的聲援運動,都愛把東帝汶狀況與北約轟炸科索沃相提並論,意謂北約既介入科索沃,為何聯合國不介入東帝汶,以保障人權?就算是曾經反對過北約轟炸科索沃的左翼今天也主張聯合國駐軍。他們實際上把這個要求當成國際團結運動的中心主張,所以九月底當澳洲部隊率領維和部隊進駐東帝汶時,國際聲援運動就完了。國際勞聯本擬在九月卅日號召一個國際行動,但一旦維和部隊宣佈進駐,他們就取消行動,彷彿東帝汶人民已獲得拯救,問題已獲解決。
對維和部隊的這種想法,實應反思。這個立場暗含兩個前提,第一個是聯合國是超乎民族國家之上的國際機構,因此真心關懷人權與民主。儘管許多人都知道歐美支配了聯合國的許多活動,特別是軍事行動,人們依然這樣想。最近美國說聯合國欠它35億美元;這筆欠款來自美國參與維和部隊的軍事開支。此外,許多聲援運動都直接呼籲美國及澳洲政府派軍東帝汶。這反映他們也知道,聯合國的決定其實首先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決定。其次,要知道,參與維和部隊的各國軍隊,仍歸其所屬國家的軍事指揮部指揮。所以實際上維和部隊並不具有那種高於民族國家的權威。
第二個前提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把參與其中的美軍、澳洲軍也變成和平愛好者而不是殺人者,甚至是有效的和平保障。但是,倘若我們看看聯合國在過去五十年的維持和平的行動,不論是過去的卅四年還是近十五年的歷次軍事行動都未曾有效帶來和平。
最近聯合國派駐波斯尼亞的維和部隊注意的是怎樣保護自己,而對於平民被殺卻往往袖手旁觀。在1994年4至8月間的盧旺達,聯合國部隊也是袖手旁觀屠殺數以萬計平民,然後在九月徹出。在這場大屠殺中可能有為數65萬人被殺。同時,比利時及法國都支持過政府軍,而正是政府軍進行了大屠殺。
在1989至1997年間,聯合國先後派出過三次維和部隊到安哥拉,但都沒法收繳敵對雙方的武器,以至1998年底內戰再起。現在已有90多萬難民逃難。維和部隊在1992-93年間也沒能在柬甫寨阻止戰爭,沒能解除赤柬的武裝及其他私人軍隊的武裝。他們成立了聯合國派駐當地的官僚架構,並致力保護自己。他們中有些人還從事毒品走私及盜竊,包括盜竊聯合國的寶馬名車,並賣給越南軍官。當維和部隊在1993年徹出柬甫寨時戰爭仍繼續,直至1997年7月一場政變結束了由聯合國支持的民主選舉的政府。
但維和部隊不僅未能帶來和平及保障人權,它自己甚至有份參加軍事侵略,殺害平民及侵犯人權。最有名例子是1993-95年維和部隊在索馬里駐守時,比利時、意大利及加拿大報紙均先後披露維和部隊虐待、強姦及謀殺當地人。這些照片首先在比利時刊出。其中一幅是兩個比利時軍人兩頭抓住一個索馬里小孩放在火堆上。比利時軍事法庭隨後裁定二人無罪,說軍人不過是在玩玩而已。另一張照片顯示一個回教索馬里小孩被強迫渴鹹水和吃生蛆豬肉。加拿大的維和部隊把一個十六歲孩子虐待至死,還笑著同屍體拍照。有47個加國軍人被控在守護一所醫院時酗酒、騷擾病人及從事黑市交易。
把維和部隊描繪為和平保障的人實在是忽略了軍事化生活的陰暗現實。人所共知,兵士需要女人,所以軍事行動同強迫當娼關係密切。二戰時日本軍人把大量女人強迫變成「慰安婦」;越戰時美國軍人大舉在泰國與南越嫖娼。聯合國維和部隊也不例外。1992-93年,有二千個年輕婦女從越南胡志明市被送到金邊去為維和部隊當娼。維和部隊也促進了柬甫寨及越南的雛妓行業。1992年莫三鼻及的維和部隊據報找來12-18歲的女孩當娼,而有關費用列入聯合國開支。1996年第一次的反對性商業剝削兒童的世界會議有一份報告就指出:軍人與娼妓的關係可以在聯合國維和部隊中顯露。維和部隊促進了娼妓事業,包括雛妓,當中許多來自孤兒及被遺棄者。
許多年前,帝國主義曾經打著傳播文明的旗號去屠殺及奴役亞、非、拉等民族。為了幫助後者,他們就得去殺人。今天,北約及聯合國則打著人權旗號去殺人。北約轟炸科索沃其實主要是為了促進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已。不過,這種「人權帝國主義」代表帝國主義為了方便支配世界而採取的一種新方針,同過去單純軍事侵略及殖民化不同。正如社會主義學者Ellen Meiksin Wood說:「新帝國主義的另一面是新型的軍國主義。它沒有領土野心,也不想侵略民族國家。其目的不是對特定的殖民地及特定疆界確立霸權,而是對全球經濟確立無限霸權。所以,它並不致力侵吞領土,而是用大量暴力去確保全球資本的霸權,實際上也就是讓某些民族國家利用軍力去促進這些國家的資本的霸權,尤其是讓美國這樣做,以便能毫無阻礙地自由往來於全球經濟。」
如果要抗拒新帝國主義,就要我們抵抗那經常大量使用的暴力,抵抗支配我們生活以至世界的全球資本。相反,號召這些政府以人權為名作出軍事干預,只是鞏固全球資本主義的權力,把我們的運動屬從於帝國主義戰略,把敵人變成朋友,把平民變成須要拯救的受害者。任何人想結束種族主義、戰爭,想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就須要依靠工人階級自己的行動,就須要為民主而同資本主義鬥爭,而不是要求它的血腥干預。(註釋從略,有興趣讀者可來信索閱)

陳真談輿論、中國崛起與英美的齷齪勾當
2015-11-12 文思革 陳真(精神科醫師、黨外運動人士,前民主進步黨創黨黨員)

黨外時,如果有人跟我說,你拋頭顱灑熱血所從事的所謂民主運動及台獨運動,背後其實是美國在操盤,民主為名,台獨為實,旨在反中,旨在確保兩岸的持續敵對與分離,如果當時有人跟我這麼說,我是不會信的。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而我居然在十多年之後,來到海外,才終於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過去的單純(或說愚蠢),若要說不後悔不自責是騙人的。付出青春血淚,乃至家破人亡,到頭來卻發現,原來這一切只是某種龐大政治操作的一著棋;你的犧牲與努力,只是 造就無數齷齪文人與政客,對社會大眾卻反而造成傷害。單純的個人善意,反倒成為一種邪惡的工具。我常想,我是不是應該(像達賴的哥哥那樣)也來寫個懺悔錄或現形記,給可悲歷史再添一筆。

在英國十年,在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或社會運動中,除了我和學姐外,很少有華人(更沒有台灣人),因此經常顯得目標顯著。每當有西方人走近想問我問題,我差不多就能預知他打算問我些什麼了,不外就是問我為何台灣如此心甘情願充當美國 走狗。曾經有個支持反戰的英國女生,從我嘴裏聽到我對中共的批評,驚訝地對著蒼天一連大聲吶喊了 why?why?why?三個 why字,彷彿我的愚蠢讓她心碎了似的。一開始,我不太能理解,為何西方反戰人士總是支持中國,甚至往往對之充滿好感。後來我逐漸明白並且相信也許他們才 是對的,至少,在相對意義上來說,美國 vs.中國,一善一惡,對比極為明顯。你當然不需要二擇一,但你沒有理由只見中國之秋毫,卻不見美國之輿薪。

當然,"挺中抗美" 這樣一種認知與聲音,在西方世界依然是極少數,整個話語權仍然完全掌握在西方媒體手裏,翻雲覆雨,任意顛倒黑白。

應該差不多是1998年吧,剛到英國的頭兩年,有個英國老師在課堂上稱讚美國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修理海珊云云。我表示異議,發言反駁,他很驚訝,立即很智障卻自以為幽默地告訴全班同學說我一定是每天閱讀海珊發行的 “伊拉克日報",被海珊騙了。這樣一種智障的聲音,始終才是所謂 “輿論" 主流。這世界其實就像個大電視,"電視" 告訴世人世界長什麼樣,它就長什麼樣,很少人能逃脫這樣一種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無日無之的洗腦。

最近不是有個BBC的白癡女記者叫Laura Kuenssberg嗎,在歡迎習近平訪英的記者會上,非常傲慢地質問英國首相卡麥隆說: 「如果你是昨天剛失業的鋼鐵業員工,看見中國主席乘坐皇家馬車前往白廳,你做何感想?為了促進我們與中國的商貿利益,這是值得的嗎?」類似這類沒有大腦的蠢話,卻是這個世界的主流“輿論"。這種蠢話如果說得通,這種大帽子如果能成立,豈不是可以套用在所有國家所有社會的所有事物上。這樣一個毫無認知能力的蠢蛋,卻以擔任記者維生, 你自然能想像她會寫出何種品質的所謂報導。

這個女記者罵完英國首相還不夠,接著就去罵習近平,罵說:「你為什麼會認為英國大眾會樂於跟中國這樣一個不民主、不透明、且人權紀錄極差的國家有更密切的商業往來?」看了這一幕,聽到這樣一種蠢話,你也只能無語問蒼天,畢竟蠢話不管多麼蠢,不管多麼違反基本事實,一旦透過綿綿密密無日無之的洗腦,成為一種主流論述,它便會以這樣一種 “蠢者無敵" 的大無畏傲慢姿態展現,就好像那個嘲笑說我一定每天閱讀伊拉克日報的老師那樣。我相信他們的真心,相信他們的善意,但真心善意仍然還是需要大腦與基本理性做支撐,愚蠢話語並不會因為出發點之良善而成為智慧;謠言也不會因為訴說者之真心相信而成為事實。

中國崛起以來,不曾侵略它國,不曾派出一兵一卒,不曾發射一彈一炮,所謂影響力之擴張,無非就是提供各國經援,協助開發民生設施,鑿井開路,建水庫 設電廠,方便以後大家互相往來做生意。然而,英國和美國卻不是這樣,半個多世紀來,不斷在世界各地燒殺擄掠殺害數千萬生命。惡行不奇怪,奇怪的是:人們居然完全看不見血流成河,卻能看見一點皮毛之傷,並且為之 “義憤填膺"?

對於這位女記者的智障質問,習近平回答得蠻好,於我心有戚戚焉。他說: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很重視人權議題,但中方堅持結合「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採取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習近平並表示,中國已準備好與英國及其他國家共同合作,面對人權議題,「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國家都需要不斷加強及改進人權工作。」

今年四月,過去長期擔任達賴特使的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出版了回憶錄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嘉樂頓珠說,他 “一生中最大的悔恨" 就是跟美國中情局合作,接受來自中情局的各種援助及代為訓練西藏武裝人員與游擊隊。中情局為藏人設立的武裝訓練基地,最初選在印巴邊境附近,後來轉移到尼泊爾木斯塘及美國科羅拉多等地;接受訓練後的大批西藏武裝份子,透過美國的協助,潛入西藏發動攻擊,並且從中奪取中共一些重要情報給美國。

多年之後,嘉樂頓珠才知道自己上當,並且自認因此錯失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最佳時機。他說,美國事實上不但絲毫無意於減緩西藏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反倒盡力擴大之,目的無非就是要藉此傷害中國。嘉樂頓珠說,問題是,傷害了中國的同時,也傷害了西藏;唯一獲利的是從中翻雲覆雨的美國。嘉樂頓珠還強調, 美國提供給藏人的各種武器從來都不是美國製,他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不願留下任何暗中協助藏人進行武裝組織與攻擊的證據。

對於這整個經過,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是這麼說的:“終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那就是與中情局發生關聯。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獨立而戰,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西藏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衝突,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 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我與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沈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我已 經保持了幾十年的沈默,但是現在我必須說出真相。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是錯誤的。我們不應當收取中情局的援助。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予的那些極為有限的好處,中共就沒有藉口殺掉那麽多西藏人。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導致了那麽多無辜者的死亡。他們殺死的不僅是我們的人民,同時也試圖扼殺我們的文化。我與中情局一起完成的那些事,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給我帶來了巨大痛苦,在許多年裏使我備受困擾。我不能忘卻這一切,我是有罪的。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美國的這類作為,不斷反覆施行至今,在世界各地以所謂民主自由及人權為藉口,盡一切力量挑起血腥動亂與衝突,藉以顛覆、攻擊乃至入侵與佔領所有不聽話或敵對的各國政權;方法之一就是藉著提供經援與武器給所謂反對勢力,藉以挑起各種抗爭與動亂,從中坐收漁利。毫無疑問,今天要不是中共國力強大,整個大陸早已成為伊拉克及阿富汗那般的血腥人間煉獄,八國聯軍及軍閥割據和大饑荒等等恐怖歷史,老早重演。

我常想,今天我若是中共領導人,面對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無所不用其極、信奉極端暴力與恐怖主義的美國政府,用盡一切手段想在中國製造動亂與分裂,我有可能不實施某種鎮壓或管制嗎?恐怕不可能。除非我想讓整個中國十幾億人民陷於水火、墮入猶如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及阿富汗等等等等等那樣一種永不見天日的人間煉獄。這就好像當美國以大量金錢和各種先進武器支援敘利亞所謂熱愛自由與民主的武裝勢力,四處在敘利亞製造動亂時,你做為一個敘利亞領導人,有可能啥事也不做而任其四處破壞、任其壯大嗎?

時至今日,應該不會再有人稱讚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了吧?應該也不會有人相信什麼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準備毀滅人類的鬼話。而且恰恰相反,這幾年來許多機密文件紛紛清楚地顯示:美國不但不是因為 “懷疑" 海珊 “可能擁有" 大規模毀滅武器而入侵伊拉克,而是因為美國 “確切知道" 海珊根本沒有任何大規模毀滅武器,所以才肆無忌憚地派出地面部隊入侵佔領伊拉克。

邪惡之事,總是出之以冠冕堂皇光鮮亮麗之名。例如,隨手舉個例好了。美國從事這一切齷齪勾當的偉大說詞之一就是透過所謂民主輸出與人權輸出。美國有個 “假民營真官方" 的所謂人權機構就叫做 “美國國家民主輸出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一般翻譯做美國民主基金會),它是美國中情局底下一個負責顛覆與攻擊敵對政權或製造各種所謂 “民主抗爭" 的經援單位。在兩岸三地方面,凡是反中反華者,都是他們所要表揚與鉅額金錢贊助的對象,包括法輪功及王丹等一票所謂民運人士,獎勵他們繼續打擊中國,捍衛 所謂民主自由。台灣方面,扁嫂吳淑珍也曾經是美國民主基金會2002年的獲獎者,獎勵她對所謂民主與人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前一陣子,由屠圖、華勒沙和達賴以及那位強烈支持以色列、布希還曾在書中表揚說是因為受到他的鼓動與催促因此才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的Elie Wiesel等12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領軍,針對習近平的出訪各國,聯名發表一封給歐巴馬的公開信。這些在政治上向來一點都不清純卻總是故做清純中立狀的和平獎得主,在信裏熱切地央請歐巴馬,懇請他做為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做為一個捍衛人權與民主的世界領袖,務必義無反顧地出面譴責習近平,務必發起緊急救援,要求釋放(只不過被判幾年徒刑的)劉曉波,否則中國將會以為他們可以繼續傷害人權而不會受到世人制裁。信件大意如此,非常無恥。

西方媒體毫無例外地一致刊登了這條"大"新聞。起初看到這新聞時,我原本以為這些什麼碗糕和平獎得主只是腦袋不清,心眼並不壞。(可是,這些人,長期參與政治如此之深,有可能"單純"得像個三歲小孩嗎?)後來看到運作發起這封聯名公開信的所謂"人權團體"叫做 Freedom Now,我才知道這不但不是腦袋不清,而是老謀深算、心機極深的一種政治動作。

這些事,說來滿紙污穢,實在很不想談。政治之陰暗複雜,難以三言兩語說清。

還記得發生在去年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綁架事件嗎?數百名女學生被武裝份子衝入校園抓走,充當性奴隸販賣。面對選舉,奈及利亞總統Goodluck Jonathan為了改善形象,竟然偷偷摸摸和美國華盛頓一家公關公司叫做 Levick 以及一家提供法律服務的所謂 “人權公司" 叫做Perseus Strategies,簽下大約四千多萬台幣的合約;合約內容表明將協助奈及利亞政府 “在國際與國內媒體上,改變對其不利的論述",同時 “促進其政府運作之民主與透明"。

這是不是很好笑,我偷偷摸摸花大錢買通公關公司,請他幫我在國內外媒體塑造美好形象,消除對我不利之輿論,幫我的政府變得更透明更民主。

Perseus Strategies 的老闆是誰呢,是歐巴馬的一個金主叫做Jared Genser,Jared Genser是誰呢?就是所謂人權組織Freedom Now的創辦者,也就是這次這12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砲轟習近平的聯名信的策畫人。這位 Jared Genser很有生意頭腦,他以及他的所謂人權組織向來毫不諱言地表明,聲援所謂政治犯必須具有高度附加價值,能見度要夠,殺傷力要大,好處要多;劉曉波及翁山蘇姬等人,就是在這樣一種 “具有高度附加價值" 的思維下所挑選出來的聲援對象。所謂人權、民主與自由等等,背後目的不外就是政治鬥爭與利益;而且,連人權都能搞成一種投資,搞成一家國際大公司來經營, 真是不簡單。

我只是要說,政治之複雜與陰暗,遠遠不是媒體或政客及其一票走狗與幫凶們所呈現的那樣冠冕堂皇,光鮮亮麗。平常生活中詐騙集團的騙術往往日新月異, 推陳出新,令人防不勝防;不過只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人家詐騙集團尚且如此用心複雜,更何況是具有億億萬萬倍暴利的政治事務與權力。掛的全是漂亮羊頭,賣 的卻是狗肉。

還記得英國真實世界的007– “睹注之刀" (Stakeknife)嗎? 本名叫 Freddie Scappaticci ,十多年前我曾寫過幾篇文字談他。在他的真實身份曝光之前,二、三十年來,此人一直被英國政府廣為描繪成殺人魔頭,所謂恐怖組織 “愛爾蘭共和軍"(IRA)的軍事首領,曾經一手策畫英國境內半數以上的恐怖攻擊事件,至少四十幾名英國警察和士兵遭其殺害,數百人傷殘。後來,因為英國情治單位內部發生私人爭執,有人憤而報復,他的真實身份才被揭穿,原來他是英國在IRA臥底的情治人員,足足臥底了25年,代號就叫做賭注之刀,在英國政府的允許下,策畫無數恐怖攻擊事件,也因為表現如此 “優異",戰功彪炳,一路攀昇到IRA的領導階層。

我對政治真是很無言,知一百,知一萬,卻僅能說其一。我若有一絲寫小說的衝動,其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只要稍微就地取材,恐怕就能寫出不可思議的爾虞我詐與物慾橫流。遠的不說,光從島內一片綠油油的政治勢力幾乎無日無之的各種無恥陰暗作為,就能看見一種普及於世、擅於操弄的政治文化。島內如此,島外亦然。政治之陰暗與複雜,實難想像,但卻往往以天使般、救世主般的清新理想主義者形象出現。

比方說,上述這位所謂人權組織 “Freedom Now" 的創辦人 Jared Genser,在美國政界相當具有影響力,他在2011年更是大力鼓吹軍事侵略利比亞,原因當然又說是為了人權,為了民主自由。被強迫 “民主輸入" 的利比亞,如今就跟伊拉克、阿富汗及敘利亞一樣,陷入恐怖內戰,屍橫遍野,宛如人間煉獄。

寫這麼多,你會憤怒嗎?我看不會。會憤怒的人請舉手。我看鳳毛鱗角,少之又少。憤怒猶不可得,更不用說因此捨身奉獻。

(詩人)紀伯倫曾如此說道:“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

說穿了,我們都是幫凶。當然我也是,差別也許只是在於我可能稍微比一般人有點病識感,知道自己是幫凶。常覺得這樣活著很窩囊很不應該,但我該怎麼活才像樣?

那些美國人靠嚇唬台灣人混飯吃
2017-10-19 新新聞 汪仁玠

美國智庫「2049計畫研究所」研究員易思安的「2020攻台」說,引發統獨大論戰。本周新聞,左眼你怎麼看?看倌,我告訴你:那些美國人靠嚇唬台灣人混飯吃。
西班牙作家塞凡提斯在《唐吉訶德》裡,創造了滑稽人物桑丘潘薩(Sancho Panza)。桑丘就任海島總督的第七天晚上,突然聽見一陣嘈雜聲響,連忙穿著拖鞋跑出屋外。只見二十幾個人手持火把跟劍,邊跑邊喊道:「趕快拿起武器,總督大人!已經有無數敵人上了咱們的島,如果您不用智慧和勇氣拯救我們,大伙兒就完蛋了!」
「我這個上帝的罪人,對這種事一竅不通。」桑丘嚇得六神無主,但拗不過請求,只好鼓起勇氣,「那就給我武器吧!」眾人一擁而上,拿兩具盾牌一前一後用繩子牢牢綑綁住他。桑丘舉步維艱,勉強跨出半步就跌倒在地,接著火把紛紛熄滅,只聽得有人高呼:「守住那個缺口!關上那座大門!截斷那個樓梯!趕緊上燃燒罐……」然後亂劍不斷刺來,他只能像縮頭烏龜一樣躲在盾牌裡。
「戰爭」過後,桑丘發現根本是被島民惡整,於是倉皇棄職而去。
《唐吉訶德》是部想像力豐富的小說。但塞凡提斯恐怕萬萬沒想到,桑丘的故事竟然在四百多年後,另類重現於現實世界的台灣。
易思安自稱取得中國軍方內部文件,但事實上,他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卻承認,攻台之說係引用2013年我國軍方出版的《國防報告書》,而該份報告書寫的只是解放軍將在2020年建置完成對台用武的全面性作戰能力。
除了攻台年分之外,易思安更危言聳聽指稱,共軍將從桃園、台南或是澎湖搶灘登陸,甚至也有暗殺、綁架或收買台灣領導人及其家人的可能性。
如果對易思安任職的機構稍有瞭解,便不難窺知其所以然。這家位於華府的智庫創立於2008年,執行長為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他在2005年還與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共同創辦了阿米塔吉國際顧問公司(Armitage International)。
這兩個機構高度關注台海問題,基於「中國軍事威脅論」的主張,積極倡議增加對台軍售。美國政壇甚至傳言紛紛,他們介入對台軍售甚深。
今年三月,「親綠」的阿米塔吉率「2049計畫研究所」成員來台,拜會相關部會首長。但他們親的綠,並非民進黨這種綠,而是美鈔那種綠。

郁慕明:美害多少伊拉克人家破人亡 人權?
2021-04-10 中評社台北4月10日電(記者 倪鴻祥)

美國拜登政府上任後批評中國人權問題。新黨榮譽主席郁慕明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美國是最沒有資格談人權的,美國應該先交待:2003年攻打伊拉克時宣稱對方有化學武器,但化學武器在哪裡?害伊拉克多少人家破人亡?美國講什麼人權?
郁慕明表示,他不“親美”,也不是“反美”,他是“親中友美”。年輕的時候留學美國期間,他就認為美國是禍源,將來留在美國會很危險,所以一拿到學位就回台灣,後來也不去美國。
郁慕明指出,當年他的同學們都知道他在宣揚“美國不能待”,現在經過這幾十年下來得到印證。當年留在台灣發展的同學,現在都過得比當年留在美國的同學還好。
談到人權問題,郁慕明指出,美國要打人就打人,2003年攻打伊拉克時說人家有化學武器,害伊拉克多少人家破人亡?所以美國講什麼人權?如果美國要談人權,應該先交待:伊拉克的化學武器在哪裡?
郁慕明說,美國批評新疆人權,結合歐洲國家制裁新疆。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新疆現場觀看,事實就擺在眼前。所以根本不必跟美國爭辯,理都不用理他。就直接要求美國,先把伊拉克的化學武器找出來,這樣美國講的話才有人信。不然每次都是玩這一套,拿一個假理由質疑新疆棉花生產,宣稱少數族群強迫勞動,但美國的受刑人也一樣在勞改工作不是嗎?
郁慕明表示,受刑人勞動工作也是教育的一種,何況美國人曾把犯人關到惡魔島上去,早年擴張領土時也是殺了印地安人,現在有什麼資格談人權?美國只是因為在二次大戰後享受70年吃乾抺淨,現在強了就在指揮別人?至於日前亞特蘭大城市發生槍擊案事件,根本就是美國之前一直在挑撥族群意識、提倡白種人優越感所致。美國這麼多事情,還有資格講人權嗎?

美國的偽善
1996-02 《海峽評論》第62期 白丁

據元月15日法新社田納西電,即將前往北京就任大使的賽瑟,在一項記者招待會指出:「隨著中共日漸成為經濟超級強國,美國與中共在未來五至七年內將出現緊張關係。他說:「我們將會歷經一段考驗與困難時期。兩個超級強權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要體認這點,屆時不要過度反應。」以全世界而言,這兩個強權在未來數十年內發展和諧、合作、積極的關係非常重要,而亞洲和平的關鍵亦在於中共的合作。他說:「美國未來十年最大的外交挑戰是如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真誠、互惠的關係。」賽瑟保證,他將先著重雙方立場一致的事務,例如加強貿易關係、文化交流,以及打擊毒品走私與偷渡客,接下來才討論雙方立場不同的部分,如人權等問題。」
賽瑟的說法,我們不禁納悶:中國成為經濟超強,又沒有礙著別國,為什麼就一定會和美國發生衝突呢?美國不是願意以自己的繁榮、富裕、自由、民主、人權與其他國家共享嗎?並且,幾乎所有的政經學者、甚至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經濟水平提升,國民所得提高,必然會對人權、自由、民主有所改善。飯都吃不飽了,還有什麼人權、尊嚴?這也是簡單的「倉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
美國一方面要中共改善人權,一方面要和中共日漸成為經濟超強去「出現緊張關係」,這不是偽善嗎?這難道不是矛盾嗎?所以,我們不贊成中共將魏京生處14年的重刑,但也反對美國對魏京生人權的關懷,那是貓哭耗子假慈悲而已。
我們設想:如果中國成為經濟超強,會有魏京生的抗議(或抗議不起作用)嗎?沒有魏京生的人權事件,能有美國遏制中國經濟成長的人權關懷嗎?美國應該感謝魏京生抗議的人權事件,提供了可以刁難中國、甚至制裁中國經濟發展的人權理由。
不過,賽瑟也是「兩隻手抓」的:基於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遏制的現實,又要和中共「發展真誠、互惠的關係」。簡單的說,美國對華政策,吃得下的就吃,吃不下的就吐;所謂人權、自由、民主,全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

美國的人權狀況-我的個人體驗
2020-03-21 奮起 郭譽申/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國別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是關於美國以外國家和地區的年度人權狀況報告。在報告中常對其他國家,多半是非美國盟友的國家(如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指責。美國這樣做,是自以為達到人權的高標準,而從人權的制高點俯瞰世界。然而美國自身的人權狀況如何?真足以做世界表率嗎?人權的涵義廣泛,每個人觀點可能不同,筆者僅以親身體驗來看美國的人權狀況。
我的親身體驗主要在四十年前留學美國的期間,雖然時間有些久遠,美國在這方面並無改變,我的體驗仍適用於今日。我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因為加州公車網不發達,我很快學會開車,並準備買部舊車上下學。這時同樣來自台灣的學長就熱心地忠告我:「你開車要特別小心公路上的巡邏警車和警察。聖地牙哥非常靠近美、墨邊界,警方的巡邏車有時候會在公路上跟車,並以警鈴和警燈叫停車輛,然後臨車檢查是否有走私貨(毒)品或偷渡的墨西哥人,警察都是荷槍實彈的,你必須聽清楚他們的話語,按照指令『緩慢地』做動作,千萬不能讓警察以為你有任何可疑的反抗動作,他們就可能開槍打死你。」
學長的忠告讓我心裡發毛。後來偶而又讀到白人警察誤殺無辜黑人的新聞,更覺得害怕,所幸我開車只被巡邏警車叫停過一兩次,雖然緊張得手心冒汗,我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沒有出事,然而這四十年前曾有的恐懼卻一直記在腦海裡。對比之下,我居住台灣六十年,近年每年去大陸旅遊一兩趟,都從未有這樣的恐懼感覺(即使面對警察)。人權應該讓人免於恐懼,以此角度看,美國的人權狀況比不上台灣和大陸!
美國的巡邏警察讓人心生恐懼,也偶而會誤殺好人,因為美國幾乎沒有槍枝管制。巡邏警察面對陌生人,怕他很可能藏有槍枝,也會心生恐懼,於是稍有風吹草動就貿然開火,因此誤殺好人。不僅警察會誤殺好人,美國每年平均約有13000人死於槍擊(不包含自殺),卻始終無法制定嚴格的槍枝管制法律。若能實施嚴格的槍枝管制,必能大幅減少槍擊死亡人數,美國卻堅特擁槍的自由,這樣不重視生命權,何來人權?
筆者是一個普通人,想過自由自在、沒有恐懼的平凡生活,在台灣和大陸我都過得不錯。然而在美國,面對巡邏警車和警察,我卻多少會心生恐懼。美國常談一些人權、自由的高調,我卻覺得生命權和免於恐懼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不知道別人對美國生活有何感受。就我的個人體驗,台灣和大陸都比美國更符合人權的普世價值。

從疫苗看見美國霸權主義的真面目
2021-04-28 愛傳媒 陳朝平/資深媒體人

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廂,窮國疫情二次爆發,苦無疫苗可用;那廂,美國疫苗供過於求,甚至出現疫苗太多卻找不到人施打的怪現象。弄得各國又羨又恨。
近日疫情大爆發,每日確診人數躍登全球冠軍、且是美國印太戰略重要夥伴的印度痛批,美國吝於分享多餘的疫苗,還管制原料出口、把持專利。位在加勒比海的台灣友邦聖克里斯多福則抱怨,美國「連一劑疫苗都沒給」!
美國需要盟邦在南亞對付中國時,呼籲大家團結一致對抗中國,將印度視為印太戰略的重要盟友。如今,印度疫情大爆發,醫療體系頻臨崩潰,大難臨頭,美國行有餘力卻坐視不理。
從川普到拜登,美國痛批中共展開疫苗外交,提醒各國不要墜入中共疫苗外交的陰謀。可是,自個兒卻把持著多餘的疫苗,吝於與盟邦分享疫苗。
美國成天脅迫台灣在中美洲的僅存友邦不得與中共建交,卻捨不得與他們分享一些疫苗?難怪疫情蔓延卻無疫苗可打的巴拉圭,都準備琵琶別抱了!
對了!台美關係近來挺麻吉的,聖克里斯多福、巴拉圭何不透過台灣與美國交涉,請美國大發慈悲,賞些美國人用剩的、用不著的疫苗,救救他們的子民?別傻了!台灣若是能從美國募到一劑疫苗就阿彌陀佛了,哪裡還輪得到中南美洲的小國的小朋友、黑朋友?
今年3月,80個國家曾經在世界貿易組織提議,暫時凍結歐美藥廠的新冠疫苗專利權,好讓其他國家有能力的藥廠加入疫苗生產行列。然而,美國、英國和部分歐盟成員國,毫不猶豫地封殺了此議。
英美和部分歐盟國家的封殺,意味著新型態的疫苗霸權主義已然來臨,也意味著白人至上主義者對有色民族的歧視從未歇止。從疫苗看見美國霸權主義的真面目!Taiwan Can Help,肯定換不到U.S.A. Can Help!

普世人權論述的正反辯證
2019-02-28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網 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人權」作為當代政治發展中,琅琅上口的一個名詞;打開報章雜誌,也常能看到「普世人權」作為正向概念出現。「人權」可說已是研究當代政治思想,最關鍵的一個詞彙。

然而,所謂的人權,又經常和「西方世界」畫上緊密連結。歐美政治領袖譴責後進國家時,也經常以關切其「人權問題」為之。以致於不少論者也會質疑:所謂的人權其實是歐美國家的專利或特殊標準,而未必適合直接套用於「非西方」社會?

在二戰後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自1948年發佈以來至今,也經常面臨著類似的批評。《宣言》中宣稱:「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然而,這所謂的「共同標準」或「普世人權」,會不會只是世界上部分社會的特殊標準?特別是在國際上握有強勢權力的歐美國家產物?我們應當毫不質疑地接受它嗎?

對於這樣的質疑,台灣政治哲學學者陳瑤華,曾出版了《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一書中,提出了系統性的批判回應。

她主張:「我們若肯認當代的世界人權概念在《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後才有具體的實踐,而且人權真實的根源不是任何理論思想可以完整涵蓋,而是『在掙扎中的人及抗爭的群體』,那麼,人權不是舶來品這件事,應該是每一個文化都可以完全確立的一件事!」(頁229)換言之,人權既然是人們奮鬥而來,當然沒有任何一個文化不能存有人權發展,而自稱與人權無關。

陳瑤華著書論述的目的,顯然首要是反駁以文化差異為由試圖正當化限縮人權的「亞洲威權敘事」。這也是許多主張「普世人權」價值所採用的觀點,大力質疑了李光耀等威權領袖的「亞洲價值」說詞。但在這之外,陳瑤華還進一步地做了許多精彩的分析與考察,使她的主張不只是一種抽象的論調。她考察爬梳指出:《世界人權宣言》的確不只是「西方」觀點的結果,反而是二次世紀大戰後,有諸多弱小被殖民國家的參與與共識所形成;而中華民國代表也正是當時起草討論時的重要成員之一。至少以《世界人權宣言》而言,顯然不是「舶來品」,而是我們共同參與形成的產物。

另外,她也強調,《歐洲人權公約》等西方人權公約,雖然使用了民主、自由等論述來支持,但並未限縮這些概念不可及於歐洲之外;「非西方」國家也有諸多的反壓迫、爭人權的抗爭歷史,絕非只是單方繼受來自西方的「人權」概念。她再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例,指出其中雖然沒有明確的「人權」、「權利」這些字詞,但不代表沒有相應的思潮內容;例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內含著類似的概念,只是用了不同的詞彙…。

簡言之,她主張無法以文化差異來否定普世人權價值的必要,而且每一個文化裡「在掙扎中的人及抗爭的群體」,就在形塑人權的內容,絕不該將人權化約為「外來產物」,恣意否定其價值。這可說是華文著作中,系統性回應了「人權是西方特殊產物」、「亞洲主流文化不一定和人權相融」論述,且不只是從「規範」下手,而還包含了「歷史」與「思潮」的一本精彩作品。儘管內容涉及不少哲學層次的論理分析,但對於非政治哲學專業的讀者,應該也不至於會覺得被拒於門外,反而不難被作者一層又一層的論述所說服,有效呈現了「普世人權」論支持者的立場。

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台灣學界對於人權論述的討論中,也相對支持這樣的觀點;拒絕台灣有任何理由無法適用「普世人權」,也傾向不同意該因為台灣有什麼樣的文化特殊性,而有什麼樣的「人權打折」。特別是基於冷戰結構中劃入美國等「自由世界」陣營,為了標榜對立於「共產極權」,台灣更容易對「人權」論述抱有一定的嚮往;儘管許多內容和我們的傳統文化存有隔閡。

然而,固然部分威權政治領袖透過宣稱「亞洲價值」或「經濟發展優先於自由」,來正當化自身對人權與自由的低度保障,應當受到批判。但人權的具體實現,按理說仍是一個「程度」問題,而這個「程度」,又的確和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西方國家若直接把「人權」當作「普世標準」,要求所有國家都適用,甚至以此為由介入他國內政,實在很難說當然合理。

因此,持批評「普世人權」論立場的人們,未必一律都是「保守派」;其中不少人反而是看到了普世人權論述中所遭到的濫用,而採取了一個更為批判的人權立場。

現實當中,作為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歐美國家,比起亞洲後進國家,更有餘裕能夠實現人權(不論是經濟社會權利,甚或是自由權利),而不致有所窒礙。如果簡單地以同一把尺來衡量,對後者顯然是不公平,也輕忽了前者的責任。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後進國的掠奪或干預,往往就是後進國人權狀況不佳的元兇。舉例而言,歷史上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勢力為了進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國家投資以擴大利潤,總是不乏與當地獨裁政權緊密合作;甚至台灣、韓國、東南亞諸國在二戰後之所以長期維持威權體制,也是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勢力所支持,只為有威權強人願作冷戰中圍堵、對抗共產國家的帝國馬前卒。諷刺的是,如今先進國又經常再以後進國的低人權狀況來「說三道四」,作為恣意介入的藉口,這豈非是另一種維持先進國霸權的論述策略?

再舉例來說,我們看到美國能以「捍衛民主」、「保護人權」、「反對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名義,於2003年恣意地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導致十萬名以上的伊拉克人民死亡;根據當時美國國防Donald Henry Rumsfeld的說法,美國對這場戰爭最終要達成的目的包括:「剷除海珊獨裁政權,幫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個自治的政府」、「搜尋並銷毀藏匿在伊拉克境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恐怖分子」。儘管這些宣稱都並未成真,最後證實根本也不存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拉克固然可能有民主人權不彰的問題,但「帝國」的介入,卻經常是讓人權狀況變得更為嚴峻,而非真的能改善人權問題。是故,對人權採取批判立場的人們,難以只因這個概念或口號,就「照單全收」。相對地,面對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人權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現實政治中的問題,應當有所回應或批判。

將「人權帝國主義」納入批判的動作,當然不代表要拋棄「人權論述」。把兩者區分開來,反而是能讓人權價值在後進國社會中產生真實的支持基礎,而非繼續製造對先進優勢帝國未經反省的崇拜,也不讓保守政治領袖有以批評「國內人權團體受帝國主義勢力扶植」、來繼續遂行威權統治的藉口。

換言之,我們在肯定每個國家社會都應該促進人類幸福,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我們也需要複雜地看到:既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是如何影響了人權的落實?人權論述又曾如何遭優勢霸權所利用?這都是要追求實際的人權進展,需要面對的課題。這是人權批判論者的重要提醒。

既然人權是一套多重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的集結成果,我們也需要面對:「究竟如何保障人權」,在人類社會的發展至今,實際上還沒有一套清晰的共識存在,並且有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角逐於其中。

舉例來說,對於保障個人能透過握有「生產工具」而剝削勞動者、持續積累資本的這種「財產權」,究竟是否該被視為一種「人權」來保障?或者根本該被節制或禁止?這點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浪潮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世界人權宣言》或諸多的國際人權公約,多半未有清楚處理此一左右分野問題(當然,不少左翼份子主張:這種「不處理」,本身就是一種站在右翼觀點,同意握有資產者可繼續剝削與統治勞苦大眾的觀點)。但這種思考卻是若有意實際改善人類處境,不可迴避的根本課題:一個社會若容忍僅佔1%的統治階級,能「有人權」來握有其中99%人們的財富,儘管之中的人們擁有政治自由,這能說是一個人權發展良善的社會嗎?

又例如,不論是古典的人權理論或《世界人權宣言》,通常都高度優先看重「自由權」,特別是言論自由權利。然而,表面上政府對人人都保障其有發表的權利,聲稱尊重言論自由;但因為發表言論存有相當的經濟或文化門檻,導致這些自由權利在現實中是被不平等地使用著的。例如,有權有勢的人們很輕易就可以買下廣告、和政治人物私通,取得發表言論與達成訴求的成果。但對於缺乏文化與經濟實力的中下階層來說,就是有權利發出聲音,但現實中他們依然位處於被宰制與被剝削的階級地位,難以撼動任何加諸在他們身上不義。這也算是言論自由受到保障嗎?另外,就是在新一代人權觀中,強調了「社會權」或「生存權」等「第二代人權」或「第三代人權」,但這些人權論述在操作層次,往往被規範要尊重「立法形成的自由」,而非能單靠此人權概念來確保任何的進步。換言之,人權保障如果不涉及實際的政治經濟批判、以及論辯如何追尋一個更理想的政經體制,則很可能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是故,不論是「普世人權」概念的支持者或質疑者,在推動人權發展的路途上,都仍需要面對嚴肅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普世人權」或《世界人權宣言》固然是一個里程碑,但前方還有諸多挑戰有待摸索。特別是,對於長期由右翼思想領政的台灣而說,我們一般來說較缺乏對政治經濟體制的左右辯論,若要真正提升人權論述的實際發展,我們有著更難以避免的挑戰。

倘若我們真誠期待「人權立國」,請讓我們辯論清楚:人權到底該是什麼?究竟在什麼樣的政經體制,能夠確保它的妥善發展?它既有的概念限制通常在哪裡?以及,需要深入觀察在國際秩序中,「人權」概念究竟實際上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被操弄的?如何避免成為「人權帝國主義」的幫兇?當人們普遍對這些理解都更形深入的時候,我們才可不愧成為普世人權價值的批判性支持者。

參考資料:
陳瑤華,(2010)。《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台北:五南。

这些美国“人权团体”资金是不透明的!
2016-06-30 新华网 胡若愚

一份关于全球主要智库及游说团体财务透明度的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名列前茅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组织(HRW)、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资金来源的公开程度方面排名却很靠后。
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非营利组织Transparify对世界范围200家智库及游说团体进行评估,从“非常透明”到“非常不透明”排名,6月29日发布年度报告。这一组织表示,公开资金来源能够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可信度,避免被批评不客观、有倾向性、“拿人钱财替人说话”。
报告指出,大约一半智库和游说团体在资金来源方面“不透明”,尽管这一状况相比2014年首份评估时已有所改善,当时五分之四的智库及游说团体都被列为“不透明”。Transparify主管汉斯·古特布罗德因而表示,那些认为有理由不公开隐秘捐款人身份的组织正在“迅速减少”。
报告所列43家美国智库及游说团体中,透明度排名最高的智库包括全球发展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被列为“五星级”;而开放社会基金会则连续第三年垫底、没有星级,人权观察和美国和平研究所只是“两星级”。后两家人权团体都在官网上列出了全部或大部分捐款人姓名,但很少或者没有提供财务信息。
人权观察发言人埃玛·戴利解释说,更详细的信息发布于人权观察纸版年度报告,“绝大部分对外公开”,“我们之所以没有在网上公开,是因为许多捐款人、尤其是年龄大的捐款人不希望我们这样”。美国和平研究所和开放社会基金会尚未对报告置评。值得一提的是,由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原译邵罗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正是Transparify智库财务透明度评估项目的出资方。Transparify发言人达斯廷·吉尔布雷思(Dustin Gilbreath)告诉路透社记者,这的确有些讽刺,但Transparify在评估时一视同仁。

多位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反对英监管部门对CGTN禁令
2021-03-10 新华网 央视新闻客户端

3月9日,多位国际知名人士在英国《晨星报》和“拒绝新冷战”机构官方网站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禁令。参与此次联名的包括澳大利亚著名战地记者、电影导演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制片人、编剧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肯·洛奇等多位知名人士,包括在英国享有一定声誉的作家、记者编辑、电影人、音乐人等。
在这封题为《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捍卫言论自由》的公开信中,这些知名人士联名发声,呼吁英国当局撤销禁令并恢复CGTN的广播许可,并表示针对CGTN的禁令“是有悖于英国及其民众利益的审查行为”。
公开信中写道,“众所周知,CGTN是受公众认可的中国国家广播机构,观众可以以此为依据判断其服务和广播电视节目质量。作为国有广播电视媒体,CGT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的地位相当。”公开信抨击了英国通讯管理局的“双标行径”。信中提出,尽管英国通讯管理局声称不允许CGTN在英继续播放是因为“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都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然而“BBC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军情五处的审查,但其广播执照从未被吊销过。”“这一攻击言论自由的行为,发生在西方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时刻,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和准确理解国际事务主要参与者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剥夺CGTN的发声权利会对此构成阻碍。”
参与联名的“拒绝新冷战”成员菲奥娜·爱德华兹(Fiona Edwards)在接受《晨星报》采访时指出,英国当局这一禁令提出之时正逢“美国领导下对华敌意的不断加剧”,这种新冷战思维引发了针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恢复CGTN的播出许可非常重要,因为这给了英国公众一个倾听中国视角的机会。”
此前,英国通讯管理局于2月4日发布声明,称当天已撤销CGTN在英广播许可。此举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对。2月5日,CGTN就此事发表声明,对英国通讯管理局这一裁决表示遗憾并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作出回应,“英国通讯管理局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以政治理由对CGTN在英国传播进行打压,将技术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生存,严重干扰了两国间正常交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英国多位政界人士也对英国当局这一决定提出了反对。前议员George Galloway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英国此举的目的就是伤害中国,向中国发起“没有硝烟的战争”。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则发文表示,英国当局以“政治属性”为由撤销CGTN落地许可,实属“荒谬可笑”。
在英国通讯管理局发出禁令后一个月,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法国高级视听委员会(CSA)复函中国环球广播电视公司,确认对CGTN英语新闻频道具有管辖权,依据《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欧洲跨境电视公约》,CGTN英语新闻频道可以在欧盟成员国(及欧洲经济区协定成员国)、《欧洲跨境电视公约》缔约国自由落地播出。在收到法国监管部门作出的关于CGTN频道落地播出管辖权归法国所有的确认函后,德国沃达丰公司已于北京时间3月5日早7点恢复在德国播出CGTN英语新闻频道和纪录频道。至此,CGTN在欧洲播出已经不存在法律问题。

附:公开信全文如下

  Opposing Ofcom’s Ban on CGTN and Defending Free Speech
  反对英国通讯管理局对CGTN的禁令 捍卫言论自由

  Ofcom’s decision to remove the broadcasting license of CGTN – China’s English language TV channel – is an act of censorship which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Britain and its people. It is well known, and publicly acknowledged, that CGTN is a Chinese state broadcaster and viewers can therefore take this into account in judging its services and broadcasts. As a state television broadcaster, CGTN’s statu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BC, France Télévisions, NHK (Japan), and others.
  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撤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广播许可的决定,是有悖于英国及其民众利益的审查行为。众所周知,CGTN是受公众认可的中国国家广播机构,观众可以以此为依据判断其服务和广播电视节目质量。作为国有广播电视媒体,CGTN与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电视台(France Télévision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的地位相当。

  Ofcom’s justification for taking CGTN off air is that any holder of a broadcasting licence in Britain must not be controlled by political bodies. However, this law is only selectively applied. Numerous private and state channels have clear political agendas or control – the BBC itself, for example, which had its staff vetted by MI5 has not had its broadcasting licence revoked.
  英国通讯管理局称,不允许CGTN在英继续播放,是因为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都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但这一法规的执行却是有选择性的。众多私营和国有电视频道都有明确的政治议程或受其控制,BBC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虽然BBC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军情五处的审查,但其广播执照从未被吊销过。

  This attack on free speech also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reat of a new cold war against China. At such a moment, it is crucial to buil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and also to accurately comprehend the positions of the chief actors in the global situation. Denying a voice to China’s CGTN hampers this.
  这一攻击言论自由的行为,发生在西方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时刻,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和准确理解国际事务主要参与者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剥夺CGTN的发声权利会对此构成阻碍。

  Britain’s claim to be a free society is undermined by Ofcom’s decision to shut down CGTN. We call upo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reverse this decision and to reinstate CGTN’s broadcasting licence.
  英国通讯管理局停播CGTN的决定,也有损于英国自由社会的自我定位。我们呼吁英国当局撤销这一决定,并恢复CGTN的广播许可。

  John Pilger, prize winning journalist
  约翰·皮尔格,获奖记者

  Oliver Stone, three-time Oscar winning director, producer and screenwriter
  奥利佛·斯通,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制片人、编剧

  Tariq Ali, writer, filmmaker and New Left Review Editorial Board
  塔里克·阿里,作家、电影制作人、《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成员

  Kerry-Anne Mendoza, Editor of The Canary
  克里-安妮·门多萨,英国左翼网站The Canary编辑

  Ben Chacko, Editor of the Morning Star
  本·查科,《晨星报》编辑

  Vijay Prashad, Chief Correspondent of Globetrotter
  维贾·普拉沙德,Globetrotter首席记者

  Ken Loach, award-winning filmmaker
  肯·洛奇,获奖电影制作人

  Jonathan Cook, award-winning author and journalist
  乔纳森·库克,获奖作家、记者

  Lowkey, Musician and activist
  洛基,音乐人、活动家

  Anna Chen, Writer, poet and broadcaster
  安娜·陈,作家、诗人、播音员

  Asa Winstanley, journalist
  阿萨·温斯坦利,记者

  Alan Macleod, Senior Staff Writer at MintPress News
  艾伦·麦克劳德,敏特新闻出版社高级特约撰稿人

  John McEvoy, journalist
  约翰·麦克沃伊,记者

  Mohamed Elmaazi, journalist
  默哈默德·艾尔玛奇,记者

  Pablo Navarette, journalist and documentary filmmaker
  巴布洛·那瓦利特,记者、纪录片制作人

  Fiona Edwards, No Cold War campaign
  菲奥娜·爱德华兹,“拒绝新冷战”组织成员

德語媒體: 利益外交可恥?道德外交過時?
2021-03-05 德國之聲中文網 文山(摘編)

慕尼黑《南德意志報》以"德國的義務"為題,刊發由駐華記者撰寫的評論指出,德國政府在面對中國侵犯人權現象時,卻因忌憚經濟利益而不敢大聲抗議。作者認為,德國政府的這種姿態非常可恥。
文章注意到,加拿大、荷蘭的國會都已經通過議案,將中國新疆的侵犯人權、強制同化現象稱作種族滅絕。"德國也必須做出反應。雖然出於歷史原因,德國不能輕易地使用'種族滅絕'這個概念。但是也同樣出於歷史原因,德國也承擔有特別的職責,尤其是其他國家都視而不見的時候。而德國聯邦政府卻出於政治考量、出於擔心遭到中國報復,在這個議題上猶豫不決。這種做法不可取。"
"中國基本上不會改變其現行的少數民族政策。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強硬對待一切被猜測可能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群體。在內蒙古、西藏等其他邊疆省份同樣如此。在剛剛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中國當局還有可能修訂香港的選舉制度,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但是,若想緩和中共與少數民族、或者中共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北京必須要賦予更多自治權。在習近平治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北京若想開啟和解進程,也必須為其行為承擔起責任。這也是不可能發生的。"
"不過,德國以及國際社會也並非完全無力去改變。自從美國出台製裁政策以來,跨國企業開始更為仔細地審視其供應鏈。歐盟也可以出台針對罪行關鍵人物的制裁措施,經濟制裁也應該拿到檯面上來討論。"
"目前,中國根本就不怎麼害怕柏林。恰恰相反,德國主導的歐盟方面還在12月底給予北京以《歐中投資協定》之獎勵。德國政府給出的辯解理由是:這份協議為德國企業爭得了經濟利益。這真可恥。"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則在柏林《每日鏡報》撰寫了題為"以道德為導向的對華政策注定失敗"的客席評論,認為歐洲的對華政策依然應該堅持以利益為導向的"貿易促轉變"戰略。
"在對華政策上,我們當然不能抱有幻想。在香港,中國打垮了民主運動。全國範圍內的宗教與少數民族群體都在受到打壓。中國在南海上的擴張、吞並行徑也無可辯駁。北京還在堅定地擴充軍備,其核武庫也在擴充中。"
"中國之所以能實行這種'可控的進攻態勢',是因為北京運用了雙軌並進策略。在全球範圍內,中國都是受歡迎的貿易夥伴、投資者、援助者。現在,北京還提出'經濟雙循環',試圖減少對外國科技的依賴性。鑑於中國在5G、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北京的這一戰略有可能在今後10年到20年內取得成功。"
施羅德指出,目前德國企業越來越依靠中國市場,新冠疫情更是強化了這一趨勢。"儘管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夥伴,但是我們歐洲仍然不應該被捲入美國開啟的對華'貿易冷戰'。拜登政府提出,美中之間的衝突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一方針其實指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這種將價值觀單方面地置於現實利益之上的'道德外交',具有其侷限性。在面臨諸多全球性挑戰的當今世界,道德外交顯得非常過時。氣候變化、瘟疫、難民潮並不會止於國界線。國際社會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比如,在氣候保護議題上,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佔到全球的三成,現在,習近平宣佈中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個目標雄心勃勃,如果有歐洲企業的協助,這一目標甚至還能更早實現。所以,要是抵制中國,究竟有什麼意義?"
施羅德認為,面對握有安理會否決權的核大國,制裁是沒有用的,正確的做法依然是將中國納入到國際規則中來。而現在飽受抨擊的"貿易促轉變"戰略,則有望取得成功。此外,歐洲也應當更加團結,從而在面對中美爭霸時,有能力當好獨立自主的第三方大國。
"在面臨重大變革的當下,我們更應該注重穩定的國際關係、捍衛我們自身利益。價值觀固然重要,但是價值觀不能成為指導外交與經濟政策的唯一標準。我們應當開展對話、加強多邊機制,這有助於我們和棘手的夥伴也展開合作。"

歐美人權外交的教訓
2021-04-15 中國時報 周陽山/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近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稱,中國針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政策構成種族滅絕。美國期刊《外交政策》卻指出,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辦公室認定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實施監禁和強迫勞動,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是種族滅絕。
就在同一時間,歐洲議會的外交委員會主席David McAllister(德國籍)、人權小組主席Maria Arena(比利時籍)以及外國干預特別小組主席Raphael Glucksmann(法國籍),針對新疆提出人權指控,並對中國的反制裁措施發表聲明。他們強調,歐盟有權針對全球人權議題進行監督。而對於中國的反制裁,則認為這將危及歐洲的「民主生活」。換言之,他們自認為歐盟有權監督他國的人權,並提出批判與制裁;被監督的國家卻無權反制。這是典型的「西方優越論」,自認正確無誤,卻拒不接受其他民族與國家可以平等相待、平起平坐。
歐洲議會認為它的人權標準是普世的,高過其他地區和人民的人權標準。這實在是很奇怪的邏輯。為什麼只有歐盟代表「普世價值」?為什麼西方的標準至高無上,而其他非西方國家卻反是呢?難道人權標準只有歐盟說的才算,其他世界卻不值一顧?這豈不是否定文化的多元價值?從一戰迄今,歐洲戰禍頻仍,死傷枕藉,對全球為患至烈,遺禍至深;它卻不思反省,反而認為自己的「民主生活」高高在上,而且有權監督全球各國人權議題,卻絕不容其他人反制與挑戰。
至於那些證據力不足的人權指控,難道就不需要經過事實的檢驗嗎?這是不是違背了自由民主所強調的正當程序與法治原則?這也正是長年以來歐美實施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頤使氣指,遂行己意,卻備受世人責難的困境所在。
以近年來「大中東地區」(包括北非、中東和中亞等地)的難民問題為例,由於美國堅持干預主義政策和戰爭侵略行動,導致嚴重的人員傷亡,多達數百萬人的難民湧進土耳其、約旦和歐洲各國,造成嚴重的難民危機。對此,德國總理梅克爾主張人道主義,並善待難民,卻引發德國國內反對派與一些歐洲國家(如匈牙利)的強烈反彈。至於英國,乾脆選擇脫歐,拒絕分擔任何難民配額和國際責任。這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偽善卸責。
從1990年代起,美歐推動的顏色革命與干預行動大多是失敗的,而且帶來了更多它所譴責的人權侵犯與人道災難,其中尤以波士尼亞、科索沃、利比亞、埃及和烏克蘭為甚。
美國在上一屆民主黨執政期間由希拉蕊擔任國務卿,她堅持推動干預主義政策,並支持利比亞反抗軍推倒強人格達費。但是,雖然威權體制瓦解了,美國卻因無法控制反抗軍而招致絕殺的厄運,結果造成美國大使和外交官不幸犧牲生命!
由此可見,歐美的人權外交與干涉主義措施既不符合自身利益,也未能體現人道主義精神。最後卻是治絲益棼,害人誤己,而且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