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機器成為稱職的工會打手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主任

我們知道,資方為打壓、阻止勞動者透過團結、組織與行動來爭取勞動權益,可能會特別花費聘請專業的「工會打手」(union buster),企圖以各種奧步,瓦解工人所可能採取的集體爭議行為。然而,對於台灣的私立大學資方(董事會)來說,他們連聘請工會打手的花費都可以省下來了。因為,當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本身就代行了「打壓工會」的任務,資方又何須另外花錢請求外援?

2011年我國《工會法》修正後,教師終於能依法組織、加入工會,但在開放的背後,事實上仍隱藏了諸多保守而不合理的限制,諸如:教師不得參加「企業工會」,公立學校簽訂團體協約時,還須經主管機關核可等;此外,最根本的限制是,國家依舊剝奪了身為勞動者最後(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項爭議權利:「罷工權」。

暫時不論上述諸多荒唐限制,《工會法》的修正對於教育產業勞動者而言,好說歹說也是小小地跨出一步。特別以台灣現況而論,在政府放任生師比惡化、缺乏董事會監理的諸多錯誤性政策下,加上私校資方配以各種假評鑑之名,實則逼退、剝奪教職員工作權的做法,高教工作者簡直腹背受敵,法律上的組織結社權利實在來得太晚。

對於大學教師工會組織者來說,這簡直是一場邊走邊打的硬仗。一方得對內凝聚高教工作者的勞動意識,一方又得立即性地對外因應各種高教亂象(非法解聘、欠薪,或如高鳳、永達突然性倒閉的問題)。不但如此,這兩年多來,高教工會竟然還得面對教育部在各種爭議行動當中,所採取的惡意打壓行徑。

當然,在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下,勞動者原本就不可能希冀國家機器,會良善地站在勞工這一方。但至少在為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權穩定性與正當性之下,政府原則上也應「形式」地顯示出在勞資對抗議題上的「中立客觀性」。要做到像台灣教育部技職司官員如此粗暴而不顧形象的打壓工會,也實屬真誠而難能可貴。

今年(2014)1月農曆年前,高教工會偕同永達與高鳳的工會會員前往教育部陳請,這兩所大學在少子女化衝擊,與董事會不當經營之下,教職員面臨著長期欠減薪的問題。30多位教職員在今年冬天最酷寒的一日,於教育部靜坐苦等一天,當時教育部蔣偉寧拒不出面,僅派技職司司長李彥儀出面協調。協調中,高鳳的工會成員雖不斷表示想進部內,與官員進一步對話,卻屢屢受阻。

勞工原本就是因個人勢單力薄,因此才透過集體組織工會,在勞動條件上與資方進行談判。這麼基本的道理,就算入了法,在教育部技職司的眼中,似乎還是天方夜譚。實在難忘司長李彥儀竟在當下,公開且赤裸裸地對著高鳳的教師說:「跟你們談可以,但工會不能在場,否則就不談!」

這樣粗魯排除、打壓工會的戲碼,無獨有偶地在這一年多以來重複上演。在我們日後出席永達資方、勞方、教育部的三方對談場合時,教育部仍繼續以「這是校內事務,『外人』不准在場」作為藉詞,試圖打擊工會成員,以此來暗示其他教職員,有事大家私下好商量,就是不要加入工會、不要找工會。

又在今年7月,工會與中州、台北城市、育達科大及台北海院的教師前往教育部抗議校方違法解雇的行動中,當天教育部人事處先是承諾要召開校方、教師、教育部與工會的四方協商會議。這樣根本還稱不上是戰果的基本要求,竟然在協商前夕的一次技職司與教師會談(說是要「了解狀況」)的當天,再度遭教育部技職司的瓦解。作為會議主席,李司長會議開始前便立即聲明「不准當天的會議中,有任何高教工會的成員在場」。雖然這四所學校的教師都表明由工會代表他們談判,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司長不該違法剝奪,但李司長力展「魄力」,二話不多說,立即「宣佈散會」。為阻擋工會,完全不顧承諾跳票,讓與會教師們開了眼界。

長官帶了頭,部屬馬上學。上個月初,因突然停辦而失去工作的永達教職員們,找了工會陪同出席立法院的一場協調會。會議進行前,永達的工會會員們再三表示:希望工會代表在會議中能協助大家統整意見與訴求。協調會進行中,我才正舉起手準備發言,技職司副司長饒邦安,見獵心喜、有樣學樣,望著主持會議的立委,大聲表明「她不是永達的老師!」、「她不是永達的老師!」、「她不是永達的老師!」

到底什麼原因,讓教育部技職司的官員,拚了命似的,寧可花時間阻擋教師依法參加工會行使勞動權,也不願將這時間放在好好檢視台灣高教技職體系中的諸多問題?若不是過度缺乏勞動基礎教育,顢頇而欠缺現代化思維(那就該建議勞動部好好替教育部開幾場勞動教育課程),恐怕就是有意圖地作為工會打手,來阻擾教職員的團結組織。或許他們很清楚意識到,透過私下個別擊退單一勞動者,會是對政府與資方來說,最簡單省力的手法。

教師組織工會起步的晚,在沒有足夠的時間對內部會員進行完善的勞動教育之下,勞工在面對資方與政府當下的分化,很可能因缺乏互信基礎與團結意識,而選擇暫時卸下自身的工會會員身分,以換得各種可能的承諾。我們也不乏遭遇過面對官方「力阻工會」,就誤信而選擇暫時和工會切割的會員。問題是,幾次經驗下來,往往能看到,官方在排除工會介入勞資談判之後,勞工根本沒有因此而獲得任何的具體承諾。

這樣幾次打壓工會的行徑,竟也慢慢地讓勞動者意識到,排除工會,是官方的一套伎倆,目的是為了分化勞動者的聯合,草草將抗爭了事,而不是真心為了解決問題。反過頭來,倒成了教育部為我們會員所進行的「勞動教育」,讓會員瞭解到,團結行動、不輕易受分化的重要性。

我們沒有這種好奇心與雅興去探索教育部究竟是迂腐還是高招,也不可能期待勞動者總是在一次次被欺騙、出賣的情境中,以失去權益為代價,來換得團結的意識。說到底,因為起步晚而低度發展的組織率和團結意識,才是讓政府官員或資方有機可乘的根本原因。能怎麼辦?組織吧,加入工會吧!將他們掃入歷史的灰燼,教師失去的只是打手,我們將得到邁向解放的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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