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退場,不是少子化的問題

今年(2014)9月新任教育部長吳思華首度接受立委質詢時,就預告了為因應少子化要讓大專院校的數量從162所減至100所以下,並表示要在5年內完成這項工作。而今年從2月到8月不過短短半年之內,我們便眼見有高鳳數位學院、永達技術學院等校在教育部的核准下停辦、退場,從這些情況看來,教育部推動加速大學退場已是勢在必行,而「少子化」儼然已經成為官方論述中合理化大學退場的主要理由。

在官方的退場語境當中,我們只見「少子化」彷彿是一個如「全球暖化」般的「自然現象」,是必然且不可逆的結果──然而,我們其實也清楚知道,少子化並非是一個自然現象,卻成了官方用以消解其職責的藉口。高鳳、永達的倒閉,揭露出了長年以來,私校在國家教育經費不足以及限制教育工作者勞動人權的背景底下(在2011年《工會法》修正前,教師未能有團結組織工會的法定權利,修法後仍沒有罷工權),高度仰賴學費及低度公共監理辦學模式的公共性困境,以及國家機器在打造市場機制、打壓工會的積極角色。

在高鳳、永達的案例中,學費都占了其總收入約六到七成左右,而教育部的獎補助款僅占總收入的一成1,就在國家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下,使得它的辦學品質和校務運作與學生人數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學生數減少時就容易出現財務困難(雖說這不全然源自於學生數的減少,有時還可能關係到校產為董事會違法挪用、掏空等問題,或者是董事會在縮編人事成本上用以壓低勞動條件的藉口),而董事會則藉此為由,進行裁併科系、甚至發生積欠教職員薪資等問題。

 遭校方欠薪的永達教師年初赴教育部抗議。(攝影:陳韋綸)

可是當大規模的學生人數銳減的少子化衝擊根本還未到來,且整體私校技專院校的學生數仍是增加的同時,高鳳和永達所面臨學生人數減少的問題,我們可以說這是少子化的結果嗎?

實際上,教育部無意要挹注更多資源以降低整體大專院校生師比、放任生師比的惡化,恐怕才是更為關鍵的因素,由此使得部分「前段」學校得以「超收」、吸納更多的學生,造成了對「後段」學校學生數的減少。

另外,對照教育部過去在處理私校停辦危機時的介入角色:1990年國際商專在董事會停辦後,教育部將師生轉介到高雄工專(現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成立的商科部;2001年精鍾商專為教育部所接管;在高鳳、永達宣告倒閉,大量教職員被資遣、學生受教權受損的同時,我們可見國家機器在新自由主義導向下,公共性職能上的萎縮和失能2,以及作為非市場的力量,協助董事會完成教職員的資遣和同意、誘使私校董事會得以在利潤、成本的考量下選擇停辦、進行轉型的加速退場推動者角色。
在新自由主義轉向下的高等教育,會是個怎麼樣的模樣呢?首先,若按照吳思華的退場計畫:5年內將有60所大學退場(以退場、合併、轉型等方式),並且要「轉介」老師至產業的說法,則意味著有近百億3的公共財可能在轉型過程中被「私有化」,以及將要有約1萬5千名教師(佔總教師人口的約30%)遭資遣,生師比也繼續惡化,同時,當國家機器成了市場的設定、保護者,無意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學雜費只漲不降的高學費負擔,也將成必然趨勢。

結果,我們只見表面上學校數的減少,但教育品質和教育的公共性並未因此提升,反倒是在國家機器同意了私校作為一個營利事業,更緊密地按照市場邏輯來運作。於此之際,指認行動者角色的重要性更甚於以往,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教職員生,如何在彼此共同作為勞動者身分及利益下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捍衛工作權及受教權,爭取更多的公共資源挹注以改善生師比、降低學費的個人負擔比例,以及大學的公共監理,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 1. 以98學年度為例,高鳳學費收入約1億6千萬,佔總收入約七成左右,教育部獎補助款約1千7百萬,不到一成;永達學費收入約2億6千萬,佔總收入約六成左右,教育部獎補助款約2千萬,不到一成。(資料來源:教育部私立技專院校獎勵補助資訊網
  • 2. 這樣地比較,並不是要表現出國家機器過去願意處理問題,現在則置之不理,好像是過去相對進步這樣的評價。因為面對根本的問題:公共教育資源挹注的不足、私校公共治理的不健全,一直都是不曾被解決的問題。
  • 3. 以永達技術學院在結清負債後仍有13億,作為一間學校的公共財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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