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在試圖解決「伊斯蘭」問題時，曾到訪過四個穆斯林國家──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在這些國家中，他見識了狂暴、恐懼和仇恨，並把這些都寫進了《信徒的國度：一場伊斯蘭之旅》。本文節選自《伊斯蘭評論》第一期，作者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海庫‧帕瑞克，譯者王立秋。圖片為2006年，西方媒體曾以漫畫諷刺先知穆罕穆德，法國的穆斯林聚集走上巴黎街頭，高舉一張手寫的標語：「不要碰我的穆罕穆德」。這條標語借用了八十年代的一個反種族主義口號，「不要碰我的伴侶」。
一、前面的話
和穆斯林人口可觀的美國不一樣，歐盟中許多有影響力的集團普遍認為，歐盟超過一千五百萬的穆斯林人口，構成了嚴重的文化和政治威脅，而這說明的問題之一，是多元文化社會不起作用。有時，這一觀點得到明確的陳述；但它更經常表現為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攻擊，一般認為，穆斯林應該為多元文化主義負責，而後者（多元文化注意），則是用來指涉穆斯林的代名詞。這一見解跨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野，並為──儘管程度和理由有所不同──右翼民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共享。在本次講座中我將批判地考察這一觀點的基礎，在此過程中，我特別關注的是，在這些年裡，穆斯林的認同是怎樣演化的，以及為什麼自由主義者，少數族裔之權利、文化多樣性和與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相對的公民民族主義的擁護者，會感到為之所威脅。
二、穆斯林認同的出現
儘管穆斯林移民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開始來到歐洲填充其飢渴的工業，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們才在文化上變得可見，而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他們在政治上都還是不可見的。他們大多數一個人來，意圖在幾年內攢一筆錢然後回家，為生活提供一個更好的起點。他們不熟悉他們移居的國家的語言，也不習慣城市環境，懷有很深的自卑感──特別是那些來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他們知道他們是什麼，一般來說也只在自己人中間生活，不把他們自己看作移民，也不擔心（如何）維持他們基於故土的認同。因為面臨種族歧視，所以，他們和其他類似處境的群體聯合起來與之鬥爭，並獲得了一種額外的、外部強加的，以及在一些情況下自願接受的，「黑人」的種族認同。
在穆斯林放棄回家的計畫甚至是希望的時候，他們便結婚並開始供養家庭。（於是）他們（就開始）為如何養育他們的子女，確保世代的延續，傳播他們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對抗更廣泛的社會的同化的壓力而操心。這增加了他們對迄今為止一直冷漠待之的社會的文化、制度和實踐的興趣，他們開始形成關於它們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的見解。大體上說，他們是從宗教─民族方面來界定他們的認同的。他們是巴基斯坦的、印度的、阿爾及利亞的或摩洛哥的穆斯林，不純然（simpliciter）是穆斯林，相反，他們紮根於自己故土的文化。我們不能把他們如今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簡單地定義為基督教的社會；因為，儘管是基督教的，但宗教在其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把它看作基本世俗的社會，對他們來說，問題在於如何在一個世俗的環境中維持他們的宗教─民族認同。
於是穆斯林移民沿著宗教─民族的思路建立福利性的和文化性的社團。他們建造清真寺──清真寺的數量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急劇增長──並開始要求公立學校給他們的子女提供適當的條件，包括清真的肉，禮拜的便利，使女孩免於運動、游泳和其他要求她們穿著短裝的活動，以及給孩子們教授他們的歷史和文化。除非他們給它們的子女樹立合適的榜樣，並提供適宜的家庭環境，否則他們也不能預期他們的子女會獲得並珍重他們的認同。相應地，穆斯林移民重新組織他們的個人生活並開始為敦促工作場所、醫院等地方給他們特別是他們的女性提供適當的條件而施加壓力。
馬格南圖片社攝影師Abbas2004年攝影作品，巴黎街頭身披希甲布面紗的穆斯林婦女要求政府給予受教育權
由於歐洲國家傳統上自視為基於一種同質性的民族文化的民族─國家，也因為它們的更早的移民不曾有過這樣的要求，學校、工作場所和其他公共機構經常抵抗穆斯林的要求。這導致張力、法院案件、公共的辯論和抗議的出現。結果，如今，穆斯林成了一個無可置疑的文化存在和公眾焦慮的來源。在歐洲發生的更加痛苦的討論，是關於如何在文化上融合穆斯林。不同的歐洲國家搞出了不同的模式，法國選擇同化，英國選擇融合，荷蘭選擇多元文化主義，其他國家則選擇這三種解決方案的一種或多種。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開始，情況在政治方面發生了變化。儘管對文化要求的追求和遭遇的抵抗已經開始使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政治化並急造了一些政治組織，但第二代移民（現在才剛剛成年）現在才開始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歐洲社會中成長的年輕穆斯林，並不共享他們的父母的心障和自慚形穢，他們清楚地知道如何在（現存的）政治體系找到出路。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僅從宗教的角度來定義自身，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認為自己是巴基斯坦或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而僅僅把自己定義為穆斯林。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有幾個原因。因為他們與他們母國接觸有限，它對他們來說沒有多大意義，至多只是他們的自我定義中的一個次要的元素。為在政治上產生影響，他們需要超越種族和文化的分野，並建造全國性的組織，而此類組織，只能以他們共享的宗教為基礎。他們許多人，特別是女孩子們，也對父母的限制感到惱火，並發現通過研究和適當地闡釋《古蘭》來反抗他們是一種有效的策略。許多穆斯林對他們父母的文化的一些方面感到尷尬這一事實，強化了他們回到伊斯蘭的「真正的原則」的慾望。由於更廣泛的社會，也開始把他們稱作穆斯林並把他們和關於這個術語的一些負面的觀念聯繫起來，穆斯林青年也秉持著「黑是美的」的精誠，自豪地維護他們的伊斯蘭認同。
國際事件在強化伊斯蘭認同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本非暴力的伊朗革命──在革命中幾乎所有的暴力都來自於國王，這場革命對穆斯林意識的影響，泛泛地說可以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對歐洲左派的影響相提並論──給穆斯林以這樣的自信，即，他們可以顛覆西方支持的政權並提供一種西方現代性的替代性方案。阿富汗對蘇聯佔領的抵抗，把不同國籍的穆斯林帶到了一起，在他們之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認同，並使全世界的穆斯林相信，他們可以打敗一個確然的霸權國家。西方對石油的依賴暴露了它的弱點並喚醒了穆斯林對他們巨大的經濟潛力的意識。持續的阿以衝突，1982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以及世界不同地區的穆斯林反對不義和壓迫的鬥爭給他們共同的全球事業並強化了烏瑪（umma）或全球穆斯林共同體，一個之前僅在穆斯林歷史上扮演了邊緣性的角色的概念的意識。對持續了數個世紀之久的奧斯曼帝國，及其如何為歐洲列強所瓦解的歷史記憶不斷被覆活，被用來強化穆斯林的羞恥感和光復其榮耀的慾望。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自豪，權力，受害感（受害者意識），關於人口超過十億、在五十五個國家構成人口的多數，並在許多包括西方在內的國家中顯著存在的他們，如果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的誘人的夢想，和對內部的分化和西方的操縱輕而易舉就能使他們失去一切的深刻焦慮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越來越趨於全球化的伊斯蘭認同。歐洲穆斯林共享並維護那種認同並感覺（自己）屬於一個世界性的共同體。他們被富油的穆斯林國家，特別是沙特阿拉伯拉攏，他們的宗教機構和活動得到他們的慷慨資助這一事實，強化了這個潮流。
宗教在穆斯林的自我定義和其他人對伊斯蘭的感知中的重要性的不斷上升，使歐洲穆斯林對他們在宗教在西方得到怎樣的表徵極為敏感。拉什迪1989年出版的《撒旦詩篇》，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閱讀並被廣泛地是為一個偏離正道的、西化的印度穆斯林為吸引、討好主要是西方人的讀者而寫作的，一部反伊斯蘭的作品。它引起的抗議既反映又強化了伊斯蘭的認同。在法國人們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即其穆斯林人口只「在一紙公文上是法國的」，只在他們的護照上──沒有更多──是法國的，並需要被融合。1987年受指派的民族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Nationality）在一年後，於1987年出版了兩卷本的報告《在今天和明天之為法國》（Being FrenchToday and Tomorrow）。報告堅稱，穆斯林應該被「納」入主流文化，他們的宗教和文化差異應當僅限於私人領域。頭巾事件（l'affaire du foulard）也就是在這個氣候中爆發的。從這樣一個事實，即1989年，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紀念，卻見證了這個國家的共和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認同的進攻性陳述，這一事件獲得了它特別的意義。英國的穆斯林青年──幾乎全部是男性──和法國的穆斯林女孩則領導了一場為伊斯蘭而進行的，經常是反對他們的父母希望的，要求國家應該承認、尊重並為之而設立公共場所的鬥爭。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伊斯蘭在歐洲成為一種有力量的政治性存在，而它的力量，則源自它的數量、戰鬥精神、堅定的認同感，和全球性的關聯。
薩爾曼‧拉迪什的第四本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被伊斯蘭原教主義者視為惡意誹謗和公然挑釁。該書的多國翻譯者和出版人已有多人遇襲甚至身亡
波斯尼亞是穆斯林意識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有兩個獨特的特徵。它是歐洲的後院，並當然地對它來說有著特別的利害關係，而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公民，「在種族上」與其他歐洲人沒有任何差別。儘管他們在地緣上臨近，「在種族上」相似，且有開明的自利的思慮，但是歐洲政府不僅不保護他們，反而還阻止他們從別的地方得到武器。對許多穆斯林來說，這表明歐洲對穆斯林的漠不關心，甚至是嫌忌，以及它是多麼地不關心他們的生活。一些人甚至喚起了這樣可怕的夢魘：即如果他們疏於防備，那麼歐洲人就會對他們進行另一場大屠殺。2005年四月刊登在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上的十二幅漫畫──其中先知默罕穆德沒有留白──以及漫畫旁的評註，使穆斯林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不僅作為一個共同體的他們，而且，他們的宗教本身，也被認為是落後而不適宜成為文明的歐洲的一部分的。
三、歐洲的焦慮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開始，在政治上可見的穆斯林開始從宗教方面來定義他們的認同的同時，歐洲也開始思索，如何融合他們，把他們變成忠誠的公民。一部分數目可觀、有影響力的人對此持悲觀的態度，他們認為這實際上是不可能或至少是極其艱難的。像德國的赫爾穆特‧施密特和英國的羅伊‧詹金斯那樣傑出的自由主義領袖甚至認為大規模地承認他們的存在是一個錯誤。他們認為，伊斯蘭，是天生不民主的──這就是為什麼至今沒有一個穆斯林國家建立起穩定的民主制度，以及為什麼他們幾乎所有人，都頑固地抵抗引進民主的內外壓力的原因。不能指望歐洲穆斯林會尊重民主制度，他們至多只會報之以謹慎的、工具性的忠誠。因為穆斯林人認為烏瑪高於民族─國家，所以他們對全球穆斯林事業，要比對他們的公民同胞在乎得多，並且也不能相信他們會成為好的公民。在他們看來，伊斯蘭也是深刻地不自由（非自由主義的）和集體主義的。它反對言論自由、世俗主義、批判的思想、個人的自治和個體的選擇，嘲弄諸如對同性戀、同居和男女同性戀夥伴關係的承認此類的，來之不易的少數的自由。一些自由主義者擔心穆斯林會和基督教徒結成反世俗的聯盟，以及，宗教可能支配公共生活。另一些人則認為，對伊斯蘭的恐懼，會導致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復興。烏德勒支的西蒙尼斯樞機主教的講話確證了此類恐懼，他說：「政治領袖們問，穆斯林會不會接受我們的價值觀。我要問，這些價值觀是什麼？同性婚姻？安樂死？我們在伊斯蘭的威脅面前解除了武裝：我們必須恢復我們的認同」。
甚至那些同情穆斯林的歐洲人也認為他們的要求太多了。在對清真肉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後，他們有要求工作場所給他們禮拜的時間。在後者得到滿足的時候，他們又要求封禁瀆神的書籍。而在那得到滿足的時候，他們又想要人們認可一夫多妻。在那之後，他們又催索無償借貸，伊斯蘭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等等等等。說到底，他們想在歐洲過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表面上無害的要求──即，國家應該尊重並適應他們的認同──是更廣泛的，同一種伊斯蘭的文明，來取代「不信教的」和「墮落的」歐洲的目標的一部分。出於這樣和那樣的原因，據論證，他們（穆斯林）是內部的敵人，是一種不可同化的文化和政治的存在，必須加以阻遏和壓制。在就涉及適當地使用武力，進攻性地同化（積極進取地對他們加以同化），促進對伊斯蘭的自由主義的闡釋，並否定他們從他們的母國接受文化資助的權利。許多主要的政客，包括自由主義者，也認為允許土耳其加入歐盟，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將嚴重地混雜這一問題，（對此要求）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地加以抵制。
2003年聚集於紐約時代廣場抗議美國征戰伊拉克的穆斯林信眾
紐約、馬德里、倫敦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襲擊給歐洲人留下了創傷性的影響。迄今為止，他們尚把穆斯林看作一個文化上有威脅，但可以控制的存在；現在他們產生了對他們的病態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轉變為對作為一種宗教的伊斯蘭的恐懼，人們相信，襲擊是在伊斯蘭的名義下進行的。所有穆斯林的身份來說就是可疑的，那些在歐洲的穆斯林被世界性的烏瑪所同化並被視為烏瑪的一個無差別的組成部分。人們期待甚至要求他們以最強烈的語言譴責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襲擊，那些依然保持沉默或冷淡的人則被認為是同情恐怖分子的人。
因為有這種普遍的對穆斯林的不信任以及他們不希望或不能融合的信念，今天才會有如此巨大的道德恐慌。這在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導致了一種不斷上升的不寬容的精神，和民族主義的激烈反應。2006年面紗一度主導了英國的公共辯論，政府部門拒絕資助和通過官方渠道與英國穆斯林協會（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打交道，因為據說，它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和對穆斯林青年的控制力不夠。法國通過了一項禁止頭巾，甚至錫克教的纏頭巾的法律。在自由主義的、文化方面比較寬鬆的荷蘭，一位出於文化原因拒絕與一位女性部長握手並自願以其他方式問候她的穆斯林，受到了媒體的圍攻。在希臘、西班牙和德國，有強烈的，反對建造「太多」的清真寺──特別是在顯要地段──的勢頭，因為人們認為它們會導致國家的「伊斯蘭化」並改變它的「面貌」。在許多歐洲國家還存在這樣的要求，即不應該允許雙重國籍存在，所有的移民都應該毫不含糊地選擇他們定居國的公民身份。作為融合和在其馬格里布人口中促進愛國主義的許多方法中的一種，法國國民議會在2005年2月23日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高校的歷史課程和教科書」都必須強調「法國殖民時期的積極方面」。儘管這個不同尋常的法律被憲法法院宣告違憲，但令人震驚的是國民議會竟然通過了它，而且許多保守主義的甚至自由主義的議員不覺得這項法律有什麼問題。
在一些歐洲社會，有許多蓄意妖魔化和助長反穆斯林的強烈情緒的嘗試。以摘自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和拉斯‧海德高（Lars Hedegaard）在丹麥卡通事件後發表在丹麥雜誌《民族郵報》（National Post）上發表的一篇題為《丹麥腐敗了麼？》的文章的選段為例，儘管這篇文章因為其事實性的錯誤和危言聳聽的語氣而遭到了廣泛的批評，但它還是得到了許多支持者。它能夠發表這個事實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多年來，丹麥人一直稱讚文化多元主義並堅稱，他們對穆斯林的習俗沒有意見──直到他們發現他們確實有意見的那天。一些重要的問題：靠施捨而生：第三世界的移民──他們大多是穆斯林──構成了人口的百分之五卻消耗了福利支出的百分之四十。犯罪：穆斯林只佔丹麥四百五十萬人口的百分之四，卻是整個國家的強姦犯的主體……自己強加的孤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穆斯林移民大量增長的同時，他們更不希望與本地人口混居。引進不可接受的習俗：強迫的婚姻……是一個問題。另一個，是殺死皈依其他宗教的穆斯林的威脅……醞釀反猶主義：穆斯林的暴力威脅到丹麥約六千名猶太人，他們越來越依賴於警察的保護……謀求伊斯蘭教法：穆斯林的領袖們公開地宣稱他們引進伊斯蘭教法的目標，只要丹麥的穆斯林人口變得足夠大──一個不那麼遙遠的前景。如果照這個勢頭髮展下去的話，一位社會學家估計，四十年後，三分之一的丹麥居民將是穆斯林。
荷蘭首都鹿特丹的Spangen大街是穆斯林聚集區
對穆斯林的恐懼促使困惑非常的歐洲領導人們提出這個問題，即此外，為消除「伊斯蘭的威脅」要做什麼。在追求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引申出來的甚至更加嚴厲的策略之外，許多歐洲國家正在設計新的工具，如對穆斯林施加更多的管制，營造更好的線人網絡，通過更強的反恐法律，拘留可疑人士，使「讚美」恐怖主義成為一項刑事罪名，監視清真寺，禁止伊瑪目（Imam，意為伊斯蘭領袖）出國，要求他們以當地的語言行使伊瑪目權能，在更大程度上監管他們的訓導和布道，要求穆斯林領袖為他們的宗教同胞的行為承擔更大的責任，否定雙重國籍並推行嚴厲的公民資格條件。儘管許多歐洲人意識到，這些措施嚴重地限制了不僅穆斯林，而且是其他的所有人的公民自由，並侵害了一些他們最為珍視的價值，除此之外，他們找不到別的辦法來處理「穆斯林問題」。
四、容納宗教
歐洲關於穆斯林移民的焦慮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宗教有關。普遍而言的自由主義者以及特定而言的歐洲自由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為宗教所困擾。對一些人來說，宗教拒斥自由主義的許多核心原則，如人道主義、個人主義、批判的合理性、對科學探究的承諾、思想的自由和對進步的信仰，並代表一種反動、矇昧的思想形式。另一些人則更加歧視宗教。他們歡迎作為對人類傲慢的必要的矯正，和一個有價值的道德源泉的宗教，只要它適當地改革和理性化，不企圖主導公共生活。無論他們的世俗主義是全面的還是僅限於政治的，幾乎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堅信，應該按世俗主義來組織政治生活。他們認為，國家應該和物質的和道德的利益打交道，而不涉及人類靈魂的命運。由於國家處理的是為全體公民所共享的問題，國家事務也應當以他們都能理解，並可以依照公共的理性來批判地加以評估的，世俗的語言來進行。國家天生是強制性的，必須與宗教和其他強制在其中沒有位置的領域劃清界線。國家應該平等地對待它所有的公民，並尊重他們的良心的自由，如果國家與某種特定的宗教綁定的話，那麼它就不可能做到這點。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穆斯林挑戰了這個歷史的共識，並帶來了重新開啟早就解決了的爭論的危險。他們不僅拒絕社會的全面的世俗化，也拒絕更為有限的政治形式的世俗化，並在多個層面上把宗教引入政治生活。他們提出的要求，是以宗教為基礎的──比如說特定的，宰殺動物的方式，工作期間給禮拜留出時間，以及免於特定的法律和實踐。他們想讓國家通過限制言論自由，並對其他人強加不公平的負擔，來保護他們的宗教的信仰和實踐。他們用宗教的術語來理論公共問題，爭論古蘭是否允許他們忠於國家、尊重民主制度、政治參與、女性的平權或參與特定的戰爭。通過這樣和那樣的方式，穆斯林引進了一種神學形式的政治推理，其他人不可能參與這種推理，但這種推理的結果卻深刻地影響到他們。這種推理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共享的公共話語──共同的公民資格的先決條件。自由主義者看不到有哪種世俗的政治體系可以對付這種來自宗教──特別是一個拒絕任何形式的，所有國家賴以為基礎的公私分離的宗教──的突然的入侵。他們的焦慮更多地混合了這樣的恐懼，即穆斯林的例子可能鼓勵其他宗教團體，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導致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的解體。
儘管自由主義者有權去擔心激進的伊斯蘭帶來的威脅，但他們在歐洲語境中的焦慮是誇大的，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於一種對歐洲社會實際上如何構成，以及如何行事的誤解。就自由主義者使用的世俗一詞的意義而言，沒有一個歐洲社會或歐洲的政治體系是世俗的。人類尊嚴、平等的人類價值、和人類的統一的觀念，從基督教的遺產那裡獲得它們得到的能量，並且以世俗化了的形式在自由主義中重新出現。給許多歐洲政治思想和實踐、歐洲當前的法律和實踐、甚至像禮拜天集會、把聖誕節和新年當作公共假日這樣的瑣事以活力的許多關於人類的本性和歷史的見解，都是基督教在這方面的持續影響的進一步的例證。它們的歷史根源經常被人們遺忘，以及宗教作為一種文化倖存下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們的宗教基礎或它們所具有的宗教的言外之意不為非基督徒所注意。穆斯林以及在這個問題上，虔誠的基督徒並沒有在一個否則（如果他們不引進外異的元素的話）就是世俗的社會中引入某種外異的元素。相反，他們用社會其餘部分以一種安靜的耳語的形式訴說的同一種語言來大聲地說話。
使自由主義者感到不安的，那種關於政治問題的神學類型的推理，也不是穆斯林獨有的。反墮胎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一些環境保護論者、全球正義的擁護者，以及禮拜天的反對者，則把理性放到了基督教的、猶太教的或其他一些宗教的傳統之中。甚至一些自由主義者，也只是在用一種世俗的語言，再生產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而已──在他們被迫表達或保衛這些信仰的時候，這點就變得很清楚了。與自由主義者的想像相反，我們的公共生活不依賴於也不可能依賴於一種同質性的、公共的理性觀點，因為後者並不是某種中性的或清潔無害的理性，而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理性一樣──內嵌於無疑是可修正的特定的傳統或哲學的框架之中。我們的公共生活本質上就是多元的，並且包含著數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如世俗的、宗教的、二者混合的，以及屬於其中的一種的，數不勝數的多樣的推理形式。自由主義者想知道公民如何能夠跨越不同的道德和政治語言實現溝通。事實上，他們以合理的方式成功地做到了這點。
9月26日，一名法國人質在阿爾及利亞被聖戰組織斬首，巴黎的穆斯林信眾在週五的禮拜日後聚集大清真寺，用阿拉伯語、法語和英語寫下「並不以我的名義」示威抗議
因為許多這樣的語言，都是歐洲歷史的積澱，並且構成了它的共同遺產的一部分，所以，歐洲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在相當程度上熟悉這樣的語言，甚至對其中的一些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同時他們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的社會的混合的話語。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自己有時也操著數種道德的語言。在他們不用某種語言來說話的時候，他們對他們所說的話的理解，往往對其說話者做出回應。無疑，溝通會有理解不足和崩潰的時候，而在那個時候，他們會試圖增進他們關於其他語言的知識，尋找一種共同的語言，求助於譯者和闡釋者，暫時擱置那個問題，達成實驗性的妥協，或做一些其他常見的事情。而就穆斯林的政治推理而言，麻煩的，不是它的宗教特徵，而是人們對它不熟悉。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於更大程度的互動性的、同情的對話，多元文化的教育，並讓穆斯林發言人獲得合理的，使用其他語言，特別是世俗語言的能力。
世俗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因為宗教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很重要，而對宗教的攻擊很容易引起公共的無序，所以，沒有一個歐洲政治體系，會把宗教排除到政治生活之外。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允許宗教殖民政治生活並威脅到它的公民的自由。每一個現代歐洲國家的歷史，都是一個關於如何最好地平衡這些要求的故事。在它們（現代歐洲國家）不把某種宗教強加到它們的公民頭上，或使公民權利依賴於對那種宗教的同意，一般來說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方面不為宗教的考慮所引導，也不從宗教的源頭那裡獲得它們的合法性的意義上，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是世俗的。然而它們確實允許宗教在政治生活中佔有它合適的位置，包括基於宗教的正當和一種基於宗教的政治修辭。它們也有維持與主要的宗教組織的常規性的傑出的組織機制，許多宗教組織還得到了公共的資助，以進行世俗的活動。
英國資助國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的學校，而英國政府，在處理與這些宗教相關的問題上，也會非正式地，但同時也是常規性地諮詢相應的宗教機構。在法國，宗教（大多是天主教）學校，獲得公共津貼，並且它的十九個區（departements）主教中，就有三個是聯邦公務員，並且接受國家的任命。在德國，猶太社區，天主教的主教管區和區域性的清教教會享受得到公開承認的自治體（corporation）地位（這是一個德國特有的司法範疇）。國家代表它們從教會成員那裡收稅，然後在扣除協定的行政費用後，把錢交給教會。近百分之八十的公立幼兒園，是由它們代表國家來運營的，許多醫院和其他的福利性機構也如此。而儘管世俗的法國拒絕理會任何團體差異，但它依然承認那些基於宗教的團體並經常諮詢得到官方承認的，天主教的、清教的和猶太人的全國性組織的代表。歐洲國家這麼做對不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這裡我們關心的還不是這個問題。事實是，它們確實這麼做了，而我們也應該從接受這個政治生活的事實開始（討論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在這個框架內部，穆斯林並沒有提出任何重大的問題。他們大多數人要求的，和歐洲國家應該做的，無非是為在不根本改變現存結構的情況下，容納他們的方式。泛泛地說，這也正是在實踐中發生，在一些情況下積極主動地發生，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在遭遇大量的抵抗之後發生的事情。法國建立了穆斯林信仰公會（Council of Muslim Faith），一個全國性的，代議性機構，它有權代表法國穆斯林說話並享有諮詢地位。在荷蘭穆斯林是支柱（『pillarisation'）的一部分，有國家資助的宗教學校和電視頻道。在比利時伊斯蘭自1974年起就是宗教委員會的正式成員。曾數世紀地服從伊斯蘭的西班牙，多年來也在試圖在伊斯蘭的對立面上定義它的認同。1992年11月，它與西班牙伊斯蘭委員會達成了一項類似於它與其他宗教共同體達成的協議的協定。這一協定處理了穆斯林的要求，如提供清真肉類和墓地，給予享受宗教節日的權利，在醫院、監獄和軍隊中承認宗教的權利，減稅，給予舉行公民結婚儀式的權威，以及在公立學校中增加宗教教育。儘管協定的一些部分依然因為缺乏政治意願和資金而沒有得到貫徹，它依然表徵了公眾對公眾作為一個和其他宗教群體平等的宗教共同體的穆斯林的接受。
歐洲社會以這樣和那樣的方式，在不犧牲它們的世俗特徵的情況下容納穆斯林。穆斯林獲得了定期參與權力的途徑，他們的宗教利益也得到了考慮，他們的要求得到討論並被承認、擱置或拒絕。同時，世俗的歷史環境，也依然穩固，穆斯林一般不會要求或意願或被允許在其中進行任何變革。確實，因為現存的安排尊重他們並給與他們完全而平等的，經常遠遠大於他們在宗派主義的穆斯林社會中享有的自由的宗教自由，這些安排正當地要求，一般來說也獲得了他們在道義上的支持。這些安排還使穆斯林更易於挑戰激進的少數對背教者的「無神」之土地的無腦的譴責。自由主義社會所有的知識的和制度的資源，以及它靈活性遠甚於它的理論家們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