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郭豫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台北市)】 2007.09.07 03:11 am
最近，新聞局謝局長倡議司法官應公布黨籍，並以德國經驗出發，認為這是轉型正義的必要作為。然而，德國人民如何看待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司法該做什麼？能作什麼？目的又是什麼？
謝局長專研德國文學，幾年前曾發表過「懺悔」一文，特別提到德國法官兼法學教授Schlink所著的Der Vorleser（中譯：我願意為妳朗讀）一書，直言作者是在虛構一個真心懺悔和贖罪的德國人，以為德意志民族脫罪。筆者就從這本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冠軍的小說來回應。
故事是以四、五十年代的德國為背景，描述少年麥克，因一場「錯誤」邂詬，認識了卅六歲的女子韓娜，展開一段性、愛交織的秘密戀情。韓娜從不談自己？對於過去的一切，她諱莫如深。有一天，韓娜突然不告而別。
直到七年後，麥克成為法律研究生，才又在法庭上和韓娜重逢；她成了一名被告，被控涉及納粹的屠殺事件。他只能冷眼看著韓娜徒勞地為自己辯護，獨自抵擋權力者的冷眼高壓。韓娜最後被判無期徒刑，並在服刑十八年假釋出獄前一天自殺身亡。
身為戰後年輕人該如何看待屠殺猶太人的父執輩？作者藉著一個細膩浪漫的愛情故事，從一個既相關又不相干的審判過程冷眼旁觀，重新評價納粹審判。正如書上說的：「我們的父母在第三帝國時，有人曾經是國防軍軍官、秘密警察，有些人在司法部門擔任過公職，甚至曾是政府高官……。」但那些被指控的行為，這一代並沒有參與，甚至還未出生。
相反地，德國僅務實的進行「選擇性司法」與「有限的刑事制裁」，將罪行和處罰分開；有可能調查，但未必進行控告、裁判與定罪。即使定罪，通常也只是輕罰，甚至不罰或減刑。其目的，主要在於把罪刑「個人化」，以孤立加害者，從而解放集體，期能早日結束舊時代的混亂。換言之，審判是出於免除社會壓力的政治目的，只是為了透過懲罰，將舊政權「去合法化」，而將新政權合法化。
然而，我們不應忽視轉型司法的更高的目的。就如麥克提問的：「我們第二代應該做什麼？知道了殲滅猶太人的恐怖活動，又當如何？這麼做的目的何在？……難道如今就只能這樣而已嗎？」如果只是這樣，那是無能的人在逃避挑戰和責任。作者特別以麥克重讀《奧迪賽》返家的故事，問自己「瞭解一個人絕不會重複走進同一條河的希臘人，怎會相信返家？」並自下結論「奧迪賽並不是回家定居，而是要重新出發。」「重新出發」才是轉型政府最重要的道德善政，這點卻經常被忽視。
作為一個歷史的延續，轉型正義從來就不應該是新、舊統治者之間的恩怨情仇，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因此，應該承擔責任與道歉的，究竟應該是概括承受統治權力的政府？還是失去執政權力的人民團體？答案就留給所有關心轉型正義的法政先進去思索。
【2007/09/07 聯合報】